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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风雅颂》主人公杨科形象进行解读，深刻地揭示了“学术”与权力、金钱及性之于杨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关系，并由此思考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呼吁加快对当今以官本位为特征的高校教育体制的改革。
关键词：知识分子；权力；金钱；性
阎连科是当代作家中罕见的与难得的对当代社会坚持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代表作《丁庄梦》、《受活》、《坚硬如水》、《为人民服务》等小说一问世，便引起热议并启发读者对我们所身处其中的社会的深入思考。在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风雅颂》中，他把锐利的批判的目光转向了曾经被视为“清水衙门”“超越功利”的高等学校，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精神萎缩、人格分裂的高校知识分子形象杨科。杨科的人格精神之畸形蜕变发人深省引人深思。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概念，远远不是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说的以“局外人”、“业余者”、“边缘人”身份敢于“搅挠现状的”和“对权势说真话的人”，而是从其学历看是受过高等教育和从事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教师、作家、记者、研究人员等人。如果说前者的“知识分子”概念是狭义的和如今已越来越少的话，那么后者即广义的仅从学历和职业分工上所指认的知识分子如今已越来越多了。《风雅颂》作者对其主人公清燕大学副教授、《诗经》研究专家杨科乃至副校长李广智、杨科之妻赵茹萍等人物所用的“知识分子”概念皆为这广义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一个高学历，都是大学本科以上毕业又都在高等院校教书作科学研究，还都获得过或正在努力地想方设法获得各种级别的专家学者头衔的知识分子。不过在阎连科心目中，还是有一个萨义德所说的那种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而敢于“搅挠现状”和“对权势说真话”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价值标准的。也就是说，他认为他所塑造的杨科这样的知识分子距离那种狭义的在我看来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还很远很远。这也正是阎连科《风雅颂》之批判激情之源泉和我们大家有待实现的价值目标。
《风雅颂》之话语方式一如既往，即那种阎连科式的不留余地的尖锐和犀利，只不过比起以往更加尖锐犀利和不留余地。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看了《风雅颂》初稿的人对他说“阎连科，你朝中同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的原因。他自然还是现实主义的，只不过这里的“现实主义”前面，被恰当地加上了“中国荒诞”这四个字的定语，而成为“中国荒诞现实主义”。那么，什么是荒诞?荒诞现实主义与不荒诞的现实主义关系如何?对此，阎连科本人也作了回答，那就是在《后记三章》中的“不存在的存在”与“不真实的真实”。他认为，这样的“存在和真实”，是“上苍给我的一次文学上天门初开的启悟”。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或以这些问题为中心，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风雅颂》主人公杨科这个人物进行一次重新编码的解读，其贯彻全篇的编码的关系式，便是“学术”与权力、金钱及性之于杨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也正是本文标题所示：“当‘学术’遭遇权力、金钱与性”的时候生活在高校里的知识分子已经如何和可能如何，从而说明当今以官本位为特征的高校体制改革是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一
当今社会，权力以及与权力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的三位一体的金钱和性。对社会生活包括高校生活的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掌控，已经强有力地影响甚至主宰了当代人的生活。这种影响和主宰一般来说是隐形的和不易觉察的，但在某些时候某些地点的某些场合，则是显形的和能够觉察的。作为生活反映的艺术虚构体小说，难道不应该把那些隐形的和不易觉察的社会生活现象艺术地集中和提升起来，使隐形变为显形，使那些不那么强烈人们习焉不察的现象在读者的阅读中变得鲜明集中和强烈吗?《风雅颂》开端那个被作者重复了两遍的杨科提着耗时5年终于完成的《风雅之颂》书稿，由古代文学教研室回到了自己的家，却遭遇到自己的妻子赵茹萍与当时还是副校长的教授、博导李广智同床共枕偷欢取乐的尴尬场面，便是一个非常鲜明强烈和集中的学术遭遇权力、金钱与性的场面。包括教学与科研在内的“学术”，本为高校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杨科作为他的家乡耙耧山脉解放几十年才考上的“皇城最好的大学清燕大学”的第一位大学毕业生，对于这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的教学和科研是不敢也不会怠慢的。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他已经在这里读书教书20年，已由讲师提升为副教授了。现在他的科研成果《风雅之颂》已经完成，出版之后升为正教授，应该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却在此时此地遭遇到如此让他不知所措的场面：他的已结婚十几年的妻子影视系正教授赵茹萍与管教学与科研的“副部级”干部李广智通奸被他不期而遇地撞上了，这个不期而遇的“撞上”，可以名之为“学术”与“权力、金钱、性”四者的“面对面”，是一个过去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场面，正等待着与要求着三位当事人的难以逃避的“面对”。杨科看着妻子和李广智“有几分唐突和仓促”的表情，看着他们慌忙地“同时去抓床头的枕巾遮盖身子”时，内心“觉得我回来得不算恰如其分，遇不逢时”，“有些不安和内疚”，并且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写完这部专著我就回来了，我应该先打一个电话的，应该先给你们打一声招呼再进来”。杨科这样说也还算合情合理，因为他目睹这一对男女的目光“黯淡而忧伤，仿佛被俘的两个士兵，在望着一管黑洞洞的枪口”。