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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一年后的农村现状，对江苏、安徽30个乡村进行实地调研，得出落实情况存在偏差及地区落实政策发展不平衡的结论。根据OECD三个乡村发展阶段，我国基层组织应以巩固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主，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乡村振兴;基层政权;因地制宜;财政税收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党中央多次发表总领、指示性文件，下级政府积极响应，并根据各地区发展情况进行改革，在不同的行政区域取得了不同的成效。本文基于江苏、安徽的30个村庄的实地调研，得出基层组织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考察报告，为基层组织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未来发展上提出了可供参考的指导意见。
二、实践考察
实践小组通过30个江苏、安徽村庄的实地走访、村书记的访谈、村民的调查问卷，从金融、财政、税收、教育四个层面分析了基层组织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情况。从数据上按照OECD标准将村庄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本文选取了处于OECD三个发展阶段的不同村庄进行例证分析。
（一）第一阶段——安徽省铜陵市狮子山区西湖镇农林村
农林村位于铜陵市东南端，隶属铜官区西湖镇，地理位置相对较优越，耕地面积、果林面积广。乡村振兴战略落实之前，该村通过放权发展外包农业经济，但中介服务费较低，年均十几万难以维持村落的正常发展。2006年，铜陵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为该村做了2006～2020总体规划，以建设道路实现“户户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主。2016年起，该村积极利用金融促进发展，将农发行贷款用于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等方面，并积极引进好的创业项目——创办教育研学基地，打造AAAA级风景区等。
该村通过十年的努力，在上级政府的财政拨款和乡镇政府的领导下已经顺利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积极向打造特色小镇转变。基层组织的转变和市一级的总体规划促使了村莊发展的阶段变化。
（二）第二阶段——江苏省镇江市句容边城镇芦塘村
芦塘村地理位置偏远，作为句容市三大民族特色村之一的回族特色村，村里房屋多为具有回族特色的现代化小别墅，拥有泊油路马路，具有较强的现代化气息。村庄面积虽小，但地理位置优越，北靠仑山湖水库，后依高骊山。
从村书记访谈中得知，村庄2008年以来便在句容市边城镇的总领下开始村庄整治。2017年便已经大幅度地改善了村庄面貌，道路干净整洁、村民家中水电等设施完善，居民污水排污工程、厕所改造以及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如村民活动中心等皆已建设完成。村庄整治在村委会和村民的协作下顺利完成，村庄整治过程中，村民均可参与村民会议，提出意见。村庄建设主要以句容市边城镇的领导为主，地方上虽然有自主权但是财政资金不足，水库建设计划因资金问题而荒废。而村庄原本的采矿产业也因响应生态乡村建设而荒废，村庄的青壮年劳动力因此流失，村民收入骤降。
该村基层组织在规划乡村建设中所起作用并不显著，财政资金的缺乏直接影响了村委会的主观能动性，侧面反映了财政审批程序的繁杂，地方上获得的权限与能力不匹配。
（三）第三阶段——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刘缺村
刘缺村位于海安市城东镇北部，221省道穿村而过、上海铁路局海安物流基地二号线落户村内，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自党的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刘缺村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现有的大型棉花仓储实企，借助物流保税区及凤山港，大力招商引进各类棉花企业，形成规模化的棉花仓储产业链。刘缺村通过减免税、简化申请审批程序、地价补贴等优惠政策来引进企业投资进而获取村庄发展启动资金，成功引进了百金汇、中恒粮食等企业。村民去农村信用合作社办理个人、公司存贷款等投资业务增多，村镇银行的发展使资金流动更加便捷。
刘缺村的成功很大部分依赖于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带动，同时村委会抓住机遇，基于培育特色产业、完善乡村发展整体规划的目标，依托自身优越地理位置，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特色发展道路。
基于我国地方发展离不开中央宏观调控的特殊国情，市场化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政策是真正适合我国乡村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本文探讨的乡村振兴发展的三个阶段与OECD的乡村新范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国乡村发展模式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借助区域产业园区财政税收优惠条件引进外资、刺激自身发展动力。在这种模式下，基层组织不仅要积极响应上级政策方针并下达落实，还需要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走适应当地的乡村特色发展之路。
