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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疑似晚清名臣丁宝桢墓在济南某建筑工地被发现。
丁宝桢（1820年-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晚清名臣。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等职。为官生涯中，他勇于担当、清廉刚正，一生致力于报国爱民，是洋务运动重要代表人物。
位于珍珠泉畔的原山东巡抚大院，历经数百年变迁，一代代执政者在此留下深刻足迹。清朝200余年历史中，最著名的山东巡抚是丁宝桢。他蜚声全国的政绩发端于济南，他本人最终又魂归济南。身处大变局的时代，以一己之力试图匡扶社稷，外御强敌，自我变革，严于律己，造福一方，从丁宝桢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诸多痕迹，看到了以他为代表的有志之士为拯救家国做出的努力，也看到了一系列亘古不变的做人、为官准则。
丁宝桢为山东，为四川，为中国留下了宝贵遗产。
初到山东
1863年，43岁的贵州人丁宝桢由湖南北上，至济南，开启了他在山东13年的为官生涯。此时的他，已过不惑之年，积累了丰富的为官经验、治军经验，山东为他进入中国政治核心提供了舞台。
这前后，大清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再加上两年前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内忧外患，国将不国。
10年前，33岁的丁宝桢中进士二甲第十一名，并选为翰林庶吉士。第二年因母亲去世，回家服丧。这年，遵义爆发了杨隆喜起义，灾祸殃及平远。丁宝桢自己出钱招募了800壮丁保卫乡里，平远得以保全平安。
1855年，贵州又爆发了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这次起义更猛烈，次年大半个贵州陷入祸乱之中。丁宝桢丁忧期满，准备回京，贵州巡抚蒋霨远奏请朝廷留他任随军参赞，朝廷特旨授宝桢翰林院编修留军。
這期间，同样因丁忧而改变人生命运的曾国藩，正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浴血奋战，并屡战屡败。
丁宝桢之前已变卖全部家产，毁家纾难。这次又在家乡招募乡勇四千人赴铜仁、黔南等地作战，由此开始了军功卓著的升迁之路。咸丰十年，升任湖南岳州知府。当时，湖北南岸十二州县尽陷于太平军，一江之隔的岳州城也已先后失陷四次。丁宝桢到任时，城内居民四散，府库空虚。于是他首先稽查户口，年四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编列成营，以兵法约束，得兵勇八十余营，分驻凤凰山及府城各要隘。并于城内文庙掘地，得吴三桂所铸大炮数百尊，皆可用。又组织洞庭湖渔民五六千户，均以营制部署，配以火枪、铜锣、旗帜，驻防城陵矶等地，日夜巡守。一番举措之后，军民一心，都有了固守城池之志。太平军见此地防御甚严，不得已回师江西，岳州全境得获保全。
又过了两年，调任长沙知府。在岳州和长沙任上，励精图治，官声清廉，吏部考核均为“卓异”。
丁宝桢到山东时，太平天国起义已由盛转衰，但各地烽烟四起，河北山东两地就有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农民起义。当然，黑旗军并非破坏力最强的，捻军才是势力最大的起义部队，所以丁宝桢对黑旗军采取招抚战术。但朝廷并不认同他的做法，斥其擅议招抚，给予降级留任处分。当然，这只是小插曲，并未影响他的升迁势头。
丁宝桢初来乍到，就将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一军。此时的山东，大部分已被各路起义军瓜分，如刘德培在淄川起兵，自称汉王。清朝在北方唯一可靠的强劲力量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僧格林沁是嘉庆的外孙，受封亲王，节制苏鲁豫皖四省军事，位高权重，不可一世。地方大员晋见，司道以下官员概不设座。
此时，僧格林沁正在淄川。按例，丁宝桢前往请训。得知了僧王的“规矩”后，便对门吏言道：“同役国事，坐则见，否则罢。”左右都大吃一惊。僧王接报，对丁宝桢的耿介大加佩服，于是“改容加礼”，设置座位。此事很快传遍山东，巡抚阎敬铭闻之，不禁对这位新到任的按察使刮目相看，亲自到郊外迎接。此后“事无大小，皆咨宝桢而后行”。
丁宝桢与阎敬铭的友谊维持了很多年，直到逝世，墓志铭也是由阎敬铭书写。
1864年，丁宝桢升任山东布政使。第二年，僧格林沁战死于曹州，丁宝桢被弹劾协战不力，恩降四品顶戴留任。1866年，给事中孙楫、御史朱镇又搜集罗织了其他的罪名来弹劾他，此事转呈到曾国藩手中，曾国藩向皇帝禀告说丁宝桢无罪。山东巡抚阎敬铭向来欣赏丁宝桢的才能，请求退休，举荐丁宝桢来代替自己。
丁宝桢开始担任山东巡抚，成为一省统领。这一年，与李鸿章合围剿灭了山东捻军。翌年，河北捻军直逼北京城，帝都告急。丁宝桢立即快马奔驰，率领一千骑兵，三千精锐步兵，带着五天粮食，日夜兼程，援助北方，捻军于是向南溃逃。这场战役，朝廷派遣禁军到京城外防备捻军，统领士兵的各位将领都受到责备，只有丁宝桢这一支军队突然出现在敌人之前，转战各州间，收复饶阳，功劳最大。
朝廷多次降下圣旨褒扬嘉奖，加太子少保衔。
“安德海事件”背后的政治博弈
捻军初灭，清朝开启“同治中兴”。
智杀安德海，是丁宝桢影响最大的一件事。
安德海是晚清著名的太监，八九岁时净身，进宫后在咸丰帝身边为御前太监。由于安德海聪明伶俐，很快就得到了咸丰帝和叶赫那拉杏贞的好感。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遗命以皇长子载淳继承皇位，并派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辅弼幼主，主持政务。可是幼主的生母慈禧暗中准备和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夺取政权。
安德海，成为政变发动者之间互相联系的牵线人。他两次潜入北京，与奕訢沟通，后又安排奕訢与两宫太后相见。最终，政变顺利发动，慈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由于安德海在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被晋升为总管大太监，成了朝中的显赫人物。