这让他感到“有些不安和内疚”。这里既表现了杨科作为一个高校知识分子内心的善良与软弱。也表现了“权力”的强大及其对杨科的威慑力。试想如果不是李广智这个名字所代表和拥有的权力，如果把李广智换成一名普通高校教师，那将完全可能是另一番景象。这也说明这时的杨科已经学会了“看人下菜碟”，知道对于强者与弱者要“分别对待”。小说写到后面，同一个杨科面对自己所喜欢的小敏与无权无势的李木匠的洞房之夜，竟然闯进去掐死了新郎李木匠。这自然有些荒诞，却也透露出杨科内心深处对权势者李校长的恐惧心理和对弱者李木匠的强权心理。果然，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李广智开门见山向杨科摊出了“交换条件”：“杨副教授，你放心，今年内我把你的副教授晋升为教授行不行?”“还有，我保证年底报批你为国家级的模范学者。评上模范学者了，奖金是五万元”。“如果你想当你们教研室的主任或副主任，我还会尽我所能帮助你”。手中握有权力的李广智竟一口气开出了三个不可谓不优厚的条件，既有职称晋升也有最高等级国家级的模范学者荣誉称号，还有数额不菲的金钱，这也正是“权力的效应”。以权力所拥有的官职地位、职称和金钱交换对杨科妻子的性占有特权。面对这实实在在权力的“利诱”，杨科的心情复杂难言。一方面，他还相信凭着自己5年心血的结晶《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研究》，就可以升正高当博导，李广智开出 的条件对于此时的他还没有多大的诱惑力。另一方面，他以为自己此时最迫切的愿望是妻子和李广智副校长改邪归正而他以后不再看到这样的对一个男人和丈夫最不体面的场面。这说明在他的意识里。还保持着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尊严。可是出人意料的也让人一下难以理解的“荒诞”的是，杨科在说出自己的专著完成了不愁正高职称模范学者称号等等之后。竟然反过来向李广智及妻子跪地求情，乞求他们“下不为例”。下面的一段杨科自叙在小说中重复出现两次，是杨科作为高校知识分子被权力所驯服所威慑的性格命运的起点。也是他个人作为“学术”有成的知识分子面对“权力、金钱与性”三位一体的“大联盟”时的“开场白”：
……(我)说李副校长，你要从心里觉得你错了，觉得对不起我杨科，要真心实意悔改了，我有三件事情你们为我帮个忙——一是我思想不解放，请你们两个下不为例，好不好?二是我观念不新，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说着我朝前挪几步，晴天霹雳地朝他跪下去(我跪得猛烈而有力，像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然后抬头看着他，看着惊在一边的我的妻子赵茹萍。我泪流满面地重复说，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义，一是请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二是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三是我向你们跪下来，请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
读到这里，我的脑子里开始闪现出一个阿Q的子孙的形象。作为继承了阿Q可怜的精神胜利法遗传基因的阿Q的后代，杨科性格的主导倾向是对权力的恐惧和因恐惧而驯服，就像阿Q因为赵太爷姓赵而他便不敢姓赵一样，杨科面对权力占有者李广智的夺妻之辱，却不但不敢反抗而且反过来向他们屈膝求情，请求他们可怜可怜他而“下不为例”。事情就这样被荒诞地反了过来。这正是阎连科为杨科这样的高校知识分子阿Q荒诞性格所设计的一个权力恐惧症之一个极端化的也是陌生化的表现手法。而极端化与陌生化，也正是“荒诞现实主义”表现生活真实的一种以夸张、极端等貌似“不真实”而获得荒诞的真实感的表现手法。正如他自己所概括的“不存在的存在”和“不真实的真实”，是对“荒诞”与“真实”与“现实主义”关系的准确的理论概括。后来杨科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李广智校长带头以举手表决的“民主程序”送进了校精神病院，也属于这种以荒诞夸张手法而达到的艺术的真实。对此，有论者认为杨科是“被精神病”。被谁?自然是被强大的权力占有者和权力与金钱、性三位一体的牢固联盟。
杨科再一次回到清燕大学回到自己与妻子赵茹萍的家，已是他从耙耧山脉回来之后，这时小说也到了最后结尾的时候了。时间虽然只过了一年多。可这里已是今非昔比换了人间。李广智已是正部级的清燕大学主管教学科研的一把手正校长，赵茹萍升为影视艺术系主任，靠着一本改头换面抄袭杨科的《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手稿的“专著”《家园之诗》，得了一个国家级的“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称号，奖给了一套五室三厅的学校“高知专家楼”，赵、李二人冠冕堂皇地以不是夫妻的夫妻的方式住在了一起。杨科走进这套新居，这里没有了他的床没有了他的书桌。他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在清燕大学没有了立足之地的失败者。就在这个时候，阎连科让他的杨科，再遭遇一次与权力(而且是更大的权力)、金钱(而且是更多的金钱)和性(而且是更明目张胆的性)的“面对面”，让这个阿Q在一个个正襟危坐的庄严的校务委员会上表演了最后一次的“三个请求”，只是这次没有下跪：他把已是“人家的屋子里”的那本“赵茹萍著李广智主编”的装潢豪华的抄袭之作，还有可以证明二人通奸的证据通通放在一个白色塑料袋里装进他的旅行袋，向着“正部级”的李广智正校长主持的校务领导会议进军。他这时有一种“英雄感”：“这时候我就石破天惊地进去了”，“顶天立地地站在他们面前”。可他气壮如牛却又胆小如鼠。在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发言机会时，他却鬼使神差地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宣传诉说他在“诗经古城”的了不起的“新发现”，并且也提出了他的与上次三个“好不好”相仿的三点要求。一是这个诗经古城要以我杨科的名字命名，二是成立一个由他当所长的诗经学研究所，直招诗经研究生博士生，三是要求校方把他的成就荐报诺贝尔奖委员会，他将把全部奖金捐给学校作为清燕大学学术奖的基金和奖金!他只敢拿“学术”说事，以“学术”之名为自己捞取梦寐以求的名和利。这也就同时暴露出杨科自己的功利心和虚荣心，说明“学术”之于他，也不过是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已。在他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演说过程中，曾数次把手伸向旅行包中“李广智与赵茹萍通奸作案的那包证据”，可最终还是没有勇气拿出来。结果是在李广智的主持下，又一次举手表决。全体通过把杨科教授调到精神病院!杨科作为高校知识分子、教授、专家竟有了两次“被精神病”的殊荣。接着便是赵茹萍提出与他离婚，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签字时还指出协议书上面错了两个标点符号三个字!
