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周四傍晚，内子不想做饭，决定去家附近觅食。我们走到布鲁克林第三大道近湾脊大道处，有一家新开的美式餐厅，食物是常见的汉堡三明治，无特别诱人的美食，倒是有一样不吃的非常诱人—脱口秀。
　　脱口秀在曼哈顿东村一带很多，在布鲁克林，而且是在餐厅里，第一次见。点餐后，吃到一半，脱口秀开始了。最先上的是一个爱尔兰裔的演员，讲了些黄段子后，逗得观众哈哈大笑、情绪高涨时，他突然问，大家知道新冠病毒吗？
　　满场观众一脸茫然，只有一个年轻的金发女子举手说“知道”。他继续说关于新冠病毒的段子，可惜包袱不响，观众反应木然。最后，他黯然下场。

疫情中的纽约流水

　　2月29日周六下午，笔者创办的七堂应ASA大学邀请，去曼哈顿中城校区表演古琴和茶艺。七堂团队成员都去了，但去之前一直在打退堂鼓，有些人还埋怨我不该答应校方去演出。
　　校方也发出通告，提醒從中国回来的人士要主动隔离两周，不要来参加活动，如有违反会被罚款1000美元。此时，在纽约的华人都怕去人多的地点，很多面向华人的酒楼和大型餐馆，因华人不再消费，生意惨淡，不得不作出临时关门的决定。
　　3月1日纽约有了第一例确诊的感染病例，是30多岁的医务人员，刚从伊朗回来。3月3日有了第二例，是家住纽约上州韦斯切斯特、上班在曼哈顿的犹太律师。这个至今不知道感染源的第一例社区感染，不仅律师全家都染病，还感染了送他去医院的邻居，以及他所处的整个犹太社区。他住的小镇新罗谢尔（New Rochelle），成了纽约第一个被下令封闭的小镇，州府派出国民警卫队去封锁。
　　3月第一周，七堂取消了全部课程，学生们也担心被传染。前一周2月底，已经有学古琴的学生戴着口罩来上课。
　　3月6日，艺术家兼厨师伊利斯（Elis）跟我确认3月21-22日在七堂举行晚宴品茶品琴的流程。我问他，你不怕病毒吗？他说完全不怕，一点不用担心。

　　3月7日开始写“疫情中的纽约流水”，我想以这个方式，记录每天遇到的日常琐事，尽量写些生活细节，这样在疫情结束后，在记忆淡忘后，还能留下被岁月大浪反复冲刷过后的痕迹。宏大叙事、国家政令、抗疫救灾，这些专业媒体会去做;作为经历特殊时期的个人，尽量留下个人的生活痕迹和心迹，才是既力所能及又特别有意义的事。

　　如果当时对欧洲来纽约的飞机也这么规定的话，疫情的现状一定会不一样。

家庭医生脱险记

　　美国第一例确诊的新冠病毒案例，发生在西雅图，病人从武汉回来。西雅图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不断上升的时候，纽约几乎没什么动静。作为全美人口密度最高、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这种没什么动静，实在是违背常识。我那时甚至怀疑纽约市在隐瞒病情。
　　其实那个时候，病毒已经悄然在纽约市各处散播，动静不大是因为检测手段不够。年轻艺术家邓林杰的美国朋友，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去医院要求检测时，医院看她年轻，症状也不明显，测了流感病毒后，就让回家。如果坚持要测新冠病毒的话，就要先填表然后等10小时以上，测试结果则要等一周左右才知道。
　　这段时期，美国疾控中心（CDC）并没有授权私人公司测试，全美所有测试样品都必须寄到CDC的实验室检测，这就延误了检测进度，使大量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依然在所处社区传播病毒。纽约高度密集的人口，使得传染变得非常迅即，流布非常广。
　　美国医生一开始对新冠病毒认识也不够。我父母的家庭医生，正好在这段时间感染病毒。住院后，当地医院的医生一直把他当作普通流感病人医治。
　　以下这段治病过程，引自4月5日的《纽约时报》“新泽西州的第一个新冠病人是如何幸存的”一文：
　　3月7日傍晚，呼吸出现了新状况：缺氧，几近窒息。他开始各种担心：可能要插管了，那有可能引起并发症;器官可能坏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3月8日，医生终于同意给他做了第二次CT，结果正如他所料，非常不好。他左右肺都发炎，30%～40%肺部感染，和第一次CT相比感染面积扩大非常多。三四天时间恶化至此，再拖延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迅速恶化的病情，医生们终于认识到一个现实：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病毒，即使是年轻健康的生命，也可能熬不过这个病毒。
　　治疗正式启动了，大动作且高规格。一个中国的医生建议了一种高强度供氧呼吸机（high-flow machine）;三种试验性抗病毒药物：柯力芝（用于治疗艾滋病）、氯喹（用于治疗疟疾）和瑞德西韦（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
　　第一天就立竿见影：烧在退，血氧也不再继续下降。一周之后，他的病情开始稳定。他终于可以呼吸了。
　　究竟是哪一种药，或是三种药，还是高强度呼吸机，抑或这几种疗法的组合，产生了积极的疗效？没有人知道。
　　这位脱险的家庭医生，本身是非常有经验的医生，加上在中国疫情时期，一直关注各种医疗方案，在他的建议下，医生们也愿意尝试各种方案，最终能治愈出院，但现在依然需要吸氧服药，担心肺部纤维化。

