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5年1月8日，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及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来到北京，举办新著《大变革：南环经济带将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的全球首发式。《大变革》一书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南环经济带”（Global Southern Belt），意指150多个新兴经济体，在世界地图上，它们绕地球的南方围成了一条圆环状。两位未来学家还把未来50年全球经济变局定义为“大变革”（Global Game Change），认为过去几个世纪里，西方国家在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多方面定义着游戏规则;而如今，多种新生力量正在改变着世界格局，西方的中心地位逐渐式微，让位于多中心格局。奈斯比特说，西方仅有全世界17%的人口，却拥有世界75%的财富。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南环经济带的国家和城市将在未来几十年间重塑这个世界，而中国将在此“大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两位未来学家的观察力与创造力令人惊讶，采访时，在他们充满活力、深邃而睿智的眼眸中，闪烁着他们对世界、对未来、对当今这个时时处处充满变革的时代所一向抱有的乐观和希冀。在他们访问北京期间，《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了奈斯比特夫妇，就书中所提出的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双“E”：教育（Education）和经济（Economics）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今日中国之观察
中国经济报告：《大趋势》本书中的第一句话，同样也是本书的最后一句话：“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太棒了”。你们怎么看待当今的人们？我感觉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是土生土长的，他们辛勤奋斗着，并对明天充满了期许。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人们普遍感到缺少安全感、觉得未来是模糊的。你们怎么样评价这种现象？在你们看来，中国人是幸福的吗？在一些评价标准中，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哥斯达黎加人幸福？
约翰·奈斯比特：通过引用《大趋势》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是想指出任何巨大的变化都孕育着许多新机会的开创。这是我们看待变化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变化意味着不确定性。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说，变化意味着不确定性和疑虑;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变化则意味着机遇。
多丽丝·奈斯比特：现在的情况当然与20世纪80年代有所不同，尤其在中国。中国在80年代面临的选择是破产或者巨变，这是邓小平所面临的选择。当时中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改革开放为中国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大门，很多人得以有机会成为企业家，与外国人进行贸易。在一个低起点上，对进步感到幸福所付出的比站在高起点时要少很多。中国现在就处于较高的位置上。80年代也曾存在对于未来的很大的不安全感，但是那时虽然比不上现在，比起以前总是好多了。现在的情况又不同了，中国人拥有了一些不愿失去的东西。在个人和国家层面上，中国人和中国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没有人想失去通过努力获得的成果。这就增加了对于未来的不安全感的担忧。最后，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个人问题，你是专注于风险还是机会？
约翰·奈斯比特：2014年春天我们在哥斯达黎加度过了一段时间。与那里相比，大多数国家都是相当不幸福的。不是因为哥斯达黎加的情况比其他国家更好，而是那里普遍的“纯粹生活”（pura vida）的情绪驱动着这种乐观。如果仔细观察哥斯达黎加的经济状况，会发现生活成本在迅速上升，旅游业由于物价的攀升而逐渐下滑，跨国公司正在离开，民众失业情况也逐渐严重起来。尽管经济天空中阴云密布，哥斯达黎加人的心态是阳光的。作为一个人、一个国家，带动你前行的是乐观，而非悲观。
中国经济报告：你们如何定义中国模式？你们认为中国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正如我们在五年前那本《中国大趋势》中写的，中国正在发展一种我们称为“垂直民主”的体系。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中，政府统治的合理性来自于治理的成果。这种模式的竞争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两个党派需要在每四年或者五年就重新选取一次，那么每个党派的首要目的就是让对手犯错，以提高自己胜选的几率。这对于制定战略计划和长期目标来说是巨大的障碍。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政府统治不再继续有效，那么也不应该简单放弃中国的领导阶层。
