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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翻开这本书，摩挲的手掌像是触摸到带电的老树。《跨世纪抒情——俄苏先锋派诗选》，1989年5月，北京工人出版社出版，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才223页。
但就是这本小书，却贴心贴肺地跟一个时代的历史风云、生命隐衷还有昨天的记忆都构成奇妙的对位关系。它也是我本人走进俄罗斯诗歌白银年代的经典咏叹的入口和路标。
跟着它，人会自省，会疗伤，那是救赎和净化的难得机缘，也是感召心灵阅读和精神更新、复活的标记，与此同时，更不啻隔着岁月年轮的一次回访、追踪和对于自己从前脚印的真确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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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大放悲声书写二月，/一直到轰响的泥泞/燃起黑色的春天……”1912年，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二月》，根据《帕斯捷尔纳克传》的作者德·贝科夫的说法，这首诗为帕斯捷尔纳克日后进入一切“诗选”打开了大门。作者本人也自认为这是他第一首成功的诗作。
初来乍到的诗，就如同创世记里“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帕斯捷尔纳克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引发大自然灵魂风暴的风暴眼。强烈的抒情性，厚重的画面感，冷硬峻拔的格调，在他的精神天地里牵动着诗歌的涌动与歌唱。
《二月》带给我们的特殊文本意义上的祭奠，几乎是符号化的、象征性的。热爱诗歌的人如果按照月份的标志，在心底里会反复吟咏这首悲情如花蕾绽放的“二月”，就如同在嘴上同样不断咂摸艾略特的“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引自赵萝蕤翻译《荒原》），或是在记忆里悠悠激荡，一遍遍回放着海子“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的《九月》。
每一个节令和月份都有可能构造出诗意的洗礼和喷涌，迸发及燃烧，灌注与成长。而2020年2月，我望着窗外的积雪，视线掠过远处屋顶上的喜鹊，还有风的踪迹，透视着从前帕斯捷尔纳克走过的黧黑的脚印。“用六十戈比，/雇辆轻便马车/穿过恭敬、/穿过车轮的呼声/迅速赶到那暴雨的喧嚣/盖过墨水和泪水的地方”。北岛在读这首诗时，注意到了它的“液体感”和“运动状态”（可参阅《时间的玫瑰》）。“在那儿，/像梨子被烧焦一样/成千的白嘴鸦/从树上落向水洼/干枯的忧愁沉向眼底/水洼下，雪融化处泛着黑色/风被呼声翻遍，/越是偶然，就越真实/并被痛哭着编成诗章”。帕氏的诗，呈现出匀速运动之后的加速度，渐次抵达的高运转的意象分裂，还有爆炸式的内省与过滤。而这黑色的春天的内质，就像悄然奏响的精神哀乐，带着泥土轰然作响的奏鸣，碾过我们的心。
何以一百年前的诗句，还会引发牵动自己良知上的深切共鸣？艺术情怀上的深度介入，也许这就是真正的诗的本源和本性所致。
年轻时看到巴勃罗·聂鲁达的一句话：“诗不会是无谓的吟唱！”
不免为之怦然心动。
也许诗是对人的最本真生命的敞开、裸露和提升。既然按照尼采的说法，人是尚未确定的动物，那么真正的诗，就是对一切不确定感的标记、刻画、还原，乃至去蔽澄明。
《跨世纪抒情》收录的帕氏的作品，从体例上看，为纯粹的抒情诗，取材生活的某些场景的细部，或者浸透到自然节令风物的深层，进而诉说着人的命运感、使命感、危机意识和迫近心之悲苦的救赎。那源源不断的美丽而叹息般的书寫，总是迸发出足以震颤灵魂的孤寂、苍凉和原始的忧伤。
帕氏喜欢用自然的物象反衬、烘托自己内心的苦涩、迷离、眷顾、逃脱，乃至幻灭，譬如，他写雨燕，就说“凉爽从呼喊的胸中冲出，/流动着，却没有留下足迹”，于是“仿佛洁白的泉水在锅中沸腾，/爱吵架的液体离去”，这样似乎带着雄辩呼喊的生命，却在沉默的尽头给我们悄然预示出“大地已潜逃”的某种悟性。
阿赫玛托娃作为诗人的平生知己，曾说帕氏“在那儿，莫斯科的近郊——和大自然相会了。大自然的整个生命是他唯一和有充分权利的缪斯，他神秘的对话者”。
是的，一个将自然情感上升到宗教价值和高度的人，在俄罗斯，他称得上是这方面的翘楚。当然他也同样钟情于时代而发声，更走入过历史的旋涡，对于现实生活和国家社会的动态历程，这位大师感同身受，浸润其中，用笔触做过各种意味上的写照，其集大成的作品自然是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不过，我想如果你不阅读或不了解他早年的诗歌创作里的精神诉求的话，那么大概也很难搬动《日瓦戈医生》这厚重的砖块。
对于我，他的抒情诗，是踏脚石，是舢板，是种子，是泥土边的萌芽。
要知道，帕斯捷尔纳克生逢的年月，处于时代巨大变革的洪流中，一个真诚执拗的写作者，如果不违背良知，如果还遵从人类精神成就中那些尊严、体面和正义，如果不屈服于制度性的外来挤压和僵硬范式乃至恐怖的“大清洗”的话，那么他势必面临“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抉择困境。
