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凌晨零点20分许，贵州省会城市贵阳，一群“背篼”依旧在繁华的瑞金北路上露宿。
　　这一天最低温度达2度，冷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风一吹便是刺骨的寒冷。56岁的唐大印和46岁的杨朝福，寒夜中没有睡意，两人挨着坐在屋檐下，漫无目的地望着车水马龙的大街。他俩没有抽烟，表情凝重，时不时才说一句话，没有交谈的欢乐。
　　同处中国西南，贵阳“背篼”，和重庆“棒棒”一样，乃是以劳动工具来对职业、对群体进行命名，干的也是在街头揽零工的苦力活。“棒棒”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黄金时期”，就走向衰落，平均年龄55岁，将与历史告别，但“背篼”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老年“背篼”尚未退役，年轻人就马上接上，像官员、富人群体一样，呈代际传递之势。
　　2013年，贵阳已不是当年的贵阳；但2013年的贵州，和30多年前的贵州一样，仍是生产“背篼”的肥沃土壤。
　　在贵阳本地的大学，有很多人对“背篼”进行“学术研究”，包括人类学的描述。但“背篼”远远不止是一个可供研究，可进行人类学描述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代际传递，是30多年来贵州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种滞后效应。

从哪儿来？

　　开了4年出租车的郑师傅，3年前开始留意露宿街头的“背篼”。“他们就在瑞金北路的街边睡，有的还有盖的，有的连盖的都没有。”
　　背篼就是背在背上的兜子，用竹片、藤条等编制而成。背篼不仅用来运送米面、猪草等货物，还可以背小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背篼成了一些贵州农民进城揽活的谋生工具。因露宿街头寒冷，把头躲进背篼里，又变成了御寒的物品。
　　和唐大印、杨朝福一样，年过五旬的丰明刚也是露宿街头：枕着背篼在一家银行营业大厅门口睡觉，身下仅垫着纸板，身上没有盖的。他一说话就闻到酒气，睡前喝小酒已成习惯，也是御寒的方式。他脱掉胶鞋，一双粗老的脚裸在冷风中。“白天走多了，鞋子裹着脚，不舒服，脫掉舒服点。”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东南地区，改革开放已经像火把一样越烧越旺，社会经济结构被慢慢重构。偏居西南内陆的贵州，虽然还在像以往那样封闭，不知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但贫穷的生存逻辑，已经驱使在农村吃不饱饭的农民流动到城市找活做。“背篼”历史性地出卖。
　　丰明刚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当“背篼”。那个时候，他的经济状况可以用“一贫如洗”来描述。“农民卖粮食才有零花钱，这下可惨了，要花钱去买粮食，哪里来的钱？”而在那个时候，贵阳被列为“内陆开放城市”；到城市，到中国东南地区去“打工”的潮流蔓延到了贵州农村。
　　丰明刚的家乡在贵州麻山地区。这一地区以喀斯特地貌，以土地的极度贫瘠闻名于世，同时也是贵州最贫穷的地方之一。种地肯定不如当“背篼”，在吃饱饭、有钱用这一最简单的“利害盘算”下，他告别土地，进城当了专职“背篼”，一年四季，到了春节才回家。
　　20多年的“背篼”生涯，丰明刚几乎是看着贵阳在一天天变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庞大的造城运动，使这个中国最贫穷省份的省会城市具有了“现代化”的特征。房地产业的 “中国第一神盘”花果园楼盘，更是令人惊叹。
　　但这一切似乎和丰明刚没有关系。支配他的，只有生存逻辑，和在城市与农村的简单对比。在他眼中，当“背篼”与拿碗吃饭一样简单，毫无技术门槛。他就依靠这一简单的劳动方式来生活，而且露宿街头也比在农村种地过得好。
　　这似乎够了。

