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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中国已经摆脱了“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阶段，进入了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阶段，忽视环境保护的累积效应逐渐暴露，经济增长为主环境保护为辅的传统经济发展道路已行不通。
一、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一是资源约束日益突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长期高速增长，资源消费规模的扩大，国内资源供求矛盾突出，大量资源需要从国外进口，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世界市场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成为输入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并威胁到宏观经济的稳定。
二是环境约束日益突出。中国七大水系的水质，除珠江、长江总体水质良好以外，松花江为轻度污染，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九大湖泊中的7个，水质均为五类和劣五类。在全国七大流域197条河流407个断面中，一到三类水质占49.9%，四、五类占26.5%，劣五类占23.6%。水土流失严重，根据中国第二次遥感调查，水土流失356万平方公里，沙化、碱化草地约100多万平方公里，毁掉耕地4000多万亩。中国环境风险日益凸显，各类环境事件高发，污染区域从城市和局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区域、流域和全球，污染类型从常规污染转变为复合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严重，威胁群众健康，造成社会公害。
三是城市化压力日益突出。2008年城市化水平45.68%，城市能源消费是农村的3倍。城市大量集中消耗水资源，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中国今后还将保持高速城市化的态势，城市（含城镇）人口将达到10亿人，新增4亿人左右，农村人口减少4亿人左右。中国是一个自然地理条件极不均衡的国家，适合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的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今后可用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土地只有28万平方公里左右，约占陆地国土总面积的3%，城镇的人口集聚程度将更高，必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走绿色城镇化道路，既要发挥城镇人口集聚、生产要素的集中，交易成本下降的优势，又要实现城镇资源的循环高效利用，废弃物的安全无害化处理，治理传统城市病。
二、发展导向变化的推动
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调整了国民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将环境保护的相关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政府因地制宜地建立了差别化政绩考核体系，实施差别化的区域经济政策。国家依据生态地位重要性，在国家生态屏障区域和收益受损关系比较明确的区域推动和试点生态补偿机制，比如在青海三江源地区和丹江口库区以上流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补偿区域只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就可以获得补偿。
科学发展观改变了企业的成本函数，将外部成本逐步内部化，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进而改变了企业的利润函数，引导企业转变生产观念，生产更多的绿色产品，提供更多的绿色服务。比如2010年，中国用于新能源汽车的财政补贴9.7亿元，增加了企业发展绿色产品生产的吸引力。扩大了生产者责任，制定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强制企业对进入回收目录中的产品进行回收，建立回收基金，实现强制回收。企业在利润函数发生变化的情况，发展绿色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扩大了发展空间，增加了吸引力。
三、绿色消费意识环保意识的增强
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万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接近5000元，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7.9%和43.7%，这表明居民消费已经从生存消费逐步过渡到发展消费和享受消费上。据中国社会调查事物所的调查，有72%的被调查者认可“发展环保事业，开发绿色产品，对改善环境状况有益”的观点，有54%的人愿意使用绿色产品。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市场调查资料显示，约有79—84％的消费者愿意主动购买绿色食品。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选择那些低污染低消耗的绿色产品，扶植绿色市场，支持发展绿色技术。绿色消费观念使非环保产品没有市场，使生产者生产更加绿色化的产品，引导着经济绿色化，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揭发环境质量的方式逐渐增多，涉及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也越来越多，对政府和企业进行更多的监督，这会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四、政府战略导向的要求
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1994年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首脑会议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主要议题。1994年7月，中国公布了《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要对需要进行限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在保障资源接续能力下的长期发展，是一种有约束的发展。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采取了控制人口规模、加强耕地保护，实施科技攻关、寻找替代性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措施，促进了绿色经济的发展。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被称为“两型社会”。两型社会建设一方面，要求在生产、消费领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用更少的资源消耗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又要求创造社会财富的全过程对环境没有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实现创造财富和保护环境的双赢。资源节约利用并不必然保证环境友好，环境友好往往不能保证资源集约利用。比如，电厂脱硫要增加资源消耗，资源并不节约，但有利于环境友好。两型社会将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友好有机统一起来，实现二者有机平衡，正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基本要求。绿色经济的第一个前提是绿色，即不会损害人类身心健康的经济才是绿色经济，与环境友好的要求一致；第二个前提是经济，与资源节约的要求一致。
转变发展方式是“十二五”时期及其以后相当长阶段的根本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由传统发展方式转化为绿色发展方式，在经济发展的动力方面，由需求驱动为主转化为供给驱动为主，依靠科技创新推进供给结构的变化，进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产业结构的实质就是调整供给结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实际上就是形成新的供给结构。在需求驱动力上，由投资驱动为主，调整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驱动，扩大消费尤其是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我国的消费结构受收入结构的制约，收入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消费的多层次性，消费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生产的多层次性，生产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市场的多层次性。适应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我国需要大规模扩大消费需求，在增加消费者收入的同时，依据边际消费倾向的不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大力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抑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和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的扩大，增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扩大了绿色消费规模，进而带动了绿色生产。
