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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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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懂茶的朋友问我,“茶禅一味”的历史脉络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荣西法师(1141-1215)到中国求法,得到圆悟克勤(1063-1135)的开示,圆悟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由荣西带回日本,藏于京都大德寺,肇始了日本禅茶的历史?朋友曾拜托大德寺的管事人去查,回答是寺藏之中没有圆悟大师手书“茶禅一味”的墨宝,而这段传说或许是后人编造的。
当然是瞎编的,荣西与圆悟相隔一个世纪,怎么个开示法?佛法再精妙,总不会像周公入梦,在孔子的睡梦中开示吧。那么,传说是谁编造的呢?我查了查日本茶学资料,日本学者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淡交社出版的《茶道辞典》,有“茶禅一味”词条,说的是村田珠光(1423-1502)在大德寺修禅,体悟了禅道与茶道“不二一如”的精神,再经过武野绍鸥(1502-1555)及千利休(1522-1591)的发扬光大,逐渐(请注意,是“逐渐”)成为日本茶道与禅道结合为一的表述。这三位日本茶道大家,生活在中国明代中叶之后,与北宋的圆悟克勤及南宋来华的荣西,相距三四百年。编造传说的人恐怕历史观念薄弱,才会混淆了宋代到明代的时间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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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在二○○三年中国出版的一本《茶道》中,指出圆悟大师写了这四个字,被日本僧人携带回国,传到大德寺一休宗纯(1394-1481)手中,成了日本代代相传的国宝。珠光在大德寺跟着一休习禅,继承了圆悟手书“茶禅一味”的传统。中国学者的推想,到了“百度百科”,居然摇身一变,成了确凿的历史事实:“宋代高僧圆悟克勤以禅宗的观念和思辨来品味茶的无穷奥妙,挥毫写下了‘茶禅一味’,其真迹被弟子带到日本,现珍藏在日本奈良大德寺,作为镇寺之宝。南宋末年,日本茶道的鼻祖荣西高僧两次来到中国参禅,并将圆悟禅师的《碧岩录》以及‘茶禅一味’墨宝带回日本,于一一九一年写成《吃茶养生记》一书,成为日本佛教临济宗和日本茶道的开山祖师。”其实,大德寺曾经藏有一幅圆悟的墨迹,不是“茶禅一味”四个字,而是圆悟写给他弟子虎丘绍隆(1077-1136)的印可文书,与茶道无关。这幅墨迹原来藏在大德寺的大仙院,辗转到了一休和尚手中,一休转赠给珠光,成为日本禅道的至宝。这幅墨迹后来从大德寺流出,现在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属于日本一级国宝。圆悟墨迹的流传,以讹传讹,居然就成了“茶禅一味”,也真令人叹为观止。
“茶禅一味”在日本茶道史中,演变为明确概念,出现这四个字,是在村田珠光之后,逐渐发展出来的。追溯概念的源头,与中国唐代禅宗普及饮茶有关,与百丈怀海(749-814)制定《百丈清规》的寺院喝茶规矩有关,更与赵州和尚(778-897)的“喫茶去”有关。赵州和尚的一句“喫茶去”,充满了禅机,不过,我们得记住,赵州和尚说的喝茶悟道,讲的是个人回到日常生活去悟道,不是进入茶道来悟道,与日本发展的“茶禅一味”在具体实践上是不同的。“茶禅一味”指出,茶道即禅道,禅悟可以通过茶道的体悟程序达到精神超升。这是要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明嘉靖年间)才在日本成型的,而大德寺则在日本茶道即禅道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据说,珠光跟一休和尚在大德寺习禅,把参禅与吃茶视为一体,奠定了“茶禅一味”的基础。珠光的再传弟子武野绍鸥,后来跟随大德寺的大林宗套(1480-1568)参禅,并且推广珠光提出的“草庵茶”精神,发挥茶道的禅意。武野过世,大林曾为武野的画像题写赞语:“曾结弥陀无碍因,宗门更转活机轮。料知茶味同禅味,汲尽松风意未尘。”此后,大德寺就一直提倡“茶禅一味”的观念,成了日本禅茶发展的重要基地。
