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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和推进党的自身建设与社会建设的一个显著手段和典型特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集中选树了符合时代特征、价值规范和道德标准的模范典型并加以学习宣传，为加强和推进党内和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宣传道德模范的历史进程，归纳不同时期道德模范的价值内涵及其阶段特征，总结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基本经验，对当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新中国;道德模范;学习宣传;经验启示
[作者简介] 张溢木，哲学博士，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乐，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道德模范是产生于既定的社会历史时期，以其具有的思想和行为耦合既定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规范，从而被既定社会在其思想道德领域加以肯定和认可，继而在全社会进行学习、宣传和推广，使其社会成员得以感召和仿效的先进人物与楷模典型。就本质而言，道德模范因契合其所处时代的核心价值和道德原则，既体现了其所处社会意识形态及其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又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的全面性认知与科学性把握。道德模范作为其所处社会道德理想的承载者、核心价值的体现者、未来风气的开拓者，对其进行学习和宣传，势必对传播既定社会的主流道德、核心价值和主导风气，阐明既定社会所倡导和建立的道德原则、价值规范、理想人格及道德准则，推动整个社会见贤思齐、崇德趋善具有重要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和切实运用其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既有的优势经验，在各个时期、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集中选树了符合新中国在社会主流道德、核心价值和主导风气等方面的模范典型，为加强和推进党内和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建立社会道德行为规范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积极的引领作用。这些独具民族特点和中国特色的社会荣誉，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追求和价值选择。可以说，“每个时期的英模，皆是时代的精神和力量的临摹”[1]。梳理和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历史进程，进而分析和归纳不同时期道德模范的角色形象变迁及其内在的价值蕴含，对当前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宣传
道德模范的历程及特征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和不懈努力，打破种种束缚和障碍，冲破重重阻挠和破坏，不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力量，释放了中国发展活力，而且实现了陪跑、跟跑再到在某些行业和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使得中国的面貌不断焕彩出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带领人民群众在社会思想道德领域的实践和创造，不仅推动人们在道德认识、道德实践上不断取得突破和深化，而且通过学习和宣传一个又一个道德模范，以点连线、以线带面地取得和积累了新中国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形成社会道德行为规范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程中，党和国家所选树、学习和宣传的众多道德模范，不仅特征鲜明、内涵深刻、价值深远，而且彰显着时代变迁的精神特质，印记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新中国道德精神谱系的淬炼、丰富和发展。
1. 战争英模与劳动模范：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
这一历史时期，在探索中发展不仅是时代的一个基本任务，而且是道德建设领域的一个基本特点。这是因为，不仅在一个落后和广阔的农业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毫无模式和经验可循，而且在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主义道德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符合新中国时代特征和共产主义道德要求的、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全新的道德精神谱系，更是缺乏既有经验和现有模式。一方面，社会主义新中国需要依靠党带领人民迅速实现国家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以此证明社会主义相较于以往社会形态的全新性和优越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思想道德领域的建设迫切表现为对封建社会和既往社会道德形态的“破”和对共产主义道德的“立”，并通过改造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持续性“实验”，使共产主义道德的道德理想、核心价值、社会风气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新中国成立这一时代大背景的影响和感召下，社会各个行业领域不断涌现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行业能手，他们不仅在其行业作出了骄人的业绩，同时在思想和行为上体现了其内在的高尚道德品质和崇高道德理想人格。因此，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战斗英雄邱少云、工人模范王进喜、农民模范史来贺、军人典范雷锋、干部典范焦裕禄等一系列人物典型，以其生命形象、社会角色和价值内涵体现出社会主义“新人”思想觉悟高、政治立场坚定等突出特点。[2]他们不仅业绩突出，而且思想纯洁、苦干实干、无私奉献，是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一时期的典范代表。因而，在这一时期所选树、学习和宣传的战争英模与劳动模范，一方面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在道德理想、核心价值和主导风气等方面的新要求，另一方面契合社会主义道德在全新性和优越性方面的新诉求。再者，从这些战争英模與劳动模范的人生历程来看，他们大都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和新社会的幸福的鲜明对比，从而在对其学习和宣传过程中通过“主—奴”“恩—仇”“甘—苦”等的两相比照，将其对新中国的情感、新生活的体验、新道德的希冀暗含其中，使得其人物形象鲜明、朴实、感人，因此这些典范人物迅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流行色”与“经典色”。而对这些英模群体的学习和宣传，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审时度势、理性地运用战争年代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经验来组织社会再生产的重要举措。同时，以这些英模精神为主导所建立起来的革命道德体系，为新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巩固与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开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以学习和宣传革命型和劳动型为特征的战争英模与劳动楷模成为新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精神谱系和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并以此为重要支点，在全社会持续弘扬共产主义道德的道德理想、核心价值和社会风气，将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思想纯洁等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的政治性要求直观而迅速地传播到公众之中。与此同时，对战争英模与劳动楷模的学习和宣传，以涌现在各行各业的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舍小我顾大家、无私奉献的典型人物为标杆，对充分验证新政权、新社会、新价值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合道德性，进而为实现国家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隐性凝聚作用。 2. 人生榜样与改革先锋：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
这一历史时期，在不断走向深入的改革开放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脉络，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基本任务，而且是道德建设的基本特点。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根本性的社会变迁，给人们的现实生活所带来的变动是史无前例而且是规模空前的，给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的思想激荡更是波澜壮阔而且是难以具体描摹的。肇基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推动着社会主义在物质现代化层面不断地发生着深刻的嬗变，而在这一进程中相较之前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而言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得人们在面对物质的急遽现代化的同时如何推进精神层面的现代化的问题格外凸显。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群体对人的根本价值与人生意义的追寻，探索实现“小我”与“大我”的良性互动，构建符合改革开放时代特征、全社会共同遵循的道德理想、核心价值和社会风气，成为这一时期思想道德建设的紧迫任务，颇受社会各界关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的主线和价值取向的根本，基本上是围绕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培育社会主义公民”等重大性、标志性和根本性问题展开，只不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有所区别。因此，梳理与归纳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演进和发展历程，是把握这一标志性和根本性问题的重要桥梁与关节纽带。1978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则通过不断强调与加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命题使得“富裕”问题成为时代所瞩目的焦点。与此同时，因“伤痕文学”“潘晓来信”“蛇口风波”“张华救老农”“球籍”等问题在社会中涌动和掀起的一波又一波激烈的大讨论，标志着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确有部分人群在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层面发生着重大转折。如何面对改革开放的发展大潮，如何寻求自我经济价值与国家、社会整体价值的一致性，成为这一时期价值问题的根本诱因与出发点和立足点。不可避免的是，一些以“现代意识”“新的价值”“更新观念”为旗帜的“能捞钱、会赚钱、想赚钱”思想的宣扬，引导着社会中的部分人群一切以“我”为中心，以期通过“自我设计”最终实现“自我价值”。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的现实实践历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勇立时代潮头、锐意改革创新、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敢于实践探索的人生榜样与改革先锋。“扼住命运的咽喉”的张海迪，“献身科学”的蒋筑英，以“创业、创新、创造”精神被誉为民营企业家“常青树”的鲁冠球，忠于职责与使命的援藏干部孔繁森，实现世界杯、世锦赛和奥运会“五连霸”的中国女排等，他们作为人民群众的优秀代表，为推动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思想道德领域发挥了突出示范与引领作用，无愧于人生榜样与改革先锋。而在这一时期选树的道德模范，在对其学习和宣传上也以由“群像”向“个像”转变为显著特征，凸显了社会成员个体以自我的拼搏进取、开拓创新、创先争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忘我奉献的优秀道德品质。