“世界南环经济带”与金砖国家
中国经济报告：你们认为南环经济带与金砖国家（BRICS）的区别在哪里？
约翰·奈斯比特：金砖国家的选择标准是经济规模而非增长潜力。在所有金砖国家中，只有中国是名实相副的。今天，我们把约150个新兴经济体定义为世界南环经济带，是出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不能对所有经济体进行统一定义。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总体上，它们共同拥有高速增长的潜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意愿和能力。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投资和新的贸易联盟带来的机遇。没有中国经济的带动，许多南环经济带上的国家的确难以取得今天的成就，这是事实。另一方面，中国建立新的经济联盟也符合自身利益。这是“大变革”中的一部分，我们正在从以西方中心的世界转变为多中心的世界。
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中国经济报告：在书中，你们提到中国人特有的“关系”正在走向全球，你们认为其他文化可以学习这一点吗？它的优势是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官方的声音是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中国日渐增多的联盟国家把它与世界上大多数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联系起来。其中的许多国家都对过去的殖民地时代历史有着非常不堪的记忆，西方国家从来不对它们平等相待。而作为一个也曾经遭受侵略和殖民的国家，中国对待它们的方式则相当不同。而且，中国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政策。对于中国在基础设施及其他领域的投资对本地居民是否有利可能有不同观点，但认为中国进行投资没有国内利益的驱动就是幼稚了。中国在国外的投资同样考虑了其合作伙伴的利益，一个双赢的战略构成了国际“关系”的纽带。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未来如何？最佳目标地区是哪里？什么样的中国企业能够在国际化中胜出，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制造业还是文化业？ 约翰·奈斯比特：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一直在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海外投资、生产和贸易做准备。就像我们在书中描述的一样，中国投资和贸易的关键目标是南环经济带国家。不过，美国和欧盟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中美贸易额高达5000亿美元，中欧每天贸易额也高达10亿美元。但是中国也很善于多样化其海外投资。除中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南环经济带150个国家中的大多数建立了这样强有力的经济联系。中国早期进入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现在已经建立起可供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和企业家利用的有利地位。
多丽丝·奈斯比特：在观察制造业的机遇时，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正处于一个生产方式巨变的时代。工业化4.0或者说第四次工业革命预计将会产生像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大的影响，将会大幅度提高人均GDP。再把廉价劳动力作为优势下赌注，是很危险的。中国目前已经在充分利用其文化潜力。中国画价格极其昂贵。虽然在任何国家发生变化的过程中，艺术家往往是先行者，但是取得全球文化影响力是一个由多种不同因素决定的漫长过程。
中国经济报告：你们对中国的企业家有何建议？
约翰·奈斯比特：在《大变革》这本书中，我们谈到国际社会正面临着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在这个游戏中，企业家需要面对许多未知因素，规划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直觉可能比分析思维更为重要。在这个迅速改变的全球游戏格局中，线性思维是有局限的，因此作用不大。我们必须以占领市场份额为导向，但同时也要准备好放弃一些东西。未来强调的是一种在看似无解的情形下的灵活反应，未来有足够的空间来尝试一切。
中国经济报告：全球化当然不是简单的美国化，你们对全球化的定义是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看到的是各经济体的全球化。在长远的未来，我们必定会向着世界成为一个经济体过渡。看看现在的跨国公司，如雀巢是世界上营业收入最高的公司，在190个国家拥有近450家工厂。那么雀巢公司在多大程度上是瑞士的？再如，联想是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厂商，在60个国家运营，在160个国家销售其产品。全球化已经渗透到企业世界很久了，而城市是地理格局上的核心竞技场。在思考经济发展时，我们必须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向全球资本主义。这将需要很长时间，但最终整个地球上将只有一个经济体。
