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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针
“顶针”是六十年代畅销的物品。一个十公分宽的圆形铁环，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窝窝，做针线活时戴在右手的中指上，针穿不过去时，用“顶针”顶一下，针便从布的这边穿到那边。在童年的记忆里，无论是母亲抚摸我的面庞，还是攥紧着我的小手；无论是拥我入怀，还是拍我入睡，我总能感觉到母亲粗糙右手中指间的“顶针”。
母亲的“顶针”见证着母亲的勤劳。那时商品远没有现在丰富，吃穿用度都需要手工劳作。尤其是衣服，从头上的帽子，到身上穿的裤褂，从里面的背心、内裤，到脚上的祙子，脚底上的鞋子都需要一针一线缝制。身在农家，白天一身汗，晚上两腿泥，身上的衣服用不了几天便会磨坏。所以，农家的女人，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纺线织布、缝补衣服，一刻也停不下来。路遇或身边的农家妇女共同之处是右手的中指都戴着一枚“顶针”，梳在后面的发髻、胸前的衣襟或者是左侧的衣袖上，都会别上一枚带线的针，谁的衣服开了口、裂了缝或者掉了扣子，二话不说立即拔下针来，让被缝者口里衔一木棍，站在当下，三下两下缝补妥当，再低下头咬下线头，然后把针别回原处，该忙啥忙啥。
母亲的“顶针”见证着母亲的灵巧。那时，费时费力的当属做鞋。每家按6口人算，一单一棉，每人就需12双。母亲总是把穿破的旧衣裳拆成一块块布片，天好时，把洗好的布片放在门板或面板上，刷一层糨糊贴一层布片，厚厚地糊上许多层，晾干后揭下来，再摞在一起，按大小尺寸裁成鞋底和鞋面。由于鞋底层数众多，在农村叫“千层底”。做鞋底时，要先用锥子将鞋底使劲儿扎透，再凭手指上的“顶针”将粗钢针在锥好的厚鞋底上顶来顶去，实在顶不动了，就用钳子往外拔。为了结实，每穿过一针，母亲都要用手把粗线绳儿拽住狠狠勒紧，一双鞋底纳下来，手指节都会勒出血来。等鞋底做好后，再用黑色或蓝色的布做成鞋面，用线细密地“纳实”后，再用粗壮的麻绳把底和面合在一起，一双鞋才告完工。母亲不但做着一家人的鞋子、袜子，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衣服，还要一年两次拆洗全家人的被褥。因此，在农忙闲暇之余，或夏日中午，或阴雨天，无法入地干活，母亲总是哼着小曲，手不离针，针不离线地忙碌着。印象最深的是在长长的冬夜，当我们钻进被窝后，母亲开始为我们补袜子。她熟练地将破袜子套在袜板上，裁剪后一针一线地缝补起来。那闪烁着银光的“顶针”，在寂静的夜晚，奏响了一串串无声的爱的音符。翌日清晨一睁眼，一双翻旧如新的袜子就会静静地躺在枕边，而母亲又在锅台边为我们熬玉米面糊糊或者烙煎饼。即使这样，手巧的母亲做出的衣服上，总会绣上一朵小花几片绿叶；每双鞋上，母亲自己都会画出花样，然后绣上好看的花朵。那盛开的花儿在我奔跑走动中活灵活现，常常惹来众多羡慕的眼光。尤其母亲缝制的枕头、荷包、鞋垫，都成为村子里年轻姑娘和刚过门的媳妇们讨要的目标。这些既实用又美观的“作品”，无一不浸透着母亲的深情和爱，“顶针”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俗世的光阴里穿梭行走，母亲已不用“顶针”很多年，而我却在首饰盒里收藏着两枚母亲戴过的“顶针”，它是上苍赐予母亲的一抹月光，是母亲给予我成长的阳光，一丝一缕，呵护着我的童年、全家温暖的每一段时光。看着它，母亲那戴着“顶针”的粗糙手指就浮现在眼前，旧日的岁月就会浮现在眼前，阵阵的辛酸，丝丝的暖意，一并涌上心头：我收藏的何止是一枚“顶针”，分明是母亲一颗爱儿女、爱家人、爱生活的心啊！