这就是李广智赵茹萍所代表的权力／金钱／性三位一体的“胜利大团圆”。他们战胜了“学术”战胜了杨科。杨科作为失败者，没有如阿Q那样被砍头前还嫌自己的圆圈画得不圆，而是正确地指出了两个错了的标点符号和三个错别字，也算是他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最后的精神胜利法的“胜利”吧。
二
构成《风雅颂》主人公杨科作为一个失败的小人物叙事情节的，有两个大的活动空间：一个是清燕大学，另一个是他从精神病院逃往的他的家乡耙耧山脉，而且后者所占篇幅远远大于前者。阎连科在《风雅颂·后记三章》中说：小说原来的名字就叫《回家》，只是看了初稿的朋友们认为不妥，替他改为《风雅颂》。这个改动是正确的。杨科回到家乡“耙耧山脉”这部分在全书中占有至少不次于“清燕大学”这部分的分量。但两个部分合起来，才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杨科。相关评论一般来说却把二者割裂开来，只说其一不说其二，即使说到他的家乡，也将其误读为以往知识分子的思乡病和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其实，这里的耙耧山脉尽管是他梦魂萦绕的家乡，但等他一旦回到这个家乡，已是此乡非彼乡了。阎连科对这个家乡人文环境的捕写，为我们描绘出另一个“当‘学术’遭遇权力、金钱与性”四位一体的乡村版，并在这个“乡村版”的环境中深化与扩展了主人公杨科的作为阿Q后代的精神性格的另一面。即在有权有势有钱的强者面前他是驯顺的“绵羊”，而在无权无势无钱的绵羊似的弱者面前，他先是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后来又变成了毫不讲道理的任意而行的“虎狼”。这二者的转换过程。内含着复杂而丰富的人的心理机制。阎连科把这一变动中的人物心理，写得合情合理、荒诞而又真实。杨科从清燕大学精神病院逃往家乡耙耧山脉寺前村，却撒谎说是学校派他来出差，到家乡“诗经古城”来做“学术考察”。他的父母在他到京城大学读书后已相继去世，所住房屋倒塌，乡亲们把他家房屋的石头瓦块也拿走了，说是因为他家出了全村第一个至今也还是唯一一 个在“皇城里最好的大学读书教书”的大学生、大学教授，说明他家“风水好”。于是就凭着这样一个在家乡罕见的知名知识分子的“学术身份”，在清燕大学已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被精神病”的杨科，在这里却成了众星捧月般的“学术明星”。家长们纷纷把正在上学的孩子们领到他面前让他“摸头”，说是他摸一摸孩子的头考试成绩就能上到前二三名，中学毕业一定能考上好大学。结果却是这些孩子们不仅仍然没有一个考上大学，学习成绩也下降了。在“天堂街”那些生活贫困的农民家庭的以卖淫为生的“小姐”们面前，他先是以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救世主面目，施舍给她们一百、二百、三百不等的金钱而“一动也不动她们的身子”，奉劝她们“不要做这一行好不好”?以至耙耧山脉的乡民们个个以仰视的崇拜的眼光看他，“把他和世界都浸泡得神魂颠倒、志昏意迷”。他渐渐觉得自己真的了不起而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最终出人意料地以杀人犯的身份逃离了家乡。杨科在家乡耙耧山脉的当“学术”遭遇权力、金钱、性的“乡村版”里的“学术”，已不是指他的学术著作《风雅之颂》了，而是指杨科本人的自以为“人上人”也被乡民们看做是“人上人”的“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这一学术头衔。“学术”在这里所遭遇到的权力、金钱与性的“三合一”，首先是遭遇到性：已经商业化、市场化的天堂街公开卖淫的小姐们所代表的更多更滥的“性”和“性”背后更多更滥的“钱”。至于“权力”，在这里已和杨科被乡亲们所仰慕的“学术身份”合二为一，他的高居于乡民们之上的令人仰慕的“教授”、“专家”学术头衔本身也成为了权力，成了他以为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的特权，就像那个清燕大学校长以为自己有霸占杨科妻子赵茹萍的性特权一样。他后来凭借这种权力杀死了他初恋情人玲珍的女儿小敏的新郎李木匠，便是这种他以为的自己高于家乡农民的学术身份所拥有的特权思想使他“神魂颠倒、志昏意迷”的结果。
杨科与他的乡村恋人玲珍20年间的爱情悲剧、是当代社会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贫富差别以及当今性开放性淫乱的恶性的和极端化的发展的恶果。两个农村少年青梅竹马的情谊，突然南于杨科考上了“皇城根”清燕大学而终结，二人后来在北京城和耙耧山脉各自都结了婚。后来玲珍的丈夫孙林出车祸惨死，而杨科因妻子赵茹萍与校长李广智通奸其婚姻已经破裂。杨科在这个时候回到耙耧山脉，是有可能与玲珍重续前缘的。一辈子只爱杨科一个人的玲珍也抱有这个幻想。可是杨科却对玲珍很冷淡也可以说是无情无义。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杨科的“身份”如今已鸟枪换炮今非昔比成为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了，而玲珍仍然没有文化识字不多门不当户不对。二是杨科在近距离中发现四十几岁的玲珍已经人老珠黄无可挽回地老了。玲珍曾两次向杨科表示他们曾订过婚可因为你上了大学“我没能把身子给了你”，“现在你来了”，“我真想把自己身子给了你”，可杨科却装聋卖哑假装没听见。要过年了，杨科试探地往清燕大学家中挂了个电话，电话中却传来了李广智的声音。这一对男女一如既往根本无视他的存在。杨科决定不回家了就在对他已有了难以抗拒的诱惑力的天堂街与十多个“小姐”一起过年。可是却贴告示欺骗乡亲们主要是欺骗玲珍说学校领导要他在一个重要会议上作重点发言所以他要回家了。于是他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天堂街的天堂旅馆”，和16个“小姐”痛痛快快荒淫无度地度过了从腊月二十九到大年初六整整八天的“年”。小姐们一个一个从向杨教授裸体拜年开始，到大年初六小姐们与杨科“师生一场、夫妻一场、情人一场”之后而结束，说是回报杨教授对她们的恩情。杨科这一下子以他的戴过博士帽的“学术身份”，赢得了集“师、夫、父、情人”于一身的性特权性身份，领着小姐们齐声朗诵“一日不见三秋兮”而各自分手了。