总之,“茶禅一味”成为具体观念词,出现得很晚,概念的雏形来自中国禅寺茶道,却在传来日本之后,经历了长期的实践总结,出现了“茶禅一味”。
二
日本茶之汤文化协会会长仓泽行洋教授,是著名的茶学学者,二○○七年曾应香港商务印书馆之邀,来参加我主编《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的新书发布会。仓泽先生温文尔雅,谈吐颇有古代学人之风,对日本茶学历史研究极为精湛,特别注意史实的考订,所以对我们出版一本详细考订中国历代茶书的工作,大加谬赏,以日本老派学者带有矜持的兴奋,说这是一部“不世出的精审著作”。其实,要说严谨与精审,仓泽教授探讨日本茶学的历史,那才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对茶道历史上的传说,经常提出质疑。
仓泽研究过村田珠光参禅的传说,怀疑珠光曾经跟随一休和尚参禅,更怀疑一休和尚赠送圆悟克勤的墨迹给珠光,就由此创始了“茶禅一味”传统的说法。他觉得传说与历史是两回事,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史实,要有可以稽考的证据。传说可能是后人无中生有的想象,口耳相传,无从稽考,但能在后世发挥作用,影响视听。他明确指出,日本茶道从一休传道给珠光的说法,都出自后来一两个世纪的茶书,很可能是后人对茶道最初发生的向往,强加到一休宗纯与村田珠光这两位人物的光辉形象身上。例如,薮内竹心(1678-1745)的《源流茶话》说:“珠光乃居住于南都称名寺的僧侣。他参禅于一休和尚,悟得教外之旨后,将作为参禅印可的圆悟禅师的墨迹悬挂于方丈之中,炉中煮茶,沉湎于茶禅之味。”这段记载,叙述了珠光向一休和尚参禅悟道的经过,以及得到一休印可,获赠圆悟大师的墨迹,得以悬挂在施展茶道的茶室中,展现了“茶禅一味”的精神,说得活灵活现。同样的说法,在早一点的记载中也可见到蛛丝马迹,如山上宗二(1544-1590)的《山上宗二记》说道:“圆悟禅师之墨迹,堺的伊势屋道和所有。该挂轴本是珠光从一休和尚那里获得的。茶道挂轴使用墨迹即始于此。”《宗湛日记》在天正十五年(1587)有记载,说千利休在闲谈中也提到这个传说。然而,仓泽指出,至今为止,从实证性的历史研究来看,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实上述的传说。 有趣的是,传说中珠光从一休和尚得到圆悟墨迹,是因为他参禅悟道,获得一休的印可,所以一休把圆悟手书的墨迹传了给他,就好像五祖把衣钵传给六祖慧能的翻版。这里就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传说形成模式,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历史人物、文物、事迹,出现了合乎想象与愿望的排列组合。从珠光参禅到“茶禅一味”的出现,最合乎后世茶人想象与愿望的发展程序是,珠光向一休大师学禅,因为一休不但是日本的禅修大师,还是家喻户晓的传说人物,由他把禅道传给珠光,发扬光大为“茶禅一味”的茶道,真是禅茶有传承,光芒万丈长。还有作为悟道印可的信物,就是编写《碧岩录》的圆悟克勤墨迹,甚至有人以为写的是“茶禅一味”四个字。
其实,以圆悟墨迹作为一休传道珠光的信物,本身就透露了编造传说的想象轨迹,一心想要在特定的时空拐点上,确立茶道即禅道的历史渊源。早先传布故事的日本茶人,或许都无缘见过这幅圆悟墨宝,没有细读圆悟书迹的机会,当然也就不清楚圆悟书迹写的是什么。这幅字的确可谓印可文书,却是圆悟印可他的弟子虎丘绍隆参禅悟道的文字,现在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与日本“茶禅一味”的源起毫无关系。北宋时期中国禅宗的悟道印可文书,居然摇身一变,到了十五世纪(相当明代中叶),成了日本参禅的印可传说,用来支持茶道即禅道的传承,也真是难为了日本茶道的传人。