头巾
头巾，也叫方巾，是农村女性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之一，每个女性，无论年龄长幼，都会有好几块。想来，一是能抵御北方刺骨的寒风，遮沙挡尘，又能起到一定美观的作用吧。
沂蒙山农村常见的方巾一般80厘米见方，纯棉质地，四边有两厘米长的流苏穗子，质地柔软且温暖，几乎都是纯色的，或红或绿或蓝或紫或黑或黄，展开可以做包袱包物，对折后围在头上能把头发、耳朵、脖颈裹个严严实实，成为农家老少女子人手必备的物品。
记忆中，母亲喜欢的头巾有两种颜色，一种是藏蓝色的，一种是纯黑色的，或许是与母亲或蓝或黑的衣着最为相配的缘故吧。童年记忆里，方巾成了母亲固定的符号，除了夏天，即使在自家院子里，无论晴雨，母亲都会戴着它：冬天是头巾，春秋是围脖，农忙时用方巾裹着饭盒到田间地头；劳动之余，捡些野菜、兰花草、地瓜、玉米、花生等，手头没有袋子时就用方巾包着，给我们清简的饭桌增添了不少美味。母亲的头巾还分了两种，一种下地劳作、日常生活时用，一种是走亲访友时用。每次到亲戚家串门，总能看到母亲穿戴整齐得体，亭亭玉立，即使头巾也能看出折叠的痕迹，色彩上更是与衣着相得益彰，让跟随在身边的我心底暗暗自豪着。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上学或工作送别时，母亲包着头巾站在风里注视着我的身影。风掀起了母亲的衣角，吹开了母亲的头巾，而母亲却一直一直站在那里，站成一幅最美的图画，存在我心灵的深处。
1988年，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00元。我便给母亲精心挑选了一块藏蓝色的头巾，一双方口的平绒布鞋，还给母亲买了一枚银戒指。母亲拿着礼物爱不释手，无论后来给母亲买真丝还是织锦缎的方巾，母亲总是笑笑收起来，却从不见戴在头上，时常戴在头上的，仍然是我第一次给她买的那块。
后来，母亲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城里。最初母亲仍然是喜欢戴着头巾的，但这与城里氛围很是不协调，再后来，母亲竟也习惯了不再戴头巾，每有外出，也选择了长条的围巾。但在母亲的衣柜里，仍然整整齐齐地存放着十几块头巾，每年的六月，母亲还会一一拿出来晾晒，之后再放上防虫防潮的物品，小心地存放起来。
母亲的头巾，是母亲青春岁月的印记，每当看到它们，就会让母亲回想起旧日岁月的那些日子，以及那些日子里的酸甜悲苦或喜乐。
拐杖
年轻时的母亲，身材高挑，容貌秀美，是十里八村数一数二的漂亮媳妇；由于父亲常年在村里工作，全家六口人的衣食全由母亲一人打理。
我生活的乡村，在蒙山深处，山坡荒地，几乎无路可寻，春种秋收，全靠肩挑背扛，即便是居家所用的生活用水，也要到3里外的山下去挑。清楚地記得儿时母亲挑水时，空担时母亲抱着我挑着两个水桶一路说笑着，等打好水往回走时，是一路的上坡，两桶水约有150斤，担子重，路不好走，母亲总是把我放在路前边，大声跟我说着话，再跑回去挑起水桶，3里的路，走走停停，用时半天。那时，总看到母亲挑担子的身影，总看到母亲一脸的汗水，一身的尘土。尤其后来我与哥哥在外地上中学的时候，是家里生活压力最重的时候，六口人七八亩地，几乎全是母亲一个人劳作。只有在假期里，我们才能帮母亲忙上几天，四十几岁的时候，母亲的腿明显地弯曲了。 15年前，父亲身患重病后，母亲腰也受了伤，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一个人承担起照顾父亲的重担。现在想来，62岁的母亲拖着自己不再健康的身体，每天照顾躺在床上的父亲需要付出多少精力、体力？那时，每当回去看望二老，或每日电话问询时，母亲总是轻松地说：“你们安心工作就是，家里有我呢。我和你爹生活得很好。”后来，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能说话了、能下地走动了、能生活自理了、能用左手写字了……
