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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将现代性价值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并将其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整合起来，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制度性维度和文化价值观念；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吸纳与建构现代性的过程，而中国未来改革开放就是要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一现代性将成为继西方现代性、东亚现代性之后的一种新的现代性而受到世界的瞩目。
关键词：改革开放；现代性；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3-0005-05
改革开放作为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的伟大创新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30年过去了，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来进行评价，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笔者试图从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性这一视阈对此作一个历史性、前瞻性的评价与探讨。
一
从直观的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所经历的曲折分不开的，是对以“文革”为极端表现形式的“左”的错误路线的纠正，因此具有拨乱反正的历史意蕴。但从其所承载的历史任务来看，则并非仅仅是清理历史，而更重要的在于开辟未来，即在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实现以现代化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振兴。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仍然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明显不足、带有传统社会特征的农业大国，缺乏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物质性要素、制度性维度和文化价值观念。因此，追求并实现现代化仍是所面临的历史任务。
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时。中国便遭遇到了现代性，并与中国的封建制度、文化传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主题。中国人希冀通过向西方学习，找到一条实现民族振兴之路。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探索过程。从以洋务运动为表现的器物层面的变革，到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表现的制度层面的变革，再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表现的文化价值层面的变革，对西方文明经历了一场“由表及里”的学习过程，开始触摸到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
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瓜分和封建势力对中国社会进步所造成的巨大阻碍，使得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造成了现代化进程的断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始终是以政治结构的变革为中心，而没有走上以实现现代化为主要取向的发展道路。然而，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非是与现代化无关，而是实现中国社会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政治前提。对此，毛泽东指出：“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社会主义是中国人在按照西方方式探索复兴之路遭遇挫折与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进行的一次新的选择。这种“向西方寻找真理”再到“走俄国人的路”的过程，毛泽东在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做了精辟的论述。中国革命的成功为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最初是学习和效仿苏联模式，试图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来实现工业化，后来又试图克服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探寻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但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没有突破原苏联模式的束缚，并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政治运动上，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徘徊了长达二十年之久。
反思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经历的曲折，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再次造成了现代化的自我断裂?笔者认为从现代性的视阈来分析，或许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改革开放这一历史壮举的意义，也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前瞻性的启迪。
二
现代性是一个多视角的话语系统，其涵盖学科广泛，内涵复杂，极富歧义。根据本文所探讨的视角，是将其作为社会学的概念加以理解。作为关涉社会发展的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是与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的，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内在属性只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才能显现。对此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包含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在与皮尔森的对话中，吉登斯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
社会学的维度，强调了不能脱离现代化来讲现代性，但也不能否认二者的区别。现代性是通过现代化过程而得以表征的，二者具有因果关系；现代化是一个实证性的概念，而现代性则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所以，学界更多地将现代性看成是一种“社会文化模式”，或“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念层面”。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特点，现代化能够被量化的、显性的特征往往容易被人们所认识，而现代性所具有的隐性的、规范的特征则不容易被人们所把握。
根据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复杂关系，笔者将现代性的内涵分为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一是物质形态层面，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它构成现代性也是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二是制度形态层面，主要包括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层化，这是现代性蕴涵的外在制度结构；三是文化价值观念层面，包括自由、民主、平等等；四是人的行为模式层面，包括崇尚理性、尊重科学、自主选择、个体本位等。后两个方面是现代性蕴涵的内在文化心理结构，代表了现代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上的基本取向。
现代性发轫于西方，与西方现代化紧密相连。资产阶级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也使得现代性首先在资本主义模式中得以实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产业革命等均成为资产阶级构建其现代性的历史性标志。但随着现代化成为世界性的潮流，现代性所内含的制度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也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扩散，从而使现代性呈现出复杂的流变。