3. 行业精英与社会榜样： 21世纪初叶至党的十八大召开
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处于持续推动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新阶段。自18世纪末伴随工业革命正式启动“现代化事业”至20世纪末仅仅200余年的时间，人类生活的样态和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巨变。而且，这一巨变不单单是生产力自身的运动和发展，同时也是现代生产力与现代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各个领域交融、交织与交割的根本性变革。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以后，无论称其为“现代化”或“后现代化”（乃至“后后现代化”），在社会各个领域都要面对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就是矛盾重叠、纷争迭起与冲突频发。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肇始以来，中国在物质层面（尤其是经济指标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的同时， 在精神领域常常面临着信仰迷失、价值缺失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突出问题。社会上一些人群片面追求物质刺激和崇尚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过度宣扬包含西方价值内涵和意蕴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西式话语，道德缺失、金钱万能、道德耻感降低、价值认同匮乏。这一系列社会现象，往往易引致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的情势下，我们依然要在以西式价值标准为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下为自己的“思”“言”“行”等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辩护”与“解释”;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准显著提高的情况下，社会价值体系依然面临着价值多元、价值差异、价值矛盾乃至价值冲突的局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地位的多元并存的价值体系格局尚需进一步加强建设。甚至在某些重要或敏感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面临其他价值观对其主导（主流）地位的冲击与挑战。而在中国进入新世纪的关键时期，以及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思想交融日趋深化、思想交锋日臻激烈的新形势下，如何在尊重差异中求共存，在兼容并蓄中求共识，在包容多样中求认同？对于个人、群体、国家而言，这些不同类型与不同层次的价值主体如何回应这些问题？怎么在既不违反社会基本价值原则的同时，又能照顾个体层面的价值需求？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中国进入新世纪在价值领域的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亟须思考的热点、重点与难点问题，也是进行道德建设所要面临和解决的从理论到实践等多重层面和多个领域的时代课题。
在新世纪、新起点和新任务等全新的时代要求下，这一时期道德模范所代表的层面和类型更加宽广。历经之前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积累，中央和地方对道德模范的评选、表彰、学习和宣传已逐渐常态化和机制化。其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深的是始于2007年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此外，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各地开展的“好人”和“最美”等模范人物的持续性评选，将符合这一时期时代特征的行业精英与社会榜样作为全新的道德模范形态，逐渐转化为社会公众予以普遍关注的道德风景。这一时期以行业精英与社会榜样为全新形态的对道德模范的学习和宣传，不仅在内容上涵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四个主要领域，而且关涉个体与国家、社会、家庭、他人、职业等多方面的重要道德关系。这一时期学习和宣传的道德模范，对解答新世纪人们在道德层面上的困惑和化解价值层面上的冲突，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道德理想、核心价值和社会风气产生了重要的指向性作用。以姚明、刘翔、邰丽华等为代表的文体明星，以巴金、季羡林、袁隆平、钟南山等为代表的知识阶层，以张瑞敏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以郭明义、王顺友等为代表的基层民众，以牛玉儒、郑培民、任长霞等为代表的公务员群体，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了特殊历史事件（如抗击“非典”、抗震救灾等）下产生的社会榜样，体现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拼搏进取、开拓创新、创先争优、忘我奉献的道德品质，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着广泛的示范性效应。这一时期的道德模范形象，不仅体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的显著特征，而且充分体现出对人生价值、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现代人的价值追求，加之之前选树的雷锋、焦裕禄等老一辈道德模范人物重回大众学习和宣传的视野，新、旧道德模范的前后相继、交相辉映，使得这一时期道德模范的学习和宣传更加具有丰富生动的生命質感，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的价值特点。 4. 价值表率与精神楷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
在这一历史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任务，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此，对于一个身处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期的大国而言，中国要基本实现直至最终全面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的历史性跨越与时代性变迁，所要达到和实现的宏伟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并非仅囿于经济与国防等“硬实力”的外壳上实现“弯道超车”，而是能否在精神与文化等“软实力”的内核上实现“时空跳跃”。一方面，社会情境的变化导致人民群众诸种需求的多维度与多渠道表达;另一方面，现实生活的碎片化使得人们日益接受模范人物从“高大全”的模式化回归到自然人乃至身边人的生活化。在常态化、机制化地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基础上，一些面对面、暖人心、接地气的“道德讲堂”“道德宣讲进基层”“道德模范巡讲”等活动的广泛开展，旨在以映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征和价值特质的价值表率与精神楷模为突破口，回应人们对新时代道德建设的现实关切，以道德模范自身充满人性的精神感召力和独到而优秀的人格魅力，引领人民群众在对道德模范的学习和宣传中自觉地关注国家民族发展需求、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公益。
在新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中，社会个体如何把握和因应时代呼唤，找寻自我的人生定位、角色担当、价值意义，成为这一时期选树、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一个出发点和归结点。这一时期的道德模范不仅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使命和新作为，而且还以其突出的价值性与精神性成为人民表率与社会楷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赫赫而无名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一生只为一清渠的贵州遵义老支书黄大发，将航空报国情怀融入生命之中的中国舰载机之父罗阳，“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县委书记楷模谷文昌，坚守爱与信仰的本色、从开国将军夫人到农村教师的龚全珍，永远把人民群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書记杨善洲，深藏功名60载、最是本色感人心的特等功臣张富清等，一个个原原本本、有血有肉、朴素真实的先进典型，不仅以其真实的精神、质朴的情感，以其崇高道德世界与平凡现实生活的相互映射，实现着个体价值与内在精神的自我完善，映照着党的初心，承载着党的使命，而且以其深入人心、丰富生动的生命质感和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人生情怀，体现了价值与精神的主流性与多元性相互交融的主要特征，体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如何以普通人物的“小作为”勇于探索新时代初心与使命的“大担当”。在对道德模范的学习和宣传过程中，其所具有的正面而积极的示范、激励和导向作用，使得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能力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升华和提高。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和宣传
