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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唱盛中国舆论的背景下，分析当代中国崛起的现状，说明中国今天只是富强的崛起，而不是文明的崛起。中国要从富强到文明，我们缺失的是什么？我们如何从富强向现代文明过渡。
关键词：富强；文明；中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8-14
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谈关于中国崛起后怎么办的问题。谈这个问题是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这个崛起可能是以2008年为标志的，一个世纪的开始并不是一个自然年的开始，它通常是以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为标志的。20世纪的开始一般不被认为是1900年，而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预兆着整个20世纪充满着战争和革命。那么08年发生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到今天还没有结束。美国还陷于这样的危机当中，欧洲的危机到现在还很严重，整个西方还没有摆脱出来，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的崛起，特别是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更是一个象征。所以很可能，21世纪以2008年为开始。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国外现在开始有一个舆论，叫唱盛中国。过去是唱衰中国，中国不行了，要崩溃了。但是很可惜，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崩溃，倒是这些宣传中国崩溃的崩溃论崩溃了。在西方那些唱盛中国的大合唱里面，有本书特别有影响，翻译成中文出版叫《当中国统治世界》。书的作者是英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丁·雅克，他在1999年的时候，在香港采访过我。这本书先是在英国出版，后来在美国出版，在全球引起很大的反响。中文版一出来，就印了50万册。它描绘了一幅21世纪的前景，说到2050年，中国将替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霸主，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上海将取代纽约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汉语会像今天的英语一样向全世界流行，《论语》会像柏拉图的著作一样成为世界的必读经典。如果如他所说，再过40年就真有这幅前景，那么我们需要弄清楚，要实现这个前景需要一些什么条件？目前中国缺的是什么？中国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崛起以后的中国要往哪里去？后面一个问题全世界更关心。
前两年胡锦涛访问英国，英国女王在盛大的欢迎宴会上，向胡锦涛提出这个问题说：主席先生，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强大，我们作为西方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强大以后想干什么？可见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担心。西方人担心，中国的邻居更担心。担心黄祸，成吉思汗又来了。这个问题中国人自己能说的清楚吗？恐怕现在没有人说得清楚。政府、知识分子说不清楚，一般民众更不知道，这个问题很大。如果一个国家很弱，那好事坏事都做不了。一旦强大起来，如果它自己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就很危险。这几年，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首先要搞清楚中国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然后再看我们要往哪里走？我的研究的结论是：中国今天只是一个富强的崛起，而不是一个文明的崛起。
国家发改委的《中国改革杂志》，今年元旦又邀请专家学者写年度回顾，我写了一篇谈这个问题：中国已经富强了，但是离文明还很远。我首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富强，什么叫文明。一个大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要看它的相对词。我这里讲的文明是和富强相对应的。我们都知道富强和物质有关，物质的强大、国力的强大，富国强兵等都是富强，除此还有国家的竞争力也是富强。富强还有第三个含义，是一种制度，是一种制度的合理化，制度的竞争力。富强虽有这三个含义，但是富强本身是“去价值的”，是一种技术化的力量，和什么文明制度都可以结合。而文明不一样，我这里讲的文明是和富强相对应的文明，指的是一套价值观，是比文化更高级的宗教和哲学，它一定是提出了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而文明又不仅是一套价值观，还有一套制度，是和这套价值观相配套的制度，这才叫文明。文明有好多种，过去中国也是文明大国。中国有儒家文明，它当然有其价值观，也形成了一套礼仪制度。但是这套文明到了近代，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古老的文明开始崩溃解体，所以晚清从严复到梁启超，都认为我们要开始学习新的文明，要学习西方。中国为什么与西方一交手就不行了呢？梁启超、严复发现西方崛起的背后有两个秘密，一是富强，二是文明。富强是躯体，而文明是灵魂。由此中国开始追求“强国梦”。这个“强国梦”里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富强，一个是文明。但这两者哪个更重要呢？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国碰到了，日本也碰到这种情况。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明治维新的灵魂和启蒙大师，影响整个日本近代发展的灵魂人物。他写过一本对中国影响很大的书，叫《文明论概略》，专门讨论文明的问题。他的结论是日本要脱亚入欧迎头赶上，因为欧洲代表了最先进的现代性。他当时也碰到了富强与文明到底哪个更重要的问题。福泽谕吉讲，虽然文明很重要，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是现在面临亡国危机，先要解决独立的问题，这需要富强。所以富强是救急的东西，文明可以缓一步考虑。他的这个想法影响到中国，所以中国从晚清到现在，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富强压倒了文明，中国的强国梦里讲的都是富强。从晚清到现在经历了三个朝代，对富强的追求没有变。毛泽东时代最狂热的时候，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那个时候，毛泽东也是要打造一个他理想中的强国。搞大跃进，五年超过英国，大炼钢铁，都是要打造一个强国，实现富强梦。当然他到后期把富强放在了第二位。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讲“猫论”，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猫就是文明，老鼠就是富强。管它什么文明，只要能够实现富强都是好的。邓小平说不争论,就是文明这套玩意不去争论它，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三十年，核心目标就是一心一意奔四化，一切围绕着富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为什么会崛起。建国六十周年总结经验，说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东西？中国怎么会崛起？有很多讨论。我总结了一下，至少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中国的崛起没有特别的东西。就是学西方的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所有成功的地方，不过就是西方成功的路子，这是耶鲁大学一位自由主义学者提出来的。第二个观点是东亚模式的成功而已。这是香港大学的丁学良教授说的，中国现在走的就是当年日本：政府主导，高储蓄的路。东亚四小龙也都是东亚模式。第三种观点说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管是什么模式，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崛起背后是富强的崛起。中国人的状态改变了，它背后出现了一种精神动力。这个动力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那就是致富的动力。 