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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教会大学为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化曾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通过自身不断的调整,教育目标逐渐由基督化走向世俗化,由西方化走向中国化,其对中国社会特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本文从职业教育这一突出贡献入手,简析了中国教会大学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希望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有所帮助。
关键词教会大学 职业教育 教育目标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8-229-02
教会大学,顾名思义即与教会有关的机构、组织或个人所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它包括由教会个别宗派直接管辖的大学,由多个宗派或联合教会组织协办的大学以及基督教人士创办而不直属于任何宗派或教会组织的大学。可以说,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大学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其作用不仅仅是充当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也为我国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自然科学的传播,兴办女子教育等,同时还开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先河,极大地满足了中国社会对专门人才的需求。
一、教会大学职业教育课程开设的必然性
(一)中国教会大学发展的民族压力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教会大学存在发展了近60年。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会大学以宣扬基督教义、传播西方思想为主的办学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在教会大学里,他们自己推行了一套殖民主义的教育制度,实施强制性的宗教教育以加强对中国学生思想的钳制。但受制于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教会大学又不可能按着既定的愿望和轨迹发展,“外国文化租界”不可能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因此,中西民族矛盾给教会大学传播福音工作带来了严重阻碍。
(二)中国教会大学发展的内部压力
在大部分传教士看来,职业教育是世俗的,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并不会产生什么用处,而教会一般也并不赞同除医学、神学以外课程的开设,教会学校用教会的钱来培养工程师、农业家、律师等等更是毫无理由的。教会大学的目标是人本主义,而不是技术或职业教育。有些教育工作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纯粹是人文学科,其目标就是培养官吏。学者更视体力劳动是低人一等的。当社会不再能够聘用所有毕业生时,毕业生常常发现自己没有从事其它工作的能力,从此,人们的态度开始逐渐转变。教会也感到自己有责任为教徒提供谋生的手段。同时,随着教会内部教育工作者和福音传教士之间在经费和人员方面竞争日益激烈,中国教会大学的花费也不断增加,教会便期望大学从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那里获得资助。为此,教会大学必须适当调整自己的办学策略,开设各种专业和职业课程,以赢得人们对教会大学的赞赏,并取得公众的资助与支持。
(三)中国教会大学发展的教育界影响
同公立学校的竞争是改变人们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多数中国学生喜欢文科教育,但一些有影响的中国教育家开始提倡“生活教育”。在教育部的邀请下,杜威于1919年来中国作了一系列关于教育方面的演讲。这些提倡思想自由、实验方法和教育对公民生活与社会经验的关系的演说受到了大力的宣扬,其影响力扩大到成百上千的学生、新闻记者、教师和其他教育团体。而且,在杜威访华期间,他的许多著作被译成中文,广泛传阅。美国教育理论就这样深深的影响了中国人们的教育思想观念,认为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西式文理学院所强调的人文学科都是不全面的,必须在课程里加进专门的职业和专业训练。另外,中国的教育家还受着唯物主义与功利主义理论的影响,并帮着呼吁重视实用教育,以增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二、中国教会大学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
近代中国科技文化落后、生产力落后,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民对职业教育呼声不断高涨,而且当时还没有关于中国需要的实用教育的理论。因此,金陵大学是职业教育的先驱。在1911年旱灾期间,金陵大学买到了低地租的土地,并在那儿安置难民,给难民种子和工具,教他们先进的农业方法。这项计划很快得到了人们的关心、奖励和捐献。当政府把紫金山赠与学校作为实验站时,学校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移民区,指导移民建立防火线、做砖、造路、建房,从事造林工作。该校于1914—1915年间还开办了农林学院,中国政府为了支持此学院的建立不惜关闭了自己在北京的林业学院,并把18名学生转入了金陵大学。此后,安徽、山东、山西、云南、贵州和江苏的省长也纷纷派出奖学金学生;中国纺织厂厂家组织也提供经费,资助学院进行改良,棉种和棉花等栽培方法的实验。由此可知,在当时,教会大学在实用教育的这方面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教会大学对职业教育的创办和课程的开设也赢得了中国政府、社会各界人士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度关注和支持。
