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遭遇重大问题的时候，总会折射出在社会转型期当下人民群众或者说整个社会的道德思维变化。疫情当前，各行各业都在为战胜疫情而努力。
　　张文宏因为一段“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的视频在网络上爆红，这段视频引起了多元解读。后来，他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回应说，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基于契约精神，这是“大家讲好的”。这很有意思。多数人会把入党宣誓看作信仰，但张文宏把它作了世俗性的解释，就是所谓的“承诺”和“契约精神”——无论是作为党员，还是作为医务工作者，既然是曾经承诺过的东西，在危机时刻就必须兑现。有的承诺，承的轻于鸿毛，履的重若泰山，种世衡一诺流芳千古为国贡献；有的承诺，承的重于泰山，履的轻于鸿毛，商纣王那肆意的一把火，可知烧的是自己的锦绣河山。有的诺贵如千金，柔若春风凝若春水般浸透别人一生芳华。正如党员在入党宣誓时信誓旦旦地说出誓言，这份誓言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责任和担当。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对“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进行了区分。韦伯把政治家的伦理分为水火不相容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一切伦理性的行动都可以归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不可调和的对峙的原则信念倫理和责任伦理。
　　这并不意味着，信念伦理就是不负责任,责任伦理就是没有信念。这种阐释则是聚焦于依照信念伦理或者责任伦理的准则行事所产生的后果性质不同。信念伦理准则以信仰性的信念为动机，而事情结果的性质不一定和动机的性质相契合。而责任伦理准则则要求行为人对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而负责。意思就是信念伦理只讲求动机而不顾结果好坏与否，责任伦理则关注结果的好坏并以之来约束行为人作为时必须谨慎行事和秉持责任心。
　　按照韦伯的解释,在政治行为领域中应当倡行的是责任伦理,而不是信念伦理。所谓责任伦理,也就是一种以“担负责任”作为基本道德准则的伦理，并以行为人是否在行事中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来作为其道德评判的标准。从韦伯当时的具体语境来看，他之提出“责任伦理”作为一种独特的伦理精神，显然只是意在从对政治行为的道德评价所应有的特殊道德准则的分析和论述，来说明何为“以政治为业”。
　　而责任伦理的发展到现代也对今天社会分工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疫情防护之中，这种有担当、负责人的责任伦理，不只体现在医务工作者身上，还体现在那些坚守岗位各行各业的人身上。
　　媒体作为社会生活和这次抗击疫情行动中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在责任伦理的行为准则支撑下也为社会提供了许多正面影响，同时也能看到责任伦理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疫情爆发至今，可以说整个中国社会都深深卷入其中，起初只是一座城、几个数字、一条条不可捉摸的信息，而后我们困守一隅、关注着方寸屏幕那段的世界：地图上那些陌生的低于被标注，而距离自己越来越近，兵力数字随着时间而攀升……当一切堆积、迫近，势不可回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已身在其中。所有人都在进行一种“危机应对”。疾病传播这一公共卫生的危机，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政府危机，无论是社会公信力还是社会管理能力，似乎都遭受了颇大的打击和质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各种社交软件标榜“真实”的负面的消息几乎占了压倒性优势，而那种将一切质疑斥之为“大V造谣”的声音则弱了。大众舆论的这种情况在这几年真是非常少见，这样的群情激昂，当然和疫情的严峻形势有关，但大量真实的信息直接在大众面前曝光更是直接的诱因。媒体正是这些信息传播的媒介，媒体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责任，无法否认媒体的作为必有责任伦理行为准则的支撑。
　　特别是传统媒体似乎在多年的成绩和衰落之中，又获得了一个高光时刻，比如像财新、南周和三联这样的媒体，有关疫情的特刊就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一期杂志有洛阳纸贵之势；向媒体求助成为了很多疫区的患者为了获得医疗资源的方式之一。疫情与媒体之间的互动是双向的，媒体为疫情信息的传播提供媒介，而疫情也检验出了真正优秀的媒体和媒体人。这些媒体凭借高质量、正能量的文章赢得了肯定，这样的情形是在舆论市场被肤浅宣传长久统治的态势下难以想象的。在报导和发声中，优秀的媒体尽职尽责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事情结果负责，正是责任伦理的实践化。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我们更应该通过这次疫情，来检视自己过去的生活，不难发现，对于公共言论和公共事务的冷漠，显然不是一种可取的态度。
　　作者简介：张楚，1993，女，汉族，江苏南京。南京晓庄学院，助教，社会学硕士学位、教育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