多丽丝·奈斯比特：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也有一定道理，这在文化方面和商业世界中都在发生。取代美国化影响的时间表取决于其他国家何时能够发展出真正的、足以吸引其他国家采用的文化和商业模式。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中国经济报告：你们认为中国现在有一批非常有创造力，同时也非常有远见的企业家，但中国的教育体系却备受批评，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矛盾的？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必须区分在任何教育制度下都能脱颖而出的奇才和需要好的教育制度滋养和培育的普通人才。天才在这个世界上总能大行其道、大放异彩，但是无数的人才却因为无效的教育体制而默默无闻。人才并不总是能够自动成功的，人才需要滋养和引导。中国许多成功的企业家拥有了一切，就是缺乏理想的教育。
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的教育体系确实能够支持一定的人才，上海在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中排名靠前，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是，生命中重要的远不止正确的答案。中国现在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创新型人才，这个世界已经与他们的老师所成长的世界完全不同。
中国经济报告：我们中的三人最初都没有获得高中毕业证，但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能讲讲你们的故事吗？你们认为我们的经历能否给其他父母有所启示？你们两位抚养了许多小孩，这个过程中的教训和经验是什么？最好的做法是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我在高中第一年就退学了，去了打印店做学徒，主要工作相当枯燥，就是给打印机续纸。然后我去做了挖埋电线杆土坑的工作，同样枯燥但是薪水比之前好些。17岁时，我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服役的两年时间里开始读书。退役后犹他大学接受我为临时性学生（因为我没有高中毕业证）。我在犹他大学，竞选成为学生会主席，以全优成绩毕业，然后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现在回头看，我似乎并没有准备好接受高中能教给我的东西，最后却直接为上大学做好了准备。每个人的学习阶段和学习方式都是不同的。我现在理解教育的真正目的是——或者应该是——习得学习的方法，从而能够终身学习。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简单地概括一下，我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培养了自己的梦想;第二个阶段，我毁掉了自己的梦想;第三个阶段，在看似太晚了的时候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并不是因为高中退学而埋没了梦想，而是因为我转去学习表演。那是我当时真正想要的生活。但是当我就要开始进行舞台表演的时候，我怀孕了。因为家庭的原因，这一梦想从此破灭。这个故事太长了，但终于，在39岁的时候，我向自己承认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通过朋友推荐，我进入了出版行业，在三年时间内我开始掌管一家出版社。我超过了许多从业多年却止步不前的出版人。高中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呢？回想起来，答案是几乎没有。在我的职业中发挥作用的是抱负、好奇心和辛勤工作。不仅智商重要，情商和社会能力都是工作所需要的。这那三年时间中，我不仅成功地爬上了公司的职业阶梯，我的收入比当时大多数朋友都高，而他们都拥有大学学位。总而言之，生活并不是被一个学位决定的。能够获得良好的基础教育固然是好的，但是学习是个伴随一生、永无止境的过程。
对于我们的后代们，我们的建议是尽可能去获得更好的教育，而且最好能与自身的才华相匹配。一个孩子早期几年教育的重要性往往比我们一般认为的要大得多。尽可能地给每个孩子以所有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滋养，这将为开放和好奇的心智做好铺垫，也为未来面对迅速变化的工作环境所需要的灵活性打下基础。
未来的中国与世界
中国经济报告：你们对建国100周年即2049年的中国有何预测？经济、文化、技术、政治制度将会是什么样子的？美国那时候会怎样？
约翰·奈斯比特：预测30年后的情形既是有风险的同时又是简单的。谁现在可以对所有的要素进行判断，并且到时候依然记得今天的预测呢？如果中国能够保持其发展轨道，解决腐败问题——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腐败是万恶之源，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中国能够成为国际社会中最强大的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清晰地指明了其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复兴必然包含着中国共产党的复兴。根据我们的理解，中国的复兴将以中国在历史上的领先地位来衡量。中国共产党的复兴需以中国人民的满意度和认可度来衡量。这是一个两方面逐渐成熟、成长的过程。