那些年里，我们把更多的关爱、关心都倾注在了父亲的身上。每次回家，给父亲带这样那样的药物，这样那样的食品、保健品，而母亲总是忙里忙外。父亲见到我们更像孩子一样撒娇，每当我们围在父亲身边说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母亲总是在一边笑着，并不多言。而无论怎样热闹，无论怎么撒娇，无论怎样亲热，每有私密的事情，父亲第一个找的人一定是母亲，比如去厕所，比如大便不畅，即使走路时拐杖不在身边时，第一个搀扶父亲的人，必定是母亲。而父亲，也只有在母亲的身边才表现出更多的安全和舒心。
当父亲能下地走路时，一开始时是由母亲搀扶着，父亲体胖，腰不好的母亲每搀扶一下，都是一份疼痛，但母亲却从不表现出来，总是鼓励父亲好好锻炼。这样的日子坚持了一年多，直到父亲能自己走路后，便每天拄着拐杖走来走去。父亲的拐杖是大哥自外地捎来的，母亲在拐杖顶端缠上了厚厚的纱布，还用红线拴了个小小的铃铛，每当听到父亲叮叮当当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们便笑母亲的孩子气。有一次回去看望父母时，是下午3点左右，夏天天热，连院子的“大黄”都睡了。当我轻轻推开家门时，家里静悄悄的。母亲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粗大的手指交叉在胸前，眉头还紧紧地皱在一起。父亲则斜倚在床上，听到开门声见是我们，立即挣扎着摸到根拐杖下床。拐杖一动，小铃铛就叮叮当当响上不停，母亲便立即醒了，来不及跟我打招呼就跑过去扶住了父亲。父亲则笑着说：“没事没事，你就不能踏实地睡一会儿？”那一刻，看到幸福的父亲，望一望拐杖上的小铃铛，我赶紧走出门去，悄悄擦掉流出来的泪水。
整整八年的时间里，母亲成为父亲行走的拐杖，成为父亲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依靠，精神的安慰。2008年夏天，父亲告别了这个世界，我亲眼看到母亲悲伤无助的眼神，亲眼看到母亲手捧父亲的照片号啕大哭的样子。在收拾父亲遗物时，母亲只选择了父亲生前用过的拐杖。
母亲始终把父亲的拐杖放在自己的床头，朝夕相伴，每天更是细心擦拭，有时，还经常听到母亲对着拐杖自言自语。但母亲却一直坚持不用拐杖，即使心脏病加重后，走几步就需要停下来喘会气时也坚持着。现在想来，母亲担心一旦用上拐杖，就真得老了。但2014年秋天，母亲病愈后却无奈地与拐杖须臾不离了。
得知母亲用上拐杖后，家里的拐杖一下子增加了很多：有哥嫂们从外地捎来的，有侄子从泰山专程买来的，也有亲戚自九华山顶求来的；有实木的、有竹子的、有铝合金的，然而，母亲却一直喜欢用父亲留下的那一个。母亲的体质越来越差，每天看到拄着父亲的拐杖颤巍巍地走来走去的母亲，我们总是揪着心。于是，女儿又买来了一根铝合金、四个角着地的拐杖，母亲拄上它走路，从内心感觉更稳妥了些；后来，我们又给母亲买来带靠背椅子的那种，走累了可以坐在上面休息。但母亲却总是不习惯，直到去世，仍然喜歡父亲的那一根拐杖。
即使在母亲也已逝去很久的今天，我仿佛仍然不时听到叮当叮当的响声，似乎父亲与母亲依然相扶相携着行走在人生的路上。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一根拐杖，更多的是父母生活的见证，更多的是母亲心灵的支撑和精神的依靠啊。