作为和时代相争辩的异端分子，《日瓦戈医生》的作者从起步开始就“拒绝创作应时和实用主义的诗歌”，他将敏感的触角、锐利的痛感还有优雅的逻辑，奉献给了暴风雪、神秘的祈祷、燃烧的蜡烛，还有爱情与死亡……你看他面向人类的痛苦是这么发出了自己的个性悲鸣的：“我畅饮晚香玉的痛苦，/秋季天空的痛苦/和燃烧着你的背叛的一股细流。/我畅饮黄昏的痛苦，/夜和一大群人的痛苦，/我畅饮哭泣诗节潮湿的痛苦”，一个人写《宴会》，竟也发出了如此低沉而带着压抑感撕裂感的抒情音色，就像凡·高画着阿尔的太阳，画着向日葵，给人的感觉是痛楚的原始生命力的燃烧！
以赛亚·伯林在《苏联的心灵》一书中，曾经中肯地指出，帕斯捷尔纳克的艺术本质上“是为了变形而不是为了记录”“没有哪位艺术家比他更生动地诠释了文艺复兴的艺术家理论，即认为艺术家是可与大自然本身相匹敌的创造者。石头、树木、泥土和水在一种近乎神秘的意境中被赋予了它们自己的生命……”
帕氏的诗，有时候会戴上象征和超现实的面具，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解除面具，进而呈现出人的呼吸、人的动态和表情。“星星应该大笑/宇宙是个荒凉的地方”，那么诗是什么？他说，“这是——严峻的弹性而有力的哨声”，接着又用了一连串鲜活的跳跃着动感的比喻印证出诗的内在精魂，“被挤压的冰块的响声”“使树叶结冰的夜晚……两只夜莺的争辩”“已经萎谢的鲜豌豆……在豌豆荚中全世界的眼泪”“费加罗把长笛和乐谱/雨点般抛向小畦”…… 这是《诗的定义》里面的心灵节奏和音调，是帕斯捷尔纳克关于诗的宣言。
众所周知，帕氏写诗，以细微传神深邃绵密为其特征。翻译过《日瓦戈医生》的著名翻译家蓝英年曾有感言，说“这位先生写得太细腻，一片树叶，一滴露珠都要写出诗意”（《日瓦戈医生》繁体字版译后记）。
或许，透过生命湍流的表层发现其内里的分子结构，还原和呈现情感世界的波谲云诡，恰恰是帕氏最有力量的诗性冲动。你看他写爱情，语不惊人死不休，竟然说“爱有些人——就是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他写春天，“那里杨树惊异，/ 远方畏惧，房屋担心倒塌/那里空气湛蓝，好似刚出院的病人/系在白衬衫上的领带”;他捕捉心灵涟漪间的微颤和波动，会用如下如同密码的字句，“谜语的神秘指甲在这里跳了一阵舞”，或者“街道与光线黯淡的小窗/在一起不拘礼节”，此类表达该是何其节制而又从容。
读荀红军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已过三十年了，那些短诗，其实不过是后来阅读这位伟大作家的前奏曲。可能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少年的风霜浸染了岁月的灰尘，即使想掸掉都不情愿。我知道那是昨天精神探索的折痕和烙印，深深地被揣进自己的兜底。
2
《跨世纪抒情》，也第一时间地把奥西普·曼杰施塔姆推到了读者面前。
现在想来，这是个闪电般的名字。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诗坛群星璀璨，光彩照人。而在如此众多的云雀般的歌者队列中，曼杰施塔姆的歌声或许处于最高音的声部。那是响遏行云的歌唱，把金属一样的嗓子都唱劈了，然后就像一根琴弦般倏然断裂。
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白银年代这些诗歌巨匠中，如果说帕斯捷尔纳克是舒缓深沉、宽阔雄浑的男中音，那么曼杰施塔姆就是激情喷涌、火热亢奋的男高音;如果说阿赫玛托娃是优雅别致、柔情百转的女中音，那么茨维塔耶娃就是声如裂帛、回肠荡气的女高音。四位歌者，以其无与伦比的歌喉，参与了时代和历史的心灵发声，成为诗意乐章中传之久远的金属旋律。
“我冻得直哆嗦——我想缄口无言！/而黄金在天空舞蹈/命令我歌唱”，至今还记得读到这样渗入到骨髓深处的诗行时，那种莫名的悸动，仿佛置身于灵魂内部的一场雪崩。曼杰施塔姆的作品，当然就是生命的仪式、性情的舞姿，同时更是语言的狂欢和朝向存在神秘深渊的精神漫游。在这个被布罗茨基称为“文明之子”的作家笔下，死亡、厄运、贫困、苦难、孤独、虚无、沉默、歌唱等等词根，已然获得了朝向历史和时代极限处的根须一样的触碰、交织和生长。
《约伯记》里有这样的话：“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的一切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
曼杰施塔姆死于穷困、流放、监禁、疾病。他留存下来的诗，是“时间在火灾遗址上歌唱”。据说为了那些足以引来政治风暴碾压、撕裂和摧毁的诗稿，他的夫人娜杰日达和另一位他的知己、同样天才的阿赫玛托娃曾经背诵下他的几乎全部作品，并将它们誊写在不同的手抄本里，藏在不同朋友的手里，以备后患。
这些历经岁月湮没和历史摧残的纪念碑一样的诗歌，最终存活了下来，像煤炭，像地火。
“在危险的高地上闪着鬼火，/难道星星这样闪闪发光？/洁净的星星，燐燐鬼火，/你的兄弟，彼得堡，正在死去。”曼杰施塔姆的个人经历及其书写，堪称一个时代的历史悲歌。那个年代对于苏俄诗人来说，“内在的联系性遭到了破壞”（帕斯捷尔纳克语，参阅《人与事》，乌兰汉翻译），个性失踪了。而曼杰施塔姆们注定要带着自己的使命感，以及灵魂的乡愁，四处漂泊与流浪，当然更严重的还是要面对拘禁、囚牢和死亡。在《自由的没落》中，曼杰施塔姆用“张满了森林般的捕兽网”来指称自己身处其间的严峻的历史阶段，说“你正在进入萧条年代，/哦，太阳、法官、人民”，诗的结尾处写道：“我们为土地付出了十个天空的代价”。
“给予我这肉体——我拿它怎么办……”这样的诗大概值得永远刻印在心上。
这就像是哈姆雷特的终极疑问，生还是死，是个问题！同等的对于生命价值本身的追问和洞彻，犹如敲着鼓点似的，响遍我们内宇宙的每一寸方圆。
曼杰施塔姆的诗，有着野草一样的苦涩、恣意的生长和年轮感，也有着古老废墟上挺拔矗立的青铜雕塑般的精神造型感。先于他死在苏联远东地区集中营的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下卷高度认同了曼氏的文明血脉传承，并且指出其诗作语言中时常具有华丽的“拉丁”调性。“他庄严的雄辩口吻在那些出人意料的怪异场景中显得尤为崇高”，他的典型主题的声部和哼唱里，随处可见地跳跃着狄更斯、巴赫、泰坦神、怪人叶甫盖尼、雅典娜、荷马的航船记录还有路德的葬礼等等精神母本的调式及其旋律。