正式阐述“茶禅一味”的著作,在日本出现的时间比较晚,要到十七世纪末的《南方录》与十九世纪的《禅茶录》,是两三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三
讲日本茶道,一般总是举村田珠光为禅茶的开山祖,继之以武野绍鸥与千利休,从而开创了“茶禅一味”的传统。我多次指出,珠光、绍鸥、利休三位茶道大师在世时,从未明确提出“茶禅一味”这四字真言,只说过茶道与禅道有相通之处。也就是说,他们在发展茶道的过程中,融入了禅悟的精神,逐渐转化了日本饮茶之道的脉络,充满追求精神超越的悟道意识,同时也影响了后世的茶道仪节。不过,以严格的历史研究角度而言,“茶禅一味”四字真言的出现,是千利休弟子那几代人在江户时代总结的教训,虽然可谓之弘扬师说,却已经是珠光过世百年之后的事了。
珠光作为日本禅茶的开山祖,最重要的贡献,是超越了当时上层社会精英所沉湎的书院茶传承,脱离了室町时代茶道仪式的繁文缛节,以及对唐物茶器的怀古依恋,回归到禅宗一贯强调的简约美学,相信自己内心呼唤的自然审美品位。他创立的草庵茶,与幕府将军宫廷书院茶的华丽浓艳形成强烈的对比,把茶道审美的方向,从炫耀茶器与室内装置的金碧辉煌,转向内心修养的自然发抒,也就与禅道强调日常生活的精神相通,在担柴挑水之中可以发现美感的意义。
珠光曾写过一篇给弟子古市播磨法师的短文,讲茶道的精神,译文如下(多谢沈國威兄指点):
此道最忌我慢我执。嫉妒能手,蔑视新手,最是亵渎此道。须就教于前贤,只言片语皆须铭记在心,亦须提携后进。此道第一要义,乃化解和汉之境,至要至要,此事须用心。当今,初学者为彰显“冷枯”,争索备前、信乐之物,无凭无证,自以为珍,真乃言语道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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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也者,谓能品味上好道具之美,从而在心底深刻体会其旨。如此则不假外求,无不得其“冷枯”之意。然而,未曾具备鉴赏与拥有珍品的资格,亦无须羡嫉他人所有。同时,无论个人多有修养,亦须记取本身缺陷,有所自律,此为至要。谨记自慢自傲即是故步自封,同时要有自信,否则难隮此道。语云,当作心之师,莫被心所师,古人亦如此说也。
珠光这篇短文讲了几个重要观点,可以视为日本禅茶的立意基础。首先,珠光明确指出茶有其“道”。此道的关键是心态开放,“最忌我慢我执”,这是禅宗佛学与印度宗派佛学大不同处,因为吸收了中国原始儒家的精神,也就是孔子讲的“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还要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如此,在施用“茶之汤”的过程中,不断开放学习,就能超越习惯性自我认知的限制,进入神思翱翔的悟道境界。具体而言,是对日本本土与唐土舶来的文化,都要有审美的体会,而且有所化解而能包容,有容乃大。有了开放心态的“道”为指导,才不会像书院茶会那样以炫耀唐物茶器为目的,成了品赏珍贵茶器的集会,也不至于为了追求“冷枯”,而一味强调本土产品,无视备前、信乐茶器质量低劣,敝帚自珍,实在贻笑大方。
其次,珠光对“枯”(kareru)与“冷”(hie)作了文化审美的定位,把品味茶器的美感,与品赏枯山水庭园与书画的枯淡笔调联系起来,更让人想到世阿弥《风姿花》探讨艺能,以“枯木逢春之花”作为表演艺术的极致。“枯”的境界,是简约美学的极致;“冷”的态度,是矜持审美的升华。要有开放的精神来理解茶道,切忌因循固蔽,绝不自大自傲,但同时要有自信,有强大的心灵才能登隮此道。要成为心的主导,绝不能师心自用,就如古来禅师所说。
没错,珠光是在说禅,茶道就是禅道。
四