三、调查分析与总结
（一）金融层面
乡镇银行在农村难以开展，村民的借贷难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抵押物不确定、信誉难以评估、办理手续繁杂是最重要的三个阻碍因素。因此被调查村庄中有高达60%的村民选择农村合作社。村干部提出，大部分银行贷款机制对农村来说较为不利，国家给予的财政补贴影响较为微弱，如国家普惠金融政策在农村并未普及，仅部分先进地区少数创业办厂的村民会去金融机构贷款，且相关手续较为复杂。
（二）财政层面
财政扶持政策比较丰富，各地区发展方向不同，政策也有较大差距。江苏、安徽农村地区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新修道路。例如江苏的句容镇芦塘村，主干道只有柏油马路，大部分村民仍以西南乡村小道来往。可见大部分地区虽以修路为主要财政扶持，但配套设施不足削弱了财政扶持政策的影响力。
村委会建设的财政资金须向上申报，经过批准方获资金补助，但申请周期长，难度较大。申请手续复杂、审核周期漫长、资金到库不及时使乡村建设陷入困境，解决财政资金周转问题是燃眉之急。
（三）税收层面 调研村落税收收入较少，大部分为个体经营所得或土地出租收入，这直接导致了地方基层组织财政资金匮乏，能动性不足。目前留村村民以微薄的农耕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村落后续发展缺乏充足资金来源。村落日常发展与后期产业开拓主要依靠上级政府的直接拨款。资金对上级政府的高度依赖，限制了村落的进一步发展，基层组织主观能动性不足。
（四）教育层面
两省被调查村庄的教育环境大体相似，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村庄只有小型幼儿园，没有中小学。这些地区的适龄儿童多数选择去镇上的中小学读书。芦塘村虽没有公共交通，但每天早晚有两趟校车接送镇上读书的学生，保障了乡村地区的义务教育。被调查村委会中“大学生村官”所占比例较小，大学生回村建设情况更为少见。
调研村落中虽有一部分是贫困村，但一部分村落通过良好的乡村规划发展较快，如海安刘缺村、凤阳殷涧镇。凤阳殷涧镇作为典型生态旅游村，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打造国家森林公园等旅游景点，充分发展养殖业、开采矿藏及林木业，极大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
从各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看，比较积极的关系应当是上级政府与基层组织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乡村。与此同时各村镇因地制宜发展规划，基层组织获得充分财政资金，以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
四、乡村发展的对策思考
（一）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巩固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调动主观能动性，让村民自主参与村庄治理。基层党组织应多倾听民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对以农产品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村落，应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打造产业链，进一步发展文旅产业的建设。开发特色小镇产业，打造农家乐、乡村特色旅游，开发文创产品，深度挖掘产品内涵，从根源上进行产业升级。
产业振兴是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金融扶持是发展产业的资金来源。国家应进一步落实惠农政策，加强对农村合作社的扶持，简化农民抵押贷款手续，并放宽对抵押物种类认定的范围，给予农民及时而又高效的惠农贷款。进一步发展农村银行，加大对农村银行的扶持与宣传力度，逐渐实现村村有银行、银行过各村的发展目标，加强对农村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宣传力度，放宽对农民的贷款，并实施具体而适宜的农村贷款优惠利率来引导农民进行更好地创业与农作物的运转，保证其充分而有效的资金流。
（二）提升基层组织力量，简政放权提高效率
从根本上重视基层组织的政治作用，加强对村委会选举的管理，完善基层党群思想文化建设和人才激励政策。提升基层组织的组织力也是促进基层单位更加有效、积极落实乡村振兴政策的重要举措。
同时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简政放权的指导思想，优化市镇村三级政府信息传递模式，深化改革，刺激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尤其应该重视基础组织的创造力与凝聚力。充分发挥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优越性，提高乡村振兴建设的效率。
（三）税收优惠与地方财政收入共同增长