他这个人是用血液写诗，用细胞抒情，用肝胆发声，然后汇入人类文明的总体节拍和谱系里，变成夜莺的歌唱的标本和记忆。
奥西普·曼杰施塔姆是两面神，一面是沧桑老者，一面又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他一手挽着古老的往昔的魂灵儿，另一只手又抱着现代的精神的种子。尽管最后在他的命运深处，“日子像白纸一样燃尽：/ 只剩下一缕青烟，两点灰烬！”1938年，他在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的路上，由于贫病交加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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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到父亲念俄语。那颤动的嘟噜声和卷舌音，好像火苗于眼前来回蹿动。父亲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属于常说的“老三届”之列。他俄语学得棒棒的，据说掌握了三千多词汇量。父亲曾经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当年我们县高级中学俄语学得最好的，要不是因为成分问题，他准保能走进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大门。
在乡下务过农的父亲，在田埂地头，放下锹镐之际，也没忘了温习俄语，结果第二年还是因为成分，依旧落榜。俄语成了他的心病，也成了他的情结。
现在父亲老了，他和母亲共用一个手机，不久前通过手机，我跟父亲交谈往事，话题不免又落到了他从前心心念念的俄语。说到兴奋处，父亲居然还兴冲冲地用俄文朗诵了一段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最有名的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他还说到“文革”后我们家有过矿石牌收音机，老式样的，带天线的，为了能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父亲从前会把它绑在高高的树上，于是《祖国进行曲》的歌词和旋律便回荡在耳边，“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的田园和森林……”说着说着，父亲还唱了起来，好听的翻转着波浪一样节拍的俄语歌，我听得荡气回肠，感觉到父亲的演唱，让自己与俄罗斯文学的精神腹地靠得更近了些，更亲密了些！ 4
也许是诗歌使俄语变成了“发声的，说话的肉体”，现在它又经由荀红军的语句密码的转换，催化成汉语的声情并茂的咏叹和歌吟。
历史是重的，生命却因灵魂的轻盈而飞升。时代是迷惑的，良知却因苦难的洗礼而变得无比丰盛。你听济娜依达·吉皮乌斯是怎么倾吐的：“如果光明熄灭——我什么也看不见，/如果人是野兽——我恨他，/如果人不如野兽——我打死他，/如果我的俄罗斯完结了——我就死掉。”
读到这些饱蘸着心血和热泪的如泣如诉的诗句，我们大概会深度认同吉皮乌斯的同胞什克洛夫斯基的看法：“文学不仅是词的现象。它是思维现象。”思维的背后是生命难度的过滤和精神深渊的救赎！
吉皮乌斯后来远遁巴黎，在心中每每唱着难以复归和回返的圣彼得堡的歌。
而他的同时代诗人大多还留在故国和故土，经受着精神与灵魂的冒险与磨难。帕斯捷尔纳克吞下多少苦酒和药酒啊！他的高貴还在于即使自己过得也不好，还是由衷替别人着想，帮助和成全同样的落难者。至于曼杰施塔姆的悲剧人生，如鹰一样划过理想的天际，又跌落在荒凉的地平线的草莽中，生亦可哀，死亦可叹。
用生命的血泪写诗，或者用诗祭奠自己，称得上是人生走过的最难走的一段路。因为珍贵，才值得搭上一切。这不是造化弄人，而是人的造化馈赠了上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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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瓦雷里说过，一个人在决定性的年龄读了一本决定性的书，他的命运将由此改变。
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碰到《跨世纪抒情》，不敢说是浴火重生，但至少提前找到了生命价值的路标——那就是人可以为信仰、为诗、为美、为爱、为道义和理想做出难得的牺牲，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奉献也好。读着《跨世纪抒情》，就仿佛跨过了时间的栅栏，投入历史长河的怀抱，那望向俄罗斯精神地平线的寻觅、探求、渴望、凝眸、叹息……一瞬间都化为内心踏实充盈而又赫然挺拔的记忆与回味。
正是从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开始，我发现和找到了属于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的生命坐标，引发了自己多年以来关于她们的挖掘、打捞与钻探的近乎膜拜的一种热情和兴趣。从此，只要是关乎她们的信息——书籍、作品、评论，能找到的，都尽力搜求，于是蓝英年、林贤治、马海甸、乌兰汉（高莽）、汪剑钊、王家新等人的文字，无不令我感同身受并激动莫名，在其间长久地徘徊、伫立、呼吸、眺望，那就好比触碰到了诗歌的一泓清泉或是精神的一道雷电！
