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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高校不同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是国内第一家试办MBA教育的院校，“1990年办学的只有人大，人大不是之一，而是唯一。”
2010年11月7日，坐在人民大学如论讲堂后排的一角，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伊志宏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几位老教授和院领导们汇聚在一起，随着倒计时的终点，水晶球里闪现“MBA 20周年庆典开幕”的字样，整个舞台顿时光芒四射。
一种巨大的感慨让在场的所有人心旌荡漾——2010年，是人大MBA教育发展的弱冠之年，二十年来，发生在这里的每一个变化都让人惊奇。不过，也许也只有参与在其中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场伟大变动中所伴生的失落、艰辛与彷徨。
先例
故事回溯到1990年：没有先例，没有经验，没有榜样，国内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刚刚全面展开，往年所培养的研究生也以理论型为主，而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还只是个虚设的机构，没有一个实体。“MBA项目课程覆盖了中国人民大学6个学院、16个系，这么大的范围怎样能把它统一起来？学校下了很大的决心，成立了项目管理中心。”伊志宏说：“最开始人民大学面对的困难，其实也是大多数学校所面临的困难——当时很多人认为，MBA工商管理硕士，不是一个‘企业家’的范围。大家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最早开始引进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就是一个培训，跟‘本硕博’不一样，而当时，有的高校甚至认为，这就是一个挣钱的培训项目。”
“与国外相比，这种差距是整体上的。”让伊宏志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的一次和清华大学老师的聊天，当时清华老师说，我们最好的项目是本科，“大家的认识都差不多，本科肯定是最好的生源，最好的项目，”而把MBA视为管理培养人才的主要教育形式，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和当时这样的大背景分不开。”
九十年代初企业观望的大环境，让人大的老师们感到很郁闷，“很多企业领导不愿意把有经验的优秀干部派来到学校读书，怕他们不回原单位。”然而，这种观望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一种文化精神生态上的渴求，这标志着高等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培养综合性的工商管理人才。“当时我们的袁校长召集了中央各部位管教育的领导讨论研究，说明MBA的重要性，有了这个推动，人大第一批的MBA开展的才比较顺利，第一届我们招收了39人。”伊志宏介绍说。
可以说，人大是以其几十年累积的管理教育的办学经验和八十年代开展的中加合作的教师培训和教材编写为基础，率先尝试开办MBA项目，开创了中国MBA教育的先河。和很多经历过这些风雨的人一样，在人大第一届MBA授课老师周惠兴的眼中，他对MBA的感情主要集中在前三届，“90、91、92这三届也是我碰到的问题最多的，和他们在一块搞教学实践也是最长的。”
1990年的MBA项目对人大来说是一个尝试，这一年开设的20门课程中，涉及到人大的5个学院、600多名教师，“我们让当时最优秀、最有经验的老师来为MBA上课，因为课程设置的面比较广，有很多理论要深入联系实际，所以，当时要求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人来参加考试。而第一年的39名MBA学员，如今都在担当着重要的管理职位。”周惠兴老师说，“2004年的时候，我曾经做了考察，看到我们的这前三届学生都工作得很好。”
周惠兴最近遇到的是90级的王新民同学——这位曾经是水泥厂的一个工作人员，未毕业时，公司要上市想把他调回去，可他舍不得MBA的学习，于是就跟工厂商量，在他拿到毕业证以后再回去帮助企业做上市。“毕业后，水泥厂的全部上市工作都是由王新民来领导的，这让我感触很深。现在，他已经是那家水泥厂的副董。”
那几年，对王新民这些早期的MBA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好年景。在经济利好和狂飙突进的“国退民进”的浪潮席卷下，那批八十年代时期创立的公司，已经到了具有标志意义的第十个年份，企业就像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年轻人，渴望新生。而这些青春期企业的企业家们，在此之前往往是一些天生敢冒险，同时又注重实际结果的人，富有创造力而无所顾忌。而此时，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制度和管理成为新的瓶颈，他们需要那些会管理的人来帮助他们寻找永恒的辉煌。同时，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也被史无前例地推到风口浪尖上，这场战略性的调整，把方兴未艾的多元化浪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企业快速扩张好时机。