“顶针”是六十年代畅销的物品。一个十公分宽的圆形铁环，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窝窝，做针线活时戴在右手的中指上，针穿不过去时，用“顶针”顶一下，针便从布的这边穿到那边。在童年的记忆里，无论是母亲抚摸我的面庞，还是攥紧着我的小手；无论是拥我入怀，还是拍我入睡，我总能感觉到母亲粗糙右手中指间的“顶针”。
母亲的“顶针”见证着母亲的勤劳。那时商品远没有现在丰富，吃穿用度都需要手工劳作。尤其是衣服，从头上的帽子，到身上穿的裤褂，从里面的背心、内裤，到脚上的祙子，脚底上的鞋子都需要一针一线缝制。身在农家，白天一身汗，晚上两腿泥，身上的衣服用不了几天便会磨坏。所以，农家的女人，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纺线织布、缝补衣服，一刻也停不下来。路遇或身边的农家妇女共同之处是右手的中指都戴着一枚“顶针”，梳在后面的发髻、胸前的衣襟或者是左侧的衣袖上，都会别上一枚带线的针，谁的衣服开了口、裂了缝或者掉了扣子，二话不说立即拔下针来，让被缝者口里衔一木棍，站在当下，三下两下缝补妥当，再低下头咬下线头，然后把针别回原处，该忙啥忙啥。
母亲的“顶针”见证着母亲的灵巧。那时，费时费力的当属做鞋。每家按6口人算，一单一棉，每人就需12双。母亲总是把穿破的旧衣裳拆成一块块布片，天好时，把洗好的布片放在门板或面板上，刷一层糨糊贴一层布片，厚厚地糊上许多层，晾干后揭下来，再摞在一起，按大小尺寸裁成鞋底和鞋面。由于鞋底层数众多，在农村叫“千层底”。做鞋底时，要先用锥子将鞋底使劲儿扎透，再凭手指上的“顶针”将粗钢针在锥好的厚鞋底上顶来顶去，实在顶不动了，就用钳子往外拔。为了结实，每穿过一针，母亲都要用手把粗线绳儿拽住狠狠勒紧，一双鞋底纳下来，手指节都会勒出血来。等鞋底做好后，再用黑色或蓝色的布做成鞋面，用线细密地“纳实”后，再用粗壮的麻绳把底和面合在一起，一双鞋才告完工。母亲不但做着一家人的鞋子、袜子，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衣服，还要一年两次拆洗全家人的被褥。因此，在农忙闲暇之余，或夏日中午，或阴雨天，无法入地干活，母亲总是哼着小曲，手不离针，针不离线地忙碌着。印象最深的是在长长的冬夜，当我们钻进被窝后，母亲开始为我们补袜子。她熟练地将破袜子套在袜板上，裁剪后一针一线地缝补起来。那闪烁着银光的“顶针”，在寂静的夜晚，奏响了一串串无声的爱的音符。翌日清晨一睁眼，一双翻旧如新的袜子就会静静地躺在枕边，而母亲又在锅台边为我们熬玉米面糊糊或者烙煎饼。即使这样，手巧的母亲做出的衣服上，总会绣上一朵小花几片绿叶；每双鞋上，母亲自己都会画出花样，然后绣上好看的花朵。那盛开的花儿在我奔跑走动中活灵活现，常常惹来众多羡慕的眼光。尤其母亲缝制的枕头、荷包、鞋垫，都成为村子里年轻姑娘和刚过门的媳妇们讨要的目标。这些既实用又美观的“作品”，无一不浸透着母亲的深情和爱，“顶针”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俗世的光阴里穿梭行走，母亲已不用“顶针”很多年，而我却在首饰盒里收藏着两枚母亲戴过的“顶针”，它是上苍赐予母亲的一抹月光，是母亲给予我成长的阳光，一丝一缕，呵护着我的童年、全家温暖的每一段时光。看着它，母亲那戴着“顶针”的粗糙手指就浮现在眼前，旧日的岁月就会浮现在眼前，阵阵的辛酸，丝丝的暖意，一并涌上心头：我收藏的何止是一枚“顶针”，分明是母亲一颗爱儿女、爱家人、爱生活的心啊！
头巾