当然，无论你走多远，也都有回到源头的一天。三十多年后，我又一次复返《跨世纪抒情》的诗性港湾，在那里去重新聆听与汲取来自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的歌哭、喘息和叹气。
其中有两首诗，再读，已是另一番恍然彻悟的感受，好像那就是诗的谶语，命运的螺号在吹响。诗，准确预言和预演了人的困境乃至结局。
茨维塔耶娃的《宽恕我吧》，一连用几个“宽恕”，分别写了抒情主人公与山峦、土地、青草还有儿子的诀别，写了母亲给儿子带上十字架，最后的诗句是——从低矮的农舍中又一次传出“宽恕吧，我的手！”
我们知道茨维塔耶娃最后是亲手将自己送进了绳套。
那不是“宽恕吧，我的手”啊！死亡是救赎，死亡也是洗礼，最后的吁请，最后的归宿。
诗道出了命运的叵测、人世的忧患和心的绝灭。
同样，阿赫玛托娃有一首《在这里我们都是废品》，写于1913年元旦当日，那时她儿子列夫刚出生不久，还不到一周岁，她和同为诗人的丈夫古米廖夫还情意甚笃，但她却在诗中道出活着的另一种情状，“在这里我们都是废品，/都是浪荡儿，/ 我们凑在一起根本不快活！墙上的花朵和鸟 / 在云彩上受难”，接着又出现了这样不祥的句子，“窗子被永远钉死：/那里是什么，/雾凇还是暴风雪？”到诗的结尾处，竟然是“我的心多么忧郁！/我莫不是在等待那死亡的时刻？/——那个跳舞的女人/将来一定要下地狱。”读到此处，乍然一惊，阿赫玛托娃这不是在给自己签署通往地狱的通行证吗！
在这里，抒情的诗歌不期然成了命运的警报器，成了预告性的先知先觉的鸟儿一样的啁啾和悲鸣。
阿赫玛托娃后来的人生轨迹大致是这样：两次离婚，第一任丈夫、诗人古米廖夫被处决，同居多年的患难与共的男友——艺术批评家尼古拉·普宁两度被捕，后死于西伯利亚集中营。儿子列夫因为拒不承认父亲古米廖夫有“历史问题”屡遭迫害，在1935年和1938年两次遭到逮捕入狱，直到1956年才从劳改农场返家，回到家里的儿子却与母亲很难相处，历史的悲剧带给人的伤痛和惩罚远未消失。谁让你是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的儿子，他的怨恨里面承载着超越个体性过失的血亲和家族耻辱。
说白银年代的俄罗斯诗歌是经历者发自生命深处的叹息和来自心魂根部的歌吟，大概一点儿都不过分。某种程度上，那也是受难者的无辜眼泪和柔软躯体在冷酷无情的时代辙迹碾轧下的泣血咏叹与唱诵。
无论茨维塔耶娃还是阿赫玛托娃，她们的歌声宛如命运花环上坠落的露珠，永久闪烁着时间的刻印和人之子的心的温热。
“我露出血脉：生命/在不停息地奔涌。/请拿来盘子和碗！”（茨维塔耶娃）
“我不再微笑，/严寒的风弄凉了我的嘴唇。/少了一个希望，/多了一支歌。”（阿赫玛托娃）
“野兽想要巢穴，/旅行者想要道路，/死者想要灵车，/每个人都想要自己的。”（茨维塔耶娃）
“对太阳的记忆在心中衰弱，/这是什么？黑暗？/也可能！冬天在一夜之间/匆忙来临”（阿赫玛托娃）
……
也许收录在《跨世纪抒情》的这些断断续续的吟唱，多是两位早期的作品，它们裸露出来的生命血色和精神底色，还没有达到后来那样的浑厚大气与饱满丰盈，但是歌唱的调子已然呈现出本质性的金属般的节律，诗歌的竖琴在她们手里绽放出足以通达我们灵府的美妙音流。至于她们后来的诗篇，却变成了无边的泪涌，蚌病成珠，那是蒸发着血气和胆汁的殉难者的歌哭，会让我们一瞬间剥皮剔骨地看到了人面对炼狱、人逃离窒息会是什么样！ 我觉得无论阿赫玛托娃还是茨维塔耶娃的诗，都是对于存在本身的敬畏和虔诚祷告，那让我们在一个深渊里跳跃出来的战栗与爱，宛如灰烬里的柔情，受难中的倾吐，亦若神明之地阳光的朗照，风的吹拂，花与果实的艰难生长。
拥有诗的日子，梦再破碎，心再苦涩，也等于拥有了春天般的祈求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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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纪抒情》，是我的流年閱读中持续经久的一段旅程。人，岁月，生活。从二十多岁看到了五十多岁，光阴闪忽，俄苏诗人们的面容、声音，凝重的沉吟与灵动的呼吸、渴望的祭奠，如今都化为记忆中不泯的成分和因子，化成诗与美的浓缩与结晶。
天上有许多星，地上有许多人。那许多人后来都是天上的星。我们读着那星星里闪烁的诗。
“天空不是书……可书却是天空”，谢维里亚宁当年给爱伦堡诗里的话，仿佛也在诉说着阅读的内在奥妙。真正的阅读不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脱胎换骨吗？
在这星河中，历史不过是一瞬，而诗歌却幻化成了霞光璀璨的永恒。关于生，关于死，关于时代和命运的谜题的书写与勾勒！
在这禁闭与隔离期久久封堵疫情的间歇里，重温经典，就是找回记忆的温度，触碰那些年轻时的渴望和心跳，以免它们坠入遗忘的深渊。这么做，其实也等于激活和唤醒文明应激系统中的免疫细胞，以免自己被病毒感染，尤其是那些久久压制在我们躯体内部的属于冷漠、麻木、怯懦、自私层面的精神病毒。
“心啊，让心羞愧吧！”这是曼杰施塔姆的忠告。
“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参阅《人与事》）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善意提醒。
而走进赫列勃尼科夫的诗行，听他吟诵，“当马死的时候——喘息着，/当青草死的时候——枯萎着，/当太阳死的时候——燃烧着，/当人死的时候——歌唱着”，我们似乎听到了大地的哭声，似乎看见了天空的泪水，还有上苍的娓娓的低语和心灵喃喃的祷告……