道德模范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不断涌现出奋勇争先、顽强拼搏的道德模范。他们用勤劳和智慧甚至是热血和生命，为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无私奉献，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谱写了名垂青史、彪炳千秋的壮丽篇章，从而被誉为国家脊梁、民族英雄和时代楷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3]，“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4]。党和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奋斗历程中，历来高度重视对道德模范的学习和宣传，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更是以最高规格和国家荣誉对所遴选出的英雄模范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国勋章”的颁授标准是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道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虽然这些英雄模范由于来自各行各业从而贡献各异，但是将“道德品质高尚”作为他们一个极为鲜明的共性标准和共同特征，充分说明了所表彰的这些英雄模范同时也可以称为道德模范。详见：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评选颁授工作答记者问[EB/OL].（20190827）[20190920].http：//www.xinhuanet.com/201908/27/c_1124929211.htm.予以隆重表彰。这些英雄模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契合道德建设核心，因应主导价值吁求，他们身上所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基本经验的最好诠释和生动总结。
1. 紧扣时代发展脉搏
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战争英模与劳动模范，还是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人生榜样与改革先锋，抑或21世纪初叶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的行业精英与社会榜样，或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价值表率与精神楷模，他们自身无不是自觉而积极主动地将“小我”的成长进步和“大我”的无私奉献与时代的发展脉搏紧密相连，从而通过忠诚不渝、顽强执着的艰苦奋斗，通过矢志为民、一心为国的情怀担当，通过无怨无悔、执着朴实的无我境界，将人生的“小我”通过时代的发展放大成为一个又一个“大我”，从而受到党和人民的最高礼赞，被选树为道德模范进行学习和宣传。他们身上所彰显的鲜明特征、深刻内涵和崇高价值，无不彰显着时代变迁的精神特质，无不印记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新中国道德精神谱系的淬炼、丰富和发展。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其极为重视所选树的道德模范在不同时期、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所展现出来的独特时代性。
从根源上看，因应时代问题、彰显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始终是道德模范具有强大感召力和不竭生命力的源泉，也是坚持与时俱进地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基本历史与理论逻辑。因此，对任何作为道德模范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认识，都要依据对道德模范赖以产生的时代潮流、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的科学性把握。梅林曾深刻指出：“对于马克思伟大思想的出现，在过去的时代就是最天才的头脑也不能把它硬想出来，只有在人类历史的一定点上才能揭穿它的秘密。”[5]同理，选树、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就需要充分认知道德模范产生的时代，科学把握其所处时代在思想道德建设领域的时代困惑、时代精神和时代潮流，把握道德建设的时代立场、观点和方法，唯有如此，才能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彰显典范宣传的主流价值。 2. 契合道德建设核心
对于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而言，在今后的社会建设领域如何确立道德建设的核心，也就是解决新中国道德建设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谁服务的问题，非常必要也极端重要。这是因为，新旧社会的主奴变换、恩仇比照与甘苦对照，通过作为调整社会领域范围最广的道德建设这一环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更为直接、具体而现实的联系。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进行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道德建设，如何建立能够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伦理体系，如何确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和原则，是新中国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客观要求在现实道德建设领域内的直接反映，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要求上的主要表现。就实质而言，道德建设核心的问题，是新中国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标准原则和根本依据。
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也决定了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标准原则、根本依据必须高度契合这一核心。1949年以来，无论是顺利发展还是挫折坎坷，历史的主线和价值取向的根本都是围绕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标志性问题，只不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与着重方向不同。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來的历史进程中，所选树的道德模范都是切实反映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真实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的目的，如实反映人民群众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奋斗和拼搏。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选树的所有道德模范，无论从标准建构还是实践操作上，无论从人物选取还是学习宣传上，都是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映照于人民，从而得以进入新中国人民群众的现实社会生活、发挥道德的实际社会功能。这样，通过一个又一个道德模范的选树、学习和宣传，从而使道德建设核心所映照的时代特征进入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将单纯的价值规范和道德标准转化为人民群众争先仿效的日常观念和具体行动;将现实的伦理生活准则和实实在在的道德风尚转变为人民群众的日用常行，并得以在人民群众中落地生根。
3. 因应主导价值吁求
自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历经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等主要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主导价值观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有着相同且前后承继的理论根据，即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理论基础所建构起来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它既是党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又是指导党的实践活动的理论依据。从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政党到成为掌握新中国政权的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革命和群众运动，顺利地推动了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另一方面，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通过理论教育、整风整党、实践锻炼和英模典型等多种重要手段，将党所倡导与弘扬的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清正廉洁等核心价值观念深深扎根在共产党员心中，深深印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形成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脱胎而出，处于全面转型的特殊时期。因此，1949年至1956年，如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重建完全崩溃的国民经济，解决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任务，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从国家和民族层面树立一种核心价值观念，以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是当时面对和解决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迫切需要。而在当时，构建一种全新的、有别于以往社会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不仅能从思想上引导人民，而且能够树立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对于此种情况，党的最高领导层在当时是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的。1950年4月，刘少奇指出：“我们必须给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在劳动事业中有重大发明和创造的劳动英雄们和发明家们以应得的光荣，而给那些无所事事、不劳而食的社会寄生虫以应得的贱视。这就是我们的新道德的标准之一。”[6]1950年9月，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祝词中提出：“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7]因此，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从人民群众中选树道德模范，深入人民群众中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就成为建设与发展符合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新思想新道德的最为有效和便捷的手段。
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和