经济发展的背后，特别是今天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投资，它背后要有人愿意吃苦，勤奋工作。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可以好多少年？我有一个观点，全世界总要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发展高科技，也需要制造业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今天中国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世界工厂，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可以替代。印度，越南，巴西当然都在新兴崛起，但据我观察，它们可能会崛起，但要全面替代中国很难。比如说印度，它重点发展的是IT产业，不在制造业，制造业要有愿意吃苦的民工。印度有宗教，它整个的生活是很懒散或者说是休闲的，它没有这样的紧迫感。我有个博士生去印度旅游说，印度和中国太不一样了，生活节奏太慢，火车汽车走走停停，误点是经常发生的事。印度人听说误点了，马上摊张报纸在车站坐了下来。世界工厂要讲效率，时间就就是生命，碰到这样不着急的民族，根本不能发展制造业；越南人也有这种劲头，它是儒家文化圈吃苦耐劳勤奋的，但是越南毕竟国家太小；巴西也有这股劲，发展也很快，但是巴西的国民是跳桑巴舞的，很潇洒，也没有儒家文化圈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我们环视全球，还真没有能够全面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或地区。中国近代以来，被西方焕发出一种强烈竞争的精神。儒家文化讲重义轻利，利不是最重要的，所以传统的中国人是很安逸的。是近代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被西方焕发出一种强烈要求脱贫致富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精神。
德国的马克思·韦伯，和卡尔·马克思一样，两个人都是研究现代性和现代化崛起的，资本主义在西方出现，卡尔·马克思从经济看发现有剩余价值，今天这套理论受到了很大的质疑。马克思·韦伯从精神和宗教研究，有本影响很大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我们可看到最早的商业精神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但是资本主义的一套制度，韦伯说最早产生在欧洲的荷兰和英国。他的研究认为不能仅仅从经济和社会看，还要从精神层面，看它背后的动力。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无限追求富强、富裕，要有奋斗的精神。意大利是天主教的国家，天主教里没有这个东西。天主教和儒家差不多，认为追求财富是不道德的，不符合上帝的意志。富人要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你再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不会受到别人的尊敬。但是新教不一样，新教从马丁·路德改革后，你能不能进天堂，最重要的是看你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如何。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够优异，你就可以向上帝证明你是上帝最好的选民。信徒人生的意义就是进天国，此岸世界没意义，最重要的是彼岸世界。新教说此岸世界有意义，你要证明自己是成功人士。新教的伦理之下，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人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哪怕是财富，它也是一种证明，所以资本家可以无限的追求利润。它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动力，成为资本主义背后很强的奋斗精神。欧洲也是到了17世纪，才产生了被称为浮士德精神的动力。《浮士德》是歌德的名剧。浮士德代表了一种永不满足的精神，不断的为实现自己的愿望去奋斗，一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精神。
我们说富强有三点，第一点，是它是物质的的竞争。中国人过去讲和谐，但是到了近代以后，西方的浮士德精神就传进来了，然后把儒家文化中的以修身为主导，转到以经世致用为主导。自从浮士德精神传入以后，就很少有人再讲什么修身养性。陈独秀说：中国人最主要的是讲功利，强调经世致用这一面。到了近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整个中国激发起一种强大的精神，就像当年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那种奋斗、致富的精神。今天中国总弥漫着这种动力，就和这种精神有关。虽然讲要科学发展，但整个国家是发展主义，是GPT考核的发展主义战略。一般老百姓也要致富，中国人本来就没有宗教，富裕成为中国人的人生目的。这种很世俗的精神，我称之为“吃大苦、耐大劳、流大汗、发大财”。这种精神现在走遍世界都没有了。现在的欧洲，感觉就像罗马帝国晚期。自由民整天看斗兽、泡澡堂、休闲，活由奴隶干，最后帝国死于安乐。欧洲现在到处慢悠悠的很休闲，当然慢悠悠没什么不好，中国也太紧张了。这次金融危机我觉得垮的不是美国，美国还有很大的创新力，它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所以接下来新的一轮的经济动力可能还是在美国。欧洲要爬起来很难，只有德国的经济还不错，还有那股劲，其他的问题很大。
世界工厂制造业需要其他的条件，但是勤劳是最重要的，它是中国崛起背后的动力所在。但这股动力太强大，因此“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能够刺激中国的经济快速崛起，同时慢慢的很多负面的东西出来了。晚清严复翻译《天演论》，提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世界观，认为社会和自然界一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落后就要挨打，不勤奋就被淘汰，一切要靠自己努力。毛泽东时代还可以靠单位，现在是要靠自己奋斗，而且这种努力是在空前残酷的环境中发生。现在中国处在我称之为“利”的世界。传统中国人不讲利，讲礼仪。和谐社会要建立在礼仪的基础之上。今天是讲利讲竞争，你死我活，而且把什么东西都归结为一个利。
富强的第二点，它同时也是能力的竞争，今天大家读大学、考研，不是认为知识本身重要，而是说知识改变命运，是讲知识是一种“利”。我们今天评德智体“三好学生”，这个“三好”是从晚清严复那个时候就过来的，说英国发达是因为英国人有能力，德智体都强。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现在我们讲道德是一种力，儒家讲道德是一种内在修养，它不是用来竞争的，但现在德也变成了一种力，叫德力。今天一切都化为一种力，什么东西有用没用，就看它能否化为一种力。
河南和北大合作 “双山论坛“，专门研究软实力，说中国现在有硬实力，软实力不行。软实力就是一种文明，我们今天把文明也看成是一种力。全世界中国人活得最累，因为你无时无刻不在竞争。最累的还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孩子，你要进好的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甚至是从娃娃抓起，不要输在人生起跑线上，所以最后从胎教开始竞争。这个竞争是空前惨烈，小孩子从人生第一刻就开始竞争。进小学就开始排名，然后你马上就知道自己在什么位子上，这个竞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变成了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现在很崇尚赢家，就是那些在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人。从高考状元的宣传可以看到，这个赢家不是一批人，只有一个人，其余的都是失败者。中国最大的失败者，最悲惨的就是史冬鹏，他不幸生在了刘翔的时代，永远都只能看着刘翔的背影，虽然他也够优秀，但是他却是永远的失败者。除了冠军，后面从亚军开始都是灰溜溜的。最典型的是温哥华举行的冬奥会，中国拿了五块金牌，年轻运动员周洋拿速滑金牌，电视台赶快把她父母请来采访。后来比接力赛，辽宁就把她父母接来，准备再拿金牌就进行采访，谁知道输给了韩国，她的父母就没人管了。说你们自己打的回家吧，她父母很穷只能做公交车，走到门口，就听后面喊：回来！回来！你女儿拿金牌了。因为韩国人犯规，她又拿到金牌。我讲的这个事例可能每个人都碰到过，这个世态炎凉、赢者通吃的社会，竞争已经到了异常残酷的地步。 富强的第三点，是富强背后是一套制度的合理化。去年温家宝总理说我们要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七次。