中华民国建立后,民族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对于培养适应近代经济生产的新型劳动者的职业教育需求与日俱增。其职业课程逐渐由弱到强,学科门类由单一走向多样。在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运动爆发后,教会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增强,纷纷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和地区经济生活特点,开设制革、家政、农科、劳工统计调查科、教育专修科等大量的职业课程。如当时中国制革业落后,虽本国盛产大量生皮原料,只能出口到技术发达的国家,同时又要以昂贵价格进口经过加工的熟皮。针对这一情况,燕京大学及时开设了自己的制革厂,并从1921—1934年间共培养了90名毕业生,分别在13个城市设立了自己的制革厂,基本上解决了皮革加工问题,并大大促进了中国民族制革工业的发展。到1927年,燕大的职业教育达到顶峰,其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26%。岭南大学设立蚕桑科、农科,致力于改进中国生丝质量,研究成功多穂水稻,改良许多新品种果树,对广东省新兴农业发展贡献很大。一些大学还办出了自己的特色专业,如金陵大学的园艺和汽车修理、圣约翰大学的机械制造、东吴大学的化学工艺、金陵女子大学的家政服务等。这些职业科的开始不仅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一些专业急需人才,同时还使得教会大学改变了自身的困难处境,得到了中国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教会大学为了自身的使命——传播宗教精神,在困境中艰难的生存、发展,面对国立大学的逐渐兴起,中国政府对教会大学的抑制与干涉逐渐加强,以致最终收回教育主权,中国教会大学终于走向消亡。但其开创的许多职业课程却被我国高校所继承并不断的发展壮大,其突出的历史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三、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一)理论联系实际
教会大学在教学方针、课程设置上不仅强调学用结合外,还力求将所学知识服务于广大社会甚至走进乡村。如金陵大学农学院实行教学、科研、应用相辅并进的“三一制”,重在联系农业实际,为此成立了农业推广部,还在安徽和县创办了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此外,学生还积极参与调查研究项目,农业经济系师生承担范围涉及22个省的“土地利用调查”,还做过人口调查及水灾调查;农学院大规模动员师生进行了全国农村经济调查。通过这些调查活动,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实际的了解,也具体应用了自己在课堂上所学的书本知识。所以,我国高等教育院校对理论联系实际要高度重视,不要让这仅仅变成一个口号,更要把工作落实下去,充分开展实际活动的教育,以便学生离开校园时可以游刃有余的从事专业方面的工作和科研。
(二)注重科学研究与国际合作
中国教会大学在职业教育方面不仅传授职业技术,更注重科学研究;同时,由于教会大学的传教士都来源于国外,这样就为教会大学和国外的大學及市场建立合作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教会大学里,许多教师都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并有能力从事各种不同的计划。这些科学研究为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教会大学在受益于国际教育会的同时,还与其它国家建立了合作与交流的关系。如为改进中国生丝质量并使之标准化,广州岭南大学的农学院与法国和美国的丝绸出口商合作,不仅解决了经费上的难题,还获得了科学和技术上的支持和研发。这些不仅促进了教会大学在职业教育方面的发展,更多的满足了中国当时社会上的需要,也极大的提高了中国教会大学在职业教育方面的学术水平。从目前来看,我国虽然保留了很多教会大学创办的职业科目,但对于教会大学在职业教育的科研精神还是有些缺乏的,因此,在中国的科研领域,我国的职业教育不仅要传播好技术知识,更要注重科学研究并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资源,加大合作力度、开发好科研项目,以引领社会不断的向前迈进。
(三)与社会需求相一致
中国教会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从基督化逐渐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根据社会的需求开设相应的课程,不仅可以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更能赢得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以便其能够继续在中国存留。如一战后,日本丝业突起,我国生丝出口大受打击,广东蚕种不良、蚕病丛生,蔓延极广,岭南大学便培育出无病毒的蚕种。此外,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在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指导下,突出科技实用性课程,培养人才与抗战需要直接挂钩。如金陵大学于1938年开设了学制4个月的技工课程与2个月的汽车驾驶与维修课程。这些临时的课程调整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求,更为社会科技的發展奠定了基础。因此,高校的课程开设不是一层不变的,尤其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课程更应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一致。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高校应充分做好社会调查,理解市场需求,及时调整自身的专业设置,不仅要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更要促进社会向前发展。
虽然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以悲剧而告终,但其历史意义却不容小觑,我们应该充分吸收借鉴其有意义、有价值之处来填补自身的不足。面对21世纪的到来,经济全球化的凸现,我国高校的职业教育能否立足强者之林,求生存、求发展,关键就在于能否正确处理好教育与社会、市场的关系,既要结合市场需求,保证为社会服务,又要走在社会的前面,引领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2]吴梓明.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4]张伟英.燕京大学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刘少雪.中国大学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6]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
[7]王晋丽.非基督教运动前后中国教会大学课程设置比较.中北大学学报.2007(6).
[8]戚洪.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2).
[9]周敏.民国时期中国教会大学办学特色简析.天中学刊.2008(1).
[10]孙秀玲,程金良.近代中国教会大学走向社会服务的原因分析.江南大学学报.2008(9).