诗歌是俄罗斯精神的殿堂和修道院。阅读白银年代的经典，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都是终生的必修课。
【责任编辑】 刁长昊
作者简介：
刘恩波，评论家，供职于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著有文论随笔集《为了我们丰盈地生存》《捕捉》，长篇小说《十一月的雨》，诗歌作品集《一地霜月》等。曾获第七届辽宁文学奖、第三届辽宁文艺评论奖、《中国诗人》25周年优秀诗评家奖和《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度优秀论文奖等。
但就是这本小书，却贴心贴肺地跟一个时代的历史风云、生命隐衷还有昨天的记忆都构成奇妙的对位关系。它也是我本人走进俄罗斯诗歌白银年代的经典咏叹的入口和路标。
跟着它，人会自省，会疗伤，那是救赎和净化的难得机缘，也是感召心灵阅读和精神更新、复活的标记，与此同时，更不啻隔着岁月年轮的一次回访、追踪和对于自己从前脚印的真确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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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大放悲声书写二月，/一直到轰响的泥泞/燃起黑色的春天……”1912年，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二月》，根据《帕斯捷尔纳克传》的作者德·贝科夫的说法，这首诗为帕斯捷尔纳克日后进入一切“诗选”打开了大门。作者本人也自认为这是他第一首成功的诗作。
初来乍到的诗，就如同创世记里“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帕斯捷尔纳克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引发大自然灵魂风暴的风暴眼。强烈的抒情性，厚重的画面感，冷硬峻拔的格调，在他的精神天地里牵动着诗歌的涌动与歌唱。
《二月》带给我们的特殊文本意义上的祭奠，几乎是符号化的、象征性的。热爱诗歌的人如果按照月份的标志，在心底里会反复吟咏这首悲情如花蕾绽放的“二月”，就如同在嘴上同样不断咂摸艾略特的“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引自赵萝蕤翻译《荒原》），或是在记忆里悠悠激荡，一遍遍回放着海子“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的《九月》。
每一个节令和月份都有可能构造出诗意的洗礼和喷涌，迸发及燃烧，灌注与成长。而2020年2月，我望着窗外的积雪，视线掠过远处屋顶上的喜鹊，还有风的踪迹，透视着从前帕斯捷尔纳克走过的黧黑的脚印。“用六十戈比，/雇辆轻便马车/穿过恭敬、/穿过车轮的呼声/迅速赶到那暴雨的喧嚣/盖过墨水和泪水的地方”。北岛在读这首诗时，注意到了它的“液体感”和“运动状态”（可参阅《时间的玫瑰》）。“在那儿，/像梨子被烧焦一样/成千的白嘴鸦/从树上落向水洼/干枯的忧愁沉向眼底/水洼下，雪融化处泛着黑色/风被呼声翻遍，/越是偶然，就越真实/并被痛哭着编成诗章”。帕氏的诗，呈现出匀速运动之后的加速度，渐次抵达的高运转的意象分裂，还有爆炸式的内省与过滤。而这黑色的春天的内质，就像悄然奏响的精神哀乐，带着泥土轰然作响的奏鸣，碾过我们的心。
何以一百年前的诗句，还会引发牵动自己良知上的深切共鸣？艺术情怀上的深度介入，也许这就是真正的诗的本源和本性所致。
年轻时看到巴勃罗·聂鲁达的一句话：“诗不会是无谓的吟唱！”
不免为之怦然心动。
也许诗是对人的最本真生命的敞开、裸露和提升。既然按照尼采的说法，人是尚未确定的动物，那么真正的诗，就是对一切不确定感的标记、刻画、还原，乃至去蔽澄明。
《跨世纪抒情》收录的帕氏的作品，从体例上看，为纯粹的抒情诗，取材生活的某些场景的细部，或者浸透到自然节令风物的深层，进而诉说着人的命运感、使命感、危机意识和迫近心之悲苦的救赎。那源源不断的美丽而叹息般的书寫，总是迸发出足以震颤灵魂的孤寂、苍凉和原始的忧伤。
帕氏喜欢用自然的物象反衬、烘托自己内心的苦涩、迷离、眷顾、逃脱，乃至幻灭，譬如，他写雨燕，就说“凉爽从呼喊的胸中冲出，/流动着，却没有留下足迹”，于是“仿佛洁白的泉水在锅中沸腾，/爱吵架的液体离去”，这样似乎带着雄辩呼喊的生命，却在沉默的尽头给我们悄然预示出“大地已潜逃”的某种悟性。
阿赫玛托娃作为诗人的平生知己，曾说帕氏“在那儿，莫斯科的近郊——和大自然相会了。大自然的整个生命是他唯一和有充分权利的缪斯，他神秘的对话者”。
是的，一个将自然情感上升到宗教价值和高度的人，在俄罗斯，他称得上是这方面的翘楚。当然他也同样钟情于时代而发声，更走入过历史的旋涡，对于现实生活和国家社会的动态历程，这位大师感同身受，浸润其中，用笔触做过各种意味上的写照，其集大成的作品自然是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不过，我想如果你不阅读或不了解他早年的诗歌创作里的精神诉求的话，那么大概也很难搬动《日瓦戈医生》这厚重的砖块。
对于我，他的抒情诗，是踏脚石，是舢板，是种子，是泥土边的萌芽。
要知道，帕斯捷尔纳克生逢的年月，处于时代巨大变革的洪流中，一个真诚执拗的写作者，如果不违背良知，如果还遵从人类精神成就中那些尊严、体面和正义，如果不屈服于制度性的外来挤压和僵硬范式乃至恐怖的“大清洗”的话，那么他势必面临“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抉择困境。