这一年，安德海只有17岁。
由于他办事机敏，善于察言观色，深得慈禧太后欢心。之后，安德海恃宠而骄，虽然只是六品的蓝翎太监，却连小皇帝载淳、恭亲王奕訢等朝中大臣亦不放在眼里。他还经常搬弄是非，挑拨同治和慈禧太后的母子关系，使得小皇帝常被慈禧太后训斥。他目无皇帝，越权胡为，已经到了令同治皇帝忍无可忍的地步。 直到25岁殒命山东，这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获得权力后的慈禧，下一步就是解除奕訢的权力。同治四年三月，在安德海的密谋下，慈禧借用一个御史弹劾奕訢的机会，发动突然袭击，革去奕訢的议政王和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一个月后，又以奕訢“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由，让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慈禧在这一反一复之间，既轻而易举地革去了议政王的名位和权力，又继续使用了奕訢，扫除了对自己的威胁。
同治七年冬天，安德海在北京最大的酒楼前门外天福堂大酒楼张灯结彩，大摆酒宴，娶年方19岁的美人、艺名“九岁红”的马赛花为妻。慈禧太后为了表示宠爱，特地赏赐了白银一千两，绸缎一百匹。
太监娶妻的新闻，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迅速传播开来。
第二年，久在宫闱的安德海想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遂借口预备同治帝大婚典礼，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宫中婚礼所用之物，获得慈禧太后许可。有了太后的支持，安德海置清朝不许太监擅出宫禁的祖制于不顾，带领着一班随从，前呼后拥出京了。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规定：太监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自出皇城，违者杀无赦。安德海只是六品蓝翎太监，仗着慈禧太后的宠爱，在未知会任何官方衙门的情况下，便违反祖制、擅出宫禁。
安德海的两艘太平船沿京杭大运河扬帆南下，一路上以钦差大臣身份出现。沿途一些趋炎附势的地方官争先恐后前去逢迎巴结，讨好安德海一伙。安德海趁机大敲竹杠，中饱私囊。
他虽号称钦差，却并未携带任何公文，只有“太后口谕”，一路又过于威风张扬，在途经山东德州境内时，德州知州赵新闻讯对此颇感费解：既是钦差过境却为何未接到“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仆役下船购买物品也未出示“传牌勘合”（清朝奉命出京兵员由兵部签发身份证件，途经各地，不需花钱买东西，可凭证取得地方官府供應的物资）。赵新立即将此事上报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早就对安德海的仗势骄横非常愤慨，接报后立拟密折，痛陈安德海种种“震骇地方”的不法行径，并申诉了自己职守地方，“不得不截拿审办，以昭慎重”的充分理由：一、清朝二百余年不准宦官与外人交接，“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二、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不用太监远涉糜费，且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断不须太监出外采办，即使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三、太监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绝不能听其任意游兴，漫无稽考；四、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如果系内廷供使的太监，自知礼法，何敢违制妄用；五、出差携带女优，尤属不成体制。
农历八月初二，安德海在泰安县被知县何毓福抓获，与其随从陈玉祥等三人随即被先行押往济南。八月初六，丁宝桢接到由军机处寄发的密谕，内称：“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八月初七早晨，丁宝桢亲自查验确实后，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于济南。
一百多年来，坊间一直对丁宝桢杀安德海一事大书特书，慈禧太后在这一事件中处于“反面”角色。然而，很多细节却经不住考究。为什么太监安德海外出这么大的事，竟然没有任何凭证？为什么安德海死后，慈禧没有“秋后算账”？
在丁宝桢五世孙丁健看来，真正想杀安德海的，恰恰正是慈禧。这位辛酉政变的大功臣，骄横跋扈又善于钻营的太监，成为慈禧政治棋局上的一枚棋子。同时，所谓“前门接旨，后面斩首”也不过是坊间对这件事的演绎。
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眼看着安德海从自己管辖的地域过境，却没采取行动。得知安德海死后，他兴奋道：“我目疾数月，听到此事，云翳顿开，丁稚璜真是豪杰之士！”湖广总督李鸿章说：“丁稚璜为他人所不能为，此举名垂青史矣！”
多年后，担任四川总督期间，慈禧特为丁宝桢写下四个大字：“国之宝桢。”
这四个字，言简意赅，概括了丁宝桢在慈禧心中的地位，也是他在当时中国的地位。
海军职业化
谈起丁宝桢的贡献，丁健想到了6个字：“持公平于天下。”
初到山东时，正处于战争状态，历经阎敬铭、丁宝桢两任巡抚，战乱平息，归于和平。之后，在丁宝桢的努力下，山东正式迈入洋务运动的行列。
内乱已平，外敌依然环伺。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丁宝桢上书朝廷，请缨赴台抗击日寇。无法成行，他随即在烟台、威海、登州等地构筑炮台、招募民兵、并加固了两千里长的海防线。
1876年四月初三，丁宝桢由济南出发，十五日抵达烟台，亲自校阅登荣水师，查看正在建设的通伸冈炮台。阎敬铭在《丁文诚公墓志铭》中写道：“暇尝东登蓬莱，叹息而返。”为什么叹息？丁健在一篇《丁宝桢在山东时的海防战略》的文章中分析道：“此时这位山东巡 抚属下究竟有多少兵可用？ 一是记名提督王正起统领的振军，原有马步队六千余人； 二是提督衔尽先补用总兵李培荣统领的培军，原有二千余人； 三是提督用中军参将莫组绅统领的绅军，原有一千六百余人，含抚 标两营； 无军情时为节省兵饷，这个数目要打六折，三军总共大约六千五百余人。这其中包含登荣水师，即 登州、荣成各一营，加上烟台海防营洋枪队，约千余人。”