正当杨科在天堂街花天酒地、荒淫无度之时，玲珍打听到杨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天堂街。极度失望与绝望的她做出了斩断尘缘的决定，于年初四半夜吞服大量安眠药而撒手人寰。就在玲珍的葬礼之后不久，玲珍女儿小敏刚刚满17岁时，杨科突然发现自己“爱”上了小敏，似乎是因为他突然发现小敏和她娘“长得一模一样”。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他发现的小敏“和她娘长得一模一样”，是和玲珍17岁时一模一样而不是和四十多岁时一模一样。所以杨科才像疯了一样，四十多岁的男人竟然对着小敏的照片意淫和小敏的照片举行臆想中的婚礼，还到天堂街和一个“有些像小敏的姑娘”毫无节制地进行性狂欢，其技巧与水平比之阿Q当年突然向吴妈跪下去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要高多了也疯狂多了。可能是聪明的小敏对她的“杨科叔”的反常表现有些觉察，在她第二年刚满18岁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那个暑假里，当机立断地和一个手艺很好的姓李的木匠结了婚。杨科丧心病狂，竟然在他们的新婚之夜去听房，听着听着他“悲愤交加、嫉火如烧”，突然闯进了洞房。“向床上扑过去，双手死死地掐着新郎的脖子”，嘴里说着“我让你结婚，你个土木匠”!“我让你在洞房里快活，你个不识几个大字的李家的土木匠”!“你竟然也姓李”!李木匠抵挡他的双手慢慢松开了，如一团棉花一样倒了下去。惊呆了的小敏说：“叔——你把他掐死了。”“叔——你是教授、专家——杀人偿命你知道不知道?!”杨科猛然松开手落荒而逃。一边还嘟囔着：“他妈的，谁都别认为知识分子好欺负。谁要以为教授、专家、知识分子好欺侮，想在知识分子头上拉屎拉尿就是这结果!”杨科这场打着“知识分子”的名义仿佛是“正义之师”的暴力杀人行为，从情节上看也属于极端化发展。对于杨科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高校知识分子来说，这可能吗?细读文本，我以为是可能的。其内在心理机制有二：首先是对他所喜欢的年轻漂亮的而且是他曾经的恋人玲珍女儿小敏的性占有，而且是只能他一个人独占的男性性占有心理。他以为他喜欢上谁谁就属于他了，尤其是对于玲珍的女儿小敏，别人不得染指而完全无视无论是小敏还是李木匠自己的爱情自由婚姻自主权利。其次是阿Q式的欺软怕硬心理。李木匠的李姓使他想起了李广智这个夺走了他的妻子的人，从而引出他深埋心中的屈辱与愤恨。“你竟然也姓李”这句话，和赵太爷姓赵阿Q就不敢姓赵的心理内涵不大一样。这里主要是被他压抑下去的对李广智的愤恨终于有了个转移的对象，弱者李木匠成了强势者李广智的替罪羊。就像阿Q只敢欺侮比他更弱的小尼姑那样：“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这种根深蒂固的当年被鲁迅作为国民性来批判的欺软怕硬心理，其心理机制仍是一种上下尊卑有序的等级制的人性观。在杨科看来，不识几个大字的李家木匠根本没有结婚的权利和“在洞房里快活”的权利，何况是和他也喜欢的姑娘小敏“快活”“结婚”!所以，当杨科掐住李木匠的喉结，一边骂一边把他的头往墙上撞时，他“感到了浑身的舒坦和轻松，感到我一生憋在身上的怨恨，都在一瞬间被我甩掉了”。李木匠就这样成了李广智的替死 鬼。杨科就这样由大学教授知名学者专家成了逃亡的杀人犯。
杨科最后的结局仍然出人意料：天堂街赶上了政府的“打黄扫非”行动，“小姐”们四散逃亡。性保健品牌子被摘除，天堂街已不再是天堂街了，一派冷落萧条。可能是那个李木匠没有死，也可能是小敏没有报案，杨科躲过了这一劫又回到了“天堂街”。他先后一共营救了三十几个“小姐”和姑娘，最后有27个自愿留下来跟着他到黄河岸边的诗经古城住下来。接着就有一个又一个的知名(男)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宗教家等共30名大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从高校、研究所离家出走，投奔他这个诗经古城新家同。杨科又一次扮演了由救世主到诗经古城“新生活创始人”、“领导者”(相当于一个大学的“校长样”一个村的“村长样”和一个省的“省长样”)角色，权力欲得到极大满足，以“新生活”的设计者、执行者的身份筹划如何实现“一天一小乐、三天一中乐、一周一大乐”的理想和愿望。由于这里男多女少性别比例不均衡(30：27)僧多粥少，他想出了仿照两千年前《诗经》时代的性别抓阄编号法，抓到一号二号……的姑娘们可以按先后顺序去挑你心仪的男人，没有被姑娘挑去的三个男人便只好守空房和被罚跑腿赶集买米买面做饭了。这样的“性别抓阄法”，由于有一位大数学家按照排列组合原理精确计算，便做到了“公正合理、有理有据，矛盾就像冬去春来般，迎刃而解，芳香而美丽”。至于那位主人公杨科，他说是每次抓阄都抓到最后一号，再说心里还惦着被孔子删去的近三千首诗，便从这个他所创建的类似原始群婚制的“性别乌托邦”中抽身而去，孤身一人去新的诗经古城寻找那被遗落的“风雅颂”诗篇了!
读到这里，《风雅颂》这个命名的含义便豁然开朗昭然若揭了：诗经作为春秋时代我国诗歌的源头，在这里已经徒有虚名而成为现实社会生活的辛辣反讽了。尽管其目录中每卷均分别以《诗经》的体例风、雅、颂依次命名，各卷中的每节也分别选一首诗经的题目如《关雎》、《汉广》等为其小标题，但也仅仅具有结构上的意义，充其量是个花架子或空架子。对此，美籍华人学者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王德威先生将其准确地命名为“诗经的逃亡”：
小说以通奸偷情开始，以裸体狂欢居中，以类似乱伦的性冲动作为堕落的顶点：杨科无役不与，而且逐渐由被动到主动。他的屈辱最后成为一种以暴易暴的偏执，而他对《诗经》的狂热无论如何真诚，只透露了人格分裂的倾向。相对于此，阎连科最后设想了杨科的故乡作为救赎的场景。但杨科的寻根之旅只见证了家乡的堕落。他出亡诗城，那千百年前《诗经》的原乡，无非是一场阿Q精神的胜利大逃亡。
这是对《风雅颂》主人公杨科的最为准确深刻的一语中的的解读，同时也是对本文的总结。
在《风雅颂·后记三章》中，阎连科说他“不熟悉大学”，“我不算知识分子”。“我只是写我。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飘浮的内心”。这话不全对。不可否认，在杨科这个人物身上有他自己的一些心理矛盾，也寄寓了他对高校知识分子思想命运的思考。但说他不熟悉大学不算知识分子则与事实不符。他的每一部小说的作者简介上，都写着他的学历，其中云南出版社2009年7月版的《坚硬如水》就写着他“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2004年退出军界，现供职于人民大学文学院”。先后在三个大学学习和工作，怎能“不熟悉大学”和“不算知识分子”?而且，在这部以高校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许多关于高校体制上的一些细节如教学与科研的烦琐哲学，职称评定科研项目申报的等级化如什么“国家级”“省部级”以及只看数量不重质量的量化评定标准背后权力机制的潜规则。乃至各级评委们的五花八门的利益交换，人事制度上的关系网利益链和如今已不断曝光的学术抄袭造假等等真实的细节描写，不是身在高校的人仅凭虚构是写不出来的。阎连科这样说，我以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挡箭牌”：挡住那些无视文学的艺术虚构性真实而自动对号入座，认为是对北京大学的“渎圣”，对“大学教授群体和大学文化的侮辱和伤害”，是“荒唐”而不是“荒诞”等等。其实，这样的“挡箭牌”大可不必。广大读者自有公论，时间会说明一切。2009年1月22日《南方周末》上，发表了2008年度图书(虚构类)年度原创榜，《风雅颂》为中榜的唯一文学奖。现将由终审委员陈思和、陈晓明、李敬泽、苏童、张炜五人写出的“致敬理由”录之如下以备忘：
阎连科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少有的保持批判精神的作家，这部作品直面现实，也贯注了他的批判激情。他在刻画当今时代一个小人物失败的命运中，抗拒了时代的荒诞与异化。传统中国经典文化与乡土文化的混杂，其实也包含着对中国文化之当代命运的反讽性思考。