对于美国，我们不可低估美国人民对美国经济的驱动力以及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即使在现有政治体系下，美国经济的复苏能力依然是很强的。我们期望所有行动都是合作性的。我们需要放弃大国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旧思维。
中国经济报告：我们如何生活在这样一个永远在改变的世界中？
约翰·奈斯比特：很简单，做自己最喜欢的事，你就会做得最好;选择正确的人生伴侣，你就会生活得最幸福。人们往往匆匆开始一份工作或者一段感情，然后半途醒来发现这根本就不是自己想要的。对年轻人，我们的建议是：慢慢来，别着急。对那些发现自己被困在自己不喜欢的环境中的人，我们的建议是：改变。做出大的改变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如果到生命的尽头才发现自己一生都没有尝试改变，那才更加可悲。
（本文由《中国经济报告》编辑王艺璇译）
今日中国之观察
中国经济报告：《大趋势》本书中的第一句话，同样也是本书的最后一句话：“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太棒了”。你们怎么看待当今的人们？我感觉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是土生土长的，他们辛勤奋斗着，并对明天充满了期许。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人们普遍感到缺少安全感、觉得未来是模糊的。你们怎么样评价这种现象？在你们看来，中国人是幸福的吗？在一些评价标准中，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哥斯达黎加人幸福？
约翰·奈斯比特：通过引用《大趋势》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是想指出任何巨大的变化都孕育着许多新机会的开创。这是我们看待变化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变化意味着不确定性。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说，变化意味着不确定性和疑虑;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变化则意味着机遇。
多丽丝·奈斯比特：现在的情况当然与20世纪80年代有所不同，尤其在中国。中国在80年代面临的选择是破产或者巨变，这是邓小平所面临的选择。当时中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改革开放为中国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大门，很多人得以有机会成为企业家，与外国人进行贸易。在一个低起点上，对进步感到幸福所付出的比站在高起点时要少很多。中国现在就处于较高的位置上。80年代也曾存在对于未来的很大的不安全感，但是那时虽然比不上现在，比起以前总是好多了。现在的情况又不同了，中国人拥有了一些不愿失去的东西。在个人和国家层面上，中国人和中国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没有人想失去通过努力获得的成果。这就增加了对于未来的不安全感的担忧。最后，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个人问题，你是专注于风险还是机会？
约翰·奈斯比特：2014年春天我们在哥斯达黎加度过了一段时间。与那里相比，大多数国家都是相当不幸福的。不是因为哥斯达黎加的情况比其他国家更好，而是那里普遍的“纯粹生活”（pura vida）的情绪驱动着这种乐观。如果仔细观察哥斯达黎加的经济状况，会发现生活成本在迅速上升，旅游业由于物价的攀升而逐渐下滑，跨国公司正在离开，民众失业情况也逐渐严重起来。尽管经济天空中阴云密布，哥斯达黎加人的心态是阳光的。作为一个人、一个国家，带动你前行的是乐观，而非悲观。
中国经济报告：你们如何定义中国模式？你们认为中国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正如我们在五年前那本《中国大趋势》中写的，中国正在发展一种我们称为“垂直民主”的体系。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中，政府统治的合理性来自于治理的成果。这种模式的竞争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两个党派需要在每四年或者五年就重新选取一次，那么每个党派的首要目的就是让对手犯错，以提高自己胜选的几率。这对于制定战略计划和长期目标来说是巨大的障碍。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政府统治不再继续有效，那么也不应该简单放弃中国的领导阶层。
“世界南环经济带”与金砖国家
中国经济报告：你们认为南环经济带与金砖国家（BRICS）的区别在哪里？
约翰·奈斯比特：金砖国家的选择标准是经济规模而非增长潜力。在所有金砖国家中，只有中国是名实相副的。今天，我们把约150个新兴经济体定义为世界南环经济带，是出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不能对所有经济体进行统一定义。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总体上，它们共同拥有高速增长的潜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意愿和能力。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投资和新的贸易联盟带来的机遇。没有中国经济的带动，许多南环经济带上的国家的确难以取得今天的成就，这是事实。另一方面，中国建立新的经济联盟也符合自身利益。这是“大变革”中的一部分，我们正在从以西方中心的世界转变为多中心的世界。