国家千疮百孔，就这点儿军队，落后的装备，仅山东就有三千八百多里海岸线，列强环伺，如何守得住？
当时正在建设的通伸冈炮台，需银8万两，是国家海防的重点工程，按例要等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部拨之款，提供给山东后才能开工。针对户部拨款迁延，经李鸿章与丁宝桢共同努力并奏准，以山东各藩库及东海关垫付了启动资金，才得以按期开工。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丁宝桢认为：“若与外洋用兵，则主客之形劳逸之势，彼不如我。”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旦接战，“彼欲急战，而我故延缓之；彼欲不战，而我故牵制之。务使之进不得战，退不得息，久之粮尽煤绝，势必自溃。迨其自溃，我乃乘其势而击截之，或尾迫之，当可取胜。此所谓以守为战也。” 1871年，丁宝桢奏准整顿山东水师。之后，他筹银十万两，派员赴广东购造了14条拖缯船，船体加厚并包裹铁皮。每船配属多种火炮二十一尊。原则是以外洋精制为佳，不惜重价，以立水师之根本。
裁兵并饷，将原水师由三营合并为两营，每营分派7条新购建的师船，分别驻扎在登州和荣成的海口处，称之谓“登荣水师”。
向职业化、专业化、正规化的技术兵种转型，是这次整顿水师的特色。
船行于海上，首先要有好的舵工，俗又称之谓驾长。以前饷银低微，不足养家糊口，每届巡洋出海，舵工多是临时雇募近海的渔户，平时兵勇则陆居，与船分离。因此，稍遇风浪即涣散，再一遇敌就弃船逃走，水师废弛的原因就在于此。
鉴于此，丁宝桢奏准把基层官兵的饷银提升到原额的三倍，使其养家有资，无须别谋生计。并规定，上自营官下至兵丁，必须以船为家，不准上岸居住。这样，操练日久，则战友情生，遇敌既可联手协作，又能各自为战。
丁宝桢增设了有技术含量的士官兵额，如舵长和桅长正副各一名，与近代海舰中的航海长和观通长似乎有些接轨。引进德国克虏伯枪炮，并延请德国人瑞乃尔作为教练，当时可谓船坚炮利。
此时，发生于两年前的“滇案”，开始波及山东。1874年，英国派出以柏郎为首的探路队，探查缅滇陆路交通。1875年1月，他们在未得到中方许可的情况下，向云南边境进发。2月21日，在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附近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发生冲突，翻译马嘉理与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次日，探路队又在班西山被阻，这两起案件合称“滇案”。
其时，左宗棠正在西征，收复新疆。俄国人、英国人在西北、西南等边境伺机侵吞中国国土。1876年7月，李鸿章与英国人在山东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国将所谓“凶犯”正法，向英国赔款、道歉；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
正是这时候，李鸿章看到了山东沿海的优越地理条件，在回复丁宝桢的信中写道：“登荣水师船只虽小，操练整齐，颇为各国所称许。德人瑞乃尔尽心教习，弟已面为拊循。”或许从这时起，登荣水师，这个刚具雏形的海防战力，已落入李鸿章规划与筹建北洋水师的计划之中。
而丁宝桢，被称为中国近代海军职业化的先驱。
后来，登荣水师精选出的两百多名官兵，组成了接舰队伍远赴英国，将“超勇”“扬威”两艘新式巡洋舰接回中国。两舰万里归国，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开始扬帆起航。
开启近代化
丁宝桢在山东十三载，修水利以疏黄河，筑炮台以固海防；又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开山东近代工业之先河；更创办尚志书院，为国家培养人才；创办山东书局，开出版业之先河。
1874年，丁宝桢奏请在济南开办制造机器局，得到朝廷首肯。第二年，他再上折子，详细汇报制造机器局的建设情况：今在山东省城创立机器制造局，不用外洋工匠一人，局基设在泺口，自春及秋，将机器厂、生铁厂、熟铁厂、木样厂、绘图房，及物料库、工料库大小十余座，一律告成。其火药各厂，如提硝房、蒸硫房、煏炭房、碾炭房、碾硫房、碾硝房、合药房、碾药房、碎药房、压药房、成粒房、筛药房、光药房、烘药房、装箱房，亦次第告竣。
虽然那时的军工厂全是作坊式的操作间，但一年时间就有如此成效，着实体现丁宝桢苦干实干精神。
折子的前半段是汇报，后半段则是长远打算：“所买外洋机器，次第运取。俟机件煤炭各种备全，厂局告成，不逾一年，即可开工。将来如格林炮、克虏伯炮、林明登枪、马梯尼枪，均可自造，不至受制于人，并可接济各省，由水路转运。即使洋商闭关，不虞坐困也。”
这眼光绝非拘泥于一省防务，而是放眼全国。
1877年，山东机器局全面投产，开创了山东近代工业的先河。它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第一家引进国外机器设备，并全由自己的技术力量独立建设的企业。
山东机器局正式投产时，仅生产火药一项。1876年，丁宝桢为了实现他同时造枪子、弹药的计划，曾委托技术人员曾昭吉小规模地仿造马氏呢后膛枪120支，丁氏对此十分得意，认为曾昭吉仿制的后膛枪每支所费银仅10两，比从国外买来的每支可省银14两，而且与外国制造的相比，“其灵巧捷便，毫无异致。……其及远与马氏呢等，而出声之响，入靶之劲似有过之。”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军火需求大增，清政府又加强了海防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山东机器局的生产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所生产的军火，全部由清政府调拨给各地驻军抵御外敌。
丁宝桢在山东，一为抵御外辱，一为启迪民智。
趵突泉畔，尚志书院至今犹存。
1869年，丁宝桢建立“尚志书院”。《孟子·尽心上》：“何为尚志”？“仁义而已矣。”《庄子·刻意》也有“贤人尚志”的说法。他在这里招收各府、州、县推荐的所谓“敦品穷经之士”，研究儒学、天文、地舆、算术。1883年，山东巡抚任道镕仿浙江诂经精舍，修改书院章程，以经古课士，提倡朴学。清末新政，书院改为校士馆，后又改为山东优级师范选科学堂等。