通过税收惠农举措逆转人才流向，改变农村生产力结构，方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内生发展力不足的问题。税收惠农举措应进一步完善到农业生产的整个产业链，促进农村产业经济充分发展。国家税收在农村发挥调节和导向作用，需优化税收举措、加强银税互动、促进项目落地、坚持因地制宜绿色生态发展。
安徽“艺术村”的乡村特色旅游开拓了农村生态业的新形式。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可带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增加非农收入，提升地方财政收入。基层税收问题不能单纯依靠财政转移支付，而应逐渐增加第二、三产业应税收入，刺激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创造力水平。
（四）加强人才回流与引进措施
当代农业生产发展的趋势是大数据化、规模化、产业化、生物科技化。這就要求农民具有相应的更高专业素养与复合性知识。当地政府应当实行相应举措促进人才回流，尤其是引进专业性强、能力综合、新型科技知识的人才建设乡村经济。
“新型职业农民”是大势所趋，相对来说培养周期短、耗费资金少。地方政府可以组织新型农业学习，就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为当地的农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培养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引进人才与培养人才相结合，更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最重要的就是留住人才、发展产业，对标“互联网+”新潮流，加强人才福利政策，提高人才利用率，充分发挥其作用，实现社会价值，增强其社会认同感。
参考文献：
[1]吕铁燕.试析乡镇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分析及对策[J].价值工程，2019，38（34）：95-96.
[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新农村范式政策与治理[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
[3]马艺婧.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乡村科技，2019（31）：8-9.
[4]徐杰舜.走在乡间小路上：55年的田野观察[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19（12）：1-10.
[5]郑智成.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研究[J].决策探索（下），2019（11）：24-26.
*本文系南京财经大学2019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910327139XJ）。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关键词：乡村振兴;基层政权;因地制宜;财政税收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党中央多次发表总领、指示性文件，下级政府积极响应，并根据各地区发展情况进行改革，在不同的行政区域取得了不同的成效。本文基于江苏、安徽的30个村庄的实地调研，得出基层组织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考察报告，为基层组织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未来发展上提出了可供参考的指导意见。
二、实践考察
实践小组通过30个江苏、安徽村庄的实地走访、村书记的访谈、村民的调查问卷，从金融、财政、税收、教育四个层面分析了基层组织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情况。从数据上按照OECD标准将村庄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本文选取了处于OECD三个发展阶段的不同村庄进行例证分析。
（一）第一阶段——安徽省铜陵市狮子山区西湖镇农林村
农林村位于铜陵市东南端，隶属铜官区西湖镇，地理位置相对较优越，耕地面积、果林面积广。乡村振兴战略落实之前，该村通过放权发展外包农业经济，但中介服务费较低，年均十几万难以维持村落的正常发展。2006年，铜陵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为该村做了2006～2020总体规划，以建设道路实现“户户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主。2016年起，该村积极利用金融促进发展，将农发行贷款用于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等方面，并积极引进好的创业项目——创办教育研学基地，打造AAAA级风景区等。
该村通过十年的努力，在上级政府的财政拨款和乡镇政府的领导下已经顺利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积极向打造特色小镇转变。基层组织的转变和市一级的总体规划促使了村莊发展的阶段变化。
（二）第二阶段——江苏省镇江市句容边城镇芦塘村
芦塘村地理位置偏远，作为句容市三大民族特色村之一的回族特色村，村里房屋多为具有回族特色的现代化小别墅，拥有泊油路马路，具有较强的现代化气息。村庄面积虽小，但地理位置优越，北靠仑山湖水库，后依高骊山。