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中国经济报告：在书中，你们提到中国人特有的“关系”正在走向全球，你们认为其他文化可以学习这一点吗？它的优势是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官方的声音是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中国日渐增多的联盟国家把它与世界上大多数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联系起来。其中的许多国家都对过去的殖民地时代历史有着非常不堪的记忆，西方国家从来不对它们平等相待。而作为一个也曾经遭受侵略和殖民的国家，中国对待它们的方式则相当不同。而且，中国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政策。对于中国在基础设施及其他领域的投资对本地居民是否有利可能有不同观点，但认为中国进行投资没有国内利益的驱动就是幼稚了。中国在国外的投资同样考虑了其合作伙伴的利益，一个双赢的战略构成了国际“关系”的纽带。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未来如何？最佳目标地区是哪里？什么样的中国企业能够在国际化中胜出，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制造业还是文化业？ 约翰·奈斯比特：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一直在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海外投资、生产和贸易做准备。就像我们在书中描述的一样，中国投资和贸易的关键目标是南环经济带国家。不过，美国和欧盟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中美贸易额高达5000亿美元，中欧每天贸易额也高达10亿美元。但是中国也很善于多样化其海外投资。除中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南环经济带150个国家中的大多数建立了这样强有力的经济联系。中国早期进入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现在已经建立起可供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和企业家利用的有利地位。
多丽丝·奈斯比特：在观察制造业的机遇时，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正处于一个生产方式巨变的时代。工业化4.0或者说第四次工业革命预计将会产生像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大的影响，将会大幅度提高人均GDP。再把廉价劳动力作为优势下赌注，是很危险的。中国目前已经在充分利用其文化潜力。中国画价格极其昂贵。虽然在任何国家发生变化的过程中，艺术家往往是先行者，但是取得全球文化影响力是一个由多种不同因素决定的漫长过程。
中国经济报告：你们对中国的企业家有何建议？
约翰·奈斯比特：在《大变革》这本书中，我们谈到国际社会正面临着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在这个游戏中，企业家需要面对许多未知因素，规划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直觉可能比分析思维更为重要。在这个迅速改变的全球游戏格局中，线性思维是有局限的，因此作用不大。我们必须以占领市场份额为导向，但同时也要准备好放弃一些东西。未来强调的是一种在看似无解的情形下的灵活反应，未来有足够的空间来尝试一切。
中国经济报告：全球化当然不是简单的美国化，你们对全球化的定义是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看到的是各经济体的全球化。在长远的未来，我们必定会向着世界成为一个经济体过渡。看看现在的跨国公司，如雀巢是世界上营业收入最高的公司，在190个国家拥有近450家工厂。那么雀巢公司在多大程度上是瑞士的？再如，联想是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厂商，在60个国家运营，在160个国家销售其产品。全球化已经渗透到企业世界很久了，而城市是地理格局上的核心竞技场。在思考经济发展时，我们必须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向全球资本主义。这将需要很长时间，但最终整个地球上将只有一个经济体。
多丽丝·奈斯比特：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也有一定道理，这在文化方面和商业世界中都在发生。取代美国化影响的时间表取决于其他国家何时能够发展出真正的、足以吸引其他国家采用的文化和商业模式。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中国经济报告：你们认为中国现在有一批非常有创造力，同时也非常有远见的企业家，但中国的教育体系却备受批评，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矛盾的？
约翰·奈斯比特：我们必须区分在任何教育制度下都能脱颖而出的奇才和需要好的教育制度滋养和培育的普通人才。天才在这个世界上总能大行其道、大放异彩，但是无数的人才却因为无效的教育体制而默默无闻。人才并不总是能够自动成功的，人才需要滋养和引导。中国许多成功的企业家拥有了一切，就是缺乏理想的教育。
