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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官府体系内，好像并没有“驻京办”这样庞大的机构，但是明清时期兴盛的京师会馆具有部分驻京办的功能。
和我们今天的驻京办相似，苏联时期，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在莫斯科设立了办事处——“驻莫办”。
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各地“驻莫办”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跑“部”“钱”进，争取计划指标。自苏联解体后，这些联邦主体也都在莫斯科保留或设立了办事处。
“驻莫办”的主管都是由当地行政长官非常信任的高官担任，滨海边疆地区的“驻莫办”负责人甚至由副州长兼任。现在各办事处的主要职责除了向联邦政府汇报情况外，还有搜集对地方有用的信息、宣传当地文化和旅游资源的任务。虽然责任重大，但各联邦主体“驻莫办”的工作人员并不多。且这些办事处，并不像我们国内的“驻京办”，拥有自己的经济实体，如宾馆、饭店等，俄罗斯各联邦主体
“驻莫办”都是纯粹的政府机构，严禁附设一些商业性的服务设施去参与经营活动。
我国古代有没有驻京办这种机构?古代在官府的体系内，好像并没有“驻京办”这样庞大的机构，但是明清时期兴盛的京师会馆具有部分驻京办的功能。
官僚体系催生会馆
最早的京师会馆是明永乐年间由芜湖人、官工部主事的俞谟建于北京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的芜湖会馆。俞谟初为构屋自居，任满还乡时，交予同乡之京官晋俭等，充作芜湖会馆。开启了为同乡邑人捐资建馆的通例。继之江西浮梁会馆、广东会馆、福州会馆相继出现，至万历年间北京创建的会馆约有41所。
据北京解放后市民政局对391个会馆的建馆时间的调查：建于明朝的有33个，其中最早的南昌会馆建于明永乐年间；建于清朝的341个；建于民国初年的17个，如江西会馆、湖北京山会馆、最晚者如建于1936年的湖北大冶会馆和建于1928年的湖北潜江会馆。
会馆的初建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为来京的地方士绅能够“初至居停”，提供一个临时的栖身之地，所谓“京师之有会馆，犹传舍也。传舍之则，晨主暮客”。二是为进京赴试的士子提供馆合，即“公车岁贡士是寓”。前者主要在京师的内城，而后者建于外城。这近400处会馆当中，约占86％为供应各地封建士大夫进京应试解决食宿问题而设立的，有的就直接称为“试馆”。
会馆起初着眼于解决地方士绅来京之初的居住问题，而时人所指的士绅中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是新任的大小京朝官。古代官僚制度要求官员实行地域性回避，即官员不得在自己的家乡任职，清代甚至还有“五百里回避”之制，这一制度决定了士子一旦进入仕途、成为官员，就必须远离自己的家乡到另外一个地方赴任。由于地方官可以以官衙为府第，即地方官衙例为前堂后寝之建制，使得官员可以将办公区与住宿地合为一体，地方官不存在居住问题。但京朝官则不同，所谓“自来京朝官必僦居私寓”，也就是说，凡为官京城者都要自择居邸，或购置、或租借，而外省官员入京朝觐或办事，也要自行解决居住问题。
正是由于居住上的不便，自明初以来就有人尝试于北京的衙门内外建造居邸、甚或买房以解决京朝官以及朝觐官员的居住问题，直到会馆的出现，京朝官的居住方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会馆最初即具有为京朝官提供住处的功能，可以使其与汉代设于京城、专供进京朝觐官僚居住的郡国公邸相类比。
另一方面，吏部每月一次的铨选也聚集了不少候选、候补等引见待铨的人员，此外还有来京觐见与办事的临时住京官员以及乡绅。据清光绪时居官京城的夏仁虎记载曰：
“北京市面以为维持发展之道者有二：一日引见官员，一日考试举子。然官员引见有凭引期限，其居留之日短。举子应考，则场前之筹备，场后之候榜，中式之应官谒师，落第之留京过夏，外省士子以省行李之劳，往往住京多年。”夏仁虎的这一记载清楚地说明，在会馆接待的乡绅、官僚和应试举子等三类人中，以应试者的人数最多、滞留京城的时间最长，而他们往往又是手头最为拮据之人。可见，科举选官制度促使会馆更加注重面向应试的举子。
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恢复科考，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停止科举，两朝先后在北京举行考试201科，取中进士51624人，应考的举子当然要数倍于此数。每次考试期间，数以千计的举子涌入京师。许多居民特别是试场周围的居民腾出住房，挂出“状元店”或“状元吉寓”的招牌，供举子们居住。但是这类“状元店”租金昂贵，一般贫寒子弟是负担不起的，举子们迫切企盼解决到京后的住宿问题，于是会馆便应运而生了。如浙江《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曰：“明时乡贡士及庠士之优者皆令居太学学台，不能尽容，多馆于其乡在朝者之邸第……自乡贡额加广，于是朝官各辟一馆，以止居其乡人，始有省馆。”由此可以认为，作为官僚制重要内容的科举选官制是京城士人会馆出现的直接动因之一。为了解决会馆的经费，会馆通常要收取一部分馆费，如安徽休宁会馆制定的馆约规定：“乡试中试馆费银一两，会试中试银二两，学差六两、试差捐二两”。