五、调整产业结构的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是将资源配置到更高效的部门、地区或者环节，产业结构越合理，资源配置效率越高，经济绿色化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市场的自发调整或者战术性调整，市场竞争推动了资源的配置，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变化；二是政府的战略性调整，政府配置资源，抑制某种产业的发展，鼓励某类产业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的跃迁，形成新的战略性产业。
2005年12月，国务院公开发布《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其中鼓励类539条，限制类190条，淘汰类399条。国家对鼓励类项目在审批、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对限制类项目禁止投资新建，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对现有生产能力改造升级；淘汰类项目禁止投资，按照规定期限淘汰。2011年，中国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8%，到2020年达到15%，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政府制定调整《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行业准入条件》等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比如《焦化行业准入条件（2008年修订）》、《电石行业准入条件（2008年修订）》、《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2011年）》提高了行业进入门槛。通过振兴传统产业振兴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推进产业发展绿色化。第一批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62个，通过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绿色产业的比重越来越高，非绿色产业的比重越来越低。
六、制度创新的推动
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是可耗竭性资源，如果免费或者低价使用，必然带来资源的浪费。资源利用效率越高，经济发展的绿色化程度就越高。
中国积极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既有利于资源的保护，又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1996年8月《矿产资源法》修正案被颁布,它认可了探矿权、采矿权在市场上的流通,为中国探矿权、采矿权进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打通了道路。国土资源部于2000年11月颁布了《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矿业权有偿取得和依法转让变成现实。矿业权出让价款，由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成，20%归中央，80%留在地方。2007年3月，《物权法》出台并于当年10月1日实施。《物权法》肯定矿藏的国家所有权，同时把探矿权、采矿权作为用益物权，提出“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受法律保护。我国加速推进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可以使矿山企业在利益机制和价格杠杆的作用下，更加珍惜宝贵的矿产资源，提高资源开采效率；使消费者更加注重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还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恢复和保护矿山生态环境，增加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投入，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起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治理成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使资源性产品价格能够体现完全成本，逐步形成有利于促进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的体制、机制，推进绿色经济发展。
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空间，其产权难以界定，导致环境空间被免费使用，进而酿成了公共悲剧。随着对环境产权认识的深入，环境产权在一些领域通过中间物进行界定，比如将环境产权与环境容量联系起来，通过确定排污规模或者二氧化碳排放规模，使环境产生稀缺性，使环境空间产生价值，并将这些价值赋予保护它的市场主体。环境产权制度的明确与完善，环境从无偿使用转变为有偿使用，增强了市场主体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减少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损害，促进了经济的绿色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2007年11月10日，国内第一个排污权交易中心在浙江嘉兴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排污权交易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国际化。
七、技术进步的推动
随着中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一大批绿色技术被生产出来，包括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污染治理技术、资源回收技术、环境检测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在绿色技术群的支撑下，企业生产绿色产品，提供绿色服务。中国成功地开发出了洁净煤技术、可降解塑料、纳米材料、特种陶瓷、智能材料、工程塑料、绿色建材、基因工程等绿色技术，对环境保护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大规模生产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延长了产业链条，促使废弃物的资源化、再循环、再利用，实现了“零排放”，成为无烟工厂，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这是绿色经济的根本特征。
八、顺应国际绿色发展的潮流
环境问题是全球问题，一些国家要求中国像发达国家一样承担起减排责任。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议案》，提出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施贸易制裁，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被称为“碳关税”。据计算，如果美国征收30美元/吨碳的关税，中国对美出口下降1.7%，对美进口下降1.57%，GDP下降0.021%。2007年的八国峰会，美国提出“除了工业化国家以外，中国和印度等温室气体排放居前的发展中经济体也应被纳入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战略框架”。国际压力迫使中国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极大地推进绿色经济发展。2007年，中国公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8年，中国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与行动》，承诺在共同而有区别的减排责任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同时大力推动国内节能减排工作。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这是中国政府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要求。中国实现承诺目标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应对气候变化，必将进一步推进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的绿色化。