作为和时代相争辩的异端分子，《日瓦戈医生》的作者从起步开始就“拒绝创作应时和实用主义的诗歌”，他将敏感的触角、锐利的痛感还有优雅的逻辑，奉献给了暴风雪、神秘的祈祷、燃烧的蜡烛，还有爱情与死亡……你看他面向人类的痛苦是这么发出了自己的个性悲鸣的：“我畅饮晚香玉的痛苦，/秋季天空的痛苦/和燃烧着你的背叛的一股细流。/我畅饮黄昏的痛苦，/夜和一大群人的痛苦，/我畅饮哭泣诗节潮湿的痛苦”，一个人写《宴会》，竟也发出了如此低沉而带着压抑感撕裂感的抒情音色，就像凡·高画着阿尔的太阳，画着向日葵，给人的感觉是痛楚的原始生命力的燃烧！
以赛亚·伯林在《苏联的心灵》一书中，曾经中肯地指出，帕斯捷尔纳克的艺术本质上“是为了变形而不是为了记录”“没有哪位艺术家比他更生动地诠释了文艺复兴的艺术家理论，即认为艺术家是可与大自然本身相匹敌的创造者。石头、树木、泥土和水在一种近乎神秘的意境中被赋予了它们自己的生命……”
帕氏的诗，有时候会戴上象征和超现实的面具，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解除面具，进而呈现出人的呼吸、人的动态和表情。“星星应该大笑/宇宙是个荒凉的地方”，那么诗是什么？他说，“这是——严峻的弹性而有力的哨声”，接着又用了一连串鲜活的跳跃着动感的比喻印证出诗的内在精魂，“被挤压的冰块的响声”“使树叶结冰的夜晚……两只夜莺的争辩”“已经萎谢的鲜豌豆……在豌豆荚中全世界的眼泪”“费加罗把长笛和乐谱/雨点般抛向小畦”…… 这是《诗的定义》里面的心灵节奏和音调，是帕斯捷尔纳克关于诗的宣言。
众所周知，帕氏写诗，以细微传神深邃绵密为其特征。翻译过《日瓦戈医生》的著名翻译家蓝英年曾有感言，说“这位先生写得太细腻，一片树叶，一滴露珠都要写出诗意”（《日瓦戈医生》繁体字版译后记）。
或许，透过生命湍流的表层发现其内里的分子结构，还原和呈现情感世界的波谲云诡，恰恰是帕氏最有力量的诗性冲动。你看他写爱情，语不惊人死不休，竟然说“爱有些人——就是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他写春天，“那里杨树惊异，/ 远方畏惧，房屋担心倒塌/那里空气湛蓝，好似刚出院的病人/系在白衬衫上的领带”;他捕捉心灵涟漪间的微颤和波动，会用如下如同密码的字句，“谜语的神秘指甲在这里跳了一阵舞”，或者“街道与光线黯淡的小窗/在一起不拘礼节”，此类表达该是何其节制而又从容。
读荀红军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已过三十年了，那些短诗，其实不过是后来阅读这位伟大作家的前奏曲。可能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少年的风霜浸染了岁月的灰尘，即使想掸掉都不情愿。我知道那是昨天精神探索的折痕和烙印，深深地被揣进自己的兜底。
2
《跨世纪抒情》，也第一时间地把奥西普·曼杰施塔姆推到了读者面前。
现在想来，这是个闪电般的名字。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诗坛群星璀璨，光彩照人。而在如此众多的云雀般的歌者队列中，曼杰施塔姆的歌声或许处于最高音的声部。那是响遏行云的歌唱，把金属一样的嗓子都唱劈了，然后就像一根琴弦般倏然断裂。
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白银年代这些诗歌巨匠中，如果说帕斯捷尔纳克是舒缓深沉、宽阔雄浑的男中音，那么曼杰施塔姆就是激情喷涌、火热亢奋的男高音;如果说阿赫玛托娃是优雅别致、柔情百转的女中音，那么茨维塔耶娃就是声如裂帛、回肠荡气的女高音。四位歌者，以其无与伦比的歌喉，参与了时代和历史的心灵发声，成为诗意乐章中传之久远的金属旋律。
“我冻得直哆嗦——我想缄口无言！/而黄金在天空舞蹈/命令我歌唱”，至今还记得读到这样渗入到骨髓深处的诗行时，那种莫名的悸动，仿佛置身于灵魂内部的一场雪崩。曼杰施塔姆的作品，当然就是生命的仪式、性情的舞姿，同时更是语言的狂欢和朝向存在神秘深渊的精神漫游。在这个被布罗茨基称为“文明之子”的作家笔下，死亡、厄运、贫困、苦难、孤独、虚无、沉默、歌唱等等词根，已然获得了朝向历史和时代极限处的根须一样的触碰、交织和生长。
《约伯记》里有这样的话：“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的一切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
曼杰施塔姆死于穷困、流放、监禁、疾病。他留存下来的诗，是“时间在火灾遗址上歌唱”。据说为了那些足以引来政治风暴碾压、撕裂和摧毁的诗稿，他的夫人娜杰日达和另一位他的知己、同样天才的阿赫玛托娃曾经背诵下他的几乎全部作品，并将它们誊写在不同的手抄本里，藏在不同朋友的手里，以备后患。
这些历经岁月湮没和历史摧残的纪念碑一样的诗歌，最终存活了下来，像煤炭，像地火。
“在危险的高地上闪着鬼火，/难道星星这样闪闪发光？/洁净的星星，燐燐鬼火，/你的兄弟，彼得堡，正在死去。”曼杰施塔姆的个人经历及其书写，堪称一个时代的历史悲歌。那个年代对于苏俄诗人来说，“内在的联系性遭到了破壞”（帕斯捷尔纳克语，参阅《人与事》，乌兰汉翻译），个性失踪了。而曼杰施塔姆们注定要带着自己的使命感，以及灵魂的乡愁，四处漂泊与流浪，当然更严重的还是要面对拘禁、囚牢和死亡。在《自由的没落》中，曼杰施塔姆用“张满了森林般的捕兽网”来指称自己身处其间的严峻的历史阶段，说“你正在进入萧条年代，/哦，太阳、法官、人民”，诗的结尾处写道：“我们为土地付出了十个天空的代价”。
“给予我这肉体——我拿它怎么办……”这样的诗大概值得永远刻印在心上。
这就像是哈姆雷特的终极疑问，生还是死，是个问题！同等的对于生命价值本身的追问和洞彻，犹如敲着鼓点似的，响遍我们内宇宙的每一寸方圆。