“在这个激情四射的年代，我们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需要大批懂得国外市场经济、了解现在市场经济是怎么运作的人。”周惠兴说，“和很多高校一样，人大的MBA教育最早也是学哈佛的，向国际的商学院学习，合作模式大致是把国内学生送出去，把国际师资请进来。最原始但是却是必要的。”
“而如今，我们不光是学习他们，现在还要找出他们的毛病，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一套更适合中国的办法。”据周惠兴介绍,“下一步的国际化，他们会更加深入，这跟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升有关。中国的企业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这是有道理的，我们需要把经验总结出来，再参照国外的经验进行筛选，跟国外结合起来，形成我们自己工商管理的教育，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工商管理的教育体系。21世纪后，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破，以及生存环境的恶化，都对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企业未来的管理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MBA教育必须适应企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不断创新。”
变革
回过头来看，二十年，MBA教育创造了很多个“第一”：我国第一个专业学位、第一个成立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一个实行入学联考、第一个开展专项教学合格评估工作、第一个按照专业学位类型授予学位、第一个针对特殊群体开设EMBA教育。
到2010年，国内招收工商管理本科的商学院已超过1000多所，招收MBA 的商学院达236所。但数字上的增长带来的并非全是益处，一个广为流传的例子是，早在1999年，获得高盛的500万美元融资后，急欲扩大阿里巴巴营业规模的马云，一口气雇了几十位中外MBA，但接下来的几年，其中95%都因缺乏实际管理技巧而被解聘。
在2010年人民大学MBA二十周年的回顾中，伊志宏说，当时他也在思考，针对这种状况应该怎么培养MBA？
其实不单是他，这二十年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风云变幻，很多高校的MBA教育也在不断做出改变，掀起了一股改革的浪潮。
“这种改革是必然的。过去MBA更注重知识传授，硬性课程占主体，辅以案例教学，但缺少对学生软性技能、品格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伊志宏介绍说，目前海外对中国MBA项目批评比较多的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从知识体系上来讲，原来都是功能化的课程设置，缺乏整合，缺乏对管理问题整体的了解和认识；还有就是缺乏软技能的培养，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等方面的教育；第三个是学生的执行能力也比较薄弱。“针对这几个方面，我们需要对MBA课程做比较系统的改革。目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学校并不太多，因为现在大多数学校的招生都还不错，学校报名都在快速增长。”
2009年，人大开始对MBA项目的课程进行大调整，推出SAIL的计划(即启航计划)，“这四个字母分别包含着价值观、社会道德、商业伦理，更强调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实践能力，同时还强调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因为学生原来的知识背景、工作经验的差异非常大，用原来比较死板、固定的一套教学方案去适应所有学生的需求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提高课程的灵活性，实际上就是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修课，然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工作经验进行差异化选择。这是我们在新的教学培养方案里比较强调的几个方面。例如团队实践项目，就是有点类似咨询项目。让一些学生组一个团队，自己去找企业。之后企业给你提供某一个问题。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给这个企业提供解决方案，最后导师组的老师要对这个咨询方案是否可行做评判，企业家也要做评判，如果评判合格，说明这个项目完成了，学生们就可以拿到学分。”这样的项目，谁都知道该做，但不是谁都能做的。“因为它需要一定得熟悉企业，一定得能给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东西。