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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权力腐败之条件，我国宗法宗族制内含权力腐败之特性，在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专制与宗法等级不分，造成大量政治腐败，宗法宗族文化提供了权力腐败的温床，这些文化主要以家族宗族利益为重、以享特权为荣、做人办事讲人情，从而导致权力腐败。要想反腐，必须重点发展市场经济、加速社会流动、建立更多的公民组织，对宗法宗族组织或文化进行深刻的变革。
关键词：权力腐败；宗法宗族制；宗法文化；公民社会
论及我国目前权力为何腐败，一般学者会从现实主义出发，将其归因于不太健全的政治体制，是不被监督的权力导致了腐败的蔓延，只有分权制衡，才能有效遏制腐败，一语中的，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不全面，只是分析了腐败产生的政治因素，却没有探究深存其中的社会机理。与西方宗教社会不同，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宗法宗族制，培育了宗法文化，形成了宗法社会，正是依靠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内核、以大宗小宗为准则的宗法文化所提供的社会基础，让我国权力腐败不同于西方的权力腐败，家族特征非常明显，有数据表明目前查处的贪腐案件大多数与家族利益相关，受宗法宗族影响至深，那么这些因素是怎样影响权力腐败的呢？
1 宗法宗族制具备权力腐败之条件
权力与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许多事实证明，如果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必然会造成政治权力滥用，从而引发政治腐败，权力腐败是典型的政治腐败，是指国家公务人员滥用公共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俗称以权谋私，官员贪腐就是其中极为典型的表现，然而构成权力腐败必须具备如下条件：（1）工具性条件，即以控制的公共权力为手段来谋求私益；（2）目的性条件，是指公务人员运用权力追逐的不是公共利益，而是私人利益；（3）对象性条件，在公务行为中，公务人员总是管理着公共资源，要实现私人目的，必须以公共资源为控制对象，三者缺一不可，否则权力腐败不能生成。
宗法宗族制是我国传统的社会机体，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嬗变。宗法制确立于西周，以嫡长子继承制、封帮建国制、宗庙祭祀制为主体，呈现出家国同构的组织特色，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为春秋战国所破坏，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却被保留，为宗族制度所承袭，宗族制是宗法制在我国封建时代的具体应用和体现，也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社会体制，一样强调“家国同构”，所谓家国同构指的是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家与国的组织系统和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也就是说父亲、族长作为家庭、家族的中心，拥有对家庭、家族一切财产和事务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往往是绝对的、全面的、终身的，甚至如一国之君，独裁所有的权力和资源，具有专制性质。
为了维护父权，也为了维护家族的共同利益，我国自夏就提倡“孝”，“孝”即“子尊老”，至西周时已成为社会普遍遵循的伦理，汉及其以后各朝还立法保护，如汉就颁布了《孝廉法》。作为我国古代最基本的道德，孝建立在深厚的血缘关系之上，强调按尊卑长幼关系来制定准则，中心是“善事父母”，为此家庭、家族内部等级明显，父亲可以对家庭、宗族实行家长制管理，权力集中、不被监督，管理基本按个人的意志行使。这样的管理其实就是一种专制性管理，很容易让人为一己之私利，利用所控制的权力损害家庭、宗族的公共利益，从而形成权力腐败。大量史实已表明，宗法宗族制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今人王曾瑜先生曾指出：专制必生腐败，腐败必赖专制，二者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传统政治遗传基因。
2 宗法精神是当今权力腐败的诱因
如今专制政治被推翻，为民主政治所替代，宗法宗族制度不复存在，但是宗法宗族制度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现已转化为一种文化根植于国人的内心深处，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梁启超说：“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那么其精神如何呢？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以家族为基础，兼有宗法性和专制性，两者密切联系，宗法是基，专制是质，宗法与专制相互结合，构筑了政治伦理化中的宗法精神，这种精神已严重污染着当今我国建设民主政治的环境，诱发权力腐败。
2.1 以家族宗族利益为重
自秦汉后，宗族制取代了宗法制，成为我国古代基本的社会组织。与宗法制不同，宗族制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独立性，但它依然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依然强调宗子观念、按父家长制的准则来管理宗族，家庭是其中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随着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也随着儒家孝悌思想的深入，这种父家族制影响也越来越广泛，不仅包括父族，还包括母族、妻族，甚至波及父系的上下九族，经过几千年的积累，逐步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家族情感，形成了与西方有别的家庭责任。由于披有血缘关系的外衣，这些责任和情感维护着家族共同利益，如财富、身份、名望，具有极强的粘和性，为家族利益服务往往被社会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是合理合法的，官员优先考虑家族宗族利益也是应该的。“家齐而后国治是也”。