宣传道德模范的重要启示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选树道德模范的历史演进来看，党和国家业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和丰富的经验，而且将那些贴合时代发展、符合道德要求、契合价值标准的道德模范在全党、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宣传，通过理论教育、整风整党、实践锻炼和英模典型等多种重要手段，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将党所倡导与弘扬的核心价值观念深深扎根在共产党员心中，深深印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形成全党和全国人民自觉追求的理想旗帜。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实践活动，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具体易懂，较全面地体现了新中国道德观建设的主题和内容，描摹了新中国所独有的道德精神谱系，构建起学习宣传道德模范的立体格局，对人民群众认知和理解党和国家所开展的各项中心任务和进行的各种社会活动，起到了引导性的意义与作用，对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探索描摹道德模范的精神谱系
道德模范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民族特点和社会主义特征的荣誉和符号，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和积极的引领作用。在新时代，亟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时代性演进所展现出来的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的精神谱系予以历史性、精准性、完整性的描摹。质而言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道德模范的精神特质和时代风貌既是前后相继又是一脉相承的。就时代性进程来看，从革命型和劳动型的战争英模与劳动模范，到“群像”向“个像”转变的人生榜样与改革先锋;从传统性和现代性交织的行业精英与社会榜样，到主流性和多元性交融的价值表率与精神楷模;从开国英烈、建国功臣、劳动英模、实干英模，再到突出经济性、价值性和精神性;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和对阶级斗争重要性的凸显，再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出与强调。这些精神特质和时代风貌的变化，都凸显着社会意识形态及思想文化的变迁，以及在这一变迁的历程中对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的全面性认知与科学性把握。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在思想道德建设领域尤其是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时代进程中，选树和积累了一系列彰显社会道德理想、核心价值和主导风气，反映民族特点和时代风貌，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典范人物，形成了新中国所独有的道德精神谱系。 在新时代描摹道德模范的精神谱系，本质上看不仅是历史性的总结与积累，而且更是一种时代性的对如何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理论创新与思想积淀的积极探索。实质而言，精神始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长存和永不枯竭的灵魂与动力。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性与完善性，这个国家和民族才能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描摹新中国道德模范的精神谱系，实质上是在梳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是怎样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实质上是细致梳理我国道德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以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样式，彰显时代变迁的精神特质和印记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新中国道德精神谱系的淬炼、丰富和发展，实质上是在新时代道德建设的传承与发展中实现对人们进行“形”的塑造和“神”的铸就。道德模范是新中国精神谱系直接而深入的体现者、阐述者和诠释者，其连缀和串联起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理念、发展理论和创新实践，体现着新中国道德建设整体性、系统性与一贯性的特征，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每一次重要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精神成果总和的汇聚。同时，将道德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典范放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予以整体性把握，有助于系统而完整地准确把握新中国精神谱系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精神传承的一贯性，避免和防范对道德模范进行教条化、碎片化的解读，避免出现道德模范“过时论”和历史虚无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以道德模范精神谱系所深刻蕴含的信仰坚定、艰苦奋斗、自觉奉献等个体精神世界来影响、感召和激励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有助于形成党的优良作风和社会的优良风气，有助于形成科学而丰富的道德思想理论，从而引领和强化党的精神，培育和塑造社会的良好风气。
2. 构建学习宣传道德模范的立体格局
就本质而言，道德模范的学习和宣传是推进和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和主要路径。构建道德模范学习和宣传的立体格局，更重要的是为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润物细无声的典范教育实效，使道德模范更好发挥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就传统的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过程来看，主要还是以“宣”为主，“教”的效果与价值尚待进一步彰显和完善。构建学习宣传道德模范的立体格局，一方面仍需要发挥宣传报道的主渠道作用，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为重点，以报告会、讲座、文艺演出等集中性的宣教模式为主要载体，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已有的宣教格局;另一方面，需要与时俱进地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从历史性来看，道德模范本身有可能在面对各种思潮的涤荡中不再保持其所具有的某种“先进性”，这时候更要坚持真实性原则，真正抽取出道德模范自身的“本真性”，并以道德模范自身的价值性体现出来，以其内在的道德力、感化力、情感力贴合当前时代的道德吁求和价值诉求，以既接天线、又接地气的途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历程看，构建学习宣传道德模范的立体格局，需要在既有格局的基础上从内容、形式和宣传力度上进一步完善加强三个方面的建设。第一，进一步健全完善道德模范学习宣传体制机制，构建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学习与宣传机制。就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而言，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除了党和国家层面制定相关的一系列根本性文件之外，还需要相关职能部门根据时代特点出台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具体实施办法和实施方案，并确保其落到实处;二要以制度化的形式将道德模范的筛选、论证和选树过程规范化和程序化，建立一整套规范的程序化模式，保持道德模范的学习宣传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同时确保道德模范学习宣传的不改样、不走样和不变样;三要掌握好道德模范学习和宣传的节奏力度，争取做到浓重热烈而不过于集中、有所间隔而又分梯次、渐近式地学习宣传。第二，结合社会变迁、社会结构和个性的自由发展，进一步将学习道德模范的人群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加强夯实学习宣传的主体与主题，形成以道德模范为载体、以理论研究者和宣讲者为主体，以时代特征与模范特质为主题，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的通力合作格局，做到學习和宣传道德模范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第三，充分运用现代新科学技术搭建融媒体平台，努力拓展道德模范学习宣传的覆盖面与拓展面。以新技术和新理念，打造多维度的融汇理想信念、党性修养、政治理论、政策法规、道德品行、家风建设等为一体的学习、交流平台，争取取得叫好又叫座的宣教效果。
3. 完善道德模范的保障和回报体系
人民群众是道德建设主体，是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源泉和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涌现的道德模范事迹充分说明，具有崇高道德追求和严格道德自律的人，往往能够在平凡的工作和事业中作出贡献，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同与尊重。道德模范之所以能在生死攸关或义利冲突之际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实则是源于其日常的道德涵养和关键时刻敢于奉献的道德情怀。作为平凡人的道德模范，有血有肉、生动鲜活，或有缺点，但始终是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在人们对道德模范争相学习和宣传的同时，也要综合运用经济、政治、道德、法律等手段加强和完善道德模范的保障和回报体系，从而确保道德模范站得住、立得牢、后劲足。在物质层面，要着力构建和完善基于道德模范身份的社会保障与回报机制;在精神层面，要给予道德模范更多的价值褒扬和社会激励，在利益、名誉、地位上使“有为者一定有位”，进一步彰显道德模范崇高的社会地位，在全社会树立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
完善道德模范保障和回报体系，需要在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过程中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第一，建立道德模范专项基金或好人援助基金，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地为需要帮扶的道德模范解决实际困难，体现社会对道德模范的关爱，重点对生活贫困的道德模范家庭进行经济援助，促进全社会好人众人帮、好人有好报的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第二，建立健全道德模范的档案资 料，落实道德模范回访制度，建立道德模范经常性联系制度，主动关怀和积极帮扶道德模范脱贫解困。掌握道德模范的第一手资料，在事业层面为道德模范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创造机会、搭建平台，使每一位为道德建设作出贡献的生活困难的模范人物都能得到应有的关爱和帮扶。第三，礼遇道德模范，重大节庆庆典、重要会议等重要场合邀请道德模范出席，彰显道德模范应享有的崇高社会地位。让礼遇措施既有精神鼓励也有物质激励，全方位、多层次地让道德模范感受社会各界的尊重和礼遇，使道德模范的价值更加具体化和人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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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俊）