会馆文化与地方势力
清代京城的会馆，分为县馆、府馆、省馆三级，省馆通常不住人，专为在京士商酬酢集会之用，一般同乡也可租赁举办各种类型的宴会，它是在京同乡的总联谊点。当时，会馆中的活动主要有逢年过节举行的团拜、聚餐唱戏和祭祀等等。有记事诗曰：“同乡团拜又同年，会馆梨园设盛筵，灯戏更闻邀内眷，夜深歌舞尚流连。”
会馆的规模则因各地旅京人士的经济实力和热心程度而各有不同。大的有四五进院落和几层跨院，有的还建有聚会、宴筵的会所，祭神仙、祭魁星、祭乡贤的庙宇，有的会馆附有花园、游廊，还有的建有戏台以为聚会演出助兴之用。如果再加上各种附产、义园、学校等，规模就更大了。
比如坐落在虎坊桥西南的湖广会馆，历史上曾是清代徐乾学、岳钟琪等人的故居。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由刘云房、李秉和创议公建，道光年间集资重修，曾国藩又再次修建。据该会馆志书载：“前院演戏有戏台一座，后台10间，北东西三面为看楼，上下共40间，中为广场，可容千人，旧式之大戏院也。”该戏楼舞台的两侧和前面均有方形采光窗。第一层雅座与池座隔栏杆互相衔接，第二层楼座各柱间，下设栏杆，上装花格，在花格上悬金匾，书写‘一等侯爵’、
‘世袭一等侯爵’、‘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状元’、‘榜眼’、‘探花’、‘会元’等等，其中熊伯龙之顺治乙丑科榜眼是最早的一块。”金匾排列，不难看出其荣耀乡里的意味。而会馆聚集乡人观戏与缅怀先贤亦包含了传统文化美德的教化意义。河南会馆在正厅设置了一座岳飞神像，亦包含同样的意义。
湖广全馆4300多平方米。一般规模的会馆大都是建有20间左右的四合院。较小的会馆如手帕胡同的齐鲁会馆，只有一个小院，房屋13间。更小的如棉花四条的江宁惜字会馆，仅有一小三台院，房屋9间。 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会馆的功能也发生了转变。到了清末，会馆成了革新派的基地。1882年康有为来京应考，就住在建于1824年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内的一个小跨院中。因为院内有七棵树，故称“七树堂”。康有为在这里同维新党人策划变法的方案，写过很多维新变法的诗文。有名的“公车上书”的万言书就是康有为在这里起草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时，
“戍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就是在南海会馆被捕的。
孙中山1912年到北京，曾到珠巢街的香山会馆参加集会，并曾到南横街的粤东新馆出席欢迎大会。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等组织在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欢迎孙中山的仪式，并召开国民党的成立大会。
民国年间，会馆还成为一股政治势力的代号。1914年，广东各社团公民代表联合团就推举伍廷芳任广东省长，专函北京粤东会馆、汉口广东会馆等。函称“诸公关怀桑梓，具有同情，请速通电主张，庶足救粤人于水火”，寻求他们的支持。1921年8月29日，上海广肇公所粤侨商业联合会致北京粤东会馆函，要求联合致电广东省长。其文曰：“广州陈省长钧鉴，陈独秀邪说惑民，甚于洪水猛兽，迭电吁请驱逐。”1924年，广东商团自购枪械以自卫，被当局扣留，商团因此也向广东会馆求援。由此可见会馆政治影响力之大。会馆转化为革命志士和地方势力活动的场所，自然使清政府乃至民国政府要加强对会馆的监督和管理。
第一个驻京办
北京解放初期，许多会馆管理组织瘫痪，负责人或离京出走。或隐蔽不出，一个时期竟有60多个会馆实际上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不少会馆按市政府令，成立了财产管理委员会，但实际上不过是个空架子。不少本籍在京党政负责人和高级民主人士被列人名单，如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法制委员会委员陈铭枢、中共中央华北局刘澜涛，甚至周恩来总理都被列入各该地区会馆的管理委员会名单，实际上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北平和平解放后，为了协助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处理有关内蒙古方面的各项事宜，1949年3月，内蒙古自治政府驻北平办事处成立，处级建制。当时该办事处的设立是为了对在北平居住或在北平有房地产的蒙古族上层人员进行登记；在他们中间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统战工作；对少数敌特分子和他们的居所进行监控，并对其中一部分藏匿枪支弹药和电台者进行收缴；接待并负责内蒙自治政府赴北平办事的公务人员的食宿及保卫工作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年12月27日，国务院1966国秘字290号发电：“国务院决定撤销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各办事处原有的必要的业务，由省、市、自治区主管部门同中央有关部门联系解决。