形式感强，故事稀奇，但并未因此而变得内容苍白无聊。作家对当代中华文明的崩溃有真实的痛苦。文字有生气，情感有根柢。作家本人深厚的乡村生活经历，是支撑这部作品的基础。“原创”其实就是一种生长，这部书有生长感。
2010年11月15日 完稿于河南大学仁和小区
[责任编辑 武新军]
关键词：知识分子；权力；金钱；性
阎连科是当代作家中罕见的与难得的对当代社会坚持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代表作《丁庄梦》、《受活》、《坚硬如水》、《为人民服务》等小说一问世，便引起热议并启发读者对我们所身处其中的社会的深入思考。在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风雅颂》中，他把锐利的批判的目光转向了曾经被视为“清水衙门”“超越功利”的高等学校，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精神萎缩、人格分裂的高校知识分子形象杨科。杨科的人格精神之畸形蜕变发人深省引人深思。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概念，远远不是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说的以“局外人”、“业余者”、“边缘人”身份敢于“搅挠现状的”和“对权势说真话的人”，而是从其学历看是受过高等教育和从事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教师、作家、记者、研究人员等人。如果说前者的“知识分子”概念是狭义的和如今已越来越少的话，那么后者即广义的仅从学历和职业分工上所指认的知识分子如今已越来越多了。《风雅颂》作者对其主人公清燕大学副教授、《诗经》研究专家杨科乃至副校长李广智、杨科之妻赵茹萍等人物所用的“知识分子”概念皆为这广义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一个高学历，都是大学本科以上毕业又都在高等院校教书作科学研究，还都获得过或正在努力地想方设法获得各种级别的专家学者头衔的知识分子。不过在阎连科心目中，还是有一个萨义德所说的那种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而敢于“搅挠现状”和“对权势说真话”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价值标准的。也就是说，他认为他所塑造的杨科这样的知识分子距离那种狭义的在我看来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还很远很远。这也正是阎连科《风雅颂》之批判激情之源泉和我们大家有待实现的价值目标。
《风雅颂》之话语方式一如既往，即那种阎连科式的不留余地的尖锐和犀利，只不过比起以往更加尖锐犀利和不留余地。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看了《风雅颂》初稿的人对他说“阎连科，你朝中同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的原因。他自然还是现实主义的，只不过这里的“现实主义”前面，被恰当地加上了“中国荒诞”这四个字的定语，而成为“中国荒诞现实主义”。那么，什么是荒诞?荒诞现实主义与不荒诞的现实主义关系如何?对此，阎连科本人也作了回答，那就是在《后记三章》中的“不存在的存在”与“不真实的真实”。他认为，这样的“存在和真实”，是“上苍给我的一次文学上天门初开的启悟”。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或以这些问题为中心，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风雅颂》主人公杨科这个人物进行一次重新编码的解读，其贯彻全篇的编码的关系式，便是“学术”与权力、金钱及性之于杨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也正是本文标题所示：“当‘学术’遭遇权力、金钱与性”的时候生活在高校里的知识分子已经如何和可能如何，从而说明当今以官本位为特征的高校体制改革是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一
当今社会，权力以及与权力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的三位一体的金钱和性。对社会生活包括高校生活的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掌控，已经强有力地影响甚至主宰了当代人的生活。这种影响和主宰一般来说是隐形的和不易觉察的，但在某些时候某些地点的某些场合，则是显形的和能够觉察的。作为生活反映的艺术虚构体小说，难道不应该把那些隐形的和不易觉察的社会生活现象艺术地集中和提升起来，使隐形变为显形，使那些不那么强烈人们习焉不察的现象在读者的阅读中变得鲜明集中和强烈吗?《风雅颂》开端那个被作者重复了两遍的杨科提着耗时5年终于完成的《风雅之颂》书稿，由古代文学教研室回到了自己的家，却遭遇到自己的妻子赵茹萍与当时还是副校长的教授、博导李广智同床共枕偷欢取乐的尴尬场面，便是一个非常鲜明强烈和集中的学术遭遇权力、金钱与性的场面。包括教学与科研在内的“学术”，本为高校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杨科作为他的家乡耙耧山脉解放几十年才考上的“皇城最好的大学清燕大学”的第一位大学毕业生，对于这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的教学和科研是不敢也不会怠慢的。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他已经在这里读书教书20年，已由讲师提升为副教授了。现在他的科研成果《风雅之颂》已经完成，出版之后升为正教授，应该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却在此时此地遭遇到如此让他不知所措的场面：他的已结婚十几年的妻子影视系正教授赵茹萍与管教学与科研的“副部级”干部李广智通奸被他不期而遇地撞上了，这个不期而遇的“撞上”，可以名之为“学术”与“权力、金钱、性”四者的“面对面”，是一个过去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场面，正等待着与要求着三位当事人的难以逃避的“面对”。杨科看着妻子和李广智“有几分唐突和仓促”的表情，看着他们慌忙地“同时去抓床头的枕巾遮盖身子”时，内心“觉得我回来得不算恰如其分，遇不逢时”，“有些不安和内疚”，并且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写完这部专著我就回来了，我应该先打一个电话的，应该先给你们打一声招呼再进来”。杨科这样说也还算合情合理，因为他目睹这一对男女的目光“黯淡而忧伤，仿佛被俘的两个士兵，在望着一管黑洞洞的枪口”。这让他感到“有些不安和内疚”。