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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失去了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失去安全感，却因此有了更多追求自己生活自由的机会
北京城的繁华与我无关
拥挤的北京环线，车流不息，空气中潜藏着被压迫感包围的窒息。
东四环外的朝阳区青年路，一个仅4平方米左右的半地下室，没有窗户，卫生间是公用的，放下床和一点点行李就已经非常拥挤了。范丽在这间小屋住了快一年了。
2006年夏天，范丽从武汉大学毕业，拖着行李箱独自来京城找工作，跟人合租下这样一间小屋，月租280元。她像马达一样奔波出没在偌大北京城的角角落落。
“还贷”成了范丽毕业后生活的一个主题词——她从大二开始借国家的一万多元助学贷款必须要在2010年还清。
刚到北京那会儿，她和几个朋友合搞了播客网站创业项目，在苦苦坚持两个月后，由于资金和核心技术不过关而夭折了。
之后她到了猫扑网站工作，但不久网站调整，员工失业，范丽拿着三个月的工资补助回家过完年，只好又投入新一轮艰辛的求职与面试。这是2007年初，她离开校园已经半年。
还贷的压力就像一块磨砂纸，在心上砺砺地擦过来擦过去。
仅3月份，她就面试过新浪、腾讯、人民网和中国新闻网等北京各大网站的相关职位。“面试越多剩下的机会就越少，压力越来越大。”
4月开始，范丽进入慧聪做专业性很强的内容编辑，“虽然并不是我喜欢的工作，但至少稳定下来了。” 从此，不熟悉的“IC防盗”成了她每日接触的词汇，许多网络专业知识需要从头补起，而期间生病，无助和迷惘，她都一个人挺下来，没有告诉家人和任何朋友。
范丽觉得，如今在北京的生活交织着忧虑和希望，4年前那个重要的人生关口——高考——似乎变得有些遥远了，“尽管当时也觉得苦，但生活的主题词只有学业一项，很简单。”而现在，工作、还贷，甚至家庭负担都困扰着她。
范丽家在湖北的一个小镇，家中三个孩子。除了还贷外，她现在还得负责妹妹每年4000元的学费。作为小城镇普通家庭的长女，现实并没有给范丽太多的选择权利，出国、考研、双学位，任何更进一步深造都需要大笔经济和时间支出，而只有工作才能尽快挣钱。
现在范丽与新同事租住了一个条件更好一些的房子，拿着每月三千块的工资，开始与在外地做自由职业的男朋友计划以后的生活。然而北京城的繁华喧闹似乎与她没有太大关系。
高考前范丽为了荣誉和命运拼尽一切努力，而在毕业后的北漂生活中，当年以地区第三名的分数在家族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那份荣耀，早被消磨殆尽了。
热门专业的迷茫与烦恼
广州大学城的一间宿舍，窗外天气有点阴沉。林谷（化名）正眉目紧锁地对着电脑赶毕业论文。工作尚未落实的压力时刻敲打着她紧绷的心弦。
“手上其实也有两三个offer（机会），但都不是自己理想的，还在犹豫到底要选择哪个。”
林谷是华南理工大学2007届毕业生，也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据她透露，班上34名学生除4人考上研究生，个别同学去了电视台外，80%的同学都去了企业工作。真正按照专业方向去媒体工作的反而极少。
新闻专业是近年高考中的热门专业。90年代中期开始，新闻与传播教育在国内超常规发展。根据教育部高教司的数据，1994年以前，国内有新闻学类专业点66个，而2006年，我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661个。目前新闻学类专业点的在校生估计约在13万人左右，而全国领有记者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才约为15万人。
“我们在学校里都是学习基本新闻理论，和接受采写技能的培训，但现在很多媒体更愿意录用具有经济、法律等专业知识的毕业生。而且知名媒体接收毕业生时，明确要求硕士以上学历。”
林谷手上握有的几个offer都是一些私企宣传或媒体策划等小职位。她和她的同学们也曾向知名媒体投递过简历，只是初试就被刷下来了。
四年前，刚刚考来广州的林谷原本对自己的职业预期是，成为一名报社或电视台的记者，实现政治抱负，晋身白领精英阶层。而现实景况却让她感到很无奈。
但林谷对于专业设置的问题批评并不多，她更愿意认为是专业的培养模式出现了问题：“现在大学对我们的培养，仍然是按照‘无所不能’的精英模式，新闻专业尤其如此，杂而空，内容很泛化。其实，高等教育更多的应该是培养一种专业素养，等去找工作时才意识到，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做专业工作的素质。”
林谷感到困扰的并不在于能不能找到工作。“现在国家经济高度发展，机会很多，而且华工每年都有大企业来校园宣讲，真要想找工作，还是能找到的。只是关于是否专业对口是否有发展潜力的考量，折磨着我们每一个人。”