　　刚戴上口罩时，有在裸奔的感觉。

疏于防护

　　3月11日，我给伊利斯发了邮件通知，鉴于目前新冠病毒的流行情况，决定停止3月21-22日的活动。伊利斯非常惊讶，觉得新冠病毒对他们年轻人没什么作用，何况他们已经卖出了很多票，不想就此放弃。伊利斯决定找其他地方，继续办活动。
　　这一天，我经过纽约大学附属医院的急诊室，发现EMS（急救医疗服务）救护人员还是穿着短袖的制服。如果他们护送的是新冠病人的话，一定会被感染。果然，布鲁克林有一例就是EMS人员感染。
　　在此前后，纽约市政府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取消了马拉松大会，延迟了车展，鼓励公司让员工在家办公，也不说在地铁上不用戴口罩的话了。
　　3月11日晚，特朗普宣布停止“除英国之外所有来自欧洲的航班”30天。但是已经晚了，从现在追踪病毒分子结构的报告看，美国的新冠病毒主要来自欧洲。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禁航措施有效，但因没有及时禁航欧洲，导致病毒在美国流行起来。
　　据那段时间从中国回纽约的朋友说，他们的飞机停在JFK机场指定的地方，过指定的通道，被发现有问题的人，马上被带去其他地方，没症状的被记下地址和电话后放行，被要求在家自我隔离。隔离期间，还有人打电话来询问隔离中的状况，叮嘱一有症状马上去医院。如果当时对欧洲来纽约的飞机也这么规定的话，疫情的现状一定会不一样。

戴，还是不戴？

　　这个时期，纽约的百老汇、林肯中心、大都会歌剧院、各大博物馆依然开着。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作的朋友熙格，是他们工作人员中唯一戴口罩的。她说，坚持了几天下来后，感觉心理变强大了，刚戴上口罩时，有在裸奔的感觉。
　　这段时间，围绕戴口罩，华人社区争议不断。有报道说，戴口罩的亚裔遭受“仇恨攻击”，于是有意见领袖劝华人不要戴口罩。华人在戴还是不戴中饱受煎熬。有个在七堂学古琴、住宾州的奇女子小C，她戴口罩去车管局办事，怕被挑釁，特意在包里藏了一支枪，以防万一。结果到了车管局后，根本没人关心她戴没戴口罩。可见，流言和现实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不管当时怎么取笑戴口罩的人，现在大家都戴口罩了，连乞丐也戴着口罩要钱。口罩在纽约一罩难求。中国疫情暴发时，美国境内的口罩，几乎被华人抢购一空运回中国，到美国需要口罩时，没有口罩了。很多华人在美国有疫情时，就开始从中国进口口罩，大多被扣在海关，拿不出来。我有个客户小陈，平时做外卖盒进口生意，这次进的口罩也被海关扣了，拿不出来。我问他什么时候有口罩，他说到了通知我，直到现在都没等到他通知。
　　关于口罩有很多感人的故事。长岛华人协会等各类华人协会，都捐赠大量的口罩和PPE（个人防护设备）给纽约当地的医院。光长岛华人协会截至4月15日，捐赠了医用口罩120254个、PPE1250个、午餐100份，总金额达11.6904万美元，受捐赠的医疗机构达到23家。在联邦、州、市三级政府都调运不到足够的口罩等医护品时，是华人社区的捐赠尽量填补了缺口。华人社区的这一公益行为，被《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报道，受到高度肯定。

一线医生的陈述

　　路海燕医生是纽约一家医院的儿科医生，她分享她在疫情期间的经历：
　　美国儿科医生的照顾对象，是从新生儿到21岁。我们医院这个常规，因为新冠病毒而改变。
　　1）所有病毒阳性或者可疑阳性的产妇，儿科医生必须进其产房，保证婴儿的安全，必要的时候做心肺复苏。
　　2）儿科医生所需照顾的患者，年龄也增加到了32岁。这也意味着，我们接触病毒感染的机会增加了很多。有一个29岁的病人对我们说，他觉得“返老还童”了，因为他住的房间到处都是卡通和小动物图画……
　　3）因为内科和急诊科医生不够，儿科医生也被调到那些缺人的地方。
　　4）大部分门诊病人改成电话远程诊疗，只有少数病人到门诊。现在我一半时间在门诊，一半时间在病房。
　　纽约市4月14日下午6时的统计显示，确诊111424人，住院29741人，死亡10899人。实际感染病毒的人数远超“确诊”人数。我知道的周围有症状但没去检测的就有几个。有一家五口感染，但只有一人测试后确诊阳性，其他四人有明显症状，但都没有去测试。
　　另据一线医生讲，医院收治病人的标准不断改变，从早期的血氧低于95，到92，再到88，现在是85。基本上收进病房的病人，马上要插管，这也是每日死亡人数下不来的原因。
　　4月15日，很多人收到了国税局发来的纾困金1200美元。家庭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下的，每个成人1200美元、儿童500美元。我查了银行账户，没收到这笔钱，问了会计师，会计师说肯定有的，钱是按照社安卡（Social Security Card）号码发的。
　　疫情期间纽约市所有人，都能免费领一日三餐。画家老L去领了，不需要出示证件，人到就拿，有面包、橙汁、水果布丁，典型的学校餐。
　　一些客户打电话给我，他们准备重新开门了。布鲁克林的华埠、第八大道，很多疫情期间关闭的海鲜店、菜铺又开始开门了，人们相信纽约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