从村书记访谈中得知，村庄2008年以来便在句容市边城镇的总领下开始村庄整治。2017年便已经大幅度地改善了村庄面貌，道路干净整洁、村民家中水电等设施完善，居民污水排污工程、厕所改造以及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如村民活动中心等皆已建设完成。村庄整治在村委会和村民的协作下顺利完成，村庄整治过程中，村民均可参与村民会议，提出意见。村庄建设主要以句容市边城镇的领导为主，地方上虽然有自主权但是财政资金不足，水库建设计划因资金问题而荒废。而村庄原本的采矿产业也因响应生态乡村建设而荒废，村庄的青壮年劳动力因此流失，村民收入骤降。
该村基层组织在规划乡村建设中所起作用并不显著，财政资金的缺乏直接影响了村委会的主观能动性，侧面反映了财政审批程序的繁杂，地方上获得的权限与能力不匹配。
（三）第三阶段——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刘缺村
刘缺村位于海安市城东镇北部，221省道穿村而过、上海铁路局海安物流基地二号线落户村内，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自党的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刘缺村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现有的大型棉花仓储实企，借助物流保税区及凤山港，大力招商引进各类棉花企业，形成规模化的棉花仓储产业链。刘缺村通过减免税、简化申请审批程序、地价补贴等优惠政策来引进企业投资进而获取村庄发展启动资金，成功引进了百金汇、中恒粮食等企业。村民去农村信用合作社办理个人、公司存贷款等投资业务增多，村镇银行的发展使资金流动更加便捷。
刘缺村的成功很大部分依赖于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带动，同时村委会抓住机遇，基于培育特色产业、完善乡村发展整体规划的目标，依托自身优越地理位置，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特色发展道路。
基于我国地方发展离不开中央宏观调控的特殊国情，市场化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政策是真正适合我国乡村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本文探讨的乡村振兴发展的三个阶段与OECD的乡村新范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国乡村发展模式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借助区域产业园区财政税收优惠条件引进外资、刺激自身发展动力。在这种模式下，基层组织不仅要积极响应上级政策方针并下达落实，还需要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走适应当地的乡村特色发展之路。
三、调查分析与总结
（一）金融层面
乡镇银行在农村难以开展，村民的借贷难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抵押物不确定、信誉难以评估、办理手续繁杂是最重要的三个阻碍因素。因此被调查村庄中有高达60%的村民选择农村合作社。村干部提出，大部分银行贷款机制对农村来说较为不利，国家给予的财政补贴影响较为微弱，如国家普惠金融政策在农村并未普及，仅部分先进地区少数创业办厂的村民会去金融机构贷款，且相关手续较为复杂。
（二）财政层面
财政扶持政策比较丰富，各地区发展方向不同，政策也有较大差距。江苏、安徽农村地区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新修道路。例如江苏的句容镇芦塘村，主干道只有柏油马路，大部分村民仍以西南乡村小道来往。可见大部分地区虽以修路为主要财政扶持，但配套设施不足削弱了财政扶持政策的影响力。
村委会建设的财政资金须向上申报，经过批准方获资金补助，但申请周期长，难度较大。申请手续复杂、审核周期漫长、资金到库不及时使乡村建设陷入困境，解决财政资金周转问题是燃眉之急。
（三）税收层面 调研村落税收收入较少，大部分为个体经营所得或土地出租收入，这直接导致了地方基层组织财政资金匮乏，能动性不足。目前留村村民以微薄的农耕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村落后续发展缺乏充足资金来源。村落日常发展与后期产业开拓主要依靠上级政府的直接拨款。资金对上级政府的高度依赖，限制了村落的进一步发展，基层组织主观能动性不足。
（四）教育层面
两省被调查村庄的教育环境大体相似，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村庄只有小型幼儿园，没有中小学。这些地区的适龄儿童多数选择去镇上的中小学读书。芦塘村虽没有公共交通，但每天早晚有两趟校车接送镇上读书的学生，保障了乡村地区的义务教育。被调查村委会中“大学生村官”所占比例较小，大学生回村建设情况更为少见。
调研村落中虽有一部分是贫困村，但一部分村落通过良好的乡村规划发展较快，如海安刘缺村、凤阳殷涧镇。凤阳殷涧镇作为典型生态旅游村，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打造国家森林公园等旅游景点，充分发展养殖业、开采矿藏及林木业，极大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
从各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看，比较积极的关系应当是上级政府与基层组织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乡村。与此同时各村镇因地制宜发展规划，基层组织获得充分财政资金，以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