丁宝桢去世后，清政府允许山东为丁宝桢建祠纪念，丁公祠就建在尚志书院的东北角。如今，同在趵突泉公园之中，李清照纪念堂的“清照旧居”南面二十来米的一个院子，就是尚志书院。
黄河与都江堰
1876年12月，丁宝桢赴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接见了他，授头品顶戴、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
离开北京之时，他已不再是山东巡抚，而是四川总督。
在北京的时候，他还获得了一个特权——在紫禁城骑马。紫禁城作为宫禁重地，不能随便坐轿，更不可能让人骑马到處溜达，除非皇上恩准。如果有谁被赏赐在紫禁城内骑马，这是很高的政治待遇。当然了，如果此人年事已高上不了马，经恩准也可坐轿。
准确说来，此处的“四川总督”前还得加俩字——代理，丁宝桢的新职务是代理四川总督。当时四川吏治腐败，财政赤字巨大，慈禧对丁宝桢寄以厚望。 山东的军工厂还在加紧建设中，此时离开确实让人惋惜。但他不得不踏上行程，以新的使命赶往西南。
丁宝桢在四川为官十年，同样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在四川，他干了三件大事：一是改进都江堰水利设施；二是创办四川机器局；三是改良盐法。他的雕像至今仍然矗立在都江堰边上。
丁宝桢任职四川期间，仍然和山东保持了密切关系。他曾让四川省给山东机器局解决一部分经费，而山东机器局供给四川省一部分军火，四川省应用军火取之内地，较之购自洋商节省实多。
水利，在丁宝桢的为官生涯中颇为重要。
济南崇孝苑碑林里的一块石碑上，记载着1871年黄河在山东郓城决堤，丁宝桢带病治理黄河水患的事迹。菏泽黄河边的障东堤石碑上，则记载了1873年黄河决口，正告假在贵州的丁宝桢赶回山东督治水患的情况。
两块石碑，足以说明丁宝桢在治黄这件事上的成绩。
到了四川之后，他开始治理都江堰，却没想到引来一场灾祸。
1877年，丁宝桢组织了大修都江堰的工程。大修前，他与灌县知县陆葆德往返勘工12次，觉得都江堰用竹笼堤“岁修累甚”，拟修建成永久性的防洪堤。
丁宝桢将都江堰分水鱼嘴、内江仰天窝鱼嘴、蒲柏河鱼嘴和人字堤全部改用条石修砌。条石之间用铁锭互相闩住，并用桐油、石灰、糯米汁嵌缝。同时，还石砌堤岸12000余丈，修建白马槽、平水槽等导水、泻水工程，疏淘内、外江干流及江安河入口段等被淤塞河道，挖河方40多万方，用竹笼19000余条，花费银129440余两。
没想到，次年都江堰遭遇一场特大洪灾，水利工程发挥不了作用，内江水流由决口直注外江，整个都江堰灌区下游缺水，一场“索水风潮”由此爆发。农民成群结队到总督府门前，要求丁宝桢给个说法。时值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争斗，洋务派丁宝桢出了事，守旧派纷纷上奏调查他。光绪皇帝下令处理此事，当年十二月，军机大臣恩承、童华受命抵川调查。
调查中，两位大臣百般刁难，但丁宝桢的工程经受住了考验，工程符合技术规范，也没有查出贪腐问题，乃因灾害太大，人力所不能避免。最后，朝廷仍以“堰功败于垂成，复蹈明之复辙”为由，将丁宝桢由一品顶戴降为三品顶戴，仍保留总督之职。丁士彬、陆葆德也被革职留用。
此后，丁宝桢、丁士彬、陆葆德自备经费，再次兴工修治，主要加固补建鱼嘴，恢复堤堰竹笼结构，扩宽和疏浚河道，并限定渠首岁修经费总数，免除了各用水州县的摊派。丁宝桢去世后，为了纪念他，灌县人就把鱼嘴称为“丁公鱼嘴”。
贫穷的改革家
缺钱，贯穿丁宝桢一生。
有一次，李鸿章向恭亲王奕訢送礼，奕訢不收。李鸿章提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是清朝公认的廉吏，奕訢一听他都收礼了，自己还装什么廉洁，就把银票收下了。
李鸿章提的，就是丁宝桢。
在山东时，支出与收入不对等，丁宝桢借了很多的钱。即将卸任山东巡抚，他去北京，顺便辗转天津见李鸿章。李鸿章说，你马上就走了，得把钱还了。就给了他一万两银票。到了京城，上下都需要打点，还要资助贵州老家进京的学子，一万两银子很快花光了。李鸿章又给了他一万两，并说，这是私款，以后不要再提。实际上，正赶上丁戊奇荒，丁宝桢派几个儿子，把剩下的银子换成钱米，赴山西、直隶等地，分给了灾民。
而在四川，则是另一种情形。
清朝九大总督，四川总督算得上是一个肥缺。
四川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土地肥沃丰饶，经济繁荣，盛产食盐、茶叶等国家专卖资源。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大阿哥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就这个四川盐茶道，每年也能弄10万两银子。”
一个四川盐茶道每年都能收入10万两银子，遑论四川总督？
然而，丁宝桢守着四川总督的肥缺，却穷得经常到当铺借钱过日子。
四川总督一年的进账是这样的：俸禄120两，禄米180斛；养廉银11000两；夔州关的公费12000两；川盐局的公费30000两。
三项加起来，每年大约有5万多两银子。这些都是正常收入。如果四川总督稍微贪心一点，有的是门路捞钱。只要不过分，每年收入10来万两银子，不是什么难事。
然而，丁宝桢的性格很古怪。他担任四川总督期间，从不吃拿卡要，甚至连夔州关、川盐局的42000两银子公费都分文不取。
他做官颇有修养，他远离腐蚀，洁身自好，除上衙门外，他还以读书写字作文赋诗为好，济南千佛山上，就有其手书的《诗经·大雅·懿戒》石碑。
后人评价，丁宝桢身上，有宝贵的革新精神与傲劲。他曾十次被弹劾，数次降职，但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不被官场恶俗浸染，大到僧格林沁，小到安德海，均不放在眼里。他改革盐政、裁撤夫马，增加了赋税，纾解了民困，是清末著名的改革家。
他真实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是一股清流，流淌在清末浑浊的河流中。他是一个耕耘者，死在贫瘠的土地上。
1886年，丁寶桢逝世于四川总督任所。由于平时的俸金多数用于济困助学，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在病危时竟然债台高筑，光绪为之动容，称“遽闻溘逝，悼惜殊深”。礼部尚书李瑞芬更是感于其功德胆识情操，把他与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推为晚清名臣之一。