各办事处工作人员应尽快撤回本省区。各办事处遗留的房产、物资和其他问题，原则上由各办事处自行处理，如有困难，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协助解决。”根据这一文件，内蒙古驻京办事处撤销，房产及大部分固定资产移交北京市第二服务局，办事处干部返回自治区。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8月12日，内蒙古党委领导王逸伦致函北京市委领导，商请协助内蒙古驻京筹备小组恢复驻北京办事处的有关事宜，同年9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向国务院请示恢复驻京办事处，同时请北京市归还原驻京办事处房地产。在北京市不能归还原驻京办事处房地产的情况下，北京市政府同意暂借东城区崇内旅馆。1978年11月27日，国务院批准恢复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同时批准驻京办事处人员编制为40人。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办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交办的事项；负责办理自治区人民政府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委托的代购、代销、代储、代运、代加工等业务；负责管理区内各企事业单位临时或长期驻京办事的采购人员；负责调查研究区外市场动态，及时向自治区提供经济信息；负责安排自治区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来京人员进出、采购人员的住宿。
各地驻京办走过的路程与内蒙古驻京办的经历大体类似。到了今天，到底有多少“驻京办”呢?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以及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宁波、青岛、武汉、广州、成都、西安、厦门、深圳、珠海和汕头等15个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另有几家中央级的国有大型企业派驻的，再加上香港特区“驻京办”，总共有53家“驻京办”。此外，中国各地区、地级市及以下的政府“驻京办”也有597家。上述两类驻京机构都是经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合计为650家，常驻工作人员近万人，固定资产超过100亿元人民币。至于未经批准的企业和地方政府，甚至地方政府的某个部门在北京设立的办事处，估计也有3000多家。
和我们今天的驻京办相似，苏联时期，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在莫斯科设立了办事处——“驻莫办”。
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各地“驻莫办”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跑“部”“钱”进，争取计划指标。自苏联解体后，这些联邦主体也都在莫斯科保留或设立了办事处。
“驻莫办”的主管都是由当地行政长官非常信任的高官担任，滨海边疆地区的“驻莫办”负责人甚至由副州长兼任。现在各办事处的主要职责除了向联邦政府汇报情况外，还有搜集对地方有用的信息、宣传当地文化和旅游资源的任务。虽然责任重大，但各联邦主体“驻莫办”的工作人员并不多。且这些办事处，并不像我们国内的“驻京办”，拥有自己的经济实体，如宾馆、饭店等，俄罗斯各联邦主体
“驻莫办”都是纯粹的政府机构，严禁附设一些商业性的服务设施去参与经营活动。
我国古代有没有驻京办这种机构?古代在官府的体系内，好像并没有“驻京办”这样庞大的机构，但是明清时期兴盛的京师会馆具有部分驻京办的功能。
官僚体系催生会馆
最早的京师会馆是明永乐年间由芜湖人、官工部主事的俞谟建于北京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的芜湖会馆。俞谟初为构屋自居，任满还乡时，交予同乡之京官晋俭等，充作芜湖会馆。开启了为同乡邑人捐资建馆的通例。继之江西浮梁会馆、广东会馆、福州会馆相继出现，至万历年间北京创建的会馆约有41所。
据北京解放后市民政局对391个会馆的建馆时间的调查：建于明朝的有33个，其中最早的南昌会馆建于明永乐年间；建于清朝的341个；建于民国初年的17个，如江西会馆、湖北京山会馆、最晚者如建于1936年的湖北大冶会馆和建于1928年的湖北潜江会馆。
会馆的初建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为来京的地方士绅能够“初至居停”，提供一个临时的栖身之地，所谓“京师之有会馆，犹传舍也。传舍之则，晨主暮客”。二是为进京赴试的士子提供馆合，即“公车岁贡士是寓”。前者主要在京师的内城，而后者建于外城。这近400处会馆当中，约占86％为供应各地封建士大夫进京应试解决食宿问题而设立的，有的就直接称为“试馆”。