[11]李先国,王一定.试论中国的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及其启示.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2(12).
[12]周谷平,孙秀玲.挑战与应对: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社会服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12).
关键词教会大学 职业教育 教育目标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8-229-02
教会大学,顾名思义即与教会有关的机构、组织或个人所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它包括由教会个别宗派直接管辖的大学,由多个宗派或联合教会组织协办的大学以及基督教人士创办而不直属于任何宗派或教会组织的大学。可以说,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大学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其作用不仅仅是充当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也为我国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自然科学的传播,兴办女子教育等,同时还开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先河,极大地满足了中国社会对专门人才的需求。
一、教会大学职业教育课程开设的必然性
(一)中国教会大学发展的民族压力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教会大学存在发展了近60年。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会大学以宣扬基督教义、传播西方思想为主的办学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在教会大学里,他们自己推行了一套殖民主义的教育制度,实施强制性的宗教教育以加强对中国学生思想的钳制。但受制于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教会大学又不可能按着既定的愿望和轨迹发展,“外国文化租界”不可能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因此,中西民族矛盾给教会大学传播福音工作带来了严重阻碍。
(二)中国教会大学发展的内部压力
在大部分传教士看来,职业教育是世俗的,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并不会产生什么用处,而教会一般也并不赞同除医学、神学以外课程的开设,教会学校用教会的钱来培养工程师、农业家、律师等等更是毫无理由的。教会大学的目标是人本主义,而不是技术或职业教育。有些教育工作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纯粹是人文学科,其目标就是培养官吏。学者更视体力劳动是低人一等的。当社会不再能够聘用所有毕业生时,毕业生常常发现自己没有从事其它工作的能力,从此,人们的态度开始逐渐转变。教会也感到自己有责任为教徒提供谋生的手段。同时,随着教会内部教育工作者和福音传教士之间在经费和人员方面竞争日益激烈,中国教会大学的花费也不断增加,教会便期望大学从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那里获得资助。为此,教会大学必须适当调整自己的办学策略,开设各种专业和职业课程,以赢得人们对教会大学的赞赏,并取得公众的资助与支持。
(三)中国教会大学发展的教育界影响
同公立学校的竞争是改变人们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多数中国学生喜欢文科教育,但一些有影响的中国教育家开始提倡“生活教育”。在教育部的邀请下,杜威于1919年来中国作了一系列关于教育方面的演讲。这些提倡思想自由、实验方法和教育对公民生活与社会经验的关系的演说受到了大力的宣扬,其影响力扩大到成百上千的学生、新闻记者、教师和其他教育团体。而且,在杜威访华期间,他的许多著作被译成中文,广泛传阅。美国教育理论就这样深深的影响了中国人们的教育思想观念,认为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西式文理学院所强调的人文学科都是不全面的,必须在课程里加进专门的职业和专业训练。另外,中国的教育家还受着唯物主义与功利主义理论的影响,并帮着呼吁重视实用教育,以增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二、中国教会大学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
近代中国科技文化落后、生产力落后,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民对职业教育呼声不断高涨,而且当时还没有关于中国需要的实用教育的理论。因此,金陵大学是职业教育的先驱。在1911年旱灾期间,金陵大学买到了低地租的土地,并在那儿安置难民,给难民种子和工具,教他们先进的农业方法。这项计划很快得到了人们的关心、奖励和捐献。当政府把紫金山赠与学校作为实验站时,学校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移民区,指导移民建立防火线、做砖、造路、建房,从事造林工作。该校于1914—1915年间还开办了农林学院,中国政府为了支持此学院的建立不惜关闭了自己在北京的林业学院,并把18名学生转入了金陵大学。此后,安徽、山东、山西、云南、贵州和江苏的省长也纷纷派出奖学金学生;中国纺织厂厂家组织也提供经费,资助学院进行改良,棉种和棉花等栽培方法的实验。由此可知,在当时,教会大学在实用教育的这方面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教会大学对职业教育的创办和课程的开设也赢得了中国政府、社会各界人士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度关注和支持。