丁宝桢（1820年-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晚清名臣。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等职。为官生涯中，他勇于担当、清廉刚正，一生致力于报国爱民，是洋务运动重要代表人物。
位于珍珠泉畔的原山东巡抚大院，历经数百年变迁，一代代执政者在此留下深刻足迹。清朝200余年历史中，最著名的山东巡抚是丁宝桢。他蜚声全国的政绩发端于济南，他本人最终又魂归济南。身处大变局的时代，以一己之力试图匡扶社稷，外御强敌，自我变革，严于律己，造福一方，从丁宝桢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诸多痕迹，看到了以他为代表的有志之士为拯救家国做出的努力，也看到了一系列亘古不变的做人、为官准则。
丁宝桢为山东，为四川，为中国留下了宝贵遗产。
初到山东
1863年，43岁的贵州人丁宝桢由湖南北上，至济南，开启了他在山东13年的为官生涯。此时的他，已过不惑之年，积累了丰富的为官经验、治军经验，山东为他进入中国政治核心提供了舞台。
这前后，大清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再加上两年前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内忧外患，国将不国。
10年前，33岁的丁宝桢中进士二甲第十一名，并选为翰林庶吉士。第二年因母亲去世，回家服丧。这年，遵义爆发了杨隆喜起义，灾祸殃及平远。丁宝桢自己出钱招募了800壮丁保卫乡里，平远得以保全平安。
1855年，贵州又爆发了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这次起义更猛烈，次年大半个贵州陷入祸乱之中。丁宝桢丁忧期满，准备回京，贵州巡抚蒋霨远奏请朝廷留他任随军参赞，朝廷特旨授宝桢翰林院编修留军。
這期间，同样因丁忧而改变人生命运的曾国藩，正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浴血奋战，并屡战屡败。
丁宝桢之前已变卖全部家产，毁家纾难。这次又在家乡招募乡勇四千人赴铜仁、黔南等地作战，由此开始了军功卓著的升迁之路。咸丰十年，升任湖南岳州知府。当时，湖北南岸十二州县尽陷于太平军，一江之隔的岳州城也已先后失陷四次。丁宝桢到任时，城内居民四散，府库空虚。于是他首先稽查户口，年四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编列成营，以兵法约束，得兵勇八十余营，分驻凤凰山及府城各要隘。并于城内文庙掘地，得吴三桂所铸大炮数百尊，皆可用。又组织洞庭湖渔民五六千户，均以营制部署，配以火枪、铜锣、旗帜，驻防城陵矶等地，日夜巡守。一番举措之后，军民一心，都有了固守城池之志。太平军见此地防御甚严，不得已回师江西，岳州全境得获保全。
又过了两年，调任长沙知府。在岳州和长沙任上，励精图治，官声清廉，吏部考核均为“卓异”。
丁宝桢到山东时，太平天国起义已由盛转衰，但各地烽烟四起，河北山东两地就有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农民起义。当然，黑旗军并非破坏力最强的，捻军才是势力最大的起义部队，所以丁宝桢对黑旗军采取招抚战术。但朝廷并不认同他的做法，斥其擅议招抚，给予降级留任处分。当然，这只是小插曲，并未影响他的升迁势头。
丁宝桢初来乍到，就将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一军。此时的山东，大部分已被各路起义军瓜分，如刘德培在淄川起兵，自称汉王。清朝在北方唯一可靠的强劲力量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僧格林沁是嘉庆的外孙，受封亲王，节制苏鲁豫皖四省军事，位高权重，不可一世。地方大员晋见，司道以下官员概不设座。
此时，僧格林沁正在淄川。按例，丁宝桢前往请训。得知了僧王的“规矩”后，便对门吏言道：“同役国事，坐则见，否则罢。”左右都大吃一惊。僧王接报，对丁宝桢的耿介大加佩服，于是“改容加礼”，设置座位。此事很快传遍山东，巡抚阎敬铭闻之，不禁对这位新到任的按察使刮目相看，亲自到郊外迎接。此后“事无大小，皆咨宝桢而后行”。
丁宝桢与阎敬铭的友谊维持了很多年，直到逝世，墓志铭也是由阎敬铭书写。
1864年，丁宝桢升任山东布政使。第二年，僧格林沁战死于曹州，丁宝桢被弹劾协战不力，恩降四品顶戴留任。1866年，给事中孙楫、御史朱镇又搜集罗织了其他的罪名来弹劾他，此事转呈到曾国藩手中，曾国藩向皇帝禀告说丁宝桢无罪。山东巡抚阎敬铭向来欣赏丁宝桢的才能，请求退休，举荐丁宝桢来代替自己。
丁宝桢开始担任山东巡抚，成为一省统领。这一年，与李鸿章合围剿灭了山东捻军。翌年，河北捻军直逼北京城，帝都告急。丁宝桢立即快马奔驰，率领一千骑兵，三千精锐步兵，带着五天粮食，日夜兼程，援助北方，捻军于是向南溃逃。这场战役，朝廷派遣禁军到京城外防备捻军，统领士兵的各位将领都受到责备，只有丁宝桢这一支军队突然出现在敌人之前，转战各州间，收复饶阳，功劳最大。
朝廷多次降下圣旨褒扬嘉奖，加太子少保衔。
“安德海事件”背后的政治博弈
捻军初灭，清朝开启“同治中兴”。
智杀安德海，是丁宝桢影响最大的一件事。
安德海是晚清著名的太监，八九岁时净身，进宫后在咸丰帝身边为御前太监。由于安德海聪明伶俐，很快就得到了咸丰帝和叶赫那拉杏贞的好感。
1861年，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遗命以皇长子载淳继承皇位，并派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辅弼幼主，主持政务。可是幼主的生母慈禧暗中准备和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夺取政权。
安德海，成为政变发动者之间互相联系的牵线人。他两次潜入北京，与奕訢沟通，后又安排奕訢与两宫太后相见。最终，政变顺利发动，慈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由于安德海在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被晋升为总管大太监，成了朝中的显赫人物。
这一年，安德海只有17岁。