这里既表现了杨科作为一个高校知识分子内心的善良与软弱。也表现了“权力”的强大及其对杨科的威慑力。试想如果不是李广智这个名字所代表和拥有的权力，如果把李广智换成一名普通高校教师，那将完全可能是另一番景象。这也说明这时的杨科已经学会了“看人下菜碟”，知道对于强者与弱者要“分别对待”。小说写到后面，同一个杨科面对自己所喜欢的小敏与无权无势的李木匠的洞房之夜，竟然闯进去掐死了新郎李木匠。这自然有些荒诞，却也透露出杨科内心深处对权势者李校长的恐惧心理和对弱者李木匠的强权心理。果然，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李广智开门见山向杨科摊出了“交换条件”：“杨副教授，你放心，今年内我把你的副教授晋升为教授行不行?”“还有，我保证年底报批你为国家级的模范学者。评上模范学者了，奖金是五万元”。“如果你想当你们教研室的主任或副主任，我还会尽我所能帮助你”。手中握有权力的李广智竟一口气开出了三个不可谓不优厚的条件，既有职称晋升也有最高等级国家级的模范学者荣誉称号，还有数额不菲的金钱，这也正是“权力的效应”。以权力所拥有的官职地位、职称和金钱交换对杨科妻子的性占有特权。面对这实实在在权力的“利诱”，杨科的心情复杂难言。一方面，他还相信凭着自己5年心血的结晶《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研究》，就可以升正高当博导，李广智开出 的条件对于此时的他还没有多大的诱惑力。另一方面，他以为自己此时最迫切的愿望是妻子和李广智副校长改邪归正而他以后不再看到这样的对一个男人和丈夫最不体面的场面。这说明在他的意识里。还保持着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尊严。可是出人意料的也让人一下难以理解的“荒诞”的是，杨科在说出自己的专著完成了不愁正高职称模范学者称号等等之后。竟然反过来向李广智及妻子跪地求情，乞求他们“下不为例”。下面的一段杨科自叙在小说中重复出现两次，是杨科作为高校知识分子被权力所驯服所威慑的性格命运的起点。也是他个人作为“学术”有成的知识分子面对“权力、金钱与性”三位一体的“大联盟”时的“开场白”：
……(我)说李副校长，你要从心里觉得你错了，觉得对不起我杨科，要真心实意悔改了，我有三件事情你们为我帮个忙——一是我思想不解放，请你们两个下不为例，好不好?二是我观念不新，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说着我朝前挪几步，晴天霹雳地朝他跪下去(我跪得猛烈而有力，像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然后抬头看着他，看着惊在一边的我的妻子赵茹萍。我泪流满面地重复说，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义，一是请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二是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三是我向你们跪下来，请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
读到这里，我的脑子里开始闪现出一个阿Q的子孙的形象。作为继承了阿Q可怜的精神胜利法遗传基因的阿Q的后代，杨科性格的主导倾向是对权力的恐惧和因恐惧而驯服，就像阿Q因为赵太爷姓赵而他便不敢姓赵一样，杨科面对权力占有者李广智的夺妻之辱，却不但不敢反抗而且反过来向他们屈膝求情，请求他们可怜可怜他而“下不为例”。事情就这样被荒诞地反了过来。这正是阎连科为杨科这样的高校知识分子阿Q荒诞性格所设计的一个权力恐惧症之一个极端化的也是陌生化的表现手法。而极端化与陌生化，也正是“荒诞现实主义”表现生活真实的一种以夸张、极端等貌似“不真实”而获得荒诞的真实感的表现手法。正如他自己所概括的“不存在的存在”和“不真实的真实”，是对“荒诞”与“真实”与“现实主义”关系的准确的理论概括。后来杨科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李广智校长带头以举手表决的“民主程序”送进了校精神病院，也属于这种以荒诞夸张手法而达到的艺术的真实。对此，有论者认为杨科是“被精神病”。被谁?自然是被强大的权力占有者和权力与金钱、性三位一体的牢固联盟。
杨科再一次回到清燕大学回到自己与妻子赵茹萍的家，已是他从耙耧山脉回来之后，这时小说也到了最后结尾的时候了。时间虽然只过了一年多。可这里已是今非昔比换了人间。李广智已是正部级的清燕大学主管教学科研的一把手正校长，赵茹萍升为影视艺术系主任，靠着一本改头换面抄袭杨科的《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手稿的“专著”《家园之诗》，得了一个国家级的“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称号，奖给了一套五室三厅的学校“高知专家楼”，赵、李二人冠冕堂皇地以不是夫妻的夫妻的方式住在了一起。杨科走进这套新居，这里没有了他的床没有了他的书桌。他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在清燕大学没有了立足之地的失败者。就在这个时候，阎连科让他的杨科，再遭遇一次与权力(而且是更大的权力)、金钱(而且是更多的金钱)和性(而且是更明目张胆的性)的“面对面”，让这个阿Q在一个个正襟危坐的庄严的校务委员会上表演了最后一次的“三个请求”，只是这次没有下跪：他把已是“人家的屋子里”的那本“赵茹萍著李广智主编”的装潢豪华的抄袭之作，还有可以证明二人通奸的证据通通放在一个白色塑料袋里装进他的旅行袋，向着“正部级”的李广智正校长主持的校务领导会议进军。他这时有一种“英雄感”：“这时候我就石破天惊地进去了”，“顶天立地地站在他们面前”。可他气壮如牛却又胆小如鼠。在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发言机会时，他却鬼使神差地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宣传诉说他在“诗经古城”的了不起的“新发现”，并且也提出了他的与上次三个“好不好”相仿的三点要求。一是这个诗经古城要以我杨科的名字命名，二是成立一个由他当所长的诗经学研究所，直招诗经研究生博士生，三是要求校方把他的成就荐报诺贝尔奖委员会，他将把全部奖金捐给学校作为清燕大学学术奖的基金和奖金!他只敢拿“学术”说事，以“学术”之名为自己捞取梦寐以求的名和利。这也就同时暴露出杨科自己的功利心和虚荣心，说明“学术”之于他，也不过是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已。在他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演说过程中，曾数次把手伸向旅行包中“李广智与赵茹萍通奸作案的那包证据”，可最终还是没有勇气拿出来。结果是在李广智的主持下，又一次举手表决。全体通过把杨科教授调到精神病院!杨科作为高校知识分子、教授、专家竟有了两次“被精神病”的殊荣。接着便是赵茹萍提出与他离婚，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签字时还指出协议书上面错了两个标点符号三个字!
