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与父母客居在北平，童年最早结识的朋友是中国的曹氏兄弟，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一年级。7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们。
　　曹大叔一家人就住在我家东边，曹大叔在协和医院实验室工作，显得挺有学问；曹大嫂主要料理家中琐事，很是和蔼可亲。他们家有两个男孩子，老大叫曹兴武，那时候上五年级；老二叫曹兴文，那时候上三年级。
　　我家院子里有两架葡萄，靠东墙有三棵枣树，很高大，树枝伸过东墙，每年结出来的枣儿又脆又甜。一年秋天的夜里，狂风大作下起大雨，树上的枣儿掉了不少。第二天，曹兴武和曹兴文就把掉在他们院子里的枣儿放在笸箩里，给我们送回来了。我爹剪下一笸箩葡萄亲自送过去，以示感谢。两家因此相识，我和曹氏兄弟亦成了好友，有时我会去曹家院子玩，曹氏兄弟也常过来找我玩。
　　我爹是汉学家，会说中国话，有时遇到费解的歇后语、俏皮话，他就去向曹大叔请教；曹大叔偶尔也会过来，用我父亲的字典查个字。每次曹大婶包了饺子，总会给我送来一碗，我家做了日本凉糕，也会给曹家送一些。
　　自从认识了曹氏兄弟，我单调的童年生活变得多彩起来。春天，曹氏兄弟会带我出安定门，在小河沟里捞蛤蟆骨朵儿，夏天粘季鸟儿、钓青蛙，秋天逮蛐蛐儿、油葫芦，冬天在冰上玩小冰车。
　　好景不長，曹大叔失业了，他们家经常叫打鼓的卖东西，曹氏兄弟也变蔫了。有一天，他们俩来我家，我爹问他们寒假的计划，他们说去卖报，把下学期的学费和书本费挣出来。我爹夸他们是好样的，说他自己就是半工半读念的书。当时他就给我下了命令：“从明天起，你跟他们去卖三天报。”
　　第二天早晨4点，天还没亮，曹氏兄弟就来找我了。我们顶着寒风从安定门走到灯市口，许多卖报的围着批发报纸的人，我好不容易挤到跟前，选了四种报纸，每种十份。拿着报纸穿了两条胡同，一个人影也没有，我只好站在十字路口吆喝。那时我的中国话并不熟练，像背书一样：“《华北日报》《新民报》……”路人看见这样一个穿着日本学生制服、戴着日本学生帽，敞穿一件粗呢子大衣的报童，都报以奇异的眼光，我喊破嗓子，也没人买报。
　　就这样一个路口一个路口地移动，到交道口我也没卖出一张报纸。快到家了，我把报纸藏在大衣里，直奔厨房找我妈，我妈见状，说：“快把报纸藏到煤箱子里，留着引火用。”然后递给我一张钞票。我拿着钞票，缩着脖子，进了我爹的书房。我爹夺过钞票揉成一团，拽到我脸上，大吼：“这不是你挣的钱！”我赶紧跑出来，心中纳闷：他又没跟着我，怎么知道这不是我卖报挣来的钱呢？
　　第二天，报纸又扔到煤箱子里了。正巧曹氏兄弟过来了，问我卖报卖得怎么样，我说：“一张也没卖出去。”
　　曹兴武说：“报呢？”
　　我说：“扔到煤箱子里了。”
　　曹兴文说：“那都是钱，别扔啊！”他们让我拿上报纸，一同到交道口去卖。
　　我们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将报纸一份份摆好，用砖头、瓦块和石头压好，三个人一起吆喝：“买报嘞！《华北日报》《北平日报》……”不一会儿，报纸就卖完了。
　　我们三个人坐在台阶上，开起了“业务会议”。曹兴文说：“你那么吆喝就不对路，不像卖报的，一会儿咱们上城根练练去。”
　　曹兴武说：“你那身打扮像小日本儿，哪儿像卖报的，回头让兴文找身棉服给你换上，明天你别走单了，跟着我跑，有买报的你先上去卖。”
　　我们还研究了一下路线，先往南到王府井，再往东到东单，然后往北奔北新桥，我和曹兴武在马路左边，曹兴文在马路右边。
　　那时的安定门城根很僻静，我们站成一排面对城墙，他们喊一句，我跟着喊一句，我练得差不多了，大家才一起吆喝。曹兴武的棉衣、棉裤、棉鞋也送过来了，补丁虽多，但曹大婶拆洗得干干净净。毛窝儿大了点，塞了些棉花；棉裤长了点，把裤腿卷起来；棉袄大了点，腰里系条绳子。还有一顶旧帽子。
　　第三天卖报，我们还没跑到北新桥呢，报纸就卖完了。我像凯旋的勇士，挺着胸脯跨入我爹的书房，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从兜儿里一把一把地把钱掏出来，拍在他的桌子上。
　　我爹笑了：“这才是你挣的钱呢！你想，卖了一上午报，能卖一张整票回来吗？”我这才恍然大悟。老爹一高兴，说：“奖励奖励你！”我以为有什么好事呢，结果他说：“再卖三天报。”
　　1948年北平围城的时候，曹大叔一家搬走了，我心中空落落了很长时间。大约过了两年，院子里走进来一位军人，他向我们行了个军礼。细一看原来是曹兴武，我和我妈高兴得直掉眼泪。他告诉我们，他和弟弟都参了军，曹大叔随南下工作团去了南方，曹大婶也有了工作。
　　此后我搬了三次家，后来回国，便与曹家人断了联系。你们给我上了生活的第一课，我永远怀念你们，感谢你们。
　　（刘振荐自2017年9月23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