有人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不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一直有改，这话要看怎么来理解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有两种，一种属于富强，一种属于文明。富强的改革也涉及到制度。制度改革称之为制度合理化。马克思·韦伯不仅发现了资本主义背后精神、宗教的动力，也发现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秘密，他说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效力是人类之前全部加起来也无法企及的，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制度的合理化。制度的合理化也叫做理性化，韦伯提出个概念叫工具理性，就是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其中两个制度至关重要，即会计制度和科层管理制度。会计制度是核算成本，现在任何企业、工厂、单位，都通过核算投入产出这个核心追求效率。另外是管理，和传统的管理不同，现在是一种非人格化的科层管理。要人象像机器一样实现你的功能，不管你的文化、人格。其整合的是一套非人格化的制度，以此实现效率的最大化，这叫做制度的合理化。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制度上有所有的变革，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制度的合理化，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今天中国不管国营还是民营企业，实行的都是公司化管理，国家机关也是公司化的管理，大学现在也跟公司差不多，各个单位都是公司化的管理，都有自己的一个小GDP指标系统，这完全是为了富强。大到国家小到单位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是一个富强的崛起。这个富强的崛起在物质的竞争、能力的竞争乃至制度合理化竞争上达到了巅峰。
中国的制度合理化唯有一个东西没有改，就是和文明相关的制度，那就是民主。民主是一套价值观，当时严复讲西方文明是自由为体，民主为伍，严复当时就看得很清楚，文明不是韦伯讲的制度合理化。最近朝鲜电视台开始在放《大国崛起》，他们也要崛起要改革，但是他们只接受制度合理化，这是不管什么制度都可以结合的。但是我说与文明相关的东西是特定的，今天中国在文明这一点上空缺，是因为文明是一套价值观，在今天讲是民主为体、民主为用这样特定的价值观。发展只是为了让人们过得更自由，为了实现这个自由，要建立一套民主的制度，这就是现代的文明。但是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文明被搁置一边，强调的是富强。中国人在重复欧洲、美国包括日本工业革命时期的劲头，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像那个时候的西方人，和传统的中国人完全不相干。当然，这种富强造就了中国的繁荣和崛起，但是今天我们发现自己在承受它所带来的负面的效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要提出一个很大的命题，就是富强崛起以后，我们更要关心的是文明。这是我第二部分要讲的文明的崛起。
文明这个问题今天的确是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回到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全世界都指望中国来拯救世界，最近中国在欧洲签了7亿欧元的大单，又在西班牙宣布购买其国债。人家都眼巴巴的看着你的钱，中国现在好像真的是一种暴发户的形象，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就是被推到世界舞台中心的。以前邓小平说要不出头，要韬光养晦，中国都是处在世界舞台的边缘，虽然是安理会五大强国，但是中国投的通常都是弃权票。08年以后，中国第一次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更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被推到了中心的位置上，不知道怎么才好，一下子就乱了。然后就开始比较牛气起来了，而问题在于你只能表现自己的能力，没办法征服人心。也就是说你要征服人家，最重要的是用文明，但今天中国缺的就是文明。世界上都在说中国要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大国，有责任心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要有一套文明的东西，让你能够保证，你富强的发展，能够适应世界文明主流的方向，但是这一点，中国完全没有准备好。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大国，但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不太好。去年，《凤凰周刊》就发表了刘亚洲将军的一篇文章，他讲，今天中国因为是世界工厂，能源就很重要，所以今天中国就特别关注和中亚的关系，和中亚签订了协议，把中亚的石油通过新疆的石油管道传过来。中国现在在中亚，包括在蒙古虽然很有钱，但是形象不好，他们觉得中国虽然很有钱，但是很像新殖民主义者，缺乏文明。反过来，在中亚有一个国家很穷，但是口碑很好，就是土耳其。土耳其在中亚输出的不是金钱，输出的是宗教。土耳其也有野心啊，它早就看中中亚这块地方，但它在中亚的形象竟然要比中国好，这说明中国现在只是以利在全世界扩散，而缺乏一种文明。近代西方英国、美国这些列强，他们也在世界上扩张，但是他们扩张的不仅仅是帝国利益，在这些利益背后还有一套文明。美国著名学者凯瑞·安德森，他去年在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演讲，讨论全球历史当中大权的演变。安德森讲，有两种不同的权力，一种是支配权，还有一种叫霸权。支配权是通过一种经济的军事的金融的强力去支配别人，还有一种权力叫霸权，霸权是葛兰西提出来的，葛兰西当年关在监狱里面就提出了很多理论，有一个理论就是关于文化霸权的理论，他说到了现代社会大家争的不是支配权，而是道德和知识的领导权，他称为文化霸权。这个文化霸权说白了就是背后的一套文明。就是一套价值观以及和价值观相适应的制度被认为是好的，大家即便是被你征服了，也心悦诚服的来服从你，这就叫文化霸权。这就像以前中国儒家的中原文明，几次被征服，但是后来统治者被教化了。中国古代的文明现在已经失落了，现代文明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今天中国缺的是文化霸权。为什么十九世纪英国能够统治世界？二十世纪到今天，美国能够统治世界？不要说他们船坚炮利，他们的实力，最重要的是背后有一套先进的价值观，这套东西很厉害，所以他们能够称霸世界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苏联不行？北大有一个学者就说，为什么冷战的时候，苏联和美国竞争，为什么苏联一次性就垮掉了，他说不是输在经济实力，更不是输在军事实力上，而是输在话语权。西方自由世界有一套文明的话语权，苏联没有这种东西，即便有，后来也变得很虚假，成了一套大家口头上遵从实际上都不相信的东西，最后就垮掉了。
我们来看马丁·雅克写《当中国统治世界》，他说中国以后将以文明世界崛起，但是中国的文明在哪里？文明和富强不一样，他不是一套GDP的指标，它有另外一套价值观和制度，文明有它另外一套指标和观察点。比如说世界一流的大学、影响全球的的宗教和哲学、与全球交往的语言的优势，这是马丁·雅克在分析美国到今天还是霸主时的三个很强的软实力。那么以这样的标志来看看中国。先讲全球交往中的语言的优势，当然现在汉语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成为语言当中的热门，很多人开始学习汉语。中国的孔子学院在全球有两百多家，每个重点大学都有责任义务在全球办孔子学院，看起来好像现在汉语在复兴，但是问题在于，今天我们的孔子学院教的是什么？教的是语言，是工具性的语言。你要来中国经商、生活，我教你汉语，但是语言背后是没有东西的，没文化更没文明。可能也会讲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但是这些教汉语的中国老师，自己也搞不清楚什么叫中国文化、中国文明。我们学校有对外汉语系，对外汉语系学生是最优秀的，但是他们对中国历史也没有多少了解，所以我们孔子学院在全球遍地开花，但是却没有很好的使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只教了一个应该说是工具性的语言。 在语言上我们并没有更好的优势。我们再来看大学，一个好的国家崛起以后，一定有一流的大学。美国刚开始很落后,大学也很一般,后来希特勒帮了大忙，他驱逐的犹太人，其中很多都是大学者、大教授，这些犹太人去了美国，后来美国的大学就一下子腾飞起来，到今天为止，全世界最好的大学都在美国。他们具有一流大学的优势，中国现在很急，也想搞世界一流大学规划，大学现在有一个叫九八五工程，全国有三十九所大学叫九八五大学，原来说要建立一些世界一流大学，现在又在说至少要先建立世界一流学科。投入了很多钱，但一流大学不是靠钱堆出来的。本来这个论坛希望我来讲讲大学，所以这里我不妨多讲几句关于大学。十几年前中国的大学还很穷，当时有一种说法，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十年来国家有钱了，开始大规模的投资大学。