曼杰施塔姆的诗，有着野草一样的苦涩、恣意的生长和年轮感，也有着古老废墟上挺拔矗立的青铜雕塑般的精神造型感。先于他死在苏联远东地区集中营的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下卷高度认同了曼氏的文明血脉传承，并且指出其诗作语言中时常具有华丽的“拉丁”调性。“他庄严的雄辩口吻在那些出人意料的怪异场景中显得尤为崇高”，他的典型主题的声部和哼唱里，随处可见地跳跃着狄更斯、巴赫、泰坦神、怪人叶甫盖尼、雅典娜、荷马的航船记录还有路德的葬礼等等精神母本的调式及其旋律。
他这个人是用血液写诗，用细胞抒情，用肝胆发声，然后汇入人类文明的总体节拍和谱系里，变成夜莺的歌唱的标本和记忆。
奥西普·曼杰施塔姆是两面神，一面是沧桑老者，一面又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他一手挽着古老的往昔的魂灵儿，另一只手又抱着现代的精神的种子。尽管最后在他的命运深处，“日子像白纸一样燃尽：/ 只剩下一缕青烟，两点灰烬！”1938年，他在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的路上，由于贫病交加而死去。
3
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到父亲念俄语。那颤动的嘟噜声和卷舌音，好像火苗于眼前来回蹿动。父亲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属于常说的“老三届”之列。他俄语学得棒棒的，据说掌握了三千多词汇量。父亲曾经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当年我们县高级中学俄语学得最好的，要不是因为成分问题，他准保能走进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大门。
在乡下务过农的父亲，在田埂地头，放下锹镐之际，也没忘了温习俄语，结果第二年还是因为成分，依旧落榜。俄语成了他的心病，也成了他的情结。
现在父亲老了，他和母亲共用一个手机，不久前通过手机，我跟父亲交谈往事，话题不免又落到了他从前心心念念的俄语。说到兴奋处，父亲居然还兴冲冲地用俄文朗诵了一段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最有名的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他还说到“文革”后我们家有过矿石牌收音机，老式样的，带天线的，为了能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父亲从前会把它绑在高高的树上，于是《祖国进行曲》的歌词和旋律便回荡在耳边，“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的田园和森林……”说着说着，父亲还唱了起来，好听的翻转着波浪一样节拍的俄语歌，我听得荡气回肠，感觉到父亲的演唱，让自己与俄罗斯文学的精神腹地靠得更近了些，更亲密了些！ 4
也许是诗歌使俄语变成了“发声的，说话的肉体”，现在它又经由荀红军的语句密码的转换，催化成汉语的声情并茂的咏叹和歌吟。
历史是重的，生命却因灵魂的轻盈而飞升。时代是迷惑的，良知却因苦难的洗礼而变得无比丰盛。你听济娜依达·吉皮乌斯是怎么倾吐的：“如果光明熄灭——我什么也看不见，/如果人是野兽——我恨他，/如果人不如野兽——我打死他，/如果我的俄罗斯完结了——我就死掉。”
读到这些饱蘸着心血和热泪的如泣如诉的诗句，我们大概会深度认同吉皮乌斯的同胞什克洛夫斯基的看法：“文学不仅是词的现象。它是思维现象。”思维的背后是生命难度的过滤和精神深渊的救赎！
吉皮乌斯后来远遁巴黎，在心中每每唱着难以复归和回返的圣彼得堡的歌。
而他的同时代诗人大多还留在故国和故土，经受着精神与灵魂的冒险与磨难。帕斯捷尔纳克吞下多少苦酒和药酒啊！他的高貴还在于即使自己过得也不好，还是由衷替别人着想，帮助和成全同样的落难者。至于曼杰施塔姆的悲剧人生，如鹰一样划过理想的天际，又跌落在荒凉的地平线的草莽中，生亦可哀，死亦可叹。
用生命的血泪写诗，或者用诗祭奠自己，称得上是人生走过的最难走的一段路。因为珍贵，才值得搭上一切。这不是造化弄人，而是人的造化馈赠了上苍！
5
保尔·瓦雷里说过，一个人在决定性的年龄读了一本决定性的书，他的命运将由此改变。
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碰到《跨世纪抒情》，不敢说是浴火重生，但至少提前找到了生命价值的路标——那就是人可以为信仰、为诗、为美、为爱、为道义和理想做出难得的牺牲，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奉献也好。读着《跨世纪抒情》，就仿佛跨过了时间的栅栏，投入历史长河的怀抱，那望向俄罗斯精神地平线的寻觅、探求、渴望、凝眸、叹息……一瞬间都化为内心踏实充盈而又赫然挺拔的记忆与回味。
正是从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开始，我发现和找到了属于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的生命坐标，引发了自己多年以来关于她们的挖掘、打捞与钻探的近乎膜拜的一种热情和兴趣。从此，只要是关乎她们的信息——书籍、作品、评论，能找到的，都尽力搜求，于是蓝英年、林贤治、马海甸、乌兰汉（高莽）、汪剑钊、王家新等人的文字，无不令我感同身受并激动莫名，在其间长久地徘徊、伫立、呼吸、眺望，那就好比触碰到了诗歌的一泓清泉或是精神的一道雷电！
当然，无论你走多远，也都有回到源头的一天。三十多年后，我又一次复返《跨世纪抒情》的诗性港湾，在那里去重新聆听与汲取来自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的歌哭、喘息和叹气。