[关键词] 新中国;道德模范;学习宣传;经验启示
[作者简介] 张溢木，哲学博士，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乐，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道德模范是产生于既定的社会历史时期，以其具有的思想和行为耦合既定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规范，从而被既定社会在其思想道德领域加以肯定和认可，继而在全社会进行学习、宣传和推广，使其社会成员得以感召和仿效的先进人物与楷模典型。就本质而言，道德模范因契合其所处时代的核心价值和道德原则，既体现了其所处社会意识形态及其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又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的全面性认知与科学性把握。道德模范作为其所处社会道德理想的承载者、核心价值的体现者、未来风气的开拓者，对其进行学习和宣传，势必对传播既定社会的主流道德、核心价值和主导风气，阐明既定社会所倡导和建立的道德原则、价值规范、理想人格及道德准则，推动整个社会见贤思齐、崇德趋善具有重要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和切实运用其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既有的优势经验，在各个时期、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集中选树了符合新中国在社会主流道德、核心价值和主导风气等方面的模范典型，为加强和推进党内和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建立社会道德行为规范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积极的引领作用。这些独具民族特点和中国特色的社会荣誉，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追求和价值选择。可以说，“每个时期的英模，皆是时代的精神和力量的临摹”[1]。梳理和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历史进程，进而分析和归纳不同时期道德模范的角色形象变迁及其内在的价值蕴含，对当前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宣传
道德模范的历程及特征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和不懈努力，打破种种束缚和障碍，冲破重重阻挠和破坏，不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力量，释放了中国发展活力，而且实现了陪跑、跟跑再到在某些行业和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使得中国的面貌不断焕彩出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带领人民群众在社会思想道德领域的实践和创造，不仅推动人们在道德认识、道德实践上不断取得突破和深化，而且通过学习和宣传一个又一个道德模范，以点连线、以线带面地取得和积累了新中国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形成社会道德行为规范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程中，党和国家所选树、学习和宣传的众多道德模范，不仅特征鲜明、内涵深刻、价值深远，而且彰显着时代变迁的精神特质，印记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新中国道德精神谱系的淬炼、丰富和发展。
1. 战争英模与劳动模范：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
这一历史时期，在探索中发展不仅是时代的一个基本任务，而且是道德建设领域的一个基本特点。这是因为，不仅在一个落后和广阔的农业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毫无模式和经验可循，而且在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主义道德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符合新中国时代特征和共产主义道德要求的、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全新的道德精神谱系，更是缺乏既有经验和现有模式。一方面，社会主义新中国需要依靠党带领人民迅速实现国家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以此证明社会主义相较于以往社会形态的全新性和优越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思想道德领域的建设迫切表现为对封建社会和既往社会道德形态的“破”和对共产主义道德的“立”，并通过改造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持续性“实验”，使共产主义道德的道德理想、核心价值、社会风气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新中国成立这一时代大背景的影响和感召下，社会各个行业领域不断涌现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行业能手，他们不仅在其行业作出了骄人的业绩，同时在思想和行为上体现了其内在的高尚道德品质和崇高道德理想人格。因此，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战斗英雄邱少云、工人模范王进喜、农民模范史来贺、军人典范雷锋、干部典范焦裕禄等一系列人物典型，以其生命形象、社会角色和价值内涵体现出社会主义“新人”思想觉悟高、政治立场坚定等突出特点。[2]他们不仅业绩突出，而且思想纯洁、苦干实干、无私奉献，是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一时期的典范代表。因而，在这一时期所选树、学习和宣传的战争英模与劳动模范，一方面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在道德理想、核心价值和主导风气等方面的新要求，另一方面契合社会主义道德在全新性和优越性方面的新诉求。再者，从这些战争英模與劳动模范的人生历程来看，他们大都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和新社会的幸福的鲜明对比，从而在对其学习和宣传过程中通过“主—奴”“恩—仇”“甘—苦”等的两相比照，将其对新中国的情感、新生活的体验、新道德的希冀暗含其中，使得其人物形象鲜明、朴实、感人，因此这些典范人物迅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流行色”与“经典色”。而对这些英模群体的学习和宣传，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审时度势、理性地运用战争年代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经验来组织社会再生产的重要举措。同时，以这些英模精神为主导所建立起来的革命道德体系，为新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巩固与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开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以学习和宣传革命型和劳动型为特征的战争英模与劳动楷模成为新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精神谱系和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并以此为重要支点，在全社会持续弘扬共产主义道德的道德理想、核心价值和社会风气，将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思想纯洁等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的政治性要求直观而迅速地传播到公众之中。与此同时，对战争英模与劳动楷模的学习和宣传，以涌现在各行各业的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舍小我顾大家、无私奉献的典型人物为标杆，对充分验证新政权、新社会、新价值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合道德性，进而为实现国家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隐性凝聚作用。 2. 人生榜样与改革先锋：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
这一历史时期，在不断走向深入的改革开放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脉络，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基本任务，而且是道德建设的基本特点。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根本性的社会变迁，给人们的现实生活所带来的变动是史无前例而且是规模空前的，给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的思想激荡更是波澜壮阔而且是难以具体描摹的。肇基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推动着社会主义在物质现代化层面不断地发生着深刻的嬗变，而在这一进程中相较之前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而言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得人们在面对物质的急遽现代化的同时如何推进精神层面的现代化的问题格外凸显。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群体对人的根本价值与人生意义的追寻，探索实现“小我”与“大我”的良性互动，构建符合改革开放时代特征、全社会共同遵循的道德理想、核心价值和社会风气，成为这一时期思想道德建设的紧迫任务，颇受社会各界关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的主线和价值取向的根本，基本上是围绕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培育社会主义公民”等重大性、标志性和根本性问题展开，只不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有所区别。因此，梳理与归纳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演进和发展历程，是把握这一标志性和根本性问题的重要桥梁与关节纽带。1978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则通过不断强调与加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命题使得“富裕”问题成为时代所瞩目的焦点。与此同时，因“伤痕文学”“潘晓来信”“蛇口风波”“张华救老农”“球籍”等问题在社会中涌动和掀起的一波又一波激烈的大讨论，标志着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确有部分人群在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层面发生着重大转折。如何面对改革开放的发展大潮，如何寻求自我经济价值与国家、社会整体价值的一致性，成为这一时期价值问题的根本诱因与出发点和立足点。不可避免的是，一些以“现代意识”“新的价值”“更新观念”为旗帜的“能捞钱、会赚钱、想赚钱”思想的宣扬，引导着社会中的部分人群一切以“我”为中心，以期通过“自我设计”最终实现“自我价值”。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的现实实践历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勇立时代潮头、锐意改革创新、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敢于实践探索的人生榜样与改革先锋。“扼住命运的咽喉”的张海迪，“献身科学”的蒋筑英，以“创业、创新、创造”精神被誉为民营企业家“常青树”的鲁冠球，忠于职责与使命的援藏干部孔繁森，实现世界杯、世锦赛和奥运会“五连霸”的中国女排等，他们作为人民群众的优秀代表，为推动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思想道德领域发挥了突出示范与引领作用，无愧于人生榜样与改革先锋。而在这一时期选树的道德模范，在对其学习和宣传上也以由“群像”向“个像”转变为显著特征，凸显了社会成员个体以自我的拼搏进取、开拓创新、创先争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忘我奉献的优秀道德品质。