由于他办事机敏，善于察言观色，深得慈禧太后欢心。之后，安德海恃宠而骄，虽然只是六品的蓝翎太监，却连小皇帝载淳、恭亲王奕訢等朝中大臣亦不放在眼里。他还经常搬弄是非，挑拨同治和慈禧太后的母子关系，使得小皇帝常被慈禧太后训斥。他目无皇帝，越权胡为，已经到了令同治皇帝忍无可忍的地步。 直到25岁殒命山东，这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获得权力后的慈禧，下一步就是解除奕訢的权力。同治四年三月，在安德海的密谋下，慈禧借用一个御史弹劾奕訢的机会，发动突然袭击，革去奕訢的议政王和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一个月后，又以奕訢“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由，让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慈禧在这一反一复之间，既轻而易举地革去了议政王的名位和权力，又继续使用了奕訢，扫除了对自己的威胁。
同治七年冬天，安德海在北京最大的酒楼前门外天福堂大酒楼张灯结彩，大摆酒宴，娶年方19岁的美人、艺名“九岁红”的马赛花为妻。慈禧太后为了表示宠爱，特地赏赐了白银一千两，绸缎一百匹。
太监娶妻的新闻，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迅速传播开来。
第二年，久在宫闱的安德海想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遂借口预备同治帝大婚典礼，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宫中婚礼所用之物，获得慈禧太后许可。有了太后的支持，安德海置清朝不许太监擅出宫禁的祖制于不顾，带领着一班随从，前呼后拥出京了。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规定：太监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自出皇城，违者杀无赦。安德海只是六品蓝翎太监，仗着慈禧太后的宠爱，在未知会任何官方衙门的情况下，便违反祖制、擅出宫禁。
安德海的两艘太平船沿京杭大运河扬帆南下，一路上以钦差大臣身份出现。沿途一些趋炎附势的地方官争先恐后前去逢迎巴结，讨好安德海一伙。安德海趁机大敲竹杠，中饱私囊。
他虽号称钦差，却并未携带任何公文，只有“太后口谕”，一路又过于威风张扬，在途经山东德州境内时，德州知州赵新闻讯对此颇感费解：既是钦差过境却为何未接到“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仆役下船购买物品也未出示“传牌勘合”（清朝奉命出京兵员由兵部签发身份证件，途经各地，不需花钱买东西，可凭证取得地方官府供應的物资）。赵新立即将此事上报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早就对安德海的仗势骄横非常愤慨，接报后立拟密折，痛陈安德海种种“震骇地方”的不法行径，并申诉了自己职守地方，“不得不截拿审办，以昭慎重”的充分理由：一、清朝二百余年不准宦官与外人交接，“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二、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不用太监远涉糜费，且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断不须太监出外采办，即使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三、太监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绝不能听其任意游兴，漫无稽考；四、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如果系内廷供使的太监，自知礼法，何敢违制妄用；五、出差携带女优，尤属不成体制。
农历八月初二，安德海在泰安县被知县何毓福抓获，与其随从陈玉祥等三人随即被先行押往济南。八月初六，丁宝桢接到由军机处寄发的密谕，内称：“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八月初七早晨，丁宝桢亲自查验确实后，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于济南。
一百多年来，坊间一直对丁宝桢杀安德海一事大书特书，慈禧太后在这一事件中处于“反面”角色。然而，很多细节却经不住考究。为什么太监安德海外出这么大的事，竟然没有任何凭证？为什么安德海死后，慈禧没有“秋后算账”？
在丁宝桢五世孙丁健看来，真正想杀安德海的，恰恰正是慈禧。这位辛酉政变的大功臣，骄横跋扈又善于钻营的太监，成为慈禧政治棋局上的一枚棋子。同时，所谓“前门接旨，后面斩首”也不过是坊间对这件事的演绎。
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眼看着安德海从自己管辖的地域过境，却没采取行动。得知安德海死后，他兴奋道：“我目疾数月，听到此事，云翳顿开，丁稚璜真是豪杰之士！”湖广总督李鸿章说：“丁稚璜为他人所不能为，此举名垂青史矣！”
多年后，担任四川总督期间，慈禧特为丁宝桢写下四个大字：“国之宝桢。”
这四个字，言简意赅，概括了丁宝桢在慈禧心中的地位，也是他在当时中国的地位。
海军职业化
谈起丁宝桢的贡献，丁健想到了6个字：“持公平于天下。”
初到山东时，正处于战争状态，历经阎敬铭、丁宝桢两任巡抚，战乱平息，归于和平。之后，在丁宝桢的努力下，山东正式迈入洋务运动的行列。
内乱已平，外敌依然环伺。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丁宝桢上书朝廷，请缨赴台抗击日寇。无法成行，他随即在烟台、威海、登州等地构筑炮台、招募民兵、并加固了两千里长的海防线。
1876年四月初三，丁宝桢由济南出发，十五日抵达烟台，亲自校阅登荣水师，查看正在建设的通伸冈炮台。阎敬铭在《丁文诚公墓志铭》中写道：“暇尝东登蓬莱，叹息而返。”为什么叹息？丁健在一篇《丁宝桢在山东时的海防战略》的文章中分析道：“此时这位山东巡 抚属下究竟有多少兵可用？ 一是记名提督王正起统领的振军，原有马步队六千余人； 二是提督衔尽先补用总兵李培荣统领的培军，原有二千余人； 三是提督用中军参将莫组绅统领的绅军，原有一千六百余人，含抚 标两营； 无军情时为节省兵饷，这个数目要打六折，三军总共大约六千五百余人。这其中包含登荣水师，即 登州、荣成各一营，加上烟台海防营洋枪队，约千余人。”