其中有两首诗，再读，已是另一番恍然彻悟的感受，好像那就是诗的谶语，命运的螺号在吹响。诗，准确预言和预演了人的困境乃至结局。
茨维塔耶娃的《宽恕我吧》，一连用几个“宽恕”，分别写了抒情主人公与山峦、土地、青草还有儿子的诀别，写了母亲给儿子带上十字架，最后的诗句是——从低矮的农舍中又一次传出“宽恕吧，我的手！”
我们知道茨维塔耶娃最后是亲手将自己送进了绳套。
那不是“宽恕吧，我的手”啊！死亡是救赎，死亡也是洗礼，最后的吁请，最后的归宿。
诗道出了命运的叵测、人世的忧患和心的绝灭。
同样，阿赫玛托娃有一首《在这里我们都是废品》，写于1913年元旦当日，那时她儿子列夫刚出生不久，还不到一周岁，她和同为诗人的丈夫古米廖夫还情意甚笃，但她却在诗中道出活着的另一种情状，“在这里我们都是废品，/都是浪荡儿，/ 我们凑在一起根本不快活！墙上的花朵和鸟 / 在云彩上受难”，接着又出现了这样不祥的句子，“窗子被永远钉死：/那里是什么，/雾凇还是暴风雪？”到诗的结尾处，竟然是“我的心多么忧郁！/我莫不是在等待那死亡的时刻？/——那个跳舞的女人/将来一定要下地狱。”读到此处，乍然一惊，阿赫玛托娃这不是在给自己签署通往地狱的通行证吗！
在这里，抒情的诗歌不期然成了命运的警报器，成了预告性的先知先觉的鸟儿一样的啁啾和悲鸣。
阿赫玛托娃后来的人生轨迹大致是这样：两次离婚，第一任丈夫、诗人古米廖夫被处决，同居多年的患难与共的男友——艺术批评家尼古拉·普宁两度被捕，后死于西伯利亚集中营。儿子列夫因为拒不承认父亲古米廖夫有“历史问题”屡遭迫害，在1935年和1938年两次遭到逮捕入狱，直到1956年才从劳改农场返家，回到家里的儿子却与母亲很难相处，历史的悲剧带给人的伤痛和惩罚远未消失。谁让你是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的儿子，他的怨恨里面承载着超越个体性过失的血亲和家族耻辱。
说白银年代的俄罗斯诗歌是经历者发自生命深处的叹息和来自心魂根部的歌吟，大概一点儿都不过分。某种程度上，那也是受难者的无辜眼泪和柔软躯体在冷酷无情的时代辙迹碾轧下的泣血咏叹与唱诵。
无论茨维塔耶娃还是阿赫玛托娃，她们的歌声宛如命运花环上坠落的露珠，永久闪烁着时间的刻印和人之子的心的温热。
“我露出血脉：生命/在不停息地奔涌。/请拿来盘子和碗！”（茨维塔耶娃）
“我不再微笑，/严寒的风弄凉了我的嘴唇。/少了一个希望，/多了一支歌。”（阿赫玛托娃）
“野兽想要巢穴，/旅行者想要道路，/死者想要灵车，/每个人都想要自己的。”（茨维塔耶娃）
“对太阳的记忆在心中衰弱，/这是什么？黑暗？/也可能！冬天在一夜之间/匆忙来临”（阿赫玛托娃）
……
也许收录在《跨世纪抒情》的这些断断续续的吟唱，多是两位早期的作品，它们裸露出来的生命血色和精神底色，还没有达到后来那样的浑厚大气与饱满丰盈，但是歌唱的调子已然呈现出本质性的金属般的节律，诗歌的竖琴在她们手里绽放出足以通达我们灵府的美妙音流。至于她们后来的诗篇，却变成了无边的泪涌，蚌病成珠，那是蒸发着血气和胆汁的殉难者的歌哭，会让我们一瞬间剥皮剔骨地看到了人面对炼狱、人逃离窒息会是什么样！ 我觉得无论阿赫玛托娃还是茨维塔耶娃的诗，都是对于存在本身的敬畏和虔诚祷告，那让我们在一个深渊里跳跃出来的战栗与爱，宛如灰烬里的柔情，受难中的倾吐，亦若神明之地阳光的朗照，风的吹拂，花与果实的艰难生长。
拥有诗的日子，梦再破碎，心再苦涩，也等于拥有了春天般的祈求和希望！
6
《跨世纪抒情》，是我的流年閱读中持续经久的一段旅程。人，岁月，生活。从二十多岁看到了五十多岁，光阴闪忽，俄苏诗人们的面容、声音，凝重的沉吟与灵动的呼吸、渴望的祭奠，如今都化为记忆中不泯的成分和因子，化成诗与美的浓缩与结晶。
天上有许多星，地上有许多人。那许多人后来都是天上的星。我们读着那星星里闪烁的诗。
“天空不是书……可书却是天空”，谢维里亚宁当年给爱伦堡诗里的话，仿佛也在诉说着阅读的内在奥妙。真正的阅读不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脱胎换骨吗？
在这星河中，历史不过是一瞬，而诗歌却幻化成了霞光璀璨的永恒。关于生，关于死，关于时代和命运的谜题的书写与勾勒！
在这禁闭与隔离期久久封堵疫情的间歇里，重温经典，就是找回记忆的温度，触碰那些年轻时的渴望和心跳，以免它们坠入遗忘的深渊。这么做，其实也等于激活和唤醒文明应激系统中的免疫细胞，以免自己被病毒感染，尤其是那些久久压制在我们躯体内部的属于冷漠、麻木、怯懦、自私层面的精神病毒。
“心啊，让心羞愧吧！”这是曼杰施塔姆的忠告。
“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参阅《人与事》）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善意提醒。
而走进赫列勃尼科夫的诗行，听他吟诵，“当马死的时候——喘息着，/当青草死的时候——枯萎着，/当太阳死的时候——燃烧着，/当人死的时候——歌唱着”，我们似乎听到了大地的哭声，似乎看见了天空的泪水，还有上苍的娓娓的低语和心灵喃喃的祷告……
诗歌是俄罗斯精神的殿堂和修道院。阅读白银年代的经典，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都是终生的必修课。
【责任编辑】 刁长昊
作者简介：
刘恩波，评论家，供职于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著有文论随笔集《为了我们丰盈地生存》《捕捉》，长篇小说《十一月的雨》，诗歌作品集《一地霜月》等。曾获第七届辽宁文学奖、第三届辽宁文艺评论奖、《中国诗人》25周年优秀诗评家奖和《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度优秀论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