会馆起初着眼于解决地方士绅来京之初的居住问题，而时人所指的士绅中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是新任的大小京朝官。古代官僚制度要求官员实行地域性回避，即官员不得在自己的家乡任职，清代甚至还有“五百里回避”之制，这一制度决定了士子一旦进入仕途、成为官员，就必须远离自己的家乡到另外一个地方赴任。由于地方官可以以官衙为府第，即地方官衙例为前堂后寝之建制，使得官员可以将办公区与住宿地合为一体，地方官不存在居住问题。但京朝官则不同，所谓“自来京朝官必僦居私寓”，也就是说，凡为官京城者都要自择居邸，或购置、或租借，而外省官员入京朝觐或办事，也要自行解决居住问题。
正是由于居住上的不便，自明初以来就有人尝试于北京的衙门内外建造居邸、甚或买房以解决京朝官以及朝觐官员的居住问题，直到会馆的出现，京朝官的居住方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会馆最初即具有为京朝官提供住处的功能，可以使其与汉代设于京城、专供进京朝觐官僚居住的郡国公邸相类比。
另一方面，吏部每月一次的铨选也聚集了不少候选、候补等引见待铨的人员，此外还有来京觐见与办事的临时住京官员以及乡绅。据清光绪时居官京城的夏仁虎记载曰：
“北京市面以为维持发展之道者有二：一日引见官员，一日考试举子。然官员引见有凭引期限，其居留之日短。举子应考，则场前之筹备，场后之候榜，中式之应官谒师，落第之留京过夏，外省士子以省行李之劳，往往住京多年。”夏仁虎的这一记载清楚地说明，在会馆接待的乡绅、官僚和应试举子等三类人中，以应试者的人数最多、滞留京城的时间最长，而他们往往又是手头最为拮据之人。可见，科举选官制度促使会馆更加注重面向应试的举子。
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恢复科考，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停止科举，两朝先后在北京举行考试201科，取中进士51624人，应考的举子当然要数倍于此数。每次考试期间，数以千计的举子涌入京师。许多居民特别是试场周围的居民腾出住房，挂出“状元店”或“状元吉寓”的招牌，供举子们居住。但是这类“状元店”租金昂贵，一般贫寒子弟是负担不起的，举子们迫切企盼解决到京后的住宿问题，于是会馆便应运而生了。如浙江《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曰：“明时乡贡士及庠士之优者皆令居太学学台，不能尽容，多馆于其乡在朝者之邸第……自乡贡额加广，于是朝官各辟一馆，以止居其乡人，始有省馆。”由此可以认为，作为官僚制重要内容的科举选官制是京城士人会馆出现的直接动因之一。为了解决会馆的经费，会馆通常要收取一部分馆费，如安徽休宁会馆制定的馆约规定：“乡试中试馆费银一两，会试中试银二两，学差六两、试差捐二两”。
会馆文化与地方势力
清代京城的会馆，分为县馆、府馆、省馆三级，省馆通常不住人，专为在京士商酬酢集会之用，一般同乡也可租赁举办各种类型的宴会，它是在京同乡的总联谊点。当时，会馆中的活动主要有逢年过节举行的团拜、聚餐唱戏和祭祀等等。有记事诗曰：“同乡团拜又同年，会馆梨园设盛筵，灯戏更闻邀内眷，夜深歌舞尚流连。”
会馆的规模则因各地旅京人士的经济实力和热心程度而各有不同。大的有四五进院落和几层跨院，有的还建有聚会、宴筵的会所，祭神仙、祭魁星、祭乡贤的庙宇，有的会馆附有花园、游廊，还有的建有戏台以为聚会演出助兴之用。如果再加上各种附产、义园、学校等，规模就更大了。
比如坐落在虎坊桥西南的湖广会馆，历史上曾是清代徐乾学、岳钟琪等人的故居。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由刘云房、李秉和创议公建，道光年间集资重修，曾国藩又再次修建。据该会馆志书载：“前院演戏有戏台一座，后台10间，北东西三面为看楼，上下共40间，中为广场，可容千人，旧式之大戏院也。”该戏楼舞台的两侧和前面均有方形采光窗。第一层雅座与池座隔栏杆互相衔接，第二层楼座各柱间，下设栏杆，上装花格，在花格上悬金匾，书写‘一等侯爵’、
‘世袭一等侯爵’、‘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状元’、‘榜眼’、‘探花’、‘会元’等等，其中熊伯龙之顺治乙丑科榜眼是最早的一块。”金匾排列，不难看出其荣耀乡里的意味。而会馆聚集乡人观戏与缅怀先贤亦包含了传统文化美德的教化意义。河南会馆在正厅设置了一座岳飞神像，亦包含同样的意义。
湖广全馆4300多平方米。一般规模的会馆大都是建有20间左右的四合院。较小的会馆如手帕胡同的齐鲁会馆，只有一个小院，房屋13间。更小的如棉花四条的江宁惜字会馆，仅有一小三台院，房屋9间。 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会馆的功能也发生了转变。到了清末，会馆成了革新派的基地。1882年康有为来京应考，就住在建于1824年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内的一个小跨院中。因为院内有七棵树，故称“七树堂”。康有为在这里同维新党人策划变法的方案，写过很多维新变法的诗文。有名的“公车上书”的万言书就是康有为在这里起草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时，
“戍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就是在南海会馆被捕的。
孙中山1912年到北京，曾到珠巢街的香山会馆参加集会，并曾到南横街的粤东新馆出席欢迎大会。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等组织在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欢迎孙中山的仪式，并召开国民党的成立大会。