2.2 以人情关系为准
中国传统社会不以个人为单位，也不以团体为单位，以家族为单位，形成了伦理性范式文化，“伦，犹类也；理，分也”，强调以人伦道德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具体一些，就是按三纲五常的要求去做，所谓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认定尊者、长者的绝对权威，卑者、幼者必须服从；所谓五常，又称五伦，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组关系，也可以放大，如师生、同学、同事、上下级等。伦者，论偶也，即关系中要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体现出人际间对偶关系的互敬互助，若发生矛盾，可按天地君亲师之序调节，形成差序性极强的人际格局，其中的亲疏远近像水面上泛开的涟晕影响私人间的交往，然而这种“人情”伦理并不具有公共性，它会忽视公共规则，将社会公共生活私人化，以亲情、友情这些人情因素来处理公务，从而破坏社会公平。
2.3 以享特权为荣 宗法原是宗族的法，是父家长制的继承与发展，作为一种制度，在西周，形成了亲贵合一、等级从属的政治体制，史称宗法等级制度，它以血缘亲疏为基础，按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标准来调节宗族内部关系，建立了一系列的贵族特权制度，如八辟丽邦法，随着宗族制的发展，这些制度在封建时代则变得更为完整、充分，不仅涉及到父权、夫权、族权，而且包括政权，体系严密，内容丰富，为历代国法家规所保护，尤其是注重对官吏的特殊保护，让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享有特殊利益，即使犯罪，官吏们也可享有议、请、减、免、赎等特权，这些特权保护着他们的个人利益，也保护着他们所在的宗族利益，为族人所认同。经过长期的积淀，追求特权已成为国人心里挥不去的阴影，腐败是我国古代生活中常有之事，竹立家说：由权力造成的“腐败可耻”在我们的文化根基里是没有的。
3 培植公民文化以遏制权力腐败
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已成社会毒瘤。古代各朝都比较重视，都进行过严厉的反腐，但效果不好，一般是“朝杀而暮生”，究其原因是治标不治本，没有进行深层次的社会改造，宗法结构依旧，宗法精神依旧。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结构不断调整，观念不断更新，特别是当前的习式反腐，有力地打击了权力腐败，净化了社会风气，可是宗法流毒根深蒂固，仍然在以一种惯性影响着社会，诱发着权力腐败。要想有效反腐，需要我们正本清源，树立公民精神，培植现代公民文化。现代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型文化，它抛弃了等级与特权，以平等自由的精神实现公民自治，为此，我们应重点注意：
3.1 发展市场经济
在古代，宗法宗族制之所以持久，与小农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分不开。为落后的生产力所限，小农经济十分脆弱，需要家庭成员同甘共苦、集体劳动，孝悌观念由此而生，极其自然，正因如此，孝悌伦理总是作为古代优良传统保存着，宗法宗族制也随之存在，因此要破除宗法宗族制，必须改变其依赖的经济基础，变小农经济为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市场为主体，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基础配置，能够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平等、竞争而开放的经济环境，让宗法宗族制失去赖以支撑的经济条件。
3.2 加速社会流动
一般来说，社会结构主要通过社会流动来调整。在古代，我国有过许多社会流动，尤其是在国家动荡时期，可是这些流动对社会结构并没有产生根本性影响，如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为战争和变法所破坏，但作为其基础的父家族制却没有改变，以致其后形成了宗族制，社会依然以一家一户为核心，同居共财，聚族而居，血缘关系非常稳固，社会成员只在同族之间联系，角色固定，基本按先赋因素来安排其地位，不能摆脱宗族共同体的支配，乡村的治理或控制不得不由宗主、族长、士绅来把持，社会充溢着特权与等级，因此只有加速社会流动，才能破除宗法社会的等级结构。
3.3 增量公民社会
所谓公民社会又称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是指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如工会或一些维权组织，具有公益性和自治性，能够实现社会自由，取得平权效果。由于宗法宗族制对封建王朝十分有利，历代封建统治者总是用封建法纪维护，使得我国传统社会结构单一，没有更多的民间组织来制约宗法宗族制的生长，社会特权思想日浸。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历史性的变革，建立了大量的公民组织，社会由身份型向契约型转变，组织结构也由单位本位转向了个体本位，公民自治能力大大提高，在不同程度上改善了社会结构，抑制了权力腐败，为此增量社会组织非常必要。
参考文献
[1]李文治.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
[2]王曾瑜.中华古政治史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1.