西方现代性在历史上的优先性，很容易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仅仅认同其物质形态层面，而将它的其他层面简单地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拒绝。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正是在拒绝资本主义的同时。把实现现代化的一些基本要素也简单地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拒绝了，如对商品经济的限制，对市场经济的拒斥，对民主法制和人的个性发展认识的不到位等。我们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与对我国国情缺乏准确的判断有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是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这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指认的经典社会主义有着重要区别，是一种前现代的社会主义，换言之，是一种需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去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是在超越“现代性文明”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在具有 浓厚的“传统文明”中脱胎出来的。这种不发达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由于不是建立在积极扬弃资本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因此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开启的现代性文明成果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社会即将步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社会制度的先进性与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试图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来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并将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新中国成立之后却迟迟没有走上现代化的建设道路。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是由于对基本国情的判断有误并直接导致的对现代性的简单拒斥。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一方面使现代化失去了其制度性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支撑，另一方面则是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来简单拒斥被视为资本主义属性的现代性。要实现现代化，却对现代性简单拒绝，这显然是发展中的悖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处在这种悖论之中。因此，不难看出，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首先就在于，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将现代性的价值逐渐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并将其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整合起来。
三
改革开放涉及如何看待和变革中国自身社会的制度体制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两个方面所关涉的都属于现代性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起者和总设计师，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将改革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而把开放作为发展中国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以改革开放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正确看待资本文明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如何看待缘起于西方的现代性问题。改革开放之前，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几乎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其起始阶段，始终存在着姓“资”姓“社”的争论。以及“左”和右的干扰。“左”的思潮是以防止被“西化”为由来拒斥资本文明，右的思潮是以“现代化”为由来无条件地接受西方价值。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就在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排除了这种干扰，这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中，把握住了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以开放性的视野，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发展的新观念、新思想：从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最终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从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到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奋斗目标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了清晰的内涵；从认识到科技、教育、知识、人才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到确立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将经济发展方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与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到注重社会全面进步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正是在这种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等被逐渐纳入我国制度与体制改革的视野，从而使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制度性框架被逐步确立起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也在新旧观念的激荡中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所认同，从而使整个民族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深化，必然带来生产、消费和文明的相互依存和全球化。马克思晚年提出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但其前提条件是必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81。马克思指认的“积极成果”无疑应该包括资本文明所创造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及与此相应的现代性价值。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社会主义不能脱离人类文明人类的大道，只有在与世界的普遍交往中才能得到发展。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当年提出的这一课题的实现形式和基本途径，这就是改革开放。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吸纳与建构现代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伴随着解放思想与姓“资”姓“社”的争论的探索与尝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吸收、接纳和整合现代性的基本价值，为现代化提供制度与观念的保证；另一方面则要防止在吸纳现代性的过程中被“西化”而导致资本主义。中国正是在警惕右、防止“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的原则指导下，将现代性的普遍价值与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整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历史性的创新。
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以现代化为指向的发展中迅速崛起，但在享受现代性的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生态危机以及物化世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消解等。此外，由于现代化对中国社会而言仍然是一种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以及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使现代性在不同区域的显现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与不充分，使我们在处理“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以及不同现代性之间的矛盾时，面临着复杂的价值选择与价值整合。
中国过去的发展是靠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还是要靠改革开放。那么，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基本走向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如果从改革开放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来看，是要最终建构自身的现代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
从现代性的发展来看，最初是西方现代性，但随着现代化成为世界的潮流以及现代性所内含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扩散，现代性已经不是专属于西方，而是呈现出“多元现代性”。多元现代性说明，现代性不等同西化；尽管西方现代性的模式享有历史上的优先性，但西方现代性的模式不是唯一的现代性。多元现代性的崛起恰恰说明，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在全球化过程中已不再专属于西方，而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
建构何种现代性。取决于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历史时代、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从走向现代化进程来看，有“内生先发”的现代化，即“西方模式”，也有“外生后发”的现代化，如“东亚模式”。从现代化的自身发展来看，人类经历了以工业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现代化，目前正在经历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的第二次现代化。信息化、知识化和生态化成为第二次现代化的显著特点。
