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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最高形态，难度最大，但一旦形成，其影响力极其深远。
G20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物，也标志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起性崛起。
之前，全球治理的重要机制有两类，一类是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另一类是高门槛的富人俱乐部，即七国集团（G7）以及八国集团（G8）。前一类机制的关注焦点主要是安全秩序问题，后一类机制的关注焦点主要是经济规则问题。
作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G20具有显著的包容性特征，其成员既包括发达经济体，又有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G20峰会的主要作用就在于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全球经济治理问题进行公平开放及具有建设性的讨论和沟通，但其短板是不够机制化，如缺乏秘书处等常设结构、达成的共识缺乏效力等。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联通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桥梁。在实践中，中国不接受G2，而积极支持G20，表现出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崇多边主义和制度主义，强调多元主体对国际社会的合作管理，目的是实现全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
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主要表现为大国之间的战略互疑高于战略互信。普遍认为“怀疑值得信任的人固然不好，但信任值得怀疑的人则更糟”这种看法有代表性。
在国际关系中乃至人际关系中，战略互疑要比战略互信容易得多，但是在国际社会的艰难时期，战略互疑则具有普遍危害性且具强烈的传染性，相互怀疑、疑虑和猜忌的情绪不仅在大国之间蔓延，也在大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发展中国家之间渗透。
“瓶颈期”的具体表现，一是内向性增强，许多国家被层出不穷的国内事务缠身，参与全球治理的“抱负”和能力锐减，其社会精英的突出感受是“紧急、突发的事情总是冲击重要的事情”，所有人都在疲于应付；
二是排他性增强，安全困境现象螺旋式上升，不少国家变得敏感、偏激甚至脆弱，认为他国的权力变化将会直接影响自身的安全与相对收益，因此外交行为变得具有鲜明的排他性；
三是正向要素的流动性减弱，在国际社会，当资本、人才、知识等正向要素的流动性减弱的时候，民粹主义、军备竞赛等负向要素的流动性就会增强，前后两种流动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另一方面，诸多原因导致“黑天鹅现象”频发。201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欧洲“难以遏制”的移民潮、英国“难以意料”的退欧公投、土耳其“意外又意料之中”的军事政变、法德“惊心动魄”的恐怖袭击事件等，使国际社会处于稳定与动荡的临界点，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民众不安、不满的情绪广泛蔓延。
因此，有人认为欧洲一体化等全球治理尝试名存实亡。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关注中国，认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压舱石，中国是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关键国家。
无论是G20还是中国，都需要在充分互动中精确地把脉世界，为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开出良方，增强国际社会的定力与正能量。
分享中国红利和经验
2016年9月，中国拉开G20主场大幕，这被外界认为是中国首次主持与主导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
最近几年，欧洲可能是最早希望与中国进行全球治理合作的区域。欧洲政要普遍认为，中国拥有全球角色，是全球治理的支柱国家。欧洲领导人对目前的欧洲状况有消极情绪，认为欧洲的竞争力在下降。
意大利前总统纳波利塔诺指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核心国家之一，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都共享着中国发展的成就。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很大，中国脱贫的规模和难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未来，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将非常关注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全球冲突，关注中国政府如何将经济发展控制在正常状态。
不少欧洲人士表示，经济“新常态”这个概念很好，对欧洲国家也有借鉴意义。“新常态”对中国而言是今后五年保持6.5%左右的经济增长，而“新常态”在欧洲意味着要避免负增长。
国际社会不仅希望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也非常关注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如经济特区、自贸区等“以点带面”的发展模式。“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是“互联互通”，联通的目的是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避免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和保守主义的本地化。
如果把世界经济比作人的肌体，那么贸易和投资就是血液。如果气滞血瘀，难畅其流，世界经济就无法健康发展。因此，重振贸易和投资，让世界经济这两大引擎重新有效转动起来，是二十国集团工作的重点，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焦点，双方不谋而合、一拍即合。
从改变格局到重建秩序
公共产品供给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公共产品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物质性公共产品、理念性公共产品、制度性公共产品。
具体来说，物质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最好是企业，理念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最好是专家学者，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最好是政府。每个层次都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合力。
很长时期，中国人提供的主要是物质性公共产品，如帮助其他国家修路、造桥、供电等，是在物质性需求层面的供给。
例如，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维和行动主要出兵国和出资国之一。为支持和加强维和行动，中国宣布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
再如，2015-2020年，中国将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中国还将向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部署首支直升机分队等等。
但物质性供给类公共产品的主要特点是给国际社会提供人、财、物等方面的物质性支持，主要功能是有助于打造“利益共同体”。
理念性公共产品，则主要是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有效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难题，发挥“说服性”的效力。
例如，几十年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引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已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所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等理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新时期，中国如何提供新的理念以赢得尊重呢？G20峰会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这四个词的英文分别是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组成“4个I”，传递的是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困境的理念。
制度性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最高形态，难度也最大，其本质是对游戏规则的塑造与完善。
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世界格局是主要政治力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制约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一种力量对比态势。国际秩序简单地说就是游戏规则，是国家相处之道。就中国而言，综合实力的提升已经改变了当今的国际格局，但尚未从根本上触及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塑造的游戏规则。
中国的游戏规则包括：伙伴关系体系（强调经济合作、人文交流）、“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理念等。从目前看中国对游戏规则（秩序）的解构能力显然强于建构能力。因此，中国在未来会积极利用G20等多边平台补足制度性公共产品的软肋，真正打造令人信服的“命运共同体”。