（刘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一是资源约束日益突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长期高速增长，资源消费规模的扩大，国内资源供求矛盾突出，大量资源需要从国外进口，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世界市场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成为输入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并威胁到宏观经济的稳定。
二是环境约束日益突出。中国七大水系的水质，除珠江、长江总体水质良好以外，松花江为轻度污染，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九大湖泊中的7个，水质均为五类和劣五类。在全国七大流域197条河流407个断面中，一到三类水质占49.9%，四、五类占26.5%，劣五类占23.6%。水土流失严重，根据中国第二次遥感调查，水土流失356万平方公里，沙化、碱化草地约100多万平方公里，毁掉耕地4000多万亩。中国环境风险日益凸显，各类环境事件高发，污染区域从城市和局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区域、流域和全球，污染类型从常规污染转变为复合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严重，威胁群众健康，造成社会公害。
三是城市化压力日益突出。2008年城市化水平45.68%，城市能源消费是农村的3倍。城市大量集中消耗水资源，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中国今后还将保持高速城市化的态势，城市（含城镇）人口将达到10亿人，新增4亿人左右，农村人口减少4亿人左右。中国是一个自然地理条件极不均衡的国家，适合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的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今后可用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土地只有28万平方公里左右，约占陆地国土总面积的3%，城镇的人口集聚程度将更高，必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走绿色城镇化道路，既要发挥城镇人口集聚、生产要素的集中，交易成本下降的优势，又要实现城镇资源的循环高效利用，废弃物的安全无害化处理，治理传统城市病。
二、发展导向变化的推动
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调整了国民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将环境保护的相关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政府因地制宜地建立了差别化政绩考核体系，实施差别化的区域经济政策。国家依据生态地位重要性，在国家生态屏障区域和收益受损关系比较明确的区域推动和试点生态补偿机制，比如在青海三江源地区和丹江口库区以上流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补偿区域只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就可以获得补偿。
科学发展观改变了企业的成本函数，将外部成本逐步内部化，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进而改变了企业的利润函数，引导企业转变生产观念，生产更多的绿色产品，提供更多的绿色服务。比如2010年，中国用于新能源汽车的财政补贴9.7亿元，增加了企业发展绿色产品生产的吸引力。扩大了生产者责任，制定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强制企业对进入回收目录中的产品进行回收，建立回收基金，实现强制回收。企业在利润函数发生变化的情况，发展绿色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扩大了发展空间，增加了吸引力。
三、绿色消费意识环保意识的增强
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万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接近5000元，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7.9%和43.7%，这表明居民消费已经从生存消费逐步过渡到发展消费和享受消费上。据中国社会调查事物所的调查，有72%的被调查者认可“发展环保事业，开发绿色产品，对改善环境状况有益”的观点，有54%的人愿意使用绿色产品。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市场调查资料显示，约有79—84％的消费者愿意主动购买绿色食品。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选择那些低污染低消耗的绿色产品，扶植绿色市场，支持发展绿色技术。绿色消费观念使非环保产品没有市场，使生产者生产更加绿色化的产品，引导着经济绿色化，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揭发环境质量的方式逐渐增多，涉及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也越来越多，对政府和企业进行更多的监督，这会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四、政府战略导向的要求
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1994年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首脑会议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主要议题。1994年7月，中国公布了《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要对需要进行限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在保障资源接续能力下的长期发展，是一种有约束的发展。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采取了控制人口规模、加强耕地保护，实施科技攻关、寻找替代性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措施，促进了绿色经济的发展。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被称为“两型社会”。两型社会建设一方面，要求在生产、消费领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用更少的资源消耗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又要求创造社会财富的全过程对环境没有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实现创造财富和保护环境的双赢。资源节约利用并不必然保证环境友好，环境友好往往不能保证资源集约利用。比如，电厂脱硫要增加资源消耗，资源并不节约，但有利于环境友好。两型社会将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友好有机统一起来，实现二者有机平衡，正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基本要求。绿色经济的第一个前提是绿色，即不会损害人类身心健康的经济才是绿色经济，与环境友好的要求一致；第二个前提是经济，与资源节约的要求一致。
转变发展方式是“十二五”时期及其以后相当长阶段的根本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由传统发展方式转化为绿色发展方式，在经济发展的动力方面，由需求驱动为主转化为供给驱动为主，依靠科技创新推进供给结构的变化，进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产业结构的实质就是调整供给结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实际上就是形成新的供给结构。在需求驱动力上，由投资驱动为主，调整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驱动，扩大消费尤其是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我国的消费结构受收入结构的制约，收入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消费的多层次性，消费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生产的多层次性，生产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市场的多层次性。适应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我国需要大规模扩大消费需求，在增加消费者收入的同时，依据边际消费倾向的不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大力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抑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和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的扩大，增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扩大了绿色消费规模，进而带动了绿色生产。
