蹴鞠

　　蹴鞠，又名“蹋鞠”“蹴球”，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足球运动。据《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齐策》等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中就有蹴鞠运动。
　　东汉有位名叫李尤的人曾为一座完工的“鞠城”题写铭文，是为《鞠城铭》。所谓鞠城，是专门进行蹴鞠运动的场所，相当于现在的足球场。鞠城为长方形，面积约为半个足球场大小，多为露天建造，外有矮墙，以方便捡球。
　　汉代蹴鞠已是分队竞赛，参赛双方各出6人，共12人进行比赛。比赛时设有裁判，有约定俗成的规则可循。恰如李尤在铭文中所说：“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城铭》和汉代画像石等资料，让人们得以一窥汉代蹴鞠运动的基本面貌。

　　蹴鞠运动具有很好的健身功能。唐人称蹴鞠为“发汗散”，宋人称之为“化食丹”，说蹴鞠“有轻身健体之功，胜华佗五禽之戏”。
　　“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蹴鞠还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西汉学者刘向在《别录》中说：“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东汉史学家班固曾把《蹴鞠二十五篇》列为兵书。蹴鞠不仅是日常军事训练的基本内容，也是战争期间鼓舞士气的重要手段。
　　蹴鞠亦是宫廷和民间娱乐的重要内容。据《汉书》记载，汉武帝经常在宫中举行以斗鸡、蹴鞠比赛为内容的“鸡鞠之会”。曹操曾把一个名叫孔桂的蹴鞠师带在身边，征战之余也不忘蹴鞠。在汉代，蹴鞠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但出现了职业球员“鞠客”，而且“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乡里之间流行蹴鞠风俗，大一些的基层组织“党”还建有鞠场，无论是平坦大路还是偏僻陋巷，都能见到蹴鞠者的身影。

　　从材质上看，汉代的鞠是一种实心的“毛丸”。到了唐代，鞠已经发展为充气的足球，球体由8片皮革缝制，且要经过“火弹”“水揉”等一系列工序才能制成。《全唐诗话》里有则趣事，是说皮日休以龟为题作诗嘲笑姓归之人，那人就以皮球为题作诗回敬：“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弹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充气足球是中国体育史上了不起的创造，这说明蹴鞠运动的普及进一步刺激了制球工艺的发展，球体重量减轻、弹性增强，这为丰富比赛形式、提高蹴鞠技术创造了条件，使得蹴鞠对抗更加精彩。隋代徐敏行墓曾出土一幅《宴享伎乐图》壁画，画中绘有蹴鞠表演的场景，踢球者用细绳将球与身体相连，兴致勃勃地炫着各种球技。

　　宋代蹴鞠在唐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完善，制球工艺进一步改进。“十二香皮，裁成圆锦，莫非年少堪收。”从宋词可知，宋人制作足球的皮料已增加到12片，片数越多意味着球体越圆。宋人对球的重量也有规定，“正重十四两”，约430克，与现代足球基本接近。唐人是用嘴给球吹气，宋人则利用鼓风箱充气，称为“打煊法”。“打煊法”能较好地控制球体内压，这样更利于蹴鞠技术的发挥。
　　宋人还创立了蹴鞠的专业组织— 齐云社、圆社，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协会。齐云社曾组织了世界上最早的足球赛事“山岳正赛”，每年举办一次，目的是对蹴鞠艺人的球技进行考评。裁判员由齐云社委派人担任，通过考核者获得等级证书，相当于今天的足球资格证。

　　宋人的单球门蹴鞠赛极富时代特色。蹴鞠场中央置有球门，参赛者分成两队，身穿不同球衣，分列球门两边。每队一般有7名球员，包括球头、正挟、副挟、散立等，场上设有裁判。比赛时，球头要使出浑身解数，将球踢进球门上方的“风流眼”;其他人在保证球不落地的前提下，为球头创造射门机会。这种赛法与现代排球类似，区别在于一用手，一用足。
　　“巧匠圆缝异样花，身轻体健实堪夸。能令公子精神爽，善诱王孙礼义加。宜富贵，逞奢华，一团和气遍天涯。宋祖昔日皆曾习，占断风流第一家。”这首《鹧鸪天》把制鞠手法、蹴鞠功能和社会影响都写到了，最后还提到宋太祖喜好蹴鞠一事。古画《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赵匡胤与其弟赵匡义、宰相赵普等人蹴鞠的场景。

马球

　　马球，又称击鞠、击球或打球，是一项将马术与击球技术紧密结合的体育运动。1979年，在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了一个西汉中期的球形实物，直径5.5厘米，球体内填丝绵，外用细麻绳和白绢搓成的绳捆扎成球。有专家认为，这可能是马球的最初形态。
　　马球运动在唐代盛极一时。它不仅是训练士兵骑术和军事技能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娱乐运动。唐代帝王中就有数十位马球爱好者。以帝王为中心，马球运动风靡大唐，这与唐代强盛的国力密不可分，也充分体现了体育运动发展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基本规律。

　　在西安大明宫含光殿遗址，曾出土一块刻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字样的石志，考古工作者将这块石志命名为“唐大明宫含光殿球场奠基石”，并考证得出，含光殿球场是个马球场，这说明马球场已经成为唐代宫殿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球场多由夯土筑成，宫廷或豪富之家还有代价高昂的“洒油浸土”球场，以避免打球时尘土飞扬。为了能在夜间打马球，还出现了使用巨烛照明的“灯光球场”，可见唐人对马球运动的痴迷。
　　唐代马球多由木料、皮革制成。皮制球是在牛皮内填充毛、布等物，木制球外面则包缝牛皮，球体表面常涂有颜色或描绘花纹。至于油浸球则是夜间专用球，唐诗“衔得流星入画门”便是其写照。唐人所用的球杖为杖头弯曲似月牙形的长杆，多为木质，表面髹漆或包兽皮，并装饰精美的花纹。

