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没有一丝怨意，有的只是感激。我相信，那道伤疤是上帝对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的管教……
　　
　　 上初中时，我虽然很聪明，可成绩却惨不忍睹，还经常逃学，同一群和我一样的孩子四处游荡，打个小架，闯个小祸，并以此为荣。
　　那年中考，我们的考场被安排在县城的一所中学。为了让我安心考试，妈妈给了我25元零花钱以备急用。第一次可以在城里待上3天，身上还揣着平生最大一笔零花钱，我简直乐坏了！在考试的间隙里，别人忙着复习做最后一博，我却忙着盘算怎样痛痛快快地花掉那25元钱。自然，我考得一塌糊涂！
　　 没考上高中，家里也没钱让我读“高价”，于是我随表叔到厦门打工。就这样，刚跨出校园的我，成了建筑工地里年纪最小的民工。
　　 到厦门3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我和工友在三楼粉刷外墙。当我从一个脚手架移到另一个脚手架时，一不小心脚底踩空，我吓得魂飞魄散，脑袋里一片混沌，只觉得身子猛地往下掉。我本能地挥舞着双手，右手臂恰好碰到一根横木，便不顾一切地搂了过去。惯性却让我继续坠落，胳膊紧贴着横木往下滑，一直滑到最末端五指才死死地钩住。横木上满是坚硬粗糙的混凝土，还挂有几截铁丝头儿，我右手臂上的皮被刮去大半，露出红红的血肉。
　　 等工友手忙脚乱地把我从半空中解救下来，我才感觉到一阵钻心的疼痛，身上湿漉漉的全是冷汗。
　　 因为手臂上的伤，我干不了活儿了，只得回老家。临走前的那个下午，表叔陪我去找包工头要工资。算过工资后，表叔向包工头陪着笑脸说：“他这伤看医生时花了不少钱，能不能再给补助些医药费？”包工头阴沉着脸，连连摆手：“这怎么可能？历来都没这规矩！”
　　 表叔不停地搓着双手，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许久才低着声音说：“他是干活儿时受的伤，报上说了，像这种情况，按《劳动法》包工头该给些医药费的。”包工头鄙夷地斜了我们一眼，重重地敲着桌上的一张报纸冷笑道：“报纸上说？你们认得报纸上几个字？两个乡巴佬也跑来和我讲法律，滚出去！”
　　 瞬时，一股热血涌上我的脑门，鼓鼓地涨得难受。我捏紧了拳头，愤怒地盯着包工头肥胖的脸，恨不得一拳打他个鼻青脸肿！
　　 记不得那天是怎么走出包工头办公室的，惟一的印象是，一回到工棚我的泪水就流了下来。我背向表叔面朝墙站着，不愿让他看到我脸上的泪水。表叔轻轻走到我旁边，用他布满老茧的手来擦我的眼泪，叹着气说：“二娃子别哭了，出门干活儿总免不了受些气。”话还没说完，他深陷的眼窝里也涌出两行清泪。
　　 那晚，我躺在工棚里，听着工地围墙外都市喧嚣的声响，想着那25元零花钱，想着刚离我而去的校园，想着此刻正在教室里上晚自习的同学，想着白天包工頭脸上鄙夷的笑……
　　 漫漫长夜，我就这样在黑暗中睁着双眼望着棚顶，心里涌着凄凉，默默地流泪。
　　 第二年开春，我坐在了复读班的教室里。因为落下的课程太多，在复读班的那些日子里，我从未在凌晨两点之前入睡过。5个月后，我再一次走进了中考的考场。当手抱考卷的监考老师走进考场时，我脑子里闪现的不是单词，不是公式，而是5个月里被我用坏的那3只台灯灯泡。那一刻，我瘦削的脸上写满了自信。
　　 一切如我所愿，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在那所省级重点高中，我又连续拿了11次年级第一。
　　 3年后的初秋，我第二次来到了厦门，带着一张厦门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
　　 如今，每一次路过174医院，我总禁不住望向它背后那座18层的大厦。许多年前那还只是一片工地，那里曾经发生的事早已被人们淡忘，可是它却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命运，同时也在我右手臂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疤。因为这道长20多厘米的面目狰狞的伤疤，从16岁那年起，我就再没穿过一件短袖上衣，但我心里没有一丝怨意，有的只是感激。
　　 我相信，那道伤疤是上帝对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的管教，有着恩典的隐意——就像太阳对生命的炙烤，那不是毁坏，而是拯救，只为让它积聚更多的能量。
　　（摘编自《中国青年》）
　　编辑/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