不是让学生去企业实习，而是让学生去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是要把你的理论和实践完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而实际上，这种案例教学是管理学科商学院用得比较多的一种教学方法，它可以鼓励老师更多了解和调研企业实践，同时让学生也对实践有更多的了解。“从2005年开始，我们就往哈佛商学院派了30多位老师，暑期参加了一个案例教学的项目，学习案例教学的理念和方法，在这个基础上，人大商学院还鼓励老师开发中国自己的案例，”伊宏志说，商学院发展的二十年时间，前十年主要是学习海外的课程体系和内容，后十年开始消化吸收，现在比较欠缺的就是中国自己的案例。目前，中国的商学院都在用哈佛和毅伟商学院的案例，但学生对中国企业案例的需求非常大，“所以我们派老师去哈佛，是为了学习案例的教学方法，学习如何撰写规范的案例。在这个基础上，院内鼓励老师自己开发案例。”
2011年的4月8日，人大学商学院与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在北京举行合作框架协议签字暨合作开发企业案例启动仪式，这次跟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合作开发案例，第一步是作为MBA项目和EMBA项目教学的使用，并促进项目交流，“台湾的学生可以学习大陆企业是怎么做的，大陆学生也可以了解台湾企业的做法”。第二步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研究，比如两岸高科技行业不同的做法，产业发展阶段方面的差异等。
“我们MBA的学生和我们的校友有一个共性，就是四个追求，有人追求酒色财气，有人追求功名权利，我们MBA肯定离不开钱，所以我认为四个追求，即财富、工作、文化和信仰。财富时不在乞讨，工作时不在烦恼，文化时不在争吵，而信仰时不在思考。”伊志宏说，“我们希望，我们做的这种探索为未来的MBA教育有一个引领的作用。在未来，还需要做出突破性、整体性的变革。”
传承
西班牙IE的院长曾经问伊志宏，在北京、清华、人大三家，还有其他的商学院，你们的不同有什么？最主要的差异化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如果说人大商学院的最大的差异化，我认为，我们是中国管理问题的专家。”他的根据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跟企业的联系比较紧密，和两万多名校友——这是从五十年代延续下来的一个传承。” 他解释说，管理学科的特点，一定是要跟企业实践相结合的。管理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中国现在正在崛起，未来中国一定会出更多的世界级的企业家，我们有这么优质做科学研究的土壤，商学院有那么好的基础，因此，人大商学院的愿景是成为中国管理问题专家，培养出更多优秀管理人员。
目前，人大商学院MBA项目学员的平均年龄在28-29岁之间，工作年限是6年左右，“这个数字和90年代相比，可能有所下降，不过其他学校的情况也差不多。 90年代读MBA的学生很多，但大部分带有补课性质，那时还没有EMBA，当时的经贸委MBA在职班，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EMBA。”而6年对于一个人的职业或者是事业发展来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是需要思考要在原单位继续发展、上个台阶还是需要转换的时候。
“人大商学院全日制学生大概有将近一半是希望通过MBA项目转换职业，或者是转换地方。”伊志宏说，“前些年，学生更愿意去外企，但最近这几年，学生更愿意去国企，因为国企的收入待遇提上来了，竞争压力也没有那么大，而且比较稳定。这里面可能有社会的潮流。但我们最希望给学生传递的是，每个人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行业和岗位。我们会帮助学生分析和定位自己，了解自己的兴趣和潜力，而不是盲目跟着社会的潮流走。每个人的成功就是找到适合自己和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我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第一年毕业挣多少钱，而是往后一直的发展。MBA教育到底对他终生的影响有多大，看他的后劲怎么样，是否能持续的往前走，迅速达到他职业发展的目标。我们强调MBA全过程的职业规划，从入学之前到入学中间，一、二、三、四学期的培养课程，毕业以后校友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做职业反馈，我们来给予指导。通过人大MBA培养方式，通过人大MBA的职员和老师体现出人大的MBA项目，做出我们的特色，这是我们核心理念所在。”
伊志宏的期望，是将人大MBA项目做成人大的MBA，一个是区别于人大其他的专业学位，另外一个是区别于外校的MBA项目。而实际上，要想培养未来的引导者，商学院必须比企业看得更远。因此，商学院也需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和社会责任感。