现代性模式的不同也来自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制度。西方现代性与东亚现代性有着不同的文化底蕴，但同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中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而且地处东亚，也属于“外生后发”的现代化，但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不属于以上两种模式。邓小平将现代化分为“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和“无产阶级干的现代化”。 这种制度规范上的差别，也可以区分出资本主义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中国要建构的是社会主义现代性，但又有“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决定的。目前，学界谈论现代性的不少，但基本上不怎么讲社会主义现代性。这是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绝不是简单接纳、复制“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更重要的在于真正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性。如何建构?实践已经做出了回答：在立足中国国情、在面向世界和未来、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体系中构建现代性，应当成为其基本维度。据此，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来回应现代性问题，要有“国情意识”、“价值意识”和“批判意识”。
首先，“国情意识”是建构中国现代性的基础。建构中国现代性要有“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不能简单地追随西方现代性的语境。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但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社会不同，不能用“西方问题”来取代“中国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解决因过去发展不足所带来的“落后问题”，也需要正视和解决在目前快速发展中产生的“发展问题”；需要解决现代化发展在城乡、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性问题，也要解决在现阶段发展中所面临的“阶段性问题”；需要正确处理在两次现代化交织与并存中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也要解决工业化与生态化的矛盾问题。
其次，“价值意识”是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核心。要对建构中国现代性的价值维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现代性建构实质上是一个价值的选择、整合与重构的过程。建构中国现代性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作为流动的现代性，需要我们有开放的全球性视野。但全球化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传统与现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在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紧张关系。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要突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价值整合中的引领作用。同时也要尊重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如仁爱、和谐、宽容、重义、天人合一等)，并发挥这些价值观念在调整、化解现代性矛盾中的引导作用。
最后，“批判意识”是建构中国现代性的灵魂。现代社会发展的辩证特征是，它需要在不断发展中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又在发展中不断地产生着新的社会问题；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托于知识的增长，而由此所推动的发展又往往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不断建构并瓦解着自身成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特征要求我们在建构中国现代性过程中必须保持一种批判意识，而批判意识的表现就是对现代性的不断反思、超越和创新，它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起着先导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这一现代性也将最终形成。可以预言，这一现代性将成为继西方现代性、东亚现代性之后的一种新的现代性而受到世界瞩目。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已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的理念中彰显出了其鲜明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改革开放；现代性；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3-0005-05
改革开放作为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的伟大创新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30年过去了，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来进行评价，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笔者试图从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性这一视阈对此作一个历史性、前瞻性的评价与探讨。
一
从直观的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所经历的曲折分不开的，是对以“文革”为极端表现形式的“左”的错误路线的纠正，因此具有拨乱反正的历史意蕴。但从其所承载的历史任务来看，则并非仅仅是清理历史，而更重要的在于开辟未来，即在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实现以现代化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振兴。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仍然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明显不足、带有传统社会特征的农业大国，缺乏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物质性要素、制度性维度和文化价值观念。因此，追求并实现现代化仍是所面临的历史任务。
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时。中国便遭遇到了现代性，并与中国的封建制度、文化传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主题。中国人希冀通过向西方学习，找到一条实现民族振兴之路。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探索过程。从以洋务运动为表现的器物层面的变革，到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表现的制度层面的变革，再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表现的文化价值层面的变革，对西方文明经历了一场“由表及里”的学习过程，开始触摸到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
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瓜分和封建势力对中国社会进步所造成的巨大阻碍，使得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造成了现代化进程的断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始终是以政治结构的变革为中心，而没有走上以实现现代化为主要取向的发展道路。然而，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非是与现代化无关，而是实现中国社会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政治前提。对此，毛泽东指出：“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社会主义是中国人在按照西方方式探索复兴之路遭遇挫折与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进行的一次新的选择。这种“向西方寻找真理”再到“走俄国人的路”的过程，毛泽东在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做了精辟的论述。中国革命的成功为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最初是学习和效仿苏联模式，试图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来实现工业化，后来又试图克服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探寻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但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没有突破原苏联模式的束缚，并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政治运动上，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徘徊了长达二十年之久。