国家千疮百孔，就这点儿军队，落后的装备，仅山东就有三千八百多里海岸线，列强环伺，如何守得住？
当时正在建设的通伸冈炮台，需银8万两，是国家海防的重点工程，按例要等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部拨之款，提供给山东后才能开工。针对户部拨款迁延，经李鸿章与丁宝桢共同努力并奏准，以山东各藩库及东海关垫付了启动资金，才得以按期开工。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丁宝桢认为：“若与外洋用兵，则主客之形劳逸之势，彼不如我。”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旦接战，“彼欲急战，而我故延缓之；彼欲不战，而我故牵制之。务使之进不得战，退不得息，久之粮尽煤绝，势必自溃。迨其自溃，我乃乘其势而击截之，或尾迫之，当可取胜。此所谓以守为战也。” 1871年，丁宝桢奏准整顿山东水师。之后，他筹银十万两，派员赴广东购造了14条拖缯船，船体加厚并包裹铁皮。每船配属多种火炮二十一尊。原则是以外洋精制为佳，不惜重价，以立水师之根本。
裁兵并饷，将原水师由三营合并为两营，每营分派7条新购建的师船，分别驻扎在登州和荣成的海口处，称之谓“登荣水师”。
向职业化、专业化、正规化的技术兵种转型，是这次整顿水师的特色。
船行于海上，首先要有好的舵工，俗又称之谓驾长。以前饷银低微，不足养家糊口，每届巡洋出海，舵工多是临时雇募近海的渔户，平时兵勇则陆居，与船分离。因此，稍遇风浪即涣散，再一遇敌就弃船逃走，水师废弛的原因就在于此。
鉴于此，丁宝桢奏准把基层官兵的饷银提升到原额的三倍，使其养家有资，无须别谋生计。并规定，上自营官下至兵丁，必须以船为家，不准上岸居住。这样，操练日久，则战友情生，遇敌既可联手协作，又能各自为战。
丁宝桢增设了有技术含量的士官兵额，如舵长和桅长正副各一名，与近代海舰中的航海长和观通长似乎有些接轨。引进德国克虏伯枪炮，并延请德国人瑞乃尔作为教练，当时可谓船坚炮利。
此时，发生于两年前的“滇案”，开始波及山东。1874年，英国派出以柏郎为首的探路队，探查缅滇陆路交通。1875年1月，他们在未得到中方许可的情况下，向云南边境进发。2月21日，在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附近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发生冲突，翻译马嘉理与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次日，探路队又在班西山被阻，这两起案件合称“滇案”。
其时，左宗棠正在西征，收复新疆。俄国人、英国人在西北、西南等边境伺机侵吞中国国土。1876年7月，李鸿章与英国人在山东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国将所谓“凶犯”正法，向英国赔款、道歉；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
正是这时候，李鸿章看到了山东沿海的优越地理条件，在回复丁宝桢的信中写道：“登荣水师船只虽小，操练整齐，颇为各国所称许。德人瑞乃尔尽心教习，弟已面为拊循。”或许从这时起，登荣水师，这个刚具雏形的海防战力，已落入李鸿章规划与筹建北洋水师的计划之中。
而丁宝桢，被称为中国近代海军职业化的先驱。
后来，登荣水师精选出的两百多名官兵，组成了接舰队伍远赴英国，将“超勇”“扬威”两艘新式巡洋舰接回中国。两舰万里归国，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开始扬帆起航。
开启近代化
丁宝桢在山东十三载，修水利以疏黄河，筑炮台以固海防；又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开山东近代工业之先河；更创办尚志书院，为国家培养人才；创办山东书局，开出版业之先河。
1874年，丁宝桢奏请在济南开办制造机器局，得到朝廷首肯。第二年，他再上折子，详细汇报制造机器局的建设情况：今在山东省城创立机器制造局，不用外洋工匠一人，局基设在泺口，自春及秋，将机器厂、生铁厂、熟铁厂、木样厂、绘图房，及物料库、工料库大小十余座，一律告成。其火药各厂，如提硝房、蒸硫房、煏炭房、碾炭房、碾硫房、碾硝房、合药房、碾药房、碎药房、压药房、成粒房、筛药房、光药房、烘药房、装箱房，亦次第告竣。
虽然那时的军工厂全是作坊式的操作间，但一年时间就有如此成效，着实体现丁宝桢苦干实干精神。
折子的前半段是汇报，后半段则是长远打算：“所买外洋机器，次第运取。俟机件煤炭各种备全，厂局告成，不逾一年，即可开工。将来如格林炮、克虏伯炮、林明登枪、马梯尼枪，均可自造，不至受制于人，并可接济各省，由水路转运。即使洋商闭关，不虞坐困也。”
这眼光绝非拘泥于一省防务，而是放眼全国。
1877年，山东机器局全面投产，开创了山东近代工业的先河。它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第一家引进国外机器设备，并全由自己的技术力量独立建设的企业。
山东机器局正式投产时，仅生产火药一项。1876年，丁宝桢为了实现他同时造枪子、弹药的计划，曾委托技术人员曾昭吉小规模地仿造马氏呢后膛枪120支，丁氏对此十分得意，认为曾昭吉仿制的后膛枪每支所费银仅10两，比从国外买来的每支可省银14两，而且与外国制造的相比，“其灵巧捷便，毫无异致。……其及远与马氏呢等，而出声之响，入靶之劲似有过之。”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军火需求大增，清政府又加强了海防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山东机器局的生产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所生产的军火，全部由清政府调拨给各地驻军抵御外敌。
丁宝桢在山东，一为抵御外辱，一为启迪民智。
趵突泉畔，尚志书院至今犹存。
1869年，丁宝桢建立“尚志书院”。《孟子·尽心上》：“何为尚志”？“仁义而已矣。”《庄子·刻意》也有“贤人尚志”的说法。他在这里招收各府、州、县推荐的所谓“敦品穷经之士”，研究儒学、天文、地舆、算术。1883年，山东巡抚任道镕仿浙江诂经精舍，修改书院章程，以经古课士，提倡朴学。清末新政，书院改为校士馆，后又改为山东优级师范选科学堂等。