“我希望通过MBA教育，应该对学生有终身影响，而不仅仅是跳板。我们希望，这个学习对学员终生的发展有帮助，学生在若干年以后回想起来，想到母校老师教的课，能在实际中运用而会心一笑。如果是这样，我们觉得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培养是成功的。”
2010年11月7日，坐在人民大学如论讲堂后排的一角，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伊志宏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几位老教授和院领导们汇聚在一起，随着倒计时的终点，水晶球里闪现“MBA 20周年庆典开幕”的字样，整个舞台顿时光芒四射。
一种巨大的感慨让在场的所有人心旌荡漾——2010年，是人大MBA教育发展的弱冠之年，二十年来，发生在这里的每一个变化都让人惊奇。不过，也许也只有参与在其中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场伟大变动中所伴生的失落、艰辛与彷徨。
先例
故事回溯到1990年：没有先例，没有经验，没有榜样，国内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刚刚全面展开，往年所培养的研究生也以理论型为主，而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还只是个虚设的机构，没有一个实体。“MBA项目课程覆盖了中国人民大学6个学院、16个系，这么大的范围怎样能把它统一起来？学校下了很大的决心，成立了项目管理中心。”伊志宏说：“最开始人民大学面对的困难，其实也是大多数学校所面临的困难——当时很多人认为，MBA工商管理硕士，不是一个‘企业家’的范围。大家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最早开始引进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就是一个培训，跟‘本硕博’不一样，而当时，有的高校甚至认为，这就是一个挣钱的培训项目。”
“与国外相比，这种差距是整体上的。”让伊宏志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的一次和清华大学老师的聊天，当时清华老师说，我们最好的项目是本科，“大家的认识都差不多，本科肯定是最好的生源，最好的项目，”而把MBA视为管理培养人才的主要教育形式，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和当时这样的大背景分不开。”
九十年代初企业观望的大环境，让人大的老师们感到很郁闷，“很多企业领导不愿意把有经验的优秀干部派来到学校读书，怕他们不回原单位。”然而，这种观望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一种文化精神生态上的渴求，这标志着高等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培养综合性的工商管理人才。“当时我们的袁校长召集了中央各部位管教育的领导讨论研究，说明MBA的重要性，有了这个推动，人大第一批的MBA开展的才比较顺利，第一届我们招收了39人。”伊志宏介绍说。
可以说，人大是以其几十年累积的管理教育的办学经验和八十年代开展的中加合作的教师培训和教材编写为基础，率先尝试开办MBA项目，开创了中国MBA教育的先河。和很多经历过这些风雨的人一样，在人大第一届MBA授课老师周惠兴的眼中，他对MBA的感情主要集中在前三届，“90、91、92这三届也是我碰到的问题最多的，和他们在一块搞教学实践也是最长的。”
1990年的MBA项目对人大来说是一个尝试，这一年开设的20门课程中，涉及到人大的5个学院、600多名教师，“我们让当时最优秀、最有经验的老师来为MBA上课，因为课程设置的面比较广，有很多理论要深入联系实际，所以，当时要求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人来参加考试。而第一年的39名MBA学员，如今都在担当着重要的管理职位。”周惠兴老师说，“2004年的时候，我曾经做了考察，看到我们的这前三届学生都工作得很好。”
周惠兴最近遇到的是90级的王新民同学——这位曾经是水泥厂的一个工作人员，未毕业时，公司要上市想把他调回去，可他舍不得MBA的学习，于是就跟工厂商量，在他拿到毕业证以后再回去帮助企业做上市。“毕业后，水泥厂的全部上市工作都是由王新民来领导的，这让我感触很深。现在，他已经是那家水泥厂的副董。”
那几年，对王新民这些早期的MBA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好年景。在经济利好和狂飙突进的“国退民进”的浪潮席卷下，那批八十年代时期创立的公司，已经到了具有标志意义的第十个年份，企业就像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年轻人，渴望新生。而这些青春期企业的企业家们，在此之前往往是一些天生敢冒险，同时又注重实际结果的人，富有创造力而无所顾忌。而此时，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制度和管理成为新的瓶颈，他们需要那些会管理的人来帮助他们寻找永恒的辉煌。同时，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也被史无前例地推到风口浪尖上，这场战略性的调整，把方兴未艾的多元化浪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企业快速扩张好时机。
