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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凌晨零点20分许,贵州省会城市贵阳,一群“背篼”依旧在繁华的瑞金北路上露宿。
这一天最低温度达2度,冷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风一吹便是刺骨的寒冷。56岁的唐大印和46岁的杨朝福,寒夜中没有睡意,两人挨着坐在屋檐下,漫无目的地望着车水马龙的大街。他俩没有抽烟,表情凝重,时不时才说一句话,没有交谈的欢乐。
同处中国西南,贵阳“背篼”,和重庆“棒棒”一样,乃是以劳动工具来对职业、对群体进行命名,干的也是在街头揽零工的苦力活。“棒棒”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黄金时期”,就走向衰落,平均年龄55岁,将与历史告别,但“背篼”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老年“背篼”尚未退役,年轻人就马上接上,像官员、富人群体一样,呈代际传递之势。
2013年,贵阳已不是当年的贵阳;但2013年的贵州,和30多年前的贵州一样,仍是生产“背篼”的肥沃土壤。
在贵阳本地的大学,有很多人对“背篼”进行“学术研究”,包括人类学的描述。但“背篼”远远不止是一个可供研究,可进行人类学描述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代际传递,是30多年来贵州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种滞后效应。
从哪儿来?
开了4年出租车的郑师傅,3年前开始留意露宿街头的“背篼”。“他们就在瑞金北路的街边睡,有的还有盖的,有的连盖的都没有。”
背篼就是背在背上的兜子,用竹片、藤条等编制而成。背篼不仅用来运送米面、猪草等货物,还可以背小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背篼成了一些贵州农民进城揽活的谋生工具。因露宿街头寒冷,把头躲进背篼里,又变成了御寒的物品。
和唐大印、杨朝福一样,年过五旬的丰明刚也是露宿街头:枕着背篼在一家银行营业大厅门口睡觉,身下仅垫着纸板,身上没有盖的。他一说话就闻到酒气,睡前喝小酒已成习惯,也是御寒的方式。他脱掉胶鞋,一双粗老的脚裸在冷风中。“白天走多了,鞋子裹着脚,不舒服,脫掉舒服点。”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东南地区,改革开放已经像火把一样越烧越旺,社会经济结构被慢慢重构。偏居西南内陆的贵州,虽然还在像以往那样封闭,不知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但贫穷的生存逻辑,已经驱使在农村吃不饱饭的农民流动到城市找活做。“背篼”历史性地出卖。
丰明刚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当“背篼”。那个时候,他的经济状况可以用“一贫如洗”来描述。“农民卖粮食才有零花钱,这下可惨了,要花钱去买粮食,哪里来的钱?”而在那个时候,贵阳被列为“内陆开放城市”;到城市,到中国东南地区去“打工”的潮流蔓延到了贵州农村。
丰明刚的家乡在贵州麻山地区。这一地区以喀斯特地貌,以土地的极度贫瘠闻名于世,同时也是贵州最贫穷的地方之一。种地肯定不如当“背篼”,在吃饱饭、有钱用这一最简单的“利害盘算”下,他告别土地,进城当了专职“背篼”,一年四季,到了春节才回家。
20多年的“背篼”生涯,丰明刚几乎是看着贵阳在一天天变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庞大的造城运动,使这个中国最贫穷省份的省会城市具有了“现代化”的特征。房地产业的 “中国第一神盘”花果园楼盘,更是令人惊叹。
但这一切似乎和丰明刚没有关系。支配他的,只有生存逻辑,和在城市与农村的简单对比。在他眼中,当“背篼”与拿碗吃饭一样简单,毫无技术门槛。他就依靠这一简单的劳动方式来生活,而且露宿街头也比在农村种地过得好。
这似乎够了。
“非正常”的现在
在贵阳市民眼中,“背篼”已是一种很正常的存在,它是构成这座城市的等级结构中的一种物质。在心理上,“背篼”嵌入了城市社会的肌体中。排斥、怜悯复杂地组合在一起。