民国年间，会馆还成为一股政治势力的代号。1914年，广东各社团公民代表联合团就推举伍廷芳任广东省长，专函北京粤东会馆、汉口广东会馆等。函称“诸公关怀桑梓，具有同情，请速通电主张，庶足救粤人于水火”，寻求他们的支持。1921年8月29日，上海广肇公所粤侨商业联合会致北京粤东会馆函，要求联合致电广东省长。其文曰：“广州陈省长钧鉴，陈独秀邪说惑民，甚于洪水猛兽，迭电吁请驱逐。”1924年，广东商团自购枪械以自卫，被当局扣留，商团因此也向广东会馆求援。由此可见会馆政治影响力之大。会馆转化为革命志士和地方势力活动的场所，自然使清政府乃至民国政府要加强对会馆的监督和管理。
第一个驻京办
北京解放初期，许多会馆管理组织瘫痪，负责人或离京出走。或隐蔽不出，一个时期竟有60多个会馆实际上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不少会馆按市政府令，成立了财产管理委员会，但实际上不过是个空架子。不少本籍在京党政负责人和高级民主人士被列人名单，如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法制委员会委员陈铭枢、中共中央华北局刘澜涛，甚至周恩来总理都被列入各该地区会馆的管理委员会名单，实际上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北平和平解放后，为了协助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处理有关内蒙古方面的各项事宜，1949年3月，内蒙古自治政府驻北平办事处成立，处级建制。当时该办事处的设立是为了对在北平居住或在北平有房地产的蒙古族上层人员进行登记；在他们中间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统战工作；对少数敌特分子和他们的居所进行监控，并对其中一部分藏匿枪支弹药和电台者进行收缴；接待并负责内蒙自治政府赴北平办事的公务人员的食宿及保卫工作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年12月27日，国务院1966国秘字290号发电：“国务院决定撤销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各办事处原有的必要的业务，由省、市、自治区主管部门同中央有关部门联系解决。各办事处工作人员应尽快撤回本省区。各办事处遗留的房产、物资和其他问题，原则上由各办事处自行处理，如有困难，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协助解决。”根据这一文件，内蒙古驻京办事处撤销，房产及大部分固定资产移交北京市第二服务局，办事处干部返回自治区。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8月12日，内蒙古党委领导王逸伦致函北京市委领导，商请协助内蒙古驻京筹备小组恢复驻北京办事处的有关事宜，同年9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向国务院请示恢复驻京办事处，同时请北京市归还原驻京办事处房地产。在北京市不能归还原驻京办事处房地产的情况下，北京市政府同意暂借东城区崇内旅馆。1978年11月27日，国务院批准恢复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同时批准驻京办事处人员编制为40人。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办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交办的事项；负责办理自治区人民政府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委托的代购、代销、代储、代运、代加工等业务；负责管理区内各企事业单位临时或长期驻京办事的采购人员；负责调查研究区外市场动态，及时向自治区提供经济信息；负责安排自治区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来京人员进出、采购人员的住宿。
各地驻京办走过的路程与内蒙古驻京办的经历大体类似。到了今天，到底有多少“驻京办”呢?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以及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宁波、青岛、武汉、广州、成都、西安、厦门、深圳、珠海和汕头等15个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另有几家中央级的国有大型企业派驻的，再加上香港特区“驻京办”，总共有53家“驻京办”。此外，中国各地区、地级市及以下的政府“驻京办”也有597家。上述两类驻京机构都是经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合计为650家，常驻工作人员近万人，固定资产超过100亿元人民币。至于未经批准的企业和地方政府，甚至地方政府的某个部门在北京设立的办事处，估计也有3000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