反思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经历的曲折，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再次造成了现代化的自我断裂?笔者认为从现代性的视阈来分析，或许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改革开放这一历史壮举的意义，也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前瞻性的启迪。
二
现代性是一个多视角的话语系统，其涵盖学科广泛，内涵复杂，极富歧义。根据本文所探讨的视角，是将其作为社会学的概念加以理解。作为关涉社会发展的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是与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的，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内在属性只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才能显现。对此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包含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在与皮尔森的对话中，吉登斯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
社会学的维度，强调了不能脱离现代化来讲现代性，但也不能否认二者的区别。现代性是通过现代化过程而得以表征的，二者具有因果关系；现代化是一个实证性的概念，而现代性则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所以，学界更多地将现代性看成是一种“社会文化模式”，或“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念层面”。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特点，现代化能够被量化的、显性的特征往往容易被人们所认识，而现代性所具有的隐性的、规范的特征则不容易被人们所把握。
根据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复杂关系，笔者将现代性的内涵分为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一是物质形态层面，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它构成现代性也是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二是制度形态层面，主要包括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层化，这是现代性蕴涵的外在制度结构；三是文化价值观念层面，包括自由、民主、平等等；四是人的行为模式层面，包括崇尚理性、尊重科学、自主选择、个体本位等。后两个方面是现代性蕴涵的内在文化心理结构，代表了现代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上的基本取向。
现代性发轫于西方，与西方现代化紧密相连。资产阶级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也使得现代性首先在资本主义模式中得以实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产业革命等均成为资产阶级构建其现代性的历史性标志。但随着现代化成为世界性的潮流，现代性所内含的制度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也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扩散，从而使现代性呈现出复杂的流变。
西方现代性在历史上的优先性，很容易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仅仅认同其物质形态层面，而将它的其他层面简单地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拒绝。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正是在拒绝资本主义的同时。把实现现代化的一些基本要素也简单地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拒绝了，如对商品经济的限制，对市场经济的拒斥，对民主法制和人的个性发展认识的不到位等。我们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与对我国国情缺乏准确的判断有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是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这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指认的经典社会主义有着重要区别，是一种前现代的社会主义，换言之，是一种需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去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是在超越“现代性文明”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在具有 浓厚的“传统文明”中脱胎出来的。这种不发达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由于不是建立在积极扬弃资本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因此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开启的现代性文明成果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社会即将步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社会制度的先进性与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试图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来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并将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新中国成立之后却迟迟没有走上现代化的建设道路。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是由于对基本国情的判断有误并直接导致的对现代性的简单拒斥。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一方面使现代化失去了其制度性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支撑，另一方面则是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来简单拒斥被视为资本主义属性的现代性。要实现现代化，却对现代性简单拒绝，这显然是发展中的悖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处在这种悖论之中。因此，不难看出，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首先就在于，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将现代性的价值逐渐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并将其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整合起来。
三
改革开放涉及如何看待和变革中国自身社会的制度体制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两个方面所关涉的都属于现代性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起者和总设计师，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将改革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而把开放作为发展中国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以改革开放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正确看待资本文明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如何看待缘起于西方的现代性问题。改革开放之前，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几乎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其起始阶段，始终存在着姓“资”姓“社”的争论。以及“左”和右的干扰。“左”的思潮是以防止被“西化”为由来拒斥资本文明，右的思潮是以“现代化”为由来无条件地接受西方价值。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就在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排除了这种干扰，这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中，把握住了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以开放性的视野，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发展的新观念、新思想：从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最终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从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到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奋斗目标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了清晰的内涵；从认识到科技、教育、知识、人才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到确立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将经济发展方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与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到注重社会全面进步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正是在这种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等被逐渐纳入我国制度与体制改革的视野，从而使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制度性框架被逐步确立起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也在新旧观念的激荡中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所认同，从而使整个民族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深化，必然带来生产、消费和文明的相互依存和全球化。