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的教育体系确实能够支持一定的人才，上海在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中排名靠前，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是，生命中重要的远不止正确的答案。中国现在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创新型人才，这个世界已经与他们的老师所成长的世界完全不同。
中国经济报告：我们中的三人最初都没有获得高中毕业证，但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能讲讲你们的故事吗？你们认为我们的经历能否给其他父母有所启示？你们两位抚养了许多小孩，这个过程中的教训和经验是什么？最好的做法是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我在高中第一年就退学了，去了打印店做学徒，主要工作相当枯燥，就是给打印机续纸。然后我去做了挖埋电线杆土坑的工作，同样枯燥但是薪水比之前好些。17岁时，我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服役的两年时间里开始读书。退役后犹他大学接受我为临时性学生（因为我没有高中毕业证）。我在犹他大学，竞选成为学生会主席，以全优成绩毕业，然后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现在回头看，我似乎并没有准备好接受高中能教给我的东西，最后却直接为上大学做好了准备。每个人的学习阶段和学习方式都是不同的。我现在理解教育的真正目的是——或者应该是——习得学习的方法，从而能够终身学习。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简单地概括一下，我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培养了自己的梦想;第二个阶段，我毁掉了自己的梦想;第三个阶段，在看似太晚了的时候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并不是因为高中退学而埋没了梦想，而是因为我转去学习表演。那是我当时真正想要的生活。但是当我就要开始进行舞台表演的时候，我怀孕了。因为家庭的原因，这一梦想从此破灭。这个故事太长了，但终于，在39岁的时候，我向自己承认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通过朋友推荐，我进入了出版行业，在三年时间内我开始掌管一家出版社。我超过了许多从业多年却止步不前的出版人。高中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呢？回想起来，答案是几乎没有。在我的职业中发挥作用的是抱负、好奇心和辛勤工作。不仅智商重要，情商和社会能力都是工作所需要的。这那三年时间中，我不仅成功地爬上了公司的职业阶梯，我的收入比当时大多数朋友都高，而他们都拥有大学学位。总而言之，生活并不是被一个学位决定的。能够获得良好的基础教育固然是好的，但是学习是个伴随一生、永无止境的过程。
对于我们的后代们，我们的建议是尽可能去获得更好的教育，而且最好能与自身的才华相匹配。一个孩子早期几年教育的重要性往往比我们一般认为的要大得多。尽可能地给每个孩子以所有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滋养，这将为开放和好奇的心智做好铺垫，也为未来面对迅速变化的工作环境所需要的灵活性打下基础。
未来的中国与世界
中国经济报告：你们对建国100周年即2049年的中国有何预测？经济、文化、技术、政治制度将会是什么样子的？美国那时候会怎样？
约翰·奈斯比特：预测30年后的情形既是有风险的同时又是简单的。谁现在可以对所有的要素进行判断，并且到时候依然记得今天的预测呢？如果中国能够保持其发展轨道，解决腐败问题——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腐败是万恶之源，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中国能够成为国际社会中最强大的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清晰地指明了其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复兴必然包含着中国共产党的复兴。根据我们的理解，中国的复兴将以中国在历史上的领先地位来衡量。中国共产党的复兴需以中国人民的满意度和认可度来衡量。这是一个两方面逐渐成熟、成长的过程。
对于美国，我们不可低估美国人民对美国经济的驱动力以及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即使在现有政治体系下，美国经济的复苏能力依然是很强的。我们期望所有行动都是合作性的。我们需要放弃大国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旧思维。
中国经济报告：我们如何生活在这样一个永远在改变的世界中？
约翰·奈斯比特：很简单，做自己最喜欢的事，你就会做得最好;选择正确的人生伴侣，你就会生活得最幸福。人们往往匆匆开始一份工作或者一段感情，然后半途醒来发现这根本就不是自己想要的。对年轻人，我们的建议是：慢慢来，别着急。对那些发现自己被困在自己不喜欢的环境中的人，我们的建议是：改变。做出大的改变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如果到生命的尽头才发现自己一生都没有尝试改变，那才更加可悲。
（本文由《中国经济报告》编辑王艺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