这就是李广智赵茹萍所代表的权力／金钱／性三位一体的“胜利大团圆”。他们战胜了“学术”战胜了杨科。杨科作为失败者，没有如阿Q那样被砍头前还嫌自己的圆圈画得不圆，而是正确地指出了两个错了的标点符号和三个错别字，也算是他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最后的精神胜利法的“胜利”吧。
二
构成《风雅颂》主人公杨科作为一个失败的小人物叙事情节的，有两个大的活动空间：一个是清燕大学，另一个是他从精神病院逃往的他的家乡耙耧山脉，而且后者所占篇幅远远大于前者。阎连科在《风雅颂·后记三章》中说：小说原来的名字就叫《回家》，只是看了初稿的朋友们认为不妥，替他改为《风雅颂》。这个改动是正确的。杨科回到家乡“耙耧山脉”这部分在全书中占有至少不次于“清燕大学”这部分的分量。但两个部分合起来，才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杨科。相关评论一般来说却把二者割裂开来，只说其一不说其二，即使说到他的家乡，也将其误读为以往知识分子的思乡病和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其实，这里的耙耧山脉尽管是他梦魂萦绕的家乡，但等他一旦回到这个家乡，已是此乡非彼乡了。阎连科对这个家乡人文环境的捕写，为我们描绘出另一个“当‘学术’遭遇权力、金钱与性”四位一体的乡村版，并在这个“乡村版”的环境中深化与扩展了主人公杨科的作为阿Q后代的精神性格的另一面。即在有权有势有钱的强者面前他是驯顺的“绵羊”，而在无权无势无钱的绵羊似的弱者面前，他先是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后来又变成了毫不讲道理的任意而行的“虎狼”。这二者的转换过程。内含着复杂而丰富的人的心理机制。阎连科把这一变动中的人物心理，写得合情合理、荒诞而又真实。杨科从清燕大学精神病院逃往家乡耙耧山脉寺前村，却撒谎说是学校派他来出差，到家乡“诗经古城”来做“学术考察”。他的父母在他到京城大学读书后已相继去世，所住房屋倒塌，乡亲们把他家房屋的石头瓦块也拿走了，说是因为他家出了全村第一个至今也还是唯一一 个在“皇城里最好的大学读书教书”的大学生、大学教授，说明他家“风水好”。于是就凭着这样一个在家乡罕见的知名知识分子的“学术身份”，在清燕大学已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被精神病”的杨科，在这里却成了众星捧月般的“学术明星”。家长们纷纷把正在上学的孩子们领到他面前让他“摸头”，说是他摸一摸孩子的头考试成绩就能上到前二三名，中学毕业一定能考上好大学。结果却是这些孩子们不仅仍然没有一个考上大学，学习成绩也下降了。在“天堂街”那些生活贫困的农民家庭的以卖淫为生的“小姐”们面前，他先是以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救世主面目，施舍给她们一百、二百、三百不等的金钱而“一动也不动她们的身子”，奉劝她们“不要做这一行好不好”?以至耙耧山脉的乡民们个个以仰视的崇拜的眼光看他，“把他和世界都浸泡得神魂颠倒、志昏意迷”。他渐渐觉得自己真的了不起而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最终出人意料地以杀人犯的身份逃离了家乡。杨科在家乡耙耧山脉的当“学术”遭遇权力、金钱、性的“乡村版”里的“学术”，已不是指他的学术著作《风雅之颂》了，而是指杨科本人的自以为“人上人”也被乡民们看做是“人上人”的“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这一学术头衔。“学术”在这里所遭遇到的权力、金钱与性的“三合一”，首先是遭遇到性：已经商业化、市场化的天堂街公开卖淫的小姐们所代表的更多更滥的“性”和“性”背后更多更滥的“钱”。至于“权力”，在这里已和杨科被乡亲们所仰慕的“学术身份”合二为一，他的高居于乡民们之上的令人仰慕的“教授”、“专家”学术头衔本身也成为了权力，成了他以为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的特权，就像那个清燕大学校长以为自己有霸占杨科妻子赵茹萍的性特权一样。他后来凭借这种权力杀死了他初恋情人玲珍的女儿小敏的新郎李木匠，便是这种他以为的自己高于家乡农民的学术身份所拥有的特权思想使他“神魂颠倒、志昏意迷”的结果。
杨科与他的乡村恋人玲珍20年间的爱情悲剧、是当代社会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贫富差别以及当今性开放性淫乱的恶性的和极端化的发展的恶果。两个农村少年青梅竹马的情谊，突然南于杨科考上了“皇城根”清燕大学而终结，二人后来在北京城和耙耧山脉各自都结了婚。后来玲珍的丈夫孙林出车祸惨死，而杨科因妻子赵茹萍与校长李广智通奸其婚姻已经破裂。杨科在这个时候回到耙耧山脉，是有可能与玲珍重续前缘的。一辈子只爱杨科一个人的玲珍也抱有这个幻想。可是杨科却对玲珍很冷淡也可以说是无情无义。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杨科的“身份”如今已鸟枪换炮今非昔比成为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了，而玲珍仍然没有文化识字不多门不当户不对。二是杨科在近距离中发现四十几岁的玲珍已经人老珠黄无可挽回地老了。玲珍曾两次向杨科表示他们曾订过婚可因为你上了大学“我没能把身子给了你”，“现在你来了”，“我真想把自己身子给了你”，可杨科却装聋卖哑假装没听见。要过年了，杨科试探地往清燕大学家中挂了个电话，电话中却传来了李广智的声音。这一对男女一如既往根本无视他的存在。杨科决定不回家了就在对他已有了难以抗拒的诱惑力的天堂街与十多个“小姐”一起过年。可是却贴告示欺骗乡亲们主要是欺骗玲珍说学校领导要他在一个重要会议上作重点发言所以他要回家了。于是他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天堂街的天堂旅馆”，和16个“小姐”痛痛快快荒淫无度地度过了从腊月二十九到大年初六整整八天的“年”。小姐们一个一个从向杨教授裸体拜年开始，到大年初六小姐们与杨科“师生一场、夫妻一场、情人一场”之后而结束，说是回报杨教授对她们的恩情。杨科这一下子以他的戴过博士帽的“学术身份”，赢得了集“师、夫、父、情人”于一身的性特权性身份，领着小姐们齐声朗诵“一日不见三秋兮”而各自分手了。
正当杨科在天堂街花天酒地、荒淫无度之时，玲珍打听到杨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天堂街。极度失望与绝望的她做出了斩断尘缘的决定，于年初四半夜吞服大量安眠药而撒手人寰。就在玲珍的葬礼之后不久，玲珍女儿小敏刚刚满17岁时，杨科突然发现自己“爱”上了小敏，似乎是因为他突然发现小敏和她娘“长得一模一样”。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他发现的小敏“和她娘长得一模一样”，是和玲珍17岁时一模一样而不是和四十多岁时一模一样。所以杨科才像疯了一样，四十多岁的男人竟然对着小敏的照片意淫和小敏的照片举行臆想中的婚礼，还到天堂街和一个“有些像小敏的姑娘”毫无节制地进行性狂欢，其技巧与水平比之阿Q当年突然向吴妈跪下去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要高多了也疯狂多了。可能是聪明的小敏对她的“杨科叔”的反常表现有些觉察，在她第二年刚满18岁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那个暑假里，当机立断地和一个手艺很好的姓李的木匠结了婚。