3. 行业精英与社会榜样： 21世纪初叶至党的十八大召开
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处于持续推动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新阶段。自18世纪末伴随工业革命正式启动“现代化事业”至20世纪末仅仅200余年的时间，人类生活的样态和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巨变。而且，这一巨变不单单是生产力自身的运动和发展，同时也是现代生产力与现代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各个领域交融、交织与交割的根本性变革。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以后，无论称其为“现代化”或“后现代化”（乃至“后后现代化”），在社会各个领域都要面对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就是矛盾重叠、纷争迭起与冲突频发。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肇始以来，中国在物质层面（尤其是经济指标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的同时， 在精神领域常常面临着信仰迷失、价值缺失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突出问题。社会上一些人群片面追求物质刺激和崇尚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过度宣扬包含西方价值内涵和意蕴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西式话语，道德缺失、金钱万能、道德耻感降低、价值认同匮乏。这一系列社会现象，往往易引致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的情势下，我们依然要在以西式价值标准为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下为自己的“思”“言”“行”等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辩护”与“解释”;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准显著提高的情况下，社会价值体系依然面临着价值多元、价值差异、价值矛盾乃至价值冲突的局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地位的多元并存的价值体系格局尚需进一步加强建设。甚至在某些重要或敏感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面临其他价值观对其主导（主流）地位的冲击与挑战。而在中国进入新世纪的关键时期，以及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思想交融日趋深化、思想交锋日臻激烈的新形势下，如何在尊重差异中求共存，在兼容并蓄中求共识，在包容多样中求认同？对于个人、群体、国家而言，这些不同类型与不同层次的价值主体如何回应这些问题？怎么在既不违反社会基本价值原则的同时，又能照顾个体层面的价值需求？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中国进入新世纪在价值领域的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亟须思考的热点、重点与难点问题，也是进行道德建设所要面临和解决的从理论到实践等多重层面和多个领域的时代课题。
在新世纪、新起点和新任务等全新的时代要求下，这一时期道德模范所代表的层面和类型更加宽广。历经之前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积累，中央和地方对道德模范的评选、表彰、学习和宣传已逐渐常态化和机制化。其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深的是始于2007年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此外，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各地开展的“好人”和“最美”等模范人物的持续性评选，将符合这一时期时代特征的行业精英与社会榜样作为全新的道德模范形态，逐渐转化为社会公众予以普遍关注的道德风景。这一时期以行业精英与社会榜样为全新形态的对道德模范的学习和宣传，不仅在内容上涵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四个主要领域，而且关涉个体与国家、社会、家庭、他人、职业等多方面的重要道德关系。这一时期学习和宣传的道德模范，对解答新世纪人们在道德层面上的困惑和化解价值层面上的冲突，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道德理想、核心价值和社会风气产生了重要的指向性作用。以姚明、刘翔、邰丽华等为代表的文体明星，以巴金、季羡林、袁隆平、钟南山等为代表的知识阶层，以张瑞敏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以郭明义、王顺友等为代表的基层民众，以牛玉儒、郑培民、任长霞等为代表的公务员群体，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了特殊历史事件（如抗击“非典”、抗震救灾等）下产生的社会榜样，体现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拼搏进取、开拓创新、创先争优、忘我奉献的道德品质，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着广泛的示范性效应。这一时期的道德模范形象，不仅体现出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的显著特征，而且充分体现出对人生价值、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现代人的价值追求，加之之前选树的雷锋、焦裕禄等老一辈道德模范人物重回大众学习和宣传的视野，新、旧道德模范的前后相继、交相辉映，使得这一时期道德模范的学习和宣传更加具有丰富生动的生命質感，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的价值特点。 4. 价值表率与精神楷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
在这一历史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任务，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此，对于一个身处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期的大国而言，中国要基本实现直至最终全面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的历史性跨越与时代性变迁，所要达到和实现的宏伟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并非仅囿于经济与国防等“硬实力”的外壳上实现“弯道超车”，而是能否在精神与文化等“软实力”的内核上实现“时空跳跃”。一方面，社会情境的变化导致人民群众诸种需求的多维度与多渠道表达;另一方面，现实生活的碎片化使得人们日益接受模范人物从“高大全”的模式化回归到自然人乃至身边人的生活化。在常态化、机制化地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基础上，一些面对面、暖人心、接地气的“道德讲堂”“道德宣讲进基层”“道德模范巡讲”等活动的广泛开展，旨在以映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征和价值特质的价值表率与精神楷模为突破口，回应人们对新时代道德建设的现实关切，以道德模范自身充满人性的精神感召力和独到而优秀的人格魅力，引领人民群众在对道德模范的学习和宣传中自觉地关注国家民族发展需求、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公益。
在新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中，社会个体如何把握和因应时代呼唤，找寻自我的人生定位、角色担当、价值意义，成为这一时期选树、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一个出发点和归结点。这一时期的道德模范不仅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使命和新作为，而且还以其突出的价值性与精神性成为人民表率与社会楷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赫赫而无名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一生只为一清渠的贵州遵义老支书黄大发，将航空报国情怀融入生命之中的中国舰载机之父罗阳，“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县委书记楷模谷文昌，坚守爱与信仰的本色、从开国将军夫人到农村教师的龚全珍，永远把人民群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書记杨善洲，深藏功名60载、最是本色感人心的特等功臣张富清等，一个个原原本本、有血有肉、朴素真实的先进典型，不仅以其真实的精神、质朴的情感，以其崇高道德世界与平凡现实生活的相互映射，实现着个体价值与内在精神的自我完善，映照着党的初心，承载着党的使命，而且以其深入人心、丰富生动的生命质感和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人生情怀，体现了价值与精神的主流性与多元性相互交融的主要特征，体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如何以普通人物的“小作为”勇于探索新时代初心与使命的“大担当”。在对道德模范的学习和宣传过程中，其所具有的正面而积极的示范、激励和导向作用，使得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能力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升华和提高。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和宣传
道德模范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不断涌现出奋勇争先、顽强拼搏的道德模范。他们用勤劳和智慧甚至是热血和生命，为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无私奉献，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谱写了名垂青史、彪炳千秋的壮丽篇章，从而被誉为国家脊梁、民族英雄和时代楷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3]，“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4]。党和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奋斗历程中，历来高度重视对道德模范的学习和宣传，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更是以最高规格和国家荣誉对所遴选出的英雄模范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国勋章”的颁授标准是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道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虽然这些英雄模范由于来自各行各业从而贡献各异，但是将“道德品质高尚”作为他们一个极为鲜明的共性标准和共同特征，充分说明了所表彰的这些英雄模范同时也可以称为道德模范。详见：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评选颁授工作答记者问[EB/OL].（20190827）[20190920].http：//www.xinhuanet.com/201908/27/c_1124929211.htm.予以隆重表彰。这些英雄模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契合道德建设核心，因应主导价值吁求，他们身上所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基本经验的最好诠释和生动总结。