是原点，还是新起点？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一个农村孩子，如果不想留在家里种地，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靠读书考出来。到今天，这条路依然存在。
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7级博士生刘郁琪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刘郁琪出生在湖南邵阳，家里非常穷苦，有三个孩子。按他的话说就是“家中五个人常常同时有三个人在生着大病”。15岁时母亲去世，哥哥因为要负担家里的生活，把继续念书的机会留给了刘郁琪。
1997年，刘郁琪参加了高考，那正好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20个年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还没有表现出来，绝大部分人都相信高考一定能改变命运。
“当时分数还可以，原始分590多分，第一志愿本来填的是人民大学新闻系，但是因为考虑到没钱，学费付不起，就把志愿改成了广州大学。97年的广州大学（当时还叫广州师范学院）是不要学费的，每月还有130元的高额补贴，并且还有政策规定说4年毕业后留广州工作，离开广州的话还要罚款。”
贫困家庭的孩子总是更善于和现实妥协，就这样他来到了广州。而之后的求学生涯，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个城市化的过程，他也逐渐熟悉并喜欢上了城市的生活。
在广州，他一直从本科读到了硕士、博士，从广州大学到暨南大学再到中山大学，而目前十年读书生活就要结束，他却不得不离开这座熟悉的城市，回到他的家乡湖南。
其实这也是迫于现实压力的无奈选择。“广州的房价太高，回湖南当老师首先就可以分给我一套150平米的房子，虽然小地方房子不值钱，但毕竟解决了生活问题。”
十年前，他寄望于通过高考来到大城市生活，而十年后的今天，他决定到位于湘潭的湖南科技大学任教，一路兜转回到湖南。
这个看似原点的位置如今却被刘郁琪看作是人生的新起点。他坚持认为这十年书读得值得。“我觉得我的命运在高考那个节点上是个转折。当年和我一起参加高考但没考上的人，现在都是在家种地，或者出外打工。在这十年里，我的生活还是变化了，我从一个彻底的乡巴佬变成了一个非乡巴佬，我完成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我们失去了安全感，却赢来自由
2002年秋天，当冯丰进入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通信工程专业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四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职业动画师。
对于通信工程专业的大学生，摆在面前就三条路：做市场，做研发或者维修。但这些都不是冯丰的兴趣所在。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只是家长的安排让他在高考的时候转换了自己的专业方向，看上去，现在的专业方向与他的个人兴趣毫无关联。
站在命运的岔路口，就在冯丰犹豫着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之际，他有幸通过朋友结识了国内著名年轻漫画家翁子扬。“我拿自己的素描本给他看，他对我说，你是有天赋的，不要放弃。”翁子扬对冯丰的鼓励唤醒了他心里埋藏已久的那份憧憬。
即便如此，入行的门槛看起来仍旧高不可攀。
犹豫了一阵，冯丰最终来到深圳寻找机会。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关外一个工厂做助理工程师。“那里对文凭要求低，但是工作环境和管理非常混乱。我当时就只想着能把自己养活就成，至少对得起家长。”
闲来无事，冯丰登陆深圳人才网，看到了绘画类人才的招聘广告，顿觉眼前一亮。“投简历太慢，我立刻打了电话过去，预约，面试，上班。”
前后不过几天时间，冯丰成了怡景国家动漫基地一个幸福的艺术工人。“我觉得很轻松，工作就是玩，非常有兴趣。”
现在冯丰每天忙着学习新的东西，还接受了系统的职业培训，参与了正在播出的动画片的制作，开始有了自己清晰的人生规划。
“心里还是对画画有梦想吧。我一直喜欢画画，在初中时就模模糊糊地梦想做个漫画家。”而这个几乎完全幻灭的人生设想，现在竟变成现实，“真感觉像梦一样”，冯丰感叹。
或者他更应该感到庆幸，他不是在30年前参加高考，当时的国家分配制度一定会按照他所学的专业——通信工程——给他安排一份工作，然后他会慢慢成为一个工程师，但也会离自己曾经的梦想越来越远。