中国的大学现在不差钱，缺的是自主性。就是温家宝所说的“要教授治校”，要教育家来办大学。现在大学和其他部门一样是行政化管理，就是一个衙门。大学教授变成了填表教授，要填很多表，要不停的考核，所以我经常自嘲说，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物，在衙门里头你不过就是个学术民工。它没有宽松的环境让你自由作业，那些人还真以为靠钱和什么工程可以搞出一流，这是不懂怎么办大学。真正一流的创造是心态非常平和的、玩出来的，这也就像是风险投资一样，我投十个项目，我准备九个失败，有一个成功的我就不得了了。现在钱投下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科学家也很聪明，你要必须成功，我就搞一个必定成功的玩意。前不久,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和清华生命科学院院长联名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讲中国的科学体制是如何的不合理。这套体制让大家都不要冒风险，所以钱投下去很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很少。国外有一个评论，这个评论也满刻薄的，说世界上有两种科学家，一种是科学家，一种是中国科学家。科学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好奇，一种是要把自己发明创造的东西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但是中国的科学家既没有好奇，也不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只是为了发表文章，为了完成项目，只有这个目的而已，就可以拿到更多的资金。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这种科学家，只是为研究而研究，为项目而项目。要建一流大学，我认为什么时候把一流大学放下了，可能若干年后，一流大学才能有点希望，用现在这种工程式的方式，只会越来越远。今天中国的大学，一流的投入，二流的产出，三流的体制。包括北大、清华。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流的大学，何谈一流的崛起。
第三是要有影响全球的哲学和宗教。中国过去有儒家，有大师，民国的时候还有大师，而今天中国只有伪大师。中国现在贸易顺差，却留不住人才。大批优秀的学生想往国外走。之后最优秀的学生不想回来，回来的都是二、三流的。有些回来是有年薪几百万让你匪夷所思的高薪待遇，但这些人通常会拿一个绿卡，甚至已经是美国人了，随时准备再回去，精英流失的逆差太严重了。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看你能否留住人，说美国暂时还垮不了，是它现在还很吸引人，他的那套制度能够吸引全世界的精英。并不是美国人多么聪明，它靠全世界的精英捧起了美国的一流。现在的中国儒家已经解体了，我们孔老夫子的老家曲阜的基督徒，准备在孔夫子庙五公里处建一个教堂，这很正常，但全中国的新儒家联名起来反对。儒家什么时候虚弱到这个地步了。历史上儒家也受到过佛教的冲击，到了宋代朱熹就把释迦摩尼整合进来了。何时这个文明已经封闭到，看到什么外来文明都很怕，说明已经虚弱到什么程度了。今天儒家只是一缕幽魂，飘飘荡荡。过去儒家那么厉害，是因为它有肉身，它背后既有一套国家制度，也有一套宗法制度。这就是文明不仅是一套价值，还有一套体制。没有体制的文明是虚的，没有价值的体制也很可怕。今天中国的儒家，价值还在，体制没有了，所以今天中国的文明出现了危机，这个危机我们称为核心价值的危机。中国过去是道德立国，今天中国很缺乏一种道德和伦理，人心秩序大坏。网络上有一句话，就是形势大好，人心大坏。中国人现在天不怕地不怕，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这些人要把老祖宗留下几万年的东西统统毁掉。中国现在要干坏事很容易，做好事很难，最近有几个报道，就是老太太倒在地上，周围的人都很害怕上去扶老太太会赖在他身上，所以就眼睁睁的看老太太死在地上。中国现在出现了很严重的精神危机，不要说去拯救全世界，自身的危机就很严重，最基本的是非道德变得很模糊。2005年我所在的研究所接受了一个项目，做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调查。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你是否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现在什么是是非好坏善恶，已经说不清楚了。我们这个项目经过调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认为是说不清楚。这说明我们内心里，已经缺乏一个最基本的是非善恶准绳，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感觉心里越来越迷茫，而且这种迷茫和富裕也没什么关系。现在很多富人说，我们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文明的危机最深刻的就是心灵的危机，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人现在都没有良心了，我相信人类心里最基本的，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大多数人还是有的。你看到老人倒在地上，想扶只是不敢扶而已，看到生命死亡了，我们还是有恻隐之心。问题是，一旦碰到和自己的利益有一些关系的时候，这就比较纠结。现在中国人把道德相对化了，大道理我们懂得，有一些事情也是愿意做的，但是有时候碰到和自己利益有关系的事情，就会觉得大道理不行，要用小道理。所以现在在中国最难的是做父母。做父母总是不希望小孩子学坏，告诉他很多大道理，但是碰到很多事情，又要教他很多小道理。你要学雷锋，但你在外面碰到老太太跌倒了不要随便去扶。去年有一个中学生真的学雷锋，就把一个老头给扶起来了，结果说是这个中学生撞的，打官司弄得黑天荒地的。可见今天中国处在很大的文明的危机中，这种危机非常的严重，我们日常生活中都能够体会得到。
在上海世博会上，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不会排队，这说明你这个国家的国民或者市民，不能自发的形成一套秩序，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的秩序。中国过去的熟人社会都能形成秩序，但是一旦来到陌生社会，中国人就形成不了秩序。现代中国的市民社会没有这种习惯。上海世博会刚开始几天，人不多，但是居然都不会排队，挤成一团，快打起来了。后来用铁栏杆围成秩序，再靠武警出动。这样也有问题，后面的人看到前面稍微有空就窜到前面去了，你不想让人家窜，就一个紧挨着一个，所以中国人到公共空间排队时，身体之间是零距离。周立波讲过一句话，现在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处世哲学，叫不占便宜就是吃亏。所以一定要占点便宜，前面有空子就往前钻。开车的人都知道，你要是不钻空子的话，你就没法移动。所以今天中国整个文明出大问题了，大到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国家的制度，小到我们公民的素质，这些都是和文明有关的问题。中国接下来要思考的就是文明的崛起，怎么从富强走到文明，怎么让中国实现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实现民主和精神文明，重建我们和世界的主流价值。就是和普世价值能够接轨的文明观、道德观、伦理观，重建我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伦理世界，这是中国下一步最重要的问题。
（本文是许纪霖先生在贵州知行讲坛上的演讲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记录整理者詹培，责任编辑略作删节。）
Prosperity and Powerfulness or Civilization-The Orientation of
the Risen China
XU Ji-li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At the time when China is said to have become prosperous and powerful, it is of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situation in which modern China has risen above. It is held that China today has risen above only in terms of prosperity and powerfulness rather than civilization. A task is thus put forward. It is imperative to think what we are short of and how shall we do conside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rosperity and powerfulness to modern civilization.