五、调整产业结构的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是将资源配置到更高效的部门、地区或者环节，产业结构越合理，资源配置效率越高，经济绿色化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市场的自发调整或者战术性调整，市场竞争推动了资源的配置，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变化；二是政府的战略性调整，政府配置资源，抑制某种产业的发展，鼓励某类产业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的跃迁，形成新的战略性产业。
2005年12月，国务院公开发布《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其中鼓励类539条，限制类190条，淘汰类399条。国家对鼓励类项目在审批、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对限制类项目禁止投资新建，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对现有生产能力改造升级；淘汰类项目禁止投资，按照规定期限淘汰。2011年，中国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8%，到2020年达到15%，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政府制定调整《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行业准入条件》等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比如《焦化行业准入条件（2008年修订）》、《电石行业准入条件（2008年修订）》、《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2011年）》提高了行业进入门槛。通过振兴传统产业振兴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推进产业发展绿色化。第一批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62个，通过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绿色产业的比重越来越高，非绿色产业的比重越来越低。
六、制度创新的推动
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是可耗竭性资源，如果免费或者低价使用，必然带来资源的浪费。资源利用效率越高，经济发展的绿色化程度就越高。
中国积极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既有利于资源的保护，又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1996年8月《矿产资源法》修正案被颁布,它认可了探矿权、采矿权在市场上的流通,为中国探矿权、采矿权进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打通了道路。国土资源部于2000年11月颁布了《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矿业权有偿取得和依法转让变成现实。矿业权出让价款，由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成，20%归中央，80%留在地方。2007年3月，《物权法》出台并于当年10月1日实施。《物权法》肯定矿藏的国家所有权，同时把探矿权、采矿权作为用益物权，提出“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受法律保护。我国加速推进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可以使矿山企业在利益机制和价格杠杆的作用下，更加珍惜宝贵的矿产资源，提高资源开采效率；使消费者更加注重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还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恢复和保护矿山生态环境，增加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投入，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起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治理成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使资源性产品价格能够体现完全成本，逐步形成有利于促进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的体制、机制，推进绿色经济发展。
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空间，其产权难以界定，导致环境空间被免费使用，进而酿成了公共悲剧。随着对环境产权认识的深入，环境产权在一些领域通过中间物进行界定，比如将环境产权与环境容量联系起来，通过确定排污规模或者二氧化碳排放规模，使环境产生稀缺性，使环境空间产生价值，并将这些价值赋予保护它的市场主体。环境产权制度的明确与完善，环境从无偿使用转变为有偿使用，增强了市场主体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减少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损害，促进了经济的绿色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2007年11月10日，国内第一个排污权交易中心在浙江嘉兴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排污权交易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国际化。
七、技术进步的推动
随着中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一大批绿色技术被生产出来，包括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污染治理技术、资源回收技术、环境检测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在绿色技术群的支撑下，企业生产绿色产品，提供绿色服务。中国成功地开发出了洁净煤技术、可降解塑料、纳米材料、特种陶瓷、智能材料、工程塑料、绿色建材、基因工程等绿色技术，对环境保护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大规模生产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延长了产业链条，促使废弃物的资源化、再循环、再利用，实现了“零排放”，成为无烟工厂，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这是绿色经济的根本特征。
八、顺应国际绿色发展的潮流
环境问题是全球问题，一些国家要求中国像发达国家一样承担起减排责任。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议案》，提出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施贸易制裁，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被称为“碳关税”。据计算，如果美国征收30美元/吨碳的关税，中国对美出口下降1.7%，对美进口下降1.57%，GDP下降0.021%。2007年的八国峰会，美国提出“除了工业化国家以外，中国和印度等温室气体排放居前的发展中经济体也应被纳入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战略框架”。国际压力迫使中国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极大地推进绿色经济发展。2007年，中国公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8年，中国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与行动》，承诺在共同而有区别的减排责任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同时大力推动国内节能减排工作。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这是中国政府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要求。中国实现承诺目标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应对气候变化，必将进一步推进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的绿色化。
（刘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