一休和尚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传说人物,颇似中国民间传说中济公活佛与徐文长的形象,不修边幅,滑稽突梯,但又超尘出俗,充满智慧。日本茶道有个传说,认为“茶禅一味”始自村田珠光在大德寺向一休和尚学禅,遭到棒喝而开悟,肇始了茶道即禅道的传统。故事说得活灵活现,是说珠光因为传承了书院茶的规矩,对名贵的古董唐物茶器极具鉴赏能力,又视若珍宝,有一次正捧着爱不释手的名贵茶碗喝茶,一休突然大喝一声,举起手中的铁如意,一棒捶下来,把茶碗击个粉碎。在错愕的刹那中,珠光如梦初醒,从此大悟,觉悟到茶道的真谛是超脱世尘,不再留恋于物欲的牵挂。
这个故事很有戏剧性,也合乎想象中禅师开悟过程的风虎云龙气象,听起来过瘾,好像就该是一休和尚棒喝传道的桥段。可惜与历史的真实情况不符,人物、时间、地点都配不上套,只能算是姑妄言之的传说。由于大德寺传承宋元禅茶的渊源,人们想象“茶禅一味”的起源,不自觉就会想到大德寺,联系起相关的禅师与茶人,倒也无可厚非,就使得传说的形成有了着落。大德寺是大灯国师(宗峰妙超,1282-1337)创立的,他的师父则是南宋时期在径山寺学临济禅及禅茶规仪的南浦绍明(1235-1308),因此,大德寺习禅的传统既有禅道,也有中国传来的禅宗寺院茶道规仪。把著名的一休与珠光连在一起,以大德寺作为“茶禅一味”风云际会的联系点,也很容易让人姑妄听之。 一休宗纯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出身极不平凡,是室町时期后小松天皇的皇子,因宫廷斗争的影响,被迫从小出家,后来投入大德寺华叟宗昙和尚门下,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悟道,曾写过一首和歌:“欲从色界返空界,姑且短暂作一休,暴雨倾盘由它下,狂风卷地任它吹。”据说他的“一休”法名,就是这样来的。正长元年(1428)华叟病故之后,他就离开大德寺,云游天下,成為一代狂僧。按照他过世后弟子撰写的《东海一休和尚年谱》,到了日本文明六年(1474),一休八十一岁(虚岁)时,受后土御门天皇的诏令,任大德寺第四十七代住持,但他晚年住在京都府京田边市的酬恩庵(俗称“一休寺”)。一休和尚与大德寺的关系固然密切,时间却可以确定在正长元年他三十五岁(虚岁)之前,与文明六年他八十一岁之后。传说珠光到大德寺向一休学禅,是在三十岁左右,已经浸润于幕府宫廷的书院茶道之后,大约在一四五三年前后,这时的一休和尚正浪迹江湖,与大德寺同门相互攻讦,处于关系破裂之时,不太可能回到大德寺向珠光传授禅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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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珠光受教于能阿弥,得以进出室町幕府的书院茶会,对他追求茶道超越精神有一定的刺激与启发。珠光出身于庶民背景,对日本民间文化的审美意境有相当的体会,感到书院茶会的贵族氛围不接地气,而模仿宋元宫廷茶道的精致点茶又过于繁琐,引发他融合高雅意趣与简约审美的契机,从寺院禅茶的规仪与民间艺能的修炼之中,得到审美鉴赏与禅悟超越的结合。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政将军,是贵族化书院茶的爱好者,同时也有独特的审美眼光,通过能阿弥的介绍,对珠光的简约茶道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珠光问答》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将军义政公,召珠光问茶事。珠光曰:“一味清静,法喜禅悦。赵州如此,陆羽未曾到此。入此室者,外离人我,内蓄和德。交接相见处,谨兮敬兮,清兮寂兮,及至天下太平。”源公欣然,相逢恨晚。
这段话是珠光茶道“谨敬清寂”的来源,也是千利休“和敬清寂”四字真言的前身。更重要的则是,珠光认识到,赵州和尚“喫茶去”的禅意,是陆羽茶道未曾意识到的境界,也就是茶道不能只是茶的技艺,还得要有禅悦。
五