G20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物，也标志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起性崛起。
之前，全球治理的重要机制有两类，一类是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另一类是高门槛的富人俱乐部，即七国集团（G7）以及八国集团（G8）。前一类机制的关注焦点主要是安全秩序问题，后一类机制的关注焦点主要是经济规则问题。
作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G20具有显著的包容性特征，其成员既包括发达经济体，又有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G20峰会的主要作用就在于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全球经济治理问题进行公平开放及具有建设性的讨论和沟通，但其短板是不够机制化，如缺乏秘书处等常设结构、达成的共识缺乏效力等。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联通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桥梁。在实践中，中国不接受G2，而积极支持G20，表现出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崇多边主义和制度主义，强调多元主体对国际社会的合作管理，目的是实现全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
全球治理进入“瓶颈期”，主要表现为大国之间的战略互疑高于战略互信。普遍认为“怀疑值得信任的人固然不好，但信任值得怀疑的人则更糟”这种看法有代表性。
在国际关系中乃至人际关系中，战略互疑要比战略互信容易得多，但是在国际社会的艰难时期，战略互疑则具有普遍危害性且具强烈的传染性，相互怀疑、疑虑和猜忌的情绪不仅在大国之间蔓延，也在大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发展中国家之间渗透。
“瓶颈期”的具体表现，一是内向性增强，许多国家被层出不穷的国内事务缠身，参与全球治理的“抱负”和能力锐减，其社会精英的突出感受是“紧急、突发的事情总是冲击重要的事情”，所有人都在疲于应付；
二是排他性增强，安全困境现象螺旋式上升，不少国家变得敏感、偏激甚至脆弱，认为他国的权力变化将会直接影响自身的安全与相对收益，因此外交行为变得具有鲜明的排他性；
三是正向要素的流动性减弱，在国际社会，当资本、人才、知识等正向要素的流动性减弱的时候，民粹主义、军备竞赛等负向要素的流动性就会增强，前后两种流动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另一方面，诸多原因导致“黑天鹅现象”频发。201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欧洲“难以遏制”的移民潮、英国“难以意料”的退欧公投、土耳其“意外又意料之中”的军事政变、法德“惊心动魄”的恐怖袭击事件等，使国际社会处于稳定与动荡的临界点，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民众不安、不满的情绪广泛蔓延。
因此，有人认为欧洲一体化等全球治理尝试名存实亡。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关注中国，认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压舱石，中国是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关键国家。
无论是G20还是中国，都需要在充分互动中精确地把脉世界，为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开出良方，增强国际社会的定力与正能量。
分享中国红利和经验
2016年9月，中国拉开G20主场大幕，这被外界认为是中国首次主持与主导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
最近几年，欧洲可能是最早希望与中国进行全球治理合作的区域。欧洲政要普遍认为，中国拥有全球角色，是全球治理的支柱国家。欧洲领导人对目前的欧洲状况有消极情绪，认为欧洲的竞争力在下降。
意大利前总统纳波利塔诺指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核心国家之一，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都共享着中国发展的成就。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很大，中国脱贫的规模和难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未来，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将非常关注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全球冲突，关注中国政府如何将经济发展控制在正常状态。
不少欧洲人士表示，经济“新常态”这个概念很好，对欧洲国家也有借鉴意义。“新常态”对中国而言是今后五年保持6.5%左右的经济增长，而“新常态”在欧洲意味着要避免负增长。
国际社会不仅希望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也非常关注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如经济特区、自贸区等“以点带面”的发展模式。“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是“互联互通”，联通的目的是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避免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和保守主义的本地化。
如果把世界经济比作人的肌体，那么贸易和投资就是血液。如果气滞血瘀，难畅其流，世界经济就无法健康发展。因此，重振贸易和投资，让世界经济这两大引擎重新有效转动起来，是二十国集团工作的重点，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焦点，双方不谋而合、一拍即合。
从改变格局到重建秩序
公共产品供给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公共产品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物质性公共产品、理念性公共产品、制度性公共产品。
具体来说，物质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最好是企业，理念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最好是专家学者，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最好是政府。每个层次都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合力。
很长时期，中国人提供的主要是物质性公共产品，如帮助其他国家修路、造桥、供电等，是在物质性需求层面的供给。
例如，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维和行动主要出兵国和出资国之一。为支持和加强维和行动，中国宣布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
再如，2015-2020年，中国将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中国还将向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部署首支直升机分队等等。
但物质性供给类公共产品的主要特点是给国际社会提供人、财、物等方面的物质性支持，主要功能是有助于打造“利益共同体”。
理念性公共产品，则主要是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有效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难题，发挥“说服性”的效力。
例如，几十年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引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已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所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等理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新时期，中国如何提供新的理念以赢得尊重呢？G20峰会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这四个词的英文分别是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组成“4个I”，传递的是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困境的理念。
制度性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最高形态，难度也最大，其本质是对游戏规则的塑造与完善。
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世界格局是主要政治力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制约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一种力量对比态势。国际秩序简单地说就是游戏规则，是国家相处之道。就中国而言，综合实力的提升已经改变了当今的国际格局，但尚未从根本上触及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塑造的游戏规则。
中国的游戏规则包括：伙伴关系体系（强调经济合作、人文交流）、“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理念等。从目前看中国对游戏规则（秩序）的解构能力显然强于建构能力。因此，中国在未来会积极利用G20等多边平台补足制度性公共产品的软肋，真正打造令人信服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