或许，这就是高考和当下大学生命运之间的复杂关联——我们失去了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失去安全感，却因此有了更多追求自己生活自由的机会——谁能说过去比现在更好呢？
北京城的繁华与我无关
拥挤的北京环线，车流不息，空气中潜藏着被压迫感包围的窒息。
东四环外的朝阳区青年路，一个仅4平方米左右的半地下室，没有窗户，卫生间是公用的，放下床和一点点行李就已经非常拥挤了。范丽在这间小屋住了快一年了。
2006年夏天，范丽从武汉大学毕业，拖着行李箱独自来京城找工作，跟人合租下这样一间小屋，月租280元。她像马达一样奔波出没在偌大北京城的角角落落。
“还贷”成了范丽毕业后生活的一个主题词——她从大二开始借国家的一万多元助学贷款必须要在2010年还清。
刚到北京那会儿，她和几个朋友合搞了播客网站创业项目，在苦苦坚持两个月后，由于资金和核心技术不过关而夭折了。
之后她到了猫扑网站工作，但不久网站调整，员工失业，范丽拿着三个月的工资补助回家过完年，只好又投入新一轮艰辛的求职与面试。这是2007年初，她离开校园已经半年。
还贷的压力就像一块磨砂纸，在心上砺砺地擦过来擦过去。
仅3月份，她就面试过新浪、腾讯、人民网和中国新闻网等北京各大网站的相关职位。“面试越多剩下的机会就越少，压力越来越大。”
4月开始，范丽进入慧聪做专业性很强的内容编辑，“虽然并不是我喜欢的工作，但至少稳定下来了。” 从此，不熟悉的“IC防盗”成了她每日接触的词汇，许多网络专业知识需要从头补起，而期间生病，无助和迷惘，她都一个人挺下来，没有告诉家人和任何朋友。
范丽觉得，如今在北京的生活交织着忧虑和希望，4年前那个重要的人生关口——高考——似乎变得有些遥远了，“尽管当时也觉得苦，但生活的主题词只有学业一项，很简单。”而现在，工作、还贷，甚至家庭负担都困扰着她。
范丽家在湖北的一个小镇，家中三个孩子。除了还贷外，她现在还得负责妹妹每年4000元的学费。作为小城镇普通家庭的长女，现实并没有给范丽太多的选择权利，出国、考研、双学位，任何更进一步深造都需要大笔经济和时间支出，而只有工作才能尽快挣钱。
现在范丽与新同事租住了一个条件更好一些的房子，拿着每月三千块的工资，开始与在外地做自由职业的男朋友计划以后的生活。然而北京城的繁华喧闹似乎与她没有太大关系。
高考前范丽为了荣誉和命运拼尽一切努力，而在毕业后的北漂生活中，当年以地区第三名的分数在家族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那份荣耀，早被消磨殆尽了。
热门专业的迷茫与烦恼
广州大学城的一间宿舍，窗外天气有点阴沉。林谷（化名）正眉目紧锁地对着电脑赶毕业论文。工作尚未落实的压力时刻敲打着她紧绷的心弦。
“手上其实也有两三个offer（机会），但都不是自己理想的，还在犹豫到底要选择哪个。”
林谷是华南理工大学2007届毕业生，也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据她透露，班上34名学生除4人考上研究生，个别同学去了电视台外，80%的同学都去了企业工作。真正按照专业方向去媒体工作的反而极少。
新闻专业是近年高考中的热门专业。90年代中期开始，新闻与传播教育在国内超常规发展。根据教育部高教司的数据，1994年以前，国内有新闻学类专业点66个，而2006年，我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661个。目前新闻学类专业点的在校生估计约在13万人左右，而全国领有记者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才约为15万人。
“我们在学校里都是学习基本新闻理论，和接受采写技能的培训，但现在很多媒体更愿意录用具有经济、法律等专业知识的毕业生。而且知名媒体接收毕业生时，明确要求硕士以上学历。”
林谷手上握有的几个offer都是一些私企宣传或媒体策划等小职位。她和她的同学们也曾向知名媒体投递过简历，只是初试就被刷下来了。
四年前，刚刚考来广州的林谷原本对自己的职业预期是，成为一名报社或电视台的记者，实现政治抱负，晋身白领精英阶层。而现实景况却让她感到很无奈。
但林谷对于专业设置的问题批评并不多，她更愿意认为是专业的培养模式出现了问题：“现在大学对我们的培养，仍然是按照‘无所不能’的精英模式，新闻专业尤其如此，杂而空，内容很泛化。其实，高等教育更多的应该是培养一种专业素养，等去找工作时才意识到，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做专业工作的素质。”
林谷感到困扰的并不在于能不能找到工作。“现在国家经济高度发展，机会很多，而且华工每年都有大企业来校园宣讲，真要想找工作，还是能找到的。只是关于是否专业对口是否有发展潜力的考量，折磨着我们每一个人。”
是原点，还是新起点？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一个农村孩子，如果不想留在家里种地，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靠读书考出来。到今天，这条路依然存在。