“非正常”的现在

　　在贵阳市民眼中，“背篼”已是一种很正常的存在，它是构成这座城市的等级结构中的一种物质。在心理上，“背篼”嵌入了城市社会的肌体中。排斥、怜悯复杂地组合在一起。
　　按照身份对“背篼”进行界定出现了困难。他们的职业让他们不完全是农民。但他们并非农民工，属于“自雇职业者”，生存状态却像是流浪汉。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但和流浪汉等边缘人不同的是，他们又是城市经济社会在运转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很多东西，在贵阳市民和“背篼”之间是隔膜的。两者的相遇，只是一种身份的对比，或是发生劳务关系。
　　每月花200元，就可以在贵阳的城乡结合部租一小间房，很多“背篼”选择了这样做。但唐大印、杨朝福、丰明刚们却选择了露宿街头。贵阳的冬天极为湿冷。他们以自己的生存逻辑来和这种湿冷进行对抗：节约，或是有找活的机会。
　　“背篼”属于“无固定工作时间”的群体，就是说，干活也包括晚上。
　　瑞金北路就在市西路小商品批发市场附近，有些外省来的货车，通常都在夜里12点以后才抵达贵阳。“在这里睡觉，相当于给自己打广告，老板晚上都会来这里喊人，如果你租房，人家晓得你住哪里？就丢掉生意了。”
　　生存逻辑渗透在他们对自己行为控制的方方面面。和杨朝福一样，张文贵也节衣节食。他每天中午只吃两个馒头，晚上不管路有多远都走路回租住的简易住宿里，为的是省1元公交费。步行还能躲开异样的目光，一身脏衣服上公交，没有人欢迎。有一次雇主叫他到商场搬东西，被保安拦下来。不只一个商场拒绝身份低贱的“背篼”进入，这更强化了他的自卑心理。
　　贵阳是一个高消费城市，支撑着省城有钱人，以及外来客商和他们的身份相应的消费。但这是一个人均收入极低的城市，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420.14元，全国排第32位，低于平均水平。
　　城镇居民如此，“背篼”的月收入更是可以想象。据相关调查，月收入在1200元以上的，最多占到“背篼”群体的2%，月收入在600～800元的“背篼”最多。贵阳一碗粉7元，靠卖体力为生的“背篼”要加粉才能填饱肚子，一天仅吃两碗粉，至少要花20元，即使睡大街一个月也得花六七百元，余下的钱寥寥无几。 　　“背篼”的现在，是一种最粗陋的生存。尤其是和贵阳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比，他们远远地被抛在了过去的年代。

要到哪儿去？

　　这一点不会有疑问：唐大印、杨朝福、丰明刚等老一代 “背篼”，只能像重庆的“棒棒”一样，被自然淘汰了。在未来，不当“背篼”的时候，是他们已经干不动的时候。
　　但当中国社会已经演化到2013年的社会结构，作为一个整体，“背篼”的存在已经不符合人们的直觉：收入如此之低，生存如此粗陋，为什么还有年轻人补上，他们为什么不去进工厂打工？
　　对于这一点，来自惠水县的32岁的杨老四，用摇摇头来回答。
　　2010年，杨老四离开土地，但梦想的翅膀在广东一家电子厂折断：5元钱一个小时，一个月1800元。对于无法融入打工所在地的他来说，与家人天各一方，味道不好受。
　　杨老四在广东干了一年，回到惠水县农村。经过对比，他觉得，纯粹当个农民或“背篼”，或者南下进厂打工，都不如“农忙时回农村干农活，农闲时在城里当‘背篼’”的生存方式好。
　　25岁的杨昌建的回答也是：进厂打工还不如当“背篼”好。他染着栗色头发，是“背篼”群体中年轻的时尚者，在乡镇中学念完初中就不再读书。10年的时间，他的身份在“背篼”和工厂工人之间多次变换，最后作出与杨老四一样的选择。
　　當“背篼”自由，虽然揽不到活儿的时候只能在街头打扑克消磨时间，但精神苦闷的程度，比现代化大机器生产中像螺丝钉一样的工人轻多了。每天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每天不停地重复一样的生活，杨昌建再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初到贵阳当“背篼”时，白天杨昌建羞耻心发作，走街串巷揽活时，时不时就脸红；晚上在大街边露宿时，更是难以入眠。但渐渐他发现，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与他无关，而贫困农村人的逻辑观念是，勤于找钱就是个好青年，“背篼”的职业身份并不影响他谈恋爱和婚姻前程，也就安心做一个“背篼二代”了。
　　想能赚到点钱，同时又自由，贵州贫穷农村里的一些“农二代”，似乎还不适应城镇工厂里对于工人的规训，就像从他们的父辈开始，到他们这一代，仍然在城市中处于边缘的边缘那样。作为“背篼”，他们只是身体进入城市，但在心理上，权利上，福利上，他们并没有清晰的意识。
　　贫穷、不适应劳动密集型的工厂体制，决定了很多人在生存手段选择上的狭窄，同时也决定了在贵州农村，在贵阳这座城市，“背篼”还要源源不断地进行代际生产。
　　30年来，除了表示一下关怀，似乎在权利上，福利上，城市无法做得更多。因为他们连“农民工”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