中华民国建立后,民族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对于培养适应近代经济生产的新型劳动者的职业教育需求与日俱增。其职业课程逐渐由弱到强,学科门类由单一走向多样。在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运动爆发后,教会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增强,纷纷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和地区经济生活特点,开设制革、家政、农科、劳工统计调查科、教育专修科等大量的职业课程。如当时中国制革业落后,虽本国盛产大量生皮原料,只能出口到技术发达的国家,同时又要以昂贵价格进口经过加工的熟皮。针对这一情况,燕京大学及时开设了自己的制革厂,并从1921—1934年间共培养了90名毕业生,分别在13个城市设立了自己的制革厂,基本上解决了皮革加工问题,并大大促进了中国民族制革工业的发展。到1927年,燕大的职业教育达到顶峰,其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26%。岭南大学设立蚕桑科、农科,致力于改进中国生丝质量,研究成功多穂水稻,改良许多新品种果树,对广东省新兴农业发展贡献很大。一些大学还办出了自己的特色专业,如金陵大学的园艺和汽车修理、圣约翰大学的机械制造、东吴大学的化学工艺、金陵女子大学的家政服务等。这些职业科的开始不仅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一些专业急需人才,同时还使得教会大学改变了自身的困难处境,得到了中国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教会大学为了自身的使命——传播宗教精神,在困境中艰难的生存、发展,面对国立大学的逐渐兴起,中国政府对教会大学的抑制与干涉逐渐加强,以致最终收回教育主权,中国教会大学终于走向消亡。但其开创的许多职业课程却被我国高校所继承并不断的发展壮大,其突出的历史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三、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一)理论联系实际
教会大学在教学方针、课程设置上不仅强调学用结合外,还力求将所学知识服务于广大社会甚至走进乡村。如金陵大学农学院实行教学、科研、应用相辅并进的“三一制”,重在联系农业实际,为此成立了农业推广部,还在安徽和县创办了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此外,学生还积极参与调查研究项目,农业经济系师生承担范围涉及22个省的“土地利用调查”,还做过人口调查及水灾调查;农学院大规模动员师生进行了全国农村经济调查。通过这些调查活动,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实际的了解,也具体应用了自己在课堂上所学的书本知识。所以,我国高等教育院校对理论联系实际要高度重视,不要让这仅仅变成一个口号,更要把工作落实下去,充分开展实际活动的教育,以便学生离开校园时可以游刃有余的从事专业方面的工作和科研。
(二)注重科学研究与国际合作
中国教会大学在职业教育方面不仅传授职业技术,更注重科学研究;同时,由于教会大学的传教士都来源于国外,这样就为教会大学和国外的大學及市场建立合作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教会大学里,许多教师都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并有能力从事各种不同的计划。这些科学研究为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教会大学在受益于国际教育会的同时,还与其它国家建立了合作与交流的关系。如为改进中国生丝质量并使之标准化,广州岭南大学的农学院与法国和美国的丝绸出口商合作,不仅解决了经费上的难题,还获得了科学和技术上的支持和研发。这些不仅促进了教会大学在职业教育方面的发展,更多的满足了中国当时社会上的需要,也极大的提高了中国教会大学在职业教育方面的学术水平。从目前来看,我国虽然保留了很多教会大学创办的职业科目,但对于教会大学在职业教育的科研精神还是有些缺乏的,因此,在中国的科研领域,我国的职业教育不仅要传播好技术知识,更要注重科学研究并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资源,加大合作力度、开发好科研项目,以引领社会不断的向前迈进。
(三)与社会需求相一致
中国教会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从基督化逐渐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根据社会的需求开设相应的课程,不仅可以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更能赢得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以便其能够继续在中国存留。如一战后,日本丝业突起,我国生丝出口大受打击,广东蚕种不良、蚕病丛生,蔓延极广,岭南大学便培育出无病毒的蚕种。此外,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在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指导下,突出科技实用性课程,培养人才与抗战需要直接挂钩。如金陵大学于1938年开设了学制4个月的技工课程与2个月的汽车驾驶与维修课程。这些临时的课程调整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求,更为社会科技的發展奠定了基础。因此,高校的课程开设不是一层不变的,尤其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课程更应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一致。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高校应充分做好社会调查,理解市场需求,及时调整自身的专业设置,不仅要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更要促进社会向前发展。
虽然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以悲剧而告终,但其历史意义却不容小觑,我们应该充分吸收借鉴其有意义、有价值之处来填补自身的不足。面对21世纪的到来,经济全球化的凸现,我国高校的职业教育能否立足强者之林,求生存、求发展,关键就在于能否正确处理好教育与社会、市场的关系,既要结合市场需求,保证为社会服务,又要走在社会的前面,引领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2]吴梓明.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4]张伟英.燕京大学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刘少雪.中国大学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6]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
[7]王晋丽.非基督教运动前后中国教会大学课程设置比较.中北大学学报.2007(6).
[8]戚洪.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2).
[9]周敏.民国时期中国教会大学办学特色简析.天中学刊.2008(1).
[10]孙秀玲,程金良.近代中国教会大学走向社会服务的原因分析.江南大学学报.2008(9).
[11]李先国,王一定.试论中国的教会大学的办学经验及其启示.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2(12).
[12]周谷平,孙秀玲.挑战与应对: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社会服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