日本茶道集大成的千利休有个弟子山上宗二,曾被丰臣秀吉封为“御茶头八人众”之一,是当时著名的茶人。他的命运与千利休有点类似,都是因为个性耿直,坚持自我信念,忤逆了脾气暴躁的丰臣秀吉,遭到杀身之祸。在他过世前两年,写过日本茶道史的重要文献《山上宗二记》,其中不但明确提出茶道出于禅道的雏形观念,而且指出,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是一脉相承,展现了侘茶的精神就是禅悟:“因茶汤皆出自禅宗,故茶人修行以僧人为准。珠光、绍鸥悉禅宗也。”
熊仓功夫写有《〈山上宗二记〉研究》,其中特别讨论了日本茶道传统中,“一座建立”与“一期一会”概念的出现及其意义。《山上宗二记》提到,武野绍鸥对初学茶道的人说:“做好一个客人,主要在于‘一座建立’,但具体做法很多是属于秘不外传的。”“一座建立”的主要意义是营造出一体的氛围,有客观具体的茶室与茶席的环境,也有主客在施用茶汤时的精神交流,使参与茶会的客人进入一种艺能审美境界,可意会不可言传。书中还提到千利休的态度:“当时宗易(千利休)则不愿意多讲这些,只是偶尔在晚上聊天时会涉及一点儿。早晚的‘寄合’(日文‘聚会’之意)使用新道具或举办切茶壶封的茶会时,自不必说,就是一般情况施展茶汤,从进入露地(茶屋的庭园)到退场,主客皆须以一期一度之参会心情来对待。”熊仓认为,武野对茶会的仪式规矩,要求“一座建立”,是比较属于艺能的审美感悟,而千利休则让茶会顺其自然,带有充满禅意的随兴与活泼,同时要参与者体悟“一期一度”(一期一会)的意义,是生命流逝中值得珍惜的聚会,刹那之中体会永恒。
千利休的另一个弟子南坊宗启记载了千利休的言行,经后人整理成《南方录》,在十七世纪末面世,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人出席宗易的茶会,问他:为什么你要亲自提水桶,往净手钵中注水呢?宗易回答说:在露地里,主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运水。客人的第一个动作是用水,此乃露地草庵的根本所在。净水钵的作用,是让露地中的问答双方,互相洗净世尘的污染。”故事的主旨是千利休规划饮茶的环境,精心设计经营茶屋与庭园,目的是为了隔绝尘缘,进入饮茶的清修境界,也就是禅宗精神超升的境界。《南方录》还记载了利休的一段话:“小茶室的茶汤,是指佛法修行得道的第一事。居美屋、食珍味为乐,乃世俗之事。居处以不漏为宜,饭食以吃饱为足。此乃佛之教诲,茶之汤的本意。运水、取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享、立花、焚香,皆是效法佛祖之行。”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禅宗日用悟道的痕迹,搬柴、运水、吃饭、喝茶,饥来吃饭困来眠,一切顺应自然,不加意勉强,便可随缘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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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珠光、绍鸥到利休,可以看到,唐宋寺院茶规与禅道简约审美观对日本茶道的启示与影响,但是,这三位茶道大师都不曾明确提出“茶禅一味”的理论。他们是以自身对禅修的体会,融入“茶之汤”,以实际经验的表现,促成了茶道与禅道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茶禅一味”成为明确的理论,斩钉截铁咬定茶道就是禅道,不允许饮茶还有禅修之外的念想,把茶道当成是灵修的道路,一切仪式与程序都是宗教修行的过程,要到十九世纪初《禅茶录》的出现。此书一开头就说,“茶事以禅道为宗旨”,通篇都在阐述“茶禅一味”的道理,甚至强调没有禅意,就没有茶之汤:“茶意即禅意,故除去禅意则外无茶意,不知禅味亦难晓茶味。”
到了《禅茶录》的“茶禅一味”,就成了彻底极端的宗教清修,不懂禅就不知茶味。好像人的感官都有碍灵修,只有通过禅修,才能尝到茶味,才有精神境界的茶味,生命才有意义。不禁令人疑惑,兼有精神性与物质性的茶饮,色香味俱全,有口感有喉韵,让涉及感官的六根得到审美提升,若是完全转化为宗教禅修,为什么还要喝茶?光是禅修,不就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