1. 紧扣时代发展脉搏
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战争英模与劳动模范，还是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人生榜样与改革先锋，抑或21世纪初叶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的行业精英与社会榜样，或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价值表率与精神楷模，他们自身无不是自觉而积极主动地将“小我”的成长进步和“大我”的无私奉献与时代的发展脉搏紧密相连，从而通过忠诚不渝、顽强执着的艰苦奋斗，通过矢志为民、一心为国的情怀担当，通过无怨无悔、执着朴实的无我境界，将人生的“小我”通过时代的发展放大成为一个又一个“大我”，从而受到党和人民的最高礼赞，被选树为道德模范进行学习和宣传。他们身上所彰显的鲜明特征、深刻内涵和崇高价值，无不彰显着时代变迁的精神特质，无不印记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新中国道德精神谱系的淬炼、丰富和发展。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其极为重视所选树的道德模范在不同时期、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所展现出来的独特时代性。
从根源上看，因应时代问题、彰显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始终是道德模范具有强大感召力和不竭生命力的源泉，也是坚持与时俱进地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基本历史与理论逻辑。因此，对任何作为道德模范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认识，都要依据对道德模范赖以产生的时代潮流、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的科学性把握。梅林曾深刻指出：“对于马克思伟大思想的出现，在过去的时代就是最天才的头脑也不能把它硬想出来，只有在人类历史的一定点上才能揭穿它的秘密。”[5]同理，选树、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就需要充分认知道德模范产生的时代，科学把握其所处时代在思想道德建设领域的时代困惑、时代精神和时代潮流，把握道德建设的时代立场、观点和方法，唯有如此，才能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彰显典范宣传的主流价值。 2. 契合道德建设核心
对于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而言，在今后的社会建设领域如何确立道德建设的核心，也就是解决新中国道德建设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谁服务的问题，非常必要也极端重要。这是因为，新旧社会的主奴变换、恩仇比照与甘苦对照，通过作为调整社会领域范围最广的道德建设这一环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更为直接、具体而现实的联系。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进行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道德建设，如何建立能够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伦理体系，如何确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和原则，是新中国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客观要求在现实道德建设领域内的直接反映，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要求上的主要表现。就实质而言，道德建设核心的问题，是新中国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标准原则和根本依据。
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也决定了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标准原则、根本依据必须高度契合这一核心。1949年以来，无论是顺利发展还是挫折坎坷，历史的主线和价值取向的根本都是围绕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标志性问题，只不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与着重方向不同。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來的历史进程中，所选树的道德模范都是切实反映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真实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的目的，如实反映人民群众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奋斗和拼搏。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选树的所有道德模范，无论从标准建构还是实践操作上，无论从人物选取还是学习宣传上，都是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映照于人民，从而得以进入新中国人民群众的现实社会生活、发挥道德的实际社会功能。这样，通过一个又一个道德模范的选树、学习和宣传，从而使道德建设核心所映照的时代特征进入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将单纯的价值规范和道德标准转化为人民群众争先仿效的日常观念和具体行动;将现实的伦理生活准则和实实在在的道德风尚转变为人民群众的日用常行，并得以在人民群众中落地生根。
3. 因应主导价值吁求
自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历经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等主要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主导价值观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有着相同且前后承继的理论根据，即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理论基础所建构起来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它既是党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又是指导党的实践活动的理论依据。从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政党到成为掌握新中国政权的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革命和群众运动，顺利地推动了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另一方面，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通过理论教育、整风整党、实践锻炼和英模典型等多种重要手段，将党所倡导与弘扬的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清正廉洁等核心价值观念深深扎根在共产党员心中，深深印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形成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脱胎而出，处于全面转型的特殊时期。因此，1949年至1956年，如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重建完全崩溃的国民经济，解决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任务，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从国家和民族层面树立一种核心价值观念，以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是当时面对和解决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迫切需要。而在当时，构建一种全新的、有别于以往社会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不仅能从思想上引导人民，而且能够树立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对于此种情况，党的最高领导层在当时是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的。1950年4月，刘少奇指出：“我们必须给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在劳动事业中有重大发明和创造的劳动英雄们和发明家们以应得的光荣，而给那些无所事事、不劳而食的社会寄生虫以应得的贱视。这就是我们的新道德的标准之一。”[6]1950年9月，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祝词中提出：“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7]因此，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从人民群众中选树道德模范，深入人民群众中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就成为建设与发展符合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新思想新道德的最为有效和便捷的手段。
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和
宣传道德模范的重要启示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选树道德模范的历史演进来看，党和国家业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和丰富的经验，而且将那些贴合时代发展、符合道德要求、契合价值标准的道德模范在全党、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宣传，通过理论教育、整风整党、实践锻炼和英模典型等多种重要手段，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将党所倡导与弘扬的核心价值观念深深扎根在共产党员心中，深深印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形成全党和全国人民自觉追求的理想旗帜。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实践活动，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具体易懂，较全面地体现了新中国道德观建设的主题和内容，描摹了新中国所独有的道德精神谱系，构建起学习宣传道德模范的立体格局，对人民群众认知和理解党和国家所开展的各项中心任务和进行的各种社会活动，起到了引导性的意义与作用，对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探索描摹道德模范的精神谱系