　　敦煌文献《杖前飞·马球》对古代敦煌人打马球的场景进行了生动再现。“青一队，红一队，轲背玲珑得人爱……脱绯紫，著锦衣，银镫金鞍耀日晖。场里尘飞马后去，空中球势杖前飞。”参加比赛的青、红两队装备精良、光彩照人。馬球赛场面壮观、竞争激烈，观众们看得热血沸腾。唐代马球赛多采用三筹制，一方先进三球，才算获胜。若是未到筹数，双方还要举火夜战。
　　唐代女子马球运动也蔚为风尚。武则天的马球技艺就十分精湛。有一次唐太宗举办宫廷女子马球赛，当时的武才人带领球队时不仅组织有力、指挥得当，更是在距离球门不远处，迎着空中来球挥杖射门得分，赢得了太宗的赞誉。陕西省西安市唐韦炯墓曾出土数件女子打马球陶俑，她们骑在马上，头梳双髻，身穿彩色翻领外衣和骑士裤，纵横驰骋于马球场上，彰显出唐代女子的飒爽英姿。

　　唐代马球的竞技水平很高，骑手们经常做出一些高难度动作，上演一幕幕惊险刺激、扣人心弦的马球大赛。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马球图》，就为我们再现了唐代马球运动的盛况。画中十余位骑手身穿窄袖长袍，戴幞头，穿黑靴。画面中心有数位骑手手持偃月形球杖，正在纵马抢球。前方的骑手反身击球，颇有“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的风采。其他骑手或策马奔驰，或腾空跃起，使得整个画面极富动感和气势。

捶丸

　　捶丸，是一种以球杖击球入穴的古代球类运动，类似于今天的高尔夫球运动。
　　捶丸起源于唐代。唐人时常骑马持杖打球，但是由于马匹高大、奔跑迅疾，骑手在激烈的比赛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意外，因此，在中唐时期出现了以体形矮小、性情温驯的毛驴代替马匹的球戏“驴鞠”。而后，为了适应贵族女性不敢骑马、骑驴的要求，出现了更为简易的“步打球”，使人们完全摆脱了畜力，提升了这项活动的参与度。到了宋代，步打球改变了竞赛规则，球门改为球穴，以球进穴之数计分，决定输赢，是为“捶丸”。

　　山东泰山岱庙城墙遗址曾出土一幅宋代石刻《捶丸图》。图中的儿童右手拿球，左手持球杖。这是我国发现较早的捶丸图像。类似的场景在宋代磁州窑陶枕上的《童子捶丸图》和宋代古画《蕉荫击球图》中都有出现，描绘的多是儿童捶丸、击球入穴的情景。正如古诗所云：“城间小儿喜捶丸，一棒横击落青毡。纵令相隔云山路，曲折轻巧入窝圆。”
　　捶丸运动大约成熟于北宋徽宗年间，盛行于宋元时期。在宋末元初有位宁志老人，他编著了一本捶丸专著《丸经》，让后人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这项运动。《丸经》共有32 章，其中讲述了球棒、器具的制造，捶丸运动的方式和竞赛规则，明确了捶丸运动的场地标准，讲述了利用捶丸运动修身养性的方法等。《丸经》及其记载的捶丸竞赛规则，与现代高尔夫球的比赛规则在内容上基本一致，在时间上却比西方要早4 0 0余年。

　　捶丸场地多在庭院或户外，以地势起伏、草木相间的开阔山野为宜，这与现在的高尔夫球场类似。场内设有发球台、球穴、标志旗和障碍物等。比赛进行时，球员不得弄虚作假，不得阻挡对手击球等，共有违规条例数十条，可谓详备完善。
　　山西洪洞县广胜寺发现的元代壁画《捶丸图》，反映的是3 名着官袍的元代官员在户外手执球杖，正在捶丸的情形。在元杂剧中，还出现了“打干净球儿”“打一棒快球子”等捶丸术语，进一步印证了捶丸运动的普及性以及它对当时社会娱乐生活的影响。

　　明代宫廷画师所绘的《宣宗行乐图》，展现了明宣宗朱瞻基的宫廷休闲娱乐生活。其中，他亲自参加了捶丸和投壶两项活动，可见其对捶丸的喜爱。
　　画面中，开阔的御花园有两块矩形场地，场地内不同方位开有5个球洞，洞口插着不同颜色、标记位置的小旗。画中还有一座凉亭，亭下的朱案上摆着十几支不同式样的球杖。捶丸使用的球杖有长有短，有轻有重，打高飞的空中球和打地面的入穴球需要选用不同的球杖。身着橘色便服的明宣宗两手各持一支球杖，似乎正在犹豫选择哪支球杖击球最为合适。前面的蓝衣侍从似在帮助皇帝参谋打球的方案，场地四周还站着十几位“杆弟”，或举旗示意，或捧杖侍立，均是各司其职，显得井井有条。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球类运动的王国。除了蹴鞠、马球、捶丸，其他各种球类运动也是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如汉代画像砖中的“倒立滚球”和“竿球”、汉代肖形印中的“托球”、唐代闺中娱乐“抛球”、宋代水百戏里的“水球”和清代冰上蹴鞠等。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中也蕴含丰富的球类运动形式，如蒙古族的驼球、满族的珍珠球、回族的木球、瑶族的木头球、傣族的藤球、高山族的背篓球等。
　　这些丰富多彩的球类运动不仅是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谱系中极具活力、颇为重要的有机体之一，也为世界球类运动贡献着源源不断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