Keywords: the rise of China; prosperity and powerfulness;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 何 萍
关键词：富强；文明；中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8-14
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谈关于中国崛起后怎么办的问题。谈这个问题是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这个崛起可能是以2008年为标志的，一个世纪的开始并不是一个自然年的开始，它通常是以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为标志的。20世纪的开始一般不被认为是1900年，而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预兆着整个20世纪充满着战争和革命。那么08年发生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到今天还没有结束。美国还陷于这样的危机当中，欧洲的危机到现在还很严重，整个西方还没有摆脱出来，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的崛起，特别是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更是一个象征。所以很可能，21世纪以2008年为开始。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国外现在开始有一个舆论，叫唱盛中国。过去是唱衰中国，中国不行了，要崩溃了。但是很可惜，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崩溃，倒是这些宣传中国崩溃的崩溃论崩溃了。在西方那些唱盛中国的大合唱里面，有本书特别有影响，翻译成中文出版叫《当中国统治世界》。书的作者是英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丁·雅克，他在1999年的时候，在香港采访过我。这本书先是在英国出版，后来在美国出版，在全球引起很大的反响。中文版一出来，就印了50万册。它描绘了一幅21世纪的前景，说到2050年，中国将替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霸主，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上海将取代纽约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汉语会像今天的英语一样向全世界流行，《论语》会像柏拉图的著作一样成为世界的必读经典。如果如他所说，再过40年就真有这幅前景，那么我们需要弄清楚，要实现这个前景需要一些什么条件？目前中国缺的是什么？中国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崛起以后的中国要往哪里去？后面一个问题全世界更关心。
前两年胡锦涛访问英国，英国女王在盛大的欢迎宴会上，向胡锦涛提出这个问题说：主席先生，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强大，我们作为西方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强大以后想干什么？可见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担心。西方人担心，中国的邻居更担心。担心黄祸，成吉思汗又来了。这个问题中国人自己能说的清楚吗？恐怕现在没有人说得清楚。政府、知识分子说不清楚，一般民众更不知道，这个问题很大。如果一个国家很弱，那好事坏事都做不了。一旦强大起来，如果它自己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就很危险。这几年，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首先要搞清楚中国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然后再看我们要往哪里走？我的研究的结论是：中国今天只是一个富强的崛起，而不是一个文明的崛起。
国家发改委的《中国改革杂志》，今年元旦又邀请专家学者写年度回顾，我写了一篇谈这个问题：中国已经富强了，但是离文明还很远。我首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富强，什么叫文明。一个大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要看它的相对词。我这里讲的文明是和富强相对应的。我们都知道富强和物质有关，物质的强大、国力的强大，富国强兵等都是富强，除此还有国家的竞争力也是富强。富强还有第三个含义，是一种制度，是一种制度的合理化，制度的竞争力。富强虽有这三个含义，但是富强本身是“去价值的”，是一种技术化的力量，和什么文明制度都可以结合。而文明不一样，我这里讲的文明是和富强相对应的文明，指的是一套价值观，是比文化更高级的宗教和哲学，它一定是提出了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而文明又不仅是一套价值观，还有一套制度，是和这套价值观相配套的制度，这才叫文明。文明有好多种，过去中国也是文明大国。中国有儒家文明，它当然有其价值观，也形成了一套礼仪制度。但是这套文明到了近代，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古老的文明开始崩溃解体，所以晚清从严复到梁启超，都认为我们要开始学习新的文明，要学习西方。中国为什么与西方一交手就不行了呢？梁启超、严复发现西方崛起的背后有两个秘密，一是富强，二是文明。富强是躯体，而文明是灵魂。由此中国开始追求“强国梦”。这个“强国梦”里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富强，一个是文明。但这两者哪个更重要呢？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国碰到了，日本也碰到这种情况。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明治维新的灵魂和启蒙大师，影响整个日本近代发展的灵魂人物。他写过一本对中国影响很大的书，叫《文明论概略》，专门讨论文明的问题。他的结论是日本要脱亚入欧迎头赶上，因为欧洲代表了最先进的现代性。他当时也碰到了富强与文明到底哪个更重要的问题。福泽谕吉讲，虽然文明很重要，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是现在面临亡国危机，先要解决独立的问题，这需要富强。所以富强是救急的东西，文明可以缓一步考虑。他的这个想法影响到中国，所以中国从晚清到现在，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富强压倒了文明，中国的强国梦里讲的都是富强。从晚清到现在经历了三个朝代，对富强的追求没有变。毛泽东时代最狂热的时候，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那个时候，毛泽东也是要打造一个他理想中的强国。搞大跃进，五年超过英国，大炼钢铁，都是要打造一个强国，实现富强梦。当然他到后期把富强放在了第二位。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讲“猫论”，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猫就是文明，老鼠就是富强。管它什么文明，只要能够实现富强都是好的。邓小平说不争论,就是文明这套玩意不去争论它，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三十年，核心目标就是一心一意奔四化，一切围绕着富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为什么会崛起。建国六十周年总结经验，说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东西？中国怎么会崛起？有很多讨论。我总结了一下，至少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中国的崛起没有特别的东西。就是学西方的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所有成功的地方，不过就是西方成功的路子，这是耶鲁大学一位自由主义学者提出来的。第二个观点是东亚模式的成功而已。这是香港大学的丁学良教授说的，中国现在走的就是当年日本：政府主导，高储蓄的路。东亚四小龙也都是东亚模式。第三种观点说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管是什么模式，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崛起背后是富强的崛起。中国人的状态改变了，它背后出现了一种精神动力。这个动力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那就是致富的动力。 经济发展的背后，特别是今天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投资，它背后要有人愿意吃苦，勤奋工作。