杨科丧心病狂，竟然在他们的新婚之夜去听房，听着听着他“悲愤交加、嫉火如烧”，突然闯进了洞房。“向床上扑过去，双手死死地掐着新郎的脖子”，嘴里说着“我让你结婚，你个土木匠”!“我让你在洞房里快活，你个不识几个大字的李家的土木匠”!“你竟然也姓李”!李木匠抵挡他的双手慢慢松开了，如一团棉花一样倒了下去。惊呆了的小敏说：“叔——你把他掐死了。”“叔——你是教授、专家——杀人偿命你知道不知道?!”杨科猛然松开手落荒而逃。一边还嘟囔着：“他妈的，谁都别认为知识分子好欺负。谁要以为教授、专家、知识分子好欺侮，想在知识分子头上拉屎拉尿就是这结果!”杨科这场打着“知识分子”的名义仿佛是“正义之师”的暴力杀人行为，从情节上看也属于极端化发展。对于杨科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高校知识分子来说，这可能吗?细读文本，我以为是可能的。其内在心理机制有二：首先是对他所喜欢的年轻漂亮的而且是他曾经的恋人玲珍女儿小敏的性占有，而且是只能他一个人独占的男性性占有心理。他以为他喜欢上谁谁就属于他了，尤其是对于玲珍的女儿小敏，别人不得染指而完全无视无论是小敏还是李木匠自己的爱情自由婚姻自主权利。其次是阿Q式的欺软怕硬心理。李木匠的李姓使他想起了李广智这个夺走了他的妻子的人，从而引出他深埋心中的屈辱与愤恨。“你竟然也姓李”这句话，和赵太爷姓赵阿Q就不敢姓赵的心理内涵不大一样。这里主要是被他压抑下去的对李广智的愤恨终于有了个转移的对象，弱者李木匠成了强势者李广智的替罪羊。就像阿Q只敢欺侮比他更弱的小尼姑那样：“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这种根深蒂固的当年被鲁迅作为国民性来批判的欺软怕硬心理，其心理机制仍是一种上下尊卑有序的等级制的人性观。在杨科看来，不识几个大字的李家木匠根本没有结婚的权利和“在洞房里快活”的权利，何况是和他也喜欢的姑娘小敏“快活”“结婚”!所以，当杨科掐住李木匠的喉结，一边骂一边把他的头往墙上撞时，他“感到了浑身的舒坦和轻松，感到我一生憋在身上的怨恨，都在一瞬间被我甩掉了”。李木匠就这样成了李广智的替死 鬼。杨科就这样由大学教授知名学者专家成了逃亡的杀人犯。
杨科最后的结局仍然出人意料：天堂街赶上了政府的“打黄扫非”行动，“小姐”们四散逃亡。性保健品牌子被摘除，天堂街已不再是天堂街了，一派冷落萧条。可能是那个李木匠没有死，也可能是小敏没有报案，杨科躲过了这一劫又回到了“天堂街”。他先后一共营救了三十几个“小姐”和姑娘，最后有27个自愿留下来跟着他到黄河岸边的诗经古城住下来。接着就有一个又一个的知名(男)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宗教家等共30名大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从高校、研究所离家出走，投奔他这个诗经古城新家同。杨科又一次扮演了由救世主到诗经古城“新生活创始人”、“领导者”(相当于一个大学的“校长样”一个村的“村长样”和一个省的“省长样”)角色，权力欲得到极大满足，以“新生活”的设计者、执行者的身份筹划如何实现“一天一小乐、三天一中乐、一周一大乐”的理想和愿望。由于这里男多女少性别比例不均衡(30：27)僧多粥少，他想出了仿照两千年前《诗经》时代的性别抓阄编号法，抓到一号二号……的姑娘们可以按先后顺序去挑你心仪的男人，没有被姑娘挑去的三个男人便只好守空房和被罚跑腿赶集买米买面做饭了。这样的“性别抓阄法”，由于有一位大数学家按照排列组合原理精确计算，便做到了“公正合理、有理有据，矛盾就像冬去春来般，迎刃而解，芳香而美丽”。至于那位主人公杨科，他说是每次抓阄都抓到最后一号，再说心里还惦着被孔子删去的近三千首诗，便从这个他所创建的类似原始群婚制的“性别乌托邦”中抽身而去，孤身一人去新的诗经古城寻找那被遗落的“风雅颂”诗篇了!
读到这里，《风雅颂》这个命名的含义便豁然开朗昭然若揭了：诗经作为春秋时代我国诗歌的源头，在这里已经徒有虚名而成为现实社会生活的辛辣反讽了。尽管其目录中每卷均分别以《诗经》的体例风、雅、颂依次命名，各卷中的每节也分别选一首诗经的题目如《关雎》、《汉广》等为其小标题，但也仅仅具有结构上的意义，充其量是个花架子或空架子。对此，美籍华人学者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王德威先生将其准确地命名为“诗经的逃亡”：
小说以通奸偷情开始，以裸体狂欢居中，以类似乱伦的性冲动作为堕落的顶点：杨科无役不与，而且逐渐由被动到主动。他的屈辱最后成为一种以暴易暴的偏执，而他对《诗经》的狂热无论如何真诚，只透露了人格分裂的倾向。相对于此，阎连科最后设想了杨科的故乡作为救赎的场景。但杨科的寻根之旅只见证了家乡的堕落。他出亡诗城，那千百年前《诗经》的原乡，无非是一场阿Q精神的胜利大逃亡。
这是对《风雅颂》主人公杨科的最为准确深刻的一语中的的解读，同时也是对本文的总结。
在《风雅颂·后记三章》中，阎连科说他“不熟悉大学”，“我不算知识分子”。“我只是写我。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飘浮的内心”。这话不全对。不可否认，在杨科这个人物身上有他自己的一些心理矛盾，也寄寓了他对高校知识分子思想命运的思考。但说他不熟悉大学不算知识分子则与事实不符。他的每一部小说的作者简介上，都写着他的学历，其中云南出版社2009年7月版的《坚硬如水》就写着他“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2004年退出军界，现供职于人民大学文学院”。先后在三个大学学习和工作，怎能“不熟悉大学”和“不算知识分子”?而且，在这部以高校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许多关于高校体制上的一些细节如教学与科研的烦琐哲学，职称评定科研项目申报的等级化如什么“国家级”“省部级”以及只看数量不重质量的量化评定标准背后权力机制的潜规则。乃至各级评委们的五花八门的利益交换，人事制度上的关系网利益链和如今已不断曝光的学术抄袭造假等等真实的细节描写，不是身在高校的人仅凭虚构是写不出来的。阎连科这样说，我以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挡箭牌”：挡住那些无视文学的艺术虚构性真实而自动对号入座，认为是对北京大学的“渎圣”，对“大学教授群体和大学文化的侮辱和伤害”，是“荒唐”而不是“荒诞”等等。其实，这样的“挡箭牌”大可不必。广大读者自有公论，时间会说明一切。2009年1月22日《南方周末》上，发表了2008年度图书(虚构类)年度原创榜，《风雅颂》为中榜的唯一文学奖。现将由终审委员陈思和、陈晓明、李敬泽、苏童、张炜五人写出的“致敬理由”录之如下以备忘：
阎连科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少有的保持批判精神的作家，这部作品直面现实，也贯注了他的批判激情。他在刻画当今时代一个小人物失败的命运中，抗拒了时代的荒诞与异化。传统中国经典文化与乡土文化的混杂，其实也包含着对中国文化之当代命运的反讽性思考。
形式感强，故事稀奇，但并未因此而变得内容苍白无聊。作家对当代中华文明的崩溃有真实的痛苦。文字有生气，情感有根柢。作家本人深厚的乡村生活经历，是支撑这部作品的基础。“原创”其实就是一种生长，这部书有生长感。
2010年11月15日 完稿于河南大学仁和小区
[责任编辑 武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