“在这个激情四射的年代，我们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需要大批懂得国外市场经济、了解现在市场经济是怎么运作的人。”周惠兴说，“和很多高校一样，人大的MBA教育最早也是学哈佛的，向国际的商学院学习，合作模式大致是把国内学生送出去，把国际师资请进来。最原始但是却是必要的。”
“而如今，我们不光是学习他们，现在还要找出他们的毛病，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一套更适合中国的办法。”据周惠兴介绍,“下一步的国际化，他们会更加深入，这跟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升有关。中国的企业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这是有道理的，我们需要把经验总结出来，再参照国外的经验进行筛选，跟国外结合起来，形成我们自己工商管理的教育，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工商管理的教育体系。21世纪后，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破，以及生存环境的恶化，都对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企业未来的管理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MBA教育必须适应企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不断创新。”
变革
回过头来看，二十年，MBA教育创造了很多个“第一”：我国第一个专业学位、第一个成立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一个实行入学联考、第一个开展专项教学合格评估工作、第一个按照专业学位类型授予学位、第一个针对特殊群体开设EMBA教育。
到2010年，国内招收工商管理本科的商学院已超过1000多所，招收MBA 的商学院达236所。但数字上的增长带来的并非全是益处，一个广为流传的例子是，早在1999年，获得高盛的500万美元融资后，急欲扩大阿里巴巴营业规模的马云，一口气雇了几十位中外MBA，但接下来的几年，其中95%都因缺乏实际管理技巧而被解聘。
在2010年人民大学MBA二十周年的回顾中，伊志宏说，当时他也在思考，针对这种状况应该怎么培养MBA？
其实不单是他，这二十年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风云变幻，很多高校的MBA教育也在不断做出改变，掀起了一股改革的浪潮。
“这种改革是必然的。过去MBA更注重知识传授，硬性课程占主体，辅以案例教学，但缺少对学生软性技能、品格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伊志宏介绍说，目前海外对中国MBA项目批评比较多的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从知识体系上来讲，原来都是功能化的课程设置，缺乏整合，缺乏对管理问题整体的了解和认识；还有就是缺乏软技能的培养，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等方面的教育；第三个是学生的执行能力也比较薄弱。“针对这几个方面，我们需要对MBA课程做比较系统的改革。目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学校并不太多，因为现在大多数学校的招生都还不错，学校报名都在快速增长。”
2009年，人大开始对MBA项目的课程进行大调整，推出SAIL的计划(即启航计划)，“这四个字母分别包含着价值观、社会道德、商业伦理，更强调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实践能力，同时还强调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因为学生原来的知识背景、工作经验的差异非常大，用原来比较死板、固定的一套教学方案去适应所有学生的需求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提高课程的灵活性，实际上就是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修课，然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工作经验进行差异化选择。这是我们在新的教学培养方案里比较强调的几个方面。例如团队实践项目，就是有点类似咨询项目。让一些学生组一个团队，自己去找企业。之后企业给你提供某一个问题。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给这个企业提供解决方案，最后导师组的老师要对这个咨询方案是否可行做评判，企业家也要做评判，如果评判合格，说明这个项目完成了，学生们就可以拿到学分。”这样的项目，谁都知道该做，但不是谁都能做的。“因为它需要一定得熟悉企业，一定得能给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东西。不是让学生去企业实习，而是让学生去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是要把你的理论和实践完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而实际上，这种案例教学是管理学科商学院用得比较多的一种教学方法，它可以鼓励老师更多了解和调研企业实践，同时让学生也对实践有更多的了解。“从2005年开始，我们就往哈佛商学院派了30多位老师，暑期参加了一个案例教学的项目，学习案例教学的理念和方法，在这个基础上，人大商学院还鼓励老师开发中国自己的案例，”伊宏志说，商学院发展的二十年时间，前十年主要是学习海外的课程体系和内容，后十年开始消化吸收，现在比较欠缺的就是中国自己的案例。目前，中国的商学院都在用哈佛和毅伟商学院的案例，但学生对中国企业案例的需求非常大，“所以我们派老师去哈佛，是为了学习案例的教学方法，学习如何撰写规范的案例。在这个基础上，院内鼓励老师自己开发案例。”