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可以好多少年？我有一个观点，全世界总要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发展高科技，也需要制造业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今天中国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世界工厂，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可以替代。印度，越南，巴西当然都在新兴崛起，但据我观察，它们可能会崛起，但要全面替代中国很难。比如说印度，它重点发展的是IT产业，不在制造业，制造业要有愿意吃苦的民工。印度有宗教，它整个的生活是很懒散或者说是休闲的，它没有这样的紧迫感。我有个博士生去印度旅游说，印度和中国太不一样了，生活节奏太慢，火车汽车走走停停，误点是经常发生的事。印度人听说误点了，马上摊张报纸在车站坐了下来。世界工厂要讲效率，时间就就是生命，碰到这样不着急的民族，根本不能发展制造业；越南人也有这种劲头，它是儒家文化圈吃苦耐劳勤奋的，但是越南毕竟国家太小；巴西也有这股劲，发展也很快，但是巴西的国民是跳桑巴舞的，很潇洒，也没有儒家文化圈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我们环视全球，还真没有能够全面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或地区。中国近代以来，被西方焕发出一种强烈竞争的精神。儒家文化讲重义轻利，利不是最重要的，所以传统的中国人是很安逸的。是近代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被西方焕发出一种强烈要求脱贫致富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精神。
德国的马克思·韦伯，和卡尔·马克思一样，两个人都是研究现代性和现代化崛起的，资本主义在西方出现，卡尔·马克思从经济看发现有剩余价值，今天这套理论受到了很大的质疑。马克思·韦伯从精神和宗教研究，有本影响很大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我们可看到最早的商业精神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但是资本主义的一套制度，韦伯说最早产生在欧洲的荷兰和英国。他的研究认为不能仅仅从经济和社会看，还要从精神层面，看它背后的动力。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无限追求富强、富裕，要有奋斗的精神。意大利是天主教的国家，天主教里没有这个东西。天主教和儒家差不多，认为追求财富是不道德的，不符合上帝的意志。富人要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你再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不会受到别人的尊敬。但是新教不一样，新教从马丁·路德改革后，你能不能进天堂，最重要的是看你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如何。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够优异，你就可以向上帝证明你是上帝最好的选民。信徒人生的意义就是进天国，此岸世界没意义，最重要的是彼岸世界。新教说此岸世界有意义，你要证明自己是成功人士。新教的伦理之下，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人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哪怕是财富，它也是一种证明，所以资本家可以无限的追求利润。它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动力，成为资本主义背后很强的奋斗精神。欧洲也是到了17世纪，才产生了被称为浮士德精神的动力。《浮士德》是歌德的名剧。浮士德代表了一种永不满足的精神，不断的为实现自己的愿望去奋斗，一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精神。
我们说富强有三点，第一点，是它是物质的的竞争。中国人过去讲和谐，但是到了近代以后，西方的浮士德精神就传进来了，然后把儒家文化中的以修身为主导，转到以经世致用为主导。自从浮士德精神传入以后，就很少有人再讲什么修身养性。陈独秀说：中国人最主要的是讲功利，强调经世致用这一面。到了近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整个中国激发起一种强大的精神，就像当年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那种奋斗、致富的精神。今天中国总弥漫着这种动力，就和这种精神有关。虽然讲要科学发展，但整个国家是发展主义，是GPT考核的发展主义战略。一般老百姓也要致富，中国人本来就没有宗教，富裕成为中国人的人生目的。这种很世俗的精神，我称之为“吃大苦、耐大劳、流大汗、发大财”。这种精神现在走遍世界都没有了。现在的欧洲，感觉就像罗马帝国晚期。自由民整天看斗兽、泡澡堂、休闲，活由奴隶干，最后帝国死于安乐。欧洲现在到处慢悠悠的很休闲，当然慢悠悠没什么不好，中国也太紧张了。这次金融危机我觉得垮的不是美国，美国还有很大的创新力，它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所以接下来新的一轮的经济动力可能还是在美国。欧洲要爬起来很难，只有德国的经济还不错，还有那股劲，其他的问题很大。
世界工厂制造业需要其他的条件，但是勤劳是最重要的，它是中国崛起背后的动力所在。但这股动力太强大，因此“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能够刺激中国的经济快速崛起，同时慢慢的很多负面的东西出来了。晚清严复翻译《天演论》，提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世界观，认为社会和自然界一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落后就要挨打，不勤奋就被淘汰，一切要靠自己努力。毛泽东时代还可以靠单位，现在是要靠自己奋斗，而且这种努力是在空前残酷的环境中发生。现在中国处在我称之为“利”的世界。传统中国人不讲利，讲礼仪。和谐社会要建立在礼仪的基础之上。今天是讲利讲竞争，你死我活，而且把什么东西都归结为一个利。
富强的第二点，它同时也是能力的竞争，今天大家读大学、考研，不是认为知识本身重要，而是说知识改变命运，是讲知识是一种“利”。我们今天评德智体“三好学生”，这个“三好”是从晚清严复那个时候就过来的，说英国发达是因为英国人有能力，德智体都强。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现在我们讲道德是一种力，儒家讲道德是一种内在修养，它不是用来竞争的，但现在德也变成了一种力，叫德力。今天一切都化为一种力，什么东西有用没用，就看它能否化为一种力。
河南和北大合作 “双山论坛“，专门研究软实力，说中国现在有硬实力，软实力不行。软实力就是一种文明，我们今天把文明也看成是一种力。全世界中国人活得最累，因为你无时无刻不在竞争。最累的还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孩子，你要进好的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甚至是从娃娃抓起，不要输在人生起跑线上，所以最后从胎教开始竞争。这个竞争是空前惨烈，小孩子从人生第一刻就开始竞争。进小学就开始排名，然后你马上就知道自己在什么位子上，这个竞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变成了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现在很崇尚赢家，就是那些在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人。从高考状元的宣传可以看到，这个赢家不是一批人，只有一个人，其余的都是失败者。中国最大的失败者，最悲惨的就是史冬鹏，他不幸生在了刘翔的时代，永远都只能看着刘翔的背影，虽然他也够优秀，但是他却是永远的失败者。除了冠军，后面从亚军开始都是灰溜溜的。最典型的是温哥华举行的冬奥会，中国拿了五块金牌，年轻运动员周洋拿速滑金牌，电视台赶快把她父母请来采访。后来比接力赛，辽宁就把她父母接来，准备再拿金牌就进行采访，谁知道输给了韩国，她的父母就没人管了。说你们自己打的回家吧，她父母很穷只能做公交车，走到门口，就听后面喊：回来！回来！你女儿拿金牌了。因为韩国人犯规，她又拿到金牌。我讲的这个事例可能每个人都碰到过，这个世态炎凉、赢者通吃的社会，竞争已经到了异常残酷的地步。 富强的第三点，是富强背后是一套制度的合理化。去年温家宝总理说我们要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七次。有人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不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一直有改，这话要看怎么来理解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有两种，一种属于富强，一种属于文明。富强的改革也涉及到制度。