道德模范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民族特点和社会主义特征的荣誉和符号，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和积极的引领作用。在新时代，亟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时代性演进所展现出来的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的精神谱系予以历史性、精准性、完整性的描摹。质而言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道德模范的精神特质和时代风貌既是前后相继又是一脉相承的。就时代性进程来看，从革命型和劳动型的战争英模与劳动模范，到“群像”向“个像”转变的人生榜样与改革先锋;从传统性和现代性交织的行业精英与社会榜样，到主流性和多元性交融的价值表率与精神楷模;从开国英烈、建国功臣、劳动英模、实干英模，再到突出经济性、价值性和精神性;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和对阶级斗争重要性的凸显，再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出与强调。这些精神特质和时代风貌的变化，都凸显着社会意识形态及思想文化的变迁，以及在这一变迁的历程中对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的全面性认知与科学性把握。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在思想道德建设领域尤其是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时代进程中，选树和积累了一系列彰显社会道德理想、核心价值和主导风气，反映民族特点和时代风貌，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典范人物，形成了新中国所独有的道德精神谱系。 在新时代描摹道德模范的精神谱系，本质上看不仅是历史性的总结与积累，而且更是一种时代性的对如何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理论创新与思想积淀的积极探索。实质而言，精神始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长存和永不枯竭的灵魂与动力。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性与完善性，这个国家和民族才能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描摹新中国道德模范的精神谱系，实质上是在梳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是怎样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实质上是细致梳理我国道德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以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样式，彰显时代变迁的精神特质和印记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新中国道德精神谱系的淬炼、丰富和发展，实质上是在新时代道德建设的传承与发展中实现对人们进行“形”的塑造和“神”的铸就。道德模范是新中国精神谱系直接而深入的体现者、阐述者和诠释者，其连缀和串联起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理念、发展理论和创新实践，体现着新中国道德建设整体性、系统性与一贯性的特征，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每一次重要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精神成果总和的汇聚。同时，将道德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典范放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予以整体性把握，有助于系统而完整地准确把握新中国精神谱系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精神传承的一贯性，避免和防范对道德模范进行教条化、碎片化的解读，避免出现道德模范“过时论”和历史虚无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以道德模范精神谱系所深刻蕴含的信仰坚定、艰苦奋斗、自觉奉献等个体精神世界来影响、感召和激励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有助于形成党的优良作风和社会的优良风气，有助于形成科学而丰富的道德思想理论，从而引领和强化党的精神，培育和塑造社会的良好风气。
2. 构建学习宣传道德模范的立体格局
就本质而言，道德模范的学习和宣传是推进和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和主要路径。构建道德模范学习和宣传的立体格局，更重要的是为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润物细无声的典范教育实效，使道德模范更好发挥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就传统的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过程来看，主要还是以“宣”为主，“教”的效果与价值尚待进一步彰显和完善。构建学习宣传道德模范的立体格局，一方面仍需要发挥宣传报道的主渠道作用，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为重点，以报告会、讲座、文艺演出等集中性的宣教模式为主要载体，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已有的宣教格局;另一方面，需要与时俱进地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从历史性来看，道德模范本身有可能在面对各种思潮的涤荡中不再保持其所具有的某种“先进性”，这时候更要坚持真实性原则，真正抽取出道德模范自身的“本真性”，并以道德模范自身的价值性体现出来，以其内在的道德力、感化力、情感力贴合当前时代的道德吁求和价值诉求，以既接天线、又接地气的途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历程看，构建学习宣传道德模范的立体格局，需要在既有格局的基础上从内容、形式和宣传力度上进一步完善加强三个方面的建设。第一，进一步健全完善道德模范学习宣传体制机制，构建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学习与宣传机制。就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而言，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除了党和国家层面制定相关的一系列根本性文件之外，还需要相关职能部门根据时代特点出台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具体实施办法和实施方案，并确保其落到实处;二要以制度化的形式将道德模范的筛选、论证和选树过程规范化和程序化，建立一整套规范的程序化模式，保持道德模范的学习宣传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同时确保道德模范学习宣传的不改样、不走样和不变样;三要掌握好道德模范学习和宣传的节奏力度，争取做到浓重热烈而不过于集中、有所间隔而又分梯次、渐近式地学习宣传。第二，结合社会变迁、社会结构和个性的自由发展，进一步将学习道德模范的人群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加强夯实学习宣传的主体与主题，形成以道德模范为载体、以理论研究者和宣讲者为主体，以时代特征与模范特质为主题，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的通力合作格局，做到學习和宣传道德模范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第三，充分运用现代新科学技术搭建融媒体平台，努力拓展道德模范学习宣传的覆盖面与拓展面。以新技术和新理念，打造多维度的融汇理想信念、党性修养、政治理论、政策法规、道德品行、家风建设等为一体的学习、交流平台，争取取得叫好又叫座的宣教效果。
3. 完善道德模范的保障和回报体系
人民群众是道德建设主体，是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源泉和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涌现的道德模范事迹充分说明，具有崇高道德追求和严格道德自律的人，往往能够在平凡的工作和事业中作出贡献，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同与尊重。道德模范之所以能在生死攸关或义利冲突之际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实则是源于其日常的道德涵养和关键时刻敢于奉献的道德情怀。作为平凡人的道德模范，有血有肉、生动鲜活，或有缺点，但始终是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在人们对道德模范争相学习和宣传的同时，也要综合运用经济、政治、道德、法律等手段加强和完善道德模范的保障和回报体系，从而确保道德模范站得住、立得牢、后劲足。在物质层面，要着力构建和完善基于道德模范身份的社会保障与回报机制;在精神层面，要给予道德模范更多的价值褒扬和社会激励，在利益、名誉、地位上使“有为者一定有位”，进一步彰显道德模范崇高的社会地位，在全社会树立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
完善道德模范保障和回报体系，需要在学习和宣传道德模范的过程中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第一，建立道德模范专项基金或好人援助基金，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地为需要帮扶的道德模范解决实际困难，体现社会对道德模范的关爱，重点对生活贫困的道德模范家庭进行经济援助，促进全社会好人众人帮、好人有好报的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第二，建立健全道德模范的档案资 料，落实道德模范回访制度，建立道德模范经常性联系制度，主动关怀和积极帮扶道德模范脱贫解困。掌握道德模范的第一手资料，在事业层面为道德模范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创造机会、搭建平台，使每一位为道德建设作出贡献的生活困难的模范人物都能得到应有的关爱和帮扶。第三，礼遇道德模范，重大节庆庆典、重要会议等重要场合邀请道德模范出席，彰显道德模范应享有的崇高社会地位。让礼遇措施既有精神鼓励也有物质激励，全方位、多层次地让道德模范感受社会各界的尊重和礼遇，使道德模范的价值更加具体化和人性化。
参考文献
[1] 万芳.新中国建国后英模人物的形象变迁[J].文史春秋，2013（11）：3440.
[2] 柳礼泉，庄勤早.新中国道德模范的历时性演进图景及其当代启示[J].伦理学研究，2017（6）：7074.
[3] 习近平.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03（2）.
[4] 习近平.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30（2）.
[5]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M].吉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
[6] 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
[7]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95.
（编辑：吴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