头巾，也叫方巾，是农村女性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之一，每个女性，无论年龄长幼，都会有好几块。想来，一是能抵御北方刺骨的寒风，遮沙挡尘，又能起到一定美观的作用吧。
沂蒙山农村常见的方巾一般80厘米见方，纯棉质地，四边有两厘米长的流苏穗子，质地柔软且温暖，几乎都是纯色的，或红或绿或蓝或紫或黑或黄，展开可以做包袱包物，对折后围在头上能把头发、耳朵、脖颈裹个严严实实，成为农家老少女子人手必备的物品。
记忆中，母亲喜欢的头巾有两种颜色，一种是藏蓝色的，一种是纯黑色的，或许是与母亲或蓝或黑的衣着最为相配的缘故吧。童年记忆里，方巾成了母亲固定的符号，除了夏天，即使在自家院子里，无论晴雨，母亲都会戴着它：冬天是头巾，春秋是围脖，农忙时用方巾裹着饭盒到田间地头；劳动之余，捡些野菜、兰花草、地瓜、玉米、花生等，手头没有袋子时就用方巾包着，给我们清简的饭桌增添了不少美味。母亲的头巾还分了两种，一种下地劳作、日常生活时用，一种是走亲访友时用。每次到亲戚家串门，总能看到母亲穿戴整齐得体，亭亭玉立，即使头巾也能看出折叠的痕迹，色彩上更是与衣着相得益彰，让跟随在身边的我心底暗暗自豪着。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上学或工作送别时，母亲包着头巾站在风里注视着我的身影。风掀起了母亲的衣角，吹开了母亲的头巾，而母亲却一直一直站在那里，站成一幅最美的图画，存在我心灵的深处。
1988年，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00元。我便给母亲精心挑选了一块藏蓝色的头巾，一双方口的平绒布鞋，还给母亲买了一枚银戒指。母亲拿着礼物爱不释手，无论后来给母亲买真丝还是织锦缎的方巾，母亲总是笑笑收起来，却从不见戴在头上，时常戴在头上的，仍然是我第一次给她买的那块。
后来，母亲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城里。最初母亲仍然是喜欢戴着头巾的，但这与城里氛围很是不协调，再后来，母亲竟也习惯了不再戴头巾，每有外出，也选择了长条的围巾。但在母亲的衣柜里，仍然整整齐齐地存放着十几块头巾，每年的六月，母亲还会一一拿出来晾晒，之后再放上防虫防潮的物品，小心地存放起来。
母亲的头巾，是母亲青春岁月的印记，每当看到它们，就会让母亲回想起旧日岁月的那些日子，以及那些日子里的酸甜悲苦或喜乐。
拐杖
年轻时的母亲，身材高挑，容貌秀美，是十里八村数一数二的漂亮媳妇；由于父亲常年在村里工作，全家六口人的衣食全由母亲一人打理。
我生活的乡村，在蒙山深处，山坡荒地，几乎无路可寻，春种秋收，全靠肩挑背扛，即便是居家所用的生活用水，也要到3里外的山下去挑。清楚地記得儿时母亲挑水时，空担时母亲抱着我挑着两个水桶一路说笑着，等打好水往回走时，是一路的上坡，两桶水约有150斤，担子重，路不好走，母亲总是把我放在路前边，大声跟我说着话，再跑回去挑起水桶，3里的路，走走停停，用时半天。那时，总看到母亲挑担子的身影，总看到母亲一脸的汗水，一身的尘土。尤其后来我与哥哥在外地上中学的时候，是家里生活压力最重的时候，六口人七八亩地，几乎全是母亲一个人劳作。只有在假期里，我们才能帮母亲忙上几天，四十几岁的时候，母亲的腿明显地弯曲了。 15年前，父亲身患重病后，母亲腰也受了伤，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一个人承担起照顾父亲的重担。现在想来，62岁的母亲拖着自己不再健康的身体，每天照顾躺在床上的父亲需要付出多少精力、体力？那时，每当回去看望二老，或每日电话问询时，母亲总是轻松地说：“你们安心工作就是，家里有我呢。我和你爹生活得很好。”后来，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能说话了、能下地走动了、能生活自理了、能用左手写字了……