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7级博士生刘郁琪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刘郁琪出生在湖南邵阳，家里非常穷苦，有三个孩子。按他的话说就是“家中五个人常常同时有三个人在生着大病”。15岁时母亲去世，哥哥因为要负担家里的生活，把继续念书的机会留给了刘郁琪。
1997年，刘郁琪参加了高考，那正好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20个年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还没有表现出来，绝大部分人都相信高考一定能改变命运。
“当时分数还可以，原始分590多分，第一志愿本来填的是人民大学新闻系，但是因为考虑到没钱，学费付不起，就把志愿改成了广州大学。97年的广州大学（当时还叫广州师范学院）是不要学费的，每月还有130元的高额补贴，并且还有政策规定说4年毕业后留广州工作，离开广州的话还要罚款。”
贫困家庭的孩子总是更善于和现实妥协，就这样他来到了广州。而之后的求学生涯，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个城市化的过程，他也逐渐熟悉并喜欢上了城市的生活。
在广州，他一直从本科读到了硕士、博士，从广州大学到暨南大学再到中山大学，而目前十年读书生活就要结束，他却不得不离开这座熟悉的城市，回到他的家乡湖南。
其实这也是迫于现实压力的无奈选择。“广州的房价太高，回湖南当老师首先就可以分给我一套150平米的房子，虽然小地方房子不值钱，但毕竟解决了生活问题。”
十年前，他寄望于通过高考来到大城市生活，而十年后的今天，他决定到位于湘潭的湖南科技大学任教，一路兜转回到湖南。
这个看似原点的位置如今却被刘郁琪看作是人生的新起点。他坚持认为这十年书读得值得。“我觉得我的命运在高考那个节点上是个转折。当年和我一起参加高考但没考上的人，现在都是在家种地，或者出外打工。在这十年里，我的生活还是变化了，我从一个彻底的乡巴佬变成了一个非乡巴佬，我完成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我们失去了安全感，却赢来自由
2002年秋天，当冯丰进入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通信工程专业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四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职业动画师。
对于通信工程专业的大学生，摆在面前就三条路：做市场，做研发或者维修。但这些都不是冯丰的兴趣所在。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只是家长的安排让他在高考的时候转换了自己的专业方向，看上去，现在的专业方向与他的个人兴趣毫无关联。
站在命运的岔路口，就在冯丰犹豫着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之际，他有幸通过朋友结识了国内著名年轻漫画家翁子扬。“我拿自己的素描本给他看，他对我说，你是有天赋的，不要放弃。”翁子扬对冯丰的鼓励唤醒了他心里埋藏已久的那份憧憬。
即便如此，入行的门槛看起来仍旧高不可攀。
犹豫了一阵，冯丰最终来到深圳寻找机会。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关外一个工厂做助理工程师。“那里对文凭要求低，但是工作环境和管理非常混乱。我当时就只想着能把自己养活就成，至少对得起家长。”
闲来无事，冯丰登陆深圳人才网，看到了绘画类人才的招聘广告，顿觉眼前一亮。“投简历太慢，我立刻打了电话过去，预约，面试，上班。”
前后不过几天时间，冯丰成了怡景国家动漫基地一个幸福的艺术工人。“我觉得很轻松，工作就是玩，非常有兴趣。”
现在冯丰每天忙着学习新的东西，还接受了系统的职业培训，参与了正在播出的动画片的制作，开始有了自己清晰的人生规划。
“心里还是对画画有梦想吧。我一直喜欢画画，在初中时就模模糊糊地梦想做个漫画家。”而这个几乎完全幻灭的人生设想，现在竟变成现实，“真感觉像梦一样”，冯丰感叹。
或者他更应该感到庆幸，他不是在30年前参加高考，当时的国家分配制度一定会按照他所学的专业——通信工程——给他安排一份工作，然后他会慢慢成为一个工程师，但也会离自己曾经的梦想越来越远。
或许，这就是高考和当下大学生命运之间的复杂关联——我们失去了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失去安全感，却因此有了更多追求自己生活自由的机会——谁能说过去比现在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