按照身份对“背篼”进行界定出现了困难。他们的职业让他们不完全是农民。但他们并非农民工,属于“自雇职业者”,生存状态却像是流浪汉。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但和流浪汉等边缘人不同的是,他们又是城市经济社会在运转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很多东西,在贵阳市民和“背篼”之间是隔膜的。两者的相遇,只是一种身份的对比,或是发生劳务关系。
每月花200元,就可以在贵阳的城乡结合部租一小间房,很多“背篼”选择了这样做。但唐大印、杨朝福、丰明刚们却选择了露宿街头。贵阳的冬天极为湿冷。他们以自己的生存逻辑来和这种湿冷进行对抗:节约,或是有找活的机会。
“背篼”属于“无固定工作时间”的群体,就是说,干活也包括晚上。
瑞金北路就在市西路小商品批发市场附近,有些外省来的货车,通常都在夜里12点以后才抵达贵阳。“在这里睡觉,相当于给自己打广告,老板晚上都会来这里喊人,如果你租房,人家晓得你住哪里?就丢掉生意了。”
生存逻辑渗透在他们对自己行为控制的方方面面。和杨朝福一样,张文贵也节衣节食。他每天中午只吃两个馒头,晚上不管路有多远都走路回租住的简易住宿里,为的是省1元公交费。步行还能躲开异样的目光,一身脏衣服上公交,没有人欢迎。有一次雇主叫他到商场搬东西,被保安拦下来。不只一个商场拒绝身份低贱的“背篼”进入,这更强化了他的自卑心理。
贵阳是一个高消费城市,支撑着省城有钱人,以及外来客商和他们的身份相应的消费。但这是一个人均收入极低的城市,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420.14元,全国排第32位,低于平均水平。
城镇居民如此,“背篼”的月收入更是可以想象。据相关调查,月收入在1200元以上的,最多占到“背篼”群体的2%,月收入在600~800元的“背篼”最多。贵阳一碗粉7元,靠卖体力为生的“背篼”要加粉才能填饱肚子,一天仅吃两碗粉,至少要花20元,即使睡大街一个月也得花六七百元,余下的钱寥寥无几。 “背篼”的现在,是一种最粗陋的生存。尤其是和贵阳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比,他们远远地被抛在了过去的年代。
要到哪儿去?
这一点不会有疑问:唐大印、杨朝福、丰明刚等老一代 “背篼”,只能像重庆的“棒棒”一样,被自然淘汰了。在未来,不当“背篼”的时候,是他们已经干不动的时候。
但当中国社会已经演化到2013年的社会结构,作为一个整体,“背篼”的存在已经不符合人们的直觉:收入如此之低,生存如此粗陋,为什么还有年轻人补上,他们为什么不去进工厂打工?
对于这一点,来自惠水县的32岁的杨老四,用摇摇头来回答。
2010年,杨老四离开土地,但梦想的翅膀在广东一家电子厂折断:5元钱一个小时,一个月1800元。对于无法融入打工所在地的他来说,与家人天各一方,味道不好受。
杨老四在广东干了一年,回到惠水县农村。经过对比,他觉得,纯粹当个农民或“背篼”,或者南下进厂打工,都不如“农忙时回农村干农活,农闲时在城里当‘背篼’”的生存方式好。
25岁的杨昌建的回答也是:进厂打工还不如当“背篼”好。他染着栗色头发,是“背篼”群体中年轻的时尚者,在乡镇中学念完初中就不再读书。10年的时间,他的身份在“背篼”和工厂工人之间多次变换,最后作出与杨老四一样的选择。
當“背篼”自由,虽然揽不到活儿的时候只能在街头打扑克消磨时间,但精神苦闷的程度,比现代化大机器生产中像螺丝钉一样的工人轻多了。每天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每天不停地重复一样的生活,杨昌建再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初到贵阳当“背篼”时,白天杨昌建羞耻心发作,走街串巷揽活时,时不时就脸红;晚上在大街边露宿时,更是难以入眠。但渐渐他发现,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与他无关,而贫困农村人的逻辑观念是,勤于找钱就是个好青年,“背篼”的职业身份并不影响他谈恋爱和婚姻前程,也就安心做一个“背篼二代”了。
想能赚到点钱,同时又自由,贵州贫穷农村里的一些“农二代”,似乎还不适应城镇工厂里对于工人的规训,就像从他们的父辈开始,到他们这一代,仍然在城市中处于边缘的边缘那样。作为“背篼”,他们只是身体进入城市,但在心理上,权利上,福利上,他们并没有清晰的意识。
贫穷、不适应劳动密集型的工厂体制,决定了很多人在生存手段选择上的狭窄,同时也决定了在贵州农村,在贵阳这座城市,“背篼”还要源源不断地进行代际生产。
30年来,除了表示一下关怀,似乎在权利上,福利上,城市无法做得更多。因为他们连“农民工”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