[3]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11.
[4]竹立家.公务员应该有为国工作的荣誉感[J].中国青年报，2014.3.20.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
关键词：权力腐败；宗法宗族制；宗法文化；公民社会
论及我国目前权力为何腐败，一般学者会从现实主义出发，将其归因于不太健全的政治体制，是不被监督的权力导致了腐败的蔓延，只有分权制衡，才能有效遏制腐败，一语中的，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不全面，只是分析了腐败产生的政治因素，却没有探究深存其中的社会机理。与西方宗教社会不同，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宗法宗族制，培育了宗法文化，形成了宗法社会，正是依靠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内核、以大宗小宗为准则的宗法文化所提供的社会基础，让我国权力腐败不同于西方的权力腐败，家族特征非常明显，有数据表明目前查处的贪腐案件大多数与家族利益相关，受宗法宗族影响至深，那么这些因素是怎样影响权力腐败的呢？
1 宗法宗族制具备权力腐败之条件
权力与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许多事实证明，如果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必然会造成政治权力滥用，从而引发政治腐败，权力腐败是典型的政治腐败，是指国家公务人员滥用公共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俗称以权谋私，官员贪腐就是其中极为典型的表现，然而构成权力腐败必须具备如下条件：（1）工具性条件，即以控制的公共权力为手段来谋求私益；（2）目的性条件，是指公务人员运用权力追逐的不是公共利益，而是私人利益；（3）对象性条件，在公务行为中，公务人员总是管理着公共资源，要实现私人目的，必须以公共资源为控制对象，三者缺一不可，否则权力腐败不能生成。
宗法宗族制是我国传统的社会机体，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嬗变。宗法制确立于西周，以嫡长子继承制、封帮建国制、宗庙祭祀制为主体，呈现出家国同构的组织特色，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为春秋战国所破坏，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却被保留，为宗族制度所承袭，宗族制是宗法制在我国封建时代的具体应用和体现，也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社会体制，一样强调“家国同构”，所谓家国同构指的是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家与国的组织系统和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也就是说父亲、族长作为家庭、家族的中心，拥有对家庭、家族一切财产和事务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往往是绝对的、全面的、终身的，甚至如一国之君，独裁所有的权力和资源，具有专制性质。
为了维护父权，也为了维护家族的共同利益，我国自夏就提倡“孝”，“孝”即“子尊老”，至西周时已成为社会普遍遵循的伦理，汉及其以后各朝还立法保护，如汉就颁布了《孝廉法》。作为我国古代最基本的道德，孝建立在深厚的血缘关系之上，强调按尊卑长幼关系来制定准则，中心是“善事父母”，为此家庭、家族内部等级明显，父亲可以对家庭、宗族实行家长制管理，权力集中、不被监督，管理基本按个人的意志行使。这样的管理其实就是一种专制性管理，很容易让人为一己之私利，利用所控制的权力损害家庭、宗族的公共利益，从而形成权力腐败。大量史实已表明，宗法宗族制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今人王曾瑜先生曾指出：专制必生腐败，腐败必赖专制，二者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传统政治遗传基因。
2 宗法精神是当今权力腐败的诱因
如今专制政治被推翻，为民主政治所替代，宗法宗族制度不复存在，但是宗法宗族制度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现已转化为一种文化根植于国人的内心深处，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梁启超说：“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那么其精神如何呢？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以家族为基础，兼有宗法性和专制性，两者密切联系，宗法是基，专制是质，宗法与专制相互结合，构筑了政治伦理化中的宗法精神，这种精神已严重污染着当今我国建设民主政治的环境，诱发权力腐败。
2.1 以家族宗族利益为重
自秦汉后，宗族制取代了宗法制，成为我国古代基本的社会组织。与宗法制不同，宗族制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独立性，但它依然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依然强调宗子观念、按父家长制的准则来管理宗族，家庭是其中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随着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也随着儒家孝悌思想的深入，这种父家族制影响也越来越广泛，不仅包括父族，还包括母族、妻族，甚至波及父系的上下九族，经过几千年的积累，逐步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家族情感，形成了与西方有别的家庭责任。由于披有血缘关系的外衣，这些责任和情感维护着家族共同利益，如财富、身份、名望，具有极强的粘和性，为家族利益服务往往被社会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是合理合法的，官员优先考虑家族宗族利益也是应该的。“家齐而后国治是也”。