马克思晚年提出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但其前提条件是必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81。马克思指认的“积极成果”无疑应该包括资本文明所创造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及与此相应的现代性价值。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社会主义不能脱离人类文明人类的大道，只有在与世界的普遍交往中才能得到发展。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当年提出的这一课题的实现形式和基本途径，这就是改革开放。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吸纳与建构现代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伴随着解放思想与姓“资”姓“社”的争论的探索与尝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吸收、接纳和整合现代性的基本价值，为现代化提供制度与观念的保证；另一方面则要防止在吸纳现代性的过程中被“西化”而导致资本主义。中国正是在警惕右、防止“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的原则指导下，将现代性的普遍价值与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整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历史性的创新。
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以现代化为指向的发展中迅速崛起，但在享受现代性的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生态危机以及物化世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消解等。此外，由于现代化对中国社会而言仍然是一种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以及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使现代性在不同区域的显现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与不充分，使我们在处理“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以及不同现代性之间的矛盾时，面临着复杂的价值选择与价值整合。
中国过去的发展是靠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还是要靠改革开放。那么，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基本走向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如果从改革开放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来看，是要最终建构自身的现代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
从现代性的发展来看，最初是西方现代性，但随着现代化成为世界的潮流以及现代性所内含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扩散，现代性已经不是专属于西方，而是呈现出“多元现代性”。多元现代性说明，现代性不等同西化；尽管西方现代性的模式享有历史上的优先性，但西方现代性的模式不是唯一的现代性。多元现代性的崛起恰恰说明，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在全球化过程中已不再专属于西方，而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
建构何种现代性。取决于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历史时代、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从走向现代化进程来看，有“内生先发”的现代化，即“西方模式”，也有“外生后发”的现代化，如“东亚模式”。从现代化的自身发展来看，人类经历了以工业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现代化，目前正在经历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的第二次现代化。信息化、知识化和生态化成为第二次现代化的显著特点。
现代性模式的不同也来自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制度。西方现代性与东亚现代性有着不同的文化底蕴，但同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中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而且地处东亚，也属于“外生后发”的现代化，但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不属于以上两种模式。邓小平将现代化分为“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和“无产阶级干的现代化”。 这种制度规范上的差别，也可以区分出资本主义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中国要建构的是社会主义现代性，但又有“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决定的。目前，学界谈论现代性的不少，但基本上不怎么讲社会主义现代性。这是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绝不是简单接纳、复制“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更重要的在于真正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性。如何建构?实践已经做出了回答：在立足中国国情、在面向世界和未来、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体系中构建现代性，应当成为其基本维度。据此，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来回应现代性问题，要有“国情意识”、“价值意识”和“批判意识”。
首先，“国情意识”是建构中国现代性的基础。建构中国现代性要有“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不能简单地追随西方现代性的语境。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但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社会不同，不能用“西方问题”来取代“中国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解决因过去发展不足所带来的“落后问题”，也需要正视和解决在目前快速发展中产生的“发展问题”；需要解决现代化发展在城乡、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性问题，也要解决在现阶段发展中所面临的“阶段性问题”；需要正确处理在两次现代化交织与并存中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也要解决工业化与生态化的矛盾问题。
其次，“价值意识”是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核心。要对建构中国现代性的价值维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现代性建构实质上是一个价值的选择、整合与重构的过程。建构中国现代性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作为流动的现代性，需要我们有开放的全球性视野。但全球化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传统与现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在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紧张关系。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要突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价值整合中的引领作用。同时也要尊重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如仁爱、和谐、宽容、重义、天人合一等)，并发挥这些价值观念在调整、化解现代性矛盾中的引导作用。
最后，“批判意识”是建构中国现代性的灵魂。现代社会发展的辩证特征是，它需要在不断发展中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又在发展中不断地产生着新的社会问题；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托于知识的增长，而由此所推动的发展又往往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不断建构并瓦解着自身成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特征要求我们在建构中国现代性过程中必须保持一种批判意识，而批判意识的表现就是对现代性的不断反思、超越和创新，它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起着先导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这一现代性也将最终形成。可以预言，这一现代性将成为继西方现代性、东亚现代性之后的一种新的现代性而受到世界瞩目。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已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的理念中彰显出了其鲜明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