四、乡村发展的对策思考
（一）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巩固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调动主观能动性，让村民自主参与村庄治理。基层党组织应多倾听民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对以农产品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村落，应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打造产业链，进一步发展文旅产业的建设。开发特色小镇产业，打造农家乐、乡村特色旅游，开发文创产品，深度挖掘产品内涵，从根源上进行产业升级。
产业振兴是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金融扶持是发展产业的资金来源。国家应进一步落实惠农政策，加强对农村合作社的扶持，简化农民抵押贷款手续，并放宽对抵押物种类认定的范围，给予农民及时而又高效的惠农贷款。进一步发展农村银行，加大对农村银行的扶持与宣传力度，逐渐实现村村有银行、银行过各村的发展目标，加强对农村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宣传力度，放宽对农民的贷款，并实施具体而适宜的农村贷款优惠利率来引导农民进行更好地创业与农作物的运转，保证其充分而有效的资金流。
（二）提升基层组织力量，简政放权提高效率
从根本上重视基层组织的政治作用，加强对村委会选举的管理，完善基层党群思想文化建设和人才激励政策。提升基层组织的组织力也是促进基层单位更加有效、积极落实乡村振兴政策的重要举措。
同时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简政放权的指导思想，优化市镇村三级政府信息传递模式，深化改革，刺激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尤其应该重视基础组织的创造力与凝聚力。充分发挥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优越性，提高乡村振兴建设的效率。
（三）税收优惠与地方财政收入共同增长
通过税收惠农举措逆转人才流向，改变农村生产力结构，方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内生发展力不足的问题。税收惠农举措应进一步完善到农业生产的整个产业链，促进农村产业经济充分发展。国家税收在农村发挥调节和导向作用，需优化税收举措、加强银税互动、促进项目落地、坚持因地制宜绿色生态发展。
安徽“艺术村”的乡村特色旅游开拓了农村生态业的新形式。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可带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增加非农收入，提升地方财政收入。基层税收问题不能单纯依靠财政转移支付，而应逐渐增加第二、三产业应税收入，刺激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创造力水平。
（四）加强人才回流与引进措施
当代农业生产发展的趋势是大数据化、规模化、产业化、生物科技化。這就要求农民具有相应的更高专业素养与复合性知识。当地政府应当实行相应举措促进人才回流，尤其是引进专业性强、能力综合、新型科技知识的人才建设乡村经济。
“新型职业农民”是大势所趋，相对来说培养周期短、耗费资金少。地方政府可以组织新型农业学习，就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为当地的农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培养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引进人才与培养人才相结合，更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最重要的就是留住人才、发展产业，对标“互联网+”新潮流，加强人才福利政策，提高人才利用率，充分发挥其作用，实现社会价值，增强其社会认同感。
参考文献：
[1]吕铁燕.试析乡镇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分析及对策[J].价值工程，2019，38（34）：95-96.
[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新农村范式政策与治理[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
[3]马艺婧.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乡村科技，2019（31）：8-9.
[4]徐杰舜.走在乡间小路上：55年的田野观察[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19（12）：1-10.
[5]郑智成.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研究[J].决策探索（下），2019（11）：24-26.
*本文系南京财经大学2019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910327139XJ）。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