2.2 以人情关系为准
中国传统社会不以个人为单位，也不以团体为单位，以家族为单位，形成了伦理性范式文化，“伦，犹类也；理，分也”，强调以人伦道德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具体一些，就是按三纲五常的要求去做，所谓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认定尊者、长者的绝对权威，卑者、幼者必须服从；所谓五常，又称五伦，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组关系，也可以放大，如师生、同学、同事、上下级等。伦者，论偶也，即关系中要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体现出人际间对偶关系的互敬互助，若发生矛盾，可按天地君亲师之序调节，形成差序性极强的人际格局，其中的亲疏远近像水面上泛开的涟晕影响私人间的交往，然而这种“人情”伦理并不具有公共性，它会忽视公共规则，将社会公共生活私人化，以亲情、友情这些人情因素来处理公务，从而破坏社会公平。
2.3 以享特权为荣 宗法原是宗族的法，是父家长制的继承与发展，作为一种制度，在西周，形成了亲贵合一、等级从属的政治体制，史称宗法等级制度，它以血缘亲疏为基础，按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标准来调节宗族内部关系，建立了一系列的贵族特权制度，如八辟丽邦法，随着宗族制的发展，这些制度在封建时代则变得更为完整、充分，不仅涉及到父权、夫权、族权，而且包括政权，体系严密，内容丰富，为历代国法家规所保护，尤其是注重对官吏的特殊保护，让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享有特殊利益，即使犯罪，官吏们也可享有议、请、减、免、赎等特权，这些特权保护着他们的个人利益，也保护着他们所在的宗族利益，为族人所认同。经过长期的积淀，追求特权已成为国人心里挥不去的阴影，腐败是我国古代生活中常有之事，竹立家说：由权力造成的“腐败可耻”在我们的文化根基里是没有的。
3 培植公民文化以遏制权力腐败
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已成社会毒瘤。古代各朝都比较重视，都进行过严厉的反腐，但效果不好，一般是“朝杀而暮生”，究其原因是治标不治本，没有进行深层次的社会改造，宗法结构依旧，宗法精神依旧。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结构不断调整，观念不断更新，特别是当前的习式反腐，有力地打击了权力腐败，净化了社会风气，可是宗法流毒根深蒂固，仍然在以一种惯性影响着社会，诱发着权力腐败。要想有效反腐，需要我们正本清源，树立公民精神，培植现代公民文化。现代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型文化，它抛弃了等级与特权，以平等自由的精神实现公民自治，为此，我们应重点注意：
3.1 发展市场经济
在古代，宗法宗族制之所以持久，与小农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分不开。为落后的生产力所限，小农经济十分脆弱，需要家庭成员同甘共苦、集体劳动，孝悌观念由此而生，极其自然，正因如此，孝悌伦理总是作为古代优良传统保存着，宗法宗族制也随之存在，因此要破除宗法宗族制，必须改变其依赖的经济基础，变小农经济为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市场为主体，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基础配置，能够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平等、竞争而开放的经济环境，让宗法宗族制失去赖以支撑的经济条件。
3.2 加速社会流动
一般来说，社会结构主要通过社会流动来调整。在古代，我国有过许多社会流动，尤其是在国家动荡时期，可是这些流动对社会结构并没有产生根本性影响，如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为战争和变法所破坏，但作为其基础的父家族制却没有改变，以致其后形成了宗族制，社会依然以一家一户为核心，同居共财，聚族而居，血缘关系非常稳固，社会成员只在同族之间联系，角色固定，基本按先赋因素来安排其地位，不能摆脱宗族共同体的支配，乡村的治理或控制不得不由宗主、族长、士绅来把持，社会充溢着特权与等级，因此只有加速社会流动，才能破除宗法社会的等级结构。
3.3 增量公民社会
所谓公民社会又称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是指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如工会或一些维权组织，具有公益性和自治性，能够实现社会自由，取得平权效果。由于宗法宗族制对封建王朝十分有利，历代封建统治者总是用封建法纪维护，使得我国传统社会结构单一，没有更多的民间组织来制约宗法宗族制的生长，社会特权思想日浸。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历史性的变革，建立了大量的公民组织，社会由身份型向契约型转变，组织结构也由单位本位转向了个体本位，公民自治能力大大提高，在不同程度上改善了社会结构，抑制了权力腐败，为此增量社会组织非常必要。
参考文献
[1]李文治.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
[2]王曾瑜.中华古政治史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1.
[3]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11.
[4]竹立家.公务员应该有为国工作的荣誉感[J].中国青年报，2014.3.20.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