2011年的4月8日，人大学商学院与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在北京举行合作框架协议签字暨合作开发企业案例启动仪式，这次跟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合作开发案例，第一步是作为MBA项目和EMBA项目教学的使用，并促进项目交流，“台湾的学生可以学习大陆企业是怎么做的，大陆学生也可以了解台湾企业的做法”。第二步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研究，比如两岸高科技行业不同的做法，产业发展阶段方面的差异等。
“我们MBA的学生和我们的校友有一个共性，就是四个追求，有人追求酒色财气，有人追求功名权利，我们MBA肯定离不开钱，所以我认为四个追求，即财富、工作、文化和信仰。财富时不在乞讨，工作时不在烦恼，文化时不在争吵，而信仰时不在思考。”伊志宏说，“我们希望，我们做的这种探索为未来的MBA教育有一个引领的作用。在未来，还需要做出突破性、整体性的变革。”
传承
西班牙IE的院长曾经问伊志宏，在北京、清华、人大三家，还有其他的商学院，你们的不同有什么？最主要的差异化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如果说人大商学院的最大的差异化，我认为，我们是中国管理问题的专家。”他的根据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跟企业的联系比较紧密，和两万多名校友——这是从五十年代延续下来的一个传承。” 他解释说，管理学科的特点，一定是要跟企业实践相结合的。管理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中国现在正在崛起，未来中国一定会出更多的世界级的企业家，我们有这么优质做科学研究的土壤，商学院有那么好的基础，因此，人大商学院的愿景是成为中国管理问题专家，培养出更多优秀管理人员。
目前，人大商学院MBA项目学员的平均年龄在28-29岁之间，工作年限是6年左右，“这个数字和90年代相比，可能有所下降，不过其他学校的情况也差不多。 90年代读MBA的学生很多，但大部分带有补课性质，那时还没有EMBA，当时的经贸委MBA在职班，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EMBA。”而6年对于一个人的职业或者是事业发展来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是需要思考要在原单位继续发展、上个台阶还是需要转换的时候。
“人大商学院全日制学生大概有将近一半是希望通过MBA项目转换职业，或者是转换地方。”伊志宏说，“前些年，学生更愿意去外企，但最近这几年，学生更愿意去国企，因为国企的收入待遇提上来了，竞争压力也没有那么大，而且比较稳定。这里面可能有社会的潮流。但我们最希望给学生传递的是，每个人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行业和岗位。我们会帮助学生分析和定位自己，了解自己的兴趣和潜力，而不是盲目跟着社会的潮流走。每个人的成功就是找到适合自己和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我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第一年毕业挣多少钱，而是往后一直的发展。MBA教育到底对他终生的影响有多大，看他的后劲怎么样，是否能持续的往前走，迅速达到他职业发展的目标。我们强调MBA全过程的职业规划，从入学之前到入学中间，一、二、三、四学期的培养课程，毕业以后校友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做职业反馈，我们来给予指导。通过人大MBA培养方式，通过人大MBA的职员和老师体现出人大的MBA项目，做出我们的特色，这是我们核心理念所在。”
伊志宏的期望，是将人大MBA项目做成人大的MBA，一个是区别于人大其他的专业学位，另外一个是区别于外校的MBA项目。而实际上，要想培养未来的引导者，商学院必须比企业看得更远。因此，商学院也需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和社会责任感。
“我希望通过MBA教育，应该对学生有终身影响，而不仅仅是跳板。我们希望，这个学习对学员终生的发展有帮助，学生在若干年以后回想起来，想到母校老师教的课，能在实际中运用而会心一笑。如果是这样，我们觉得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培养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