那些年里，我们把更多的关爱、关心都倾注在了父亲的身上。每次回家，给父亲带这样那样的药物，这样那样的食品、保健品，而母亲总是忙里忙外。父亲见到我们更像孩子一样撒娇，每当我们围在父亲身边说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母亲总是在一边笑着，并不多言。而无论怎样热闹，无论怎么撒娇，无论怎样亲热，每有私密的事情，父亲第一个找的人一定是母亲，比如去厕所，比如大便不畅，即使走路时拐杖不在身边时，第一个搀扶父亲的人，必定是母亲。而父亲，也只有在母亲的身边才表现出更多的安全和舒心。
当父亲能下地走路时，一开始时是由母亲搀扶着，父亲体胖，腰不好的母亲每搀扶一下，都是一份疼痛，但母亲却从不表现出来，总是鼓励父亲好好锻炼。这样的日子坚持了一年多，直到父亲能自己走路后，便每天拄着拐杖走来走去。父亲的拐杖是大哥自外地捎来的，母亲在拐杖顶端缠上了厚厚的纱布，还用红线拴了个小小的铃铛，每当听到父亲叮叮当当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们便笑母亲的孩子气。有一次回去看望父母时，是下午3点左右，夏天天热，连院子的“大黄”都睡了。当我轻轻推开家门时，家里静悄悄的。母亲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粗大的手指交叉在胸前，眉头还紧紧地皱在一起。父亲则斜倚在床上，听到开门声见是我们，立即挣扎着摸到根拐杖下床。拐杖一动，小铃铛就叮叮当当响上不停，母亲便立即醒了，来不及跟我打招呼就跑过去扶住了父亲。父亲则笑着说：“没事没事，你就不能踏实地睡一会儿？”那一刻，看到幸福的父亲，望一望拐杖上的小铃铛，我赶紧走出门去，悄悄擦掉流出来的泪水。
整整八年的时间里，母亲成为父亲行走的拐杖，成为父亲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依靠，精神的安慰。2008年夏天，父亲告别了这个世界，我亲眼看到母亲悲伤无助的眼神，亲眼看到母亲手捧父亲的照片号啕大哭的样子。在收拾父亲遗物时，母亲只选择了父亲生前用过的拐杖。
母亲始终把父亲的拐杖放在自己的床头，朝夕相伴，每天更是细心擦拭，有时，还经常听到母亲对着拐杖自言自语。但母亲却一直坚持不用拐杖，即使心脏病加重后，走几步就需要停下来喘会气时也坚持着。现在想来，母亲担心一旦用上拐杖，就真得老了。但2014年秋天，母亲病愈后却无奈地与拐杖须臾不离了。
得知母亲用上拐杖后，家里的拐杖一下子增加了很多：有哥嫂们从外地捎来的，有侄子从泰山专程买来的，也有亲戚自九华山顶求来的；有实木的、有竹子的、有铝合金的，然而，母亲却一直喜欢用父亲留下的那一个。母亲的体质越来越差，每天看到拄着父亲的拐杖颤巍巍地走来走去的母亲，我们总是揪着心。于是，女儿又买来了一根铝合金、四个角着地的拐杖，母亲拄上它走路，从内心感觉更稳妥了些；后来，我们又给母亲买来带靠背椅子的那种，走累了可以坐在上面休息。但母亲却总是不习惯，直到去世，仍然喜歡父亲的那一根拐杖。
即使在母亲也已逝去很久的今天，我仿佛仍然不时听到叮当叮当的响声，似乎父亲与母亲依然相扶相携着行走在人生的路上。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一根拐杖，更多的是父母生活的见证，更多的是母亲心灵的支撑和精神的依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