丁宝桢去世后，清政府允许山东为丁宝桢建祠纪念，丁公祠就建在尚志书院的东北角。如今，同在趵突泉公园之中，李清照纪念堂的“清照旧居”南面二十来米的一个院子，就是尚志书院。
黄河与都江堰
1876年12月，丁宝桢赴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接见了他，授头品顶戴、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
离开北京之时，他已不再是山东巡抚，而是四川总督。
在北京的时候，他还获得了一个特权——在紫禁城骑马。紫禁城作为宫禁重地，不能随便坐轿，更不可能让人骑马到處溜达，除非皇上恩准。如果有谁被赏赐在紫禁城内骑马，这是很高的政治待遇。当然了，如果此人年事已高上不了马，经恩准也可坐轿。
准确说来，此处的“四川总督”前还得加俩字——代理，丁宝桢的新职务是代理四川总督。当时四川吏治腐败，财政赤字巨大，慈禧对丁宝桢寄以厚望。 山东的军工厂还在加紧建设中，此时离开确实让人惋惜。但他不得不踏上行程，以新的使命赶往西南。
丁宝桢在四川为官十年，同样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在四川，他干了三件大事：一是改进都江堰水利设施；二是创办四川机器局；三是改良盐法。他的雕像至今仍然矗立在都江堰边上。
丁宝桢任职四川期间，仍然和山东保持了密切关系。他曾让四川省给山东机器局解决一部分经费，而山东机器局供给四川省一部分军火，四川省应用军火取之内地，较之购自洋商节省实多。
水利，在丁宝桢的为官生涯中颇为重要。
济南崇孝苑碑林里的一块石碑上，记载着1871年黄河在山东郓城决堤，丁宝桢带病治理黄河水患的事迹。菏泽黄河边的障东堤石碑上，则记载了1873年黄河决口，正告假在贵州的丁宝桢赶回山东督治水患的情况。
两块石碑，足以说明丁宝桢在治黄这件事上的成绩。
到了四川之后，他开始治理都江堰，却没想到引来一场灾祸。
1877年，丁宝桢组织了大修都江堰的工程。大修前，他与灌县知县陆葆德往返勘工12次，觉得都江堰用竹笼堤“岁修累甚”，拟修建成永久性的防洪堤。
丁宝桢将都江堰分水鱼嘴、内江仰天窝鱼嘴、蒲柏河鱼嘴和人字堤全部改用条石修砌。条石之间用铁锭互相闩住，并用桐油、石灰、糯米汁嵌缝。同时，还石砌堤岸12000余丈，修建白马槽、平水槽等导水、泻水工程，疏淘内、外江干流及江安河入口段等被淤塞河道，挖河方40多万方，用竹笼19000余条，花费银129440余两。
没想到，次年都江堰遭遇一场特大洪灾，水利工程发挥不了作用，内江水流由决口直注外江，整个都江堰灌区下游缺水，一场“索水风潮”由此爆发。农民成群结队到总督府门前，要求丁宝桢给个说法。时值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争斗，洋务派丁宝桢出了事，守旧派纷纷上奏调查他。光绪皇帝下令处理此事，当年十二月，军机大臣恩承、童华受命抵川调查。
调查中，两位大臣百般刁难，但丁宝桢的工程经受住了考验，工程符合技术规范，也没有查出贪腐问题，乃因灾害太大，人力所不能避免。最后，朝廷仍以“堰功败于垂成，复蹈明之复辙”为由，将丁宝桢由一品顶戴降为三品顶戴，仍保留总督之职。丁士彬、陆葆德也被革职留用。
此后，丁宝桢、丁士彬、陆葆德自备经费，再次兴工修治，主要加固补建鱼嘴，恢复堤堰竹笼结构，扩宽和疏浚河道，并限定渠首岁修经费总数，免除了各用水州县的摊派。丁宝桢去世后，为了纪念他，灌县人就把鱼嘴称为“丁公鱼嘴”。
贫穷的改革家
缺钱，贯穿丁宝桢一生。
有一次，李鸿章向恭亲王奕訢送礼，奕訢不收。李鸿章提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是清朝公认的廉吏，奕訢一听他都收礼了，自己还装什么廉洁，就把银票收下了。
李鸿章提的，就是丁宝桢。
在山东时，支出与收入不对等，丁宝桢借了很多的钱。即将卸任山东巡抚，他去北京，顺便辗转天津见李鸿章。李鸿章说，你马上就走了，得把钱还了。就给了他一万两银票。到了京城，上下都需要打点，还要资助贵州老家进京的学子，一万两银子很快花光了。李鸿章又给了他一万两，并说，这是私款，以后不要再提。实际上，正赶上丁戊奇荒，丁宝桢派几个儿子，把剩下的银子换成钱米，赴山西、直隶等地，分给了灾民。
而在四川，则是另一种情形。
清朝九大总督，四川总督算得上是一个肥缺。
四川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土地肥沃丰饶，经济繁荣，盛产食盐、茶叶等国家专卖资源。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大阿哥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就这个四川盐茶道，每年也能弄10万两银子。”
一个四川盐茶道每年都能收入10万两银子，遑论四川总督？
然而，丁宝桢守着四川总督的肥缺，却穷得经常到当铺借钱过日子。
四川总督一年的进账是这样的：俸禄120两，禄米180斛；养廉银11000两；夔州关的公费12000两；川盐局的公费30000两。
三项加起来，每年大约有5万多两银子。这些都是正常收入。如果四川总督稍微贪心一点，有的是门路捞钱。只要不过分，每年收入10来万两银子，不是什么难事。
然而，丁宝桢的性格很古怪。他担任四川总督期间，从不吃拿卡要，甚至连夔州关、川盐局的42000两银子公费都分文不取。
他做官颇有修养，他远离腐蚀，洁身自好，除上衙门外，他还以读书写字作文赋诗为好，济南千佛山上，就有其手书的《诗经·大雅·懿戒》石碑。
后人评价，丁宝桢身上，有宝贵的革新精神与傲劲。他曾十次被弹劾，数次降职，但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不被官场恶俗浸染，大到僧格林沁，小到安德海，均不放在眼里。他改革盐政、裁撤夫马，增加了赋税，纾解了民困，是清末著名的改革家。
他真实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是一股清流，流淌在清末浑浊的河流中。他是一个耕耘者，死在贫瘠的土地上。
1886年，丁寶桢逝世于四川总督任所。由于平时的俸金多数用于济困助学，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在病危时竟然债台高筑，光绪为之动容，称“遽闻溘逝，悼惜殊深”。礼部尚书李瑞芬更是感于其功德胆识情操，把他与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推为晚清名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