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许异地高考，多年来都是民众的呼声。教育主管部门出台政策和规定，为高考地域松绑，无疑顺乎民心、顺应民意，是一大利好。然而，“三大準入”表态，又像一盆冷水从头浇下，让准许异地高考的政策有了些许“逗你玩”的意味。
　　推行异地高考政策，各地从思想意识本身，大多都还没有想通，没有达成统一认识。比如在高考各自为政、考题不同、难易不同、录取分数线不一，以及教育水平、资源配置本身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地区间都有地方保护主义的意识，轻易不愿意让异地人口分享本地居民的教育资源。如今再推出“三大准入”，无异于为各地抵触或变相抵触异地高考政策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特别是在落实过程中，所谓的“三大准入”，没有一个有确定的、统一的标准，极易被各地“最大化解读”，被弄成够不够条件“我说了算”的变相抵触。比如，何谓固定的工作、住所和收入？如果规定“和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等，对于大多数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来说，工作更换频繁，收入时高时低，时有时无，如何能达到标准？比如，何为固定住所、常住人口？这与户口限制又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进步之处？比如什么叫城市需要这个行业群体？谁说了算？等等。
　　依笔者之见，一方面，“三大准入”的标准很难统一，而且要求也未免苛刻；另一方面，各地本身就需要国家不设置条件的异地高考政策来督促落实与执行。因此，为了防止异地高考引发无节制、难以控制的高考迁徙乱象，设置条件和准入标准是必要的，只规定“高考生高中两到三年在异地学校就读”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