制度改革称之为制度合理化。马克思·韦伯不仅发现了资本主义背后精神、宗教的动力，也发现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秘密，他说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效力是人类之前全部加起来也无法企及的，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制度的合理化。制度的合理化也叫做理性化，韦伯提出个概念叫工具理性，就是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其中两个制度至关重要，即会计制度和科层管理制度。会计制度是核算成本，现在任何企业、工厂、单位，都通过核算投入产出这个核心追求效率。另外是管理，和传统的管理不同，现在是一种非人格化的科层管理。要人象像机器一样实现你的功能，不管你的文化、人格。其整合的是一套非人格化的制度，以此实现效率的最大化，这叫做制度的合理化。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制度上有所有的变革，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制度的合理化，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今天中国不管国营还是民营企业，实行的都是公司化管理，国家机关也是公司化的管理，大学现在也跟公司差不多，各个单位都是公司化的管理，都有自己的一个小GDP指标系统，这完全是为了富强。大到国家小到单位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是一个富强的崛起。这个富强的崛起在物质的竞争、能力的竞争乃至制度合理化竞争上达到了巅峰。
中国的制度合理化唯有一个东西没有改，就是和文明相关的制度，那就是民主。民主是一套价值观，当时严复讲西方文明是自由为体，民主为伍，严复当时就看得很清楚，文明不是韦伯讲的制度合理化。最近朝鲜电视台开始在放《大国崛起》，他们也要崛起要改革，但是他们只接受制度合理化，这是不管什么制度都可以结合的。但是我说与文明相关的东西是特定的，今天中国在文明这一点上空缺，是因为文明是一套价值观，在今天讲是民主为体、民主为用这样特定的价值观。发展只是为了让人们过得更自由，为了实现这个自由，要建立一套民主的制度，这就是现代的文明。但是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文明被搁置一边，强调的是富强。中国人在重复欧洲、美国包括日本工业革命时期的劲头，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像那个时候的西方人，和传统的中国人完全不相干。当然，这种富强造就了中国的繁荣和崛起，但是今天我们发现自己在承受它所带来的负面的效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要提出一个很大的命题，就是富强崛起以后，我们更要关心的是文明。这是我第二部分要讲的文明的崛起。
文明这个问题今天的确是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回到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全世界都指望中国来拯救世界，最近中国在欧洲签了7亿欧元的大单，又在西班牙宣布购买其国债。人家都眼巴巴的看着你的钱，中国现在好像真的是一种暴发户的形象，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就是被推到世界舞台中心的。以前邓小平说要不出头，要韬光养晦，中国都是处在世界舞台的边缘，虽然是安理会五大强国，但是中国投的通常都是弃权票。08年以后，中国第一次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更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被推到了中心的位置上，不知道怎么才好，一下子就乱了。然后就开始比较牛气起来了，而问题在于你只能表现自己的能力，没办法征服人心。也就是说你要征服人家，最重要的是用文明，但今天中国缺的就是文明。世界上都在说中国要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大国，有责任心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要有一套文明的东西，让你能够保证，你富强的发展，能够适应世界文明主流的方向，但是这一点，中国完全没有准备好。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大国，但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不太好。去年，《凤凰周刊》就发表了刘亚洲将军的一篇文章，他讲，今天中国因为是世界工厂，能源就很重要，所以今天中国就特别关注和中亚的关系，和中亚签订了协议，把中亚的石油通过新疆的石油管道传过来。中国现在在中亚，包括在蒙古虽然很有钱，但是形象不好，他们觉得中国虽然很有钱，但是很像新殖民主义者，缺乏文明。反过来，在中亚有一个国家很穷，但是口碑很好，就是土耳其。土耳其在中亚输出的不是金钱，输出的是宗教。土耳其也有野心啊，它早就看中中亚这块地方，但它在中亚的形象竟然要比中国好，这说明中国现在只是以利在全世界扩散，而缺乏一种文明。近代西方英国、美国这些列强，他们也在世界上扩张，但是他们扩张的不仅仅是帝国利益，在这些利益背后还有一套文明。美国著名学者凯瑞·安德森，他去年在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演讲，讨论全球历史当中大权的演变。安德森讲，有两种不同的权力，一种是支配权，还有一种叫霸权。支配权是通过一种经济的军事的金融的强力去支配别人，还有一种权力叫霸权，霸权是葛兰西提出来的，葛兰西当年关在监狱里面就提出了很多理论，有一个理论就是关于文化霸权的理论，他说到了现代社会大家争的不是支配权，而是道德和知识的领导权，他称为文化霸权。这个文化霸权说白了就是背后的一套文明。就是一套价值观以及和价值观相适应的制度被认为是好的，大家即便是被你征服了，也心悦诚服的来服从你，这就叫文化霸权。这就像以前中国儒家的中原文明，几次被征服，但是后来统治者被教化了。中国古代的文明现在已经失落了，现代文明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今天中国缺的是文化霸权。为什么十九世纪英国能够统治世界？二十世纪到今天，美国能够统治世界？不要说他们船坚炮利，他们的实力，最重要的是背后有一套先进的价值观，这套东西很厉害，所以他们能够称霸世界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苏联不行？北大有一个学者就说，为什么冷战的时候，苏联和美国竞争，为什么苏联一次性就垮掉了，他说不是输在经济实力，更不是输在军事实力上，而是输在话语权。西方自由世界有一套文明的话语权，苏联没有这种东西，即便有，后来也变得很虚假，成了一套大家口头上遵从实际上都不相信的东西，最后就垮掉了。
我们来看马丁·雅克写《当中国统治世界》，他说中国以后将以文明世界崛起，但是中国的文明在哪里？文明和富强不一样，他不是一套GDP的指标，它有另外一套价值观和制度，文明有它另外一套指标和观察点。比如说世界一流的大学、影响全球的的宗教和哲学、与全球交往的语言的优势，这是马丁·雅克在分析美国到今天还是霸主时的三个很强的软实力。那么以这样的标志来看看中国。先讲全球交往中的语言的优势，当然现在汉语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成为语言当中的热门，很多人开始学习汉语。中国的孔子学院在全球有两百多家，每个重点大学都有责任义务在全球办孔子学院，看起来好像现在汉语在复兴，但是问题在于，今天我们的孔子学院教的是什么？教的是语言，是工具性的语言。你要来中国经商、生活，我教你汉语，但是语言背后是没有东西的，没文化更没文明。可能也会讲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但是这些教汉语的中国老师，自己也搞不清楚什么叫中国文化、中国文明。我们学校有对外汉语系，对外汉语系学生是最优秀的，但是他们对中国历史也没有多少了解，所以我们孔子学院在全球遍地开花，但是却没有很好的使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只教了一个应该说是工具性的语言。 在语言上我们并没有更好的优势。我们再来看大学，一个好的国家崛起以后，一定有一流的大学。美国刚开始很落后,大学也很一般,后来希特勒帮了大忙，他驱逐的犹太人，其中很多都是大学者、大教授，这些犹太人去了美国，后来美国的大学就一下子腾飞起来，到今天为止，全世界最好的大学都在美国。他们具有一流大学的优势，中国现在很急，也想搞世界一流大学规划，大学现在有一个叫九八五工程，全国有三十九所大学叫九八五大学，原来说要建立一些世界一流大学，现在又在说至少要先建立世界一流学科。投入了很多钱，但一流大学不是靠钱堆出来的。本来这个论坛希望我来讲讲大学，所以这里我不妨多讲几句关于大学。十几年前中国的大学还很穷，当时有一种说法，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十年来国家有钱了，开始大规模的投资大学。中国的大学现在不差钱，缺的是自主性。就是温家宝所说的“要教授治校”，要教育家来办大学。现在大学和其他部门一样是行政化管理，就是一个衙门。大学教授变成了填表教授，要填很多表，要不停的考核，所以我经常自嘲说，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物，在衙门里头你不过就是个学术民工。它没有宽松的环境让你自由作业，那些人还真以为靠钱和什么工程可以搞出一流，这是不懂怎么办大学。真正一流的创造是心态非常平和的、玩出来的，这也就像是风险投资一样，我投十个项目，我准备九个失败，有一个成功的我就不得了了。现在钱投下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科学家也很聪明，你要必须成功，我就搞一个必定成功的玩意。前不久,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和清华生命科学院院长联名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讲中国的科学体制是如何的不合理。这套体制让大家都不要冒风险，所以钱投下去很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很少。国外有一个评论，这个评论也满刻薄的，说世界上有两种科学家，一种是科学家，一种是中国科学家。科学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好奇，一种是要把自己发明创造的东西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但是中国的科学家既没有好奇，也不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只是为了发表文章，为了完成项目，只有这个目的而已，就可以拿到更多的资金。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这种科学家，只是为研究而研究，为项目而项目。要建一流大学，我认为什么时候把一流大学放下了，可能若干年后，一流大学才能有点希望，用现在这种工程式的方式，只会越来越远。今天中国的大学，一流的投入，二流的产出，三流的体制。包括北大、清华。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流的大学，何谈一流的崛起。
第三是要有影响全球的哲学和宗教。中国过去有儒家，有大师，民国的时候还有大师，而今天中国只有伪大师。中国现在贸易顺差，却留不住人才。大批优秀的学生想往国外走。之后最优秀的学生不想回来，回来的都是二、三流的。有些回来是有年薪几百万让你匪夷所思的高薪待遇，但这些人通常会拿一个绿卡，甚至已经是美国人了，随时准备再回去，精英流失的逆差太严重了。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看你能否留住人，说美国暂时还垮不了，是它现在还很吸引人，他的那套制度能够吸引全世界的精英。并不是美国人多么聪明，它靠全世界的精英捧起了美国的一流。现在的中国儒家已经解体了，我们孔老夫子的老家曲阜的基督徒，准备在孔夫子庙五公里处建一个教堂，这很正常，但全中国的新儒家联名起来反对。儒家什么时候虚弱到这个地步了。历史上儒家也受到过佛教的冲击，到了宋代朱熹就把释迦摩尼整合进来了。何时这个文明已经封闭到，看到什么外来文明都很怕，说明已经虚弱到什么程度了。今天儒家只是一缕幽魂，飘飘荡荡。过去儒家那么厉害，是因为它有肉身，它背后既有一套国家制度，也有一套宗法制度。这就是文明不仅是一套价值，还有一套体制。没有体制的文明是虚的，没有价值的体制也很可怕。今天中国的儒家，价值还在，体制没有了，所以今天中国的文明出现了危机，这个危机我们称为核心价值的危机。中国过去是道德立国，今天中国很缺乏一种道德和伦理，人心秩序大坏。网络上有一句话，就是形势大好，人心大坏。中国人现在天不怕地不怕，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这些人要把老祖宗留下几万年的东西统统毁掉。中国现在要干坏事很容易，做好事很难，最近有几个报道，就是老太太倒在地上，周围的人都很害怕上去扶老太太会赖在他身上，所以就眼睁睁的看老太太死在地上。中国现在出现了很严重的精神危机，不要说去拯救全世界，自身的危机就很严重，最基本的是非道德变得很模糊。2005年我所在的研究所接受了一个项目，做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调查。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你是否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现在什么是是非好坏善恶，已经说不清楚了。我们这个项目经过调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认为是说不清楚。这说明我们内心里，已经缺乏一个最基本的是非善恶准绳，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感觉心里越来越迷茫，而且这种迷茫和富裕也没什么关系。现在很多富人说，我们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文明的危机最深刻的就是心灵的危机，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人现在都没有良心了，我相信人类心里最基本的，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大多数人还是有的。你看到老人倒在地上，想扶只是不敢扶而已，看到生命死亡了，我们还是有恻隐之心。问题是，一旦碰到和自己的利益有一些关系的时候，这就比较纠结。现在中国人把道德相对化了，大道理我们懂得，有一些事情也是愿意做的，但是有时候碰到和自己利益有关系的事情，就会觉得大道理不行，要用小道理。所以现在在中国最难的是做父母。做父母总是不希望小孩子学坏，告诉他很多大道理，但是碰到很多事情，又要教他很多小道理。你要学雷锋，但你在外面碰到老太太跌倒了不要随便去扶。去年有一个中学生真的学雷锋，就把一个老头给扶起来了，结果说是这个中学生撞的，打官司弄得黑天荒地的。可见今天中国处在很大的文明的危机中，这种危机非常的严重，我们日常生活中都能够体会得到。
在上海世博会上，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不会排队，这说明你这个国家的国民或者市民，不能自发的形成一套秩序，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的秩序。中国过去的熟人社会都能形成秩序，但是一旦来到陌生社会，中国人就形成不了秩序。现代中国的市民社会没有这种习惯。上海世博会刚开始几天，人不多，但是居然都不会排队，挤成一团，快打起来了。后来用铁栏杆围成秩序，再靠武警出动。这样也有问题，后面的人看到前面稍微有空就窜到前面去了，你不想让人家窜，就一个紧挨着一个，所以中国人到公共空间排队时，身体之间是零距离。周立波讲过一句话，现在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处世哲学，叫不占便宜就是吃亏。所以一定要占点便宜，前面有空子就往前钻。开车的人都知道，你要是不钻空子的话，你就没法移动。所以今天中国整个文明出大问题了，大到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国家的制度，小到我们公民的素质，这些都是和文明有关的问题。中国接下来要思考的就是文明的崛起，怎么从富强走到文明，怎么让中国实现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实现民主和精神文明，重建我们和世界的主流价值。就是和普世价值能够接轨的文明观、道德观、伦理观，重建我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伦理世界，这是中国下一步最重要的问题。
（本文是许纪霖先生在贵州知行讲坛上的演讲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记录整理者詹培，责任编辑略作删节。）
Prosperity and Powerfulness or Civilization-The Orientation of
the Risen China
XU Ji-li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At the time when China is said to have become prosperous and powerful, it is of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situation in which modern China has risen above. It is held that China today has risen above only in terms of prosperity and powerfulness rather than civilization. A task is thus put forward. It is imperative to think what we are short of and how shall we do conside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rosperity and powerfulness to modern civilization.
Keywords: the rise of China; prosperity and powerfulness;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 何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