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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太太,粮草的预谋
这是一个中性词,血缘谱系中称之为曾祖父和曾祖母。但在偏远的西部,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胡家坝镇老代坝村,两个人活成一个词,珠联璧合:太太。
——四声,发音要轻,就像秋风撩起的蒲公英,绝不能一笔带过。
——太太……是一段悠久绵长的岁月,甚至不能拿捏准到底生于哪年,而死却是唯一可靠的,它停留于近代。一生横跨晚清、民国、共和,形同草芥,卑微渺小,见证着历史的变迁。而作为证据,两座相互依偎的土丘,埋藏着多少生活细节。周遭英姿飒爽的刺藤、火棘、茅草、柏树、青冈树……历经风吹草动。种种迹象表明,时间,向荒芜深处继续蔓延。人迹罕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诠释,消亡的同时意味着另一个开始。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话题,无外乎自然界或是人类,轮回,遗忘,繁衍,一枚硬币抛出去的两面。我只是试图用一支手无缚鸡之力的笔,作为“盗墓”的工具而已,掘开那些潮湿的表象,临摹他们渐行渐远的痕迹。
这是他们馈赠给我的血脉所笃定的,既是责任,也是义务。
首先,让我们回到事情的起始。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太太先后生育了姐妹俩,没有任何异象,就像动物下崽一样自然。老大程莲英,老幺程莲芳。“莲”字为姓氏字牌,“英”与“芳”则寓意着花开富贵,饱含了农村人朴实无华的憧憬。他们无法识文断字,定是提上一篮自家鸡产的蛋,交由村里的私塾先生代为取名的。这两个雏儿为阴暗的生活带来短暂的欢声笑语,但更多则是揪心。女儿的出生无疑给原本窘迫的日子雪上加霜。男太太不得不起早贪黑,辗转于秦巴山区之间,骟猪、犁地、砍柴、编背篓、种庄稼……同任劳任怨的牲口一样,在陡峭的现实中艰难地维持着平衡。土地里刨食的人往往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使得他们的目光也是低垂向下的。他们能一眼洞穿与稻穗齐肩的稗子,能根据雪势的深浅估算来年的收成,却无法透过长满老茧的手纹、高傲倔强的幺女、饥寒交迫的生活,来判断自己粗糙的命运。时至久远,就连父亲也不能讲述那些过去,在细节中找答案成为一句空话。他们只是一对老实巴交的贫民,没有任何文字肯拉他们一把,包括碑铭,墓前自始至终空空如也。而我不能依靠臆测去推断他们寡淡的一生。数十年如一日,生计成为他们最大的牵绊,这是常态,运动的生命保持着绝对静止,悲哀如此。
时间一如既往,草率、保守,卡在年久失修的齿轮里,一圈又一圈,追逐、咬合。这无休止的眩晕,永恒着,顺时针转动,像高耸的瀑布,一波又一波前赴后继,沉溺于低洼的水潭里。命运,向来这般一分为二,正如淤泥与荷花不存在矛盾之说,鲜艳终归是要花开花谢,湮灭在泥淖之中。对于太太们来说,婚姻又何尝不是这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古便只认这个理儿。
也不知道从哪儿听人说的,太太在南屏乡张家山招来一对亲兄弟,入赘程家。大哥娶大姐为妻,改名程泽贵(我爷爷),二弟娶幺妹为妻,依旧原姓原名,叫张崇学。那时爷爷懂得木工手艺,时常在一堆木头里取出桌椅板凳,斧头、锯子、墨斗、推刨、凿刀……是我幼时司空见惯的工具。我惊讶于那些锋利的刀片,能够让铁打的硬木蜕下一层层柔韧的刨花,它们散发的山野气息使我多年以后仍旧念念不忘。而幺婆大概因为长相靓丽的原因,且丈夫身无长物,所以对这段婚姻并不热衷,时常对太太使性子、发脾气,这也为他们后来悲哀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2016年除夕,我随父亲和大爹去给太太叩头烧香,喋喋不休的父亲再次念叨起太太的死。他用干枯的青冈树丫刨开坟前厚厚的腐叶,掰断那些蔓延悬空的刺藤,跪在地上自说自话。显然,每年祭拜祖先时他都会旧事重提,但我想了解到更多的细节,毕竟,我出生时距离他们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恰如我现在的年龄。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对我而言,他们与我素未谋面,亦无照片可以一睹遗容,陌生人般存在于这个苍凉的世界。除却血缘交集和坟墓证明之外,再无任何瓜葛可言,绝不像爷爷推刨里剥落的刨花那样,令人记忆犹新。
殷红的火焰盘旋而上,指向瓦蓝的天空。我、父亲与大爹三人跪在死亡面前,少了一点悲戚之色。父亲跟大爹偶尔谈论家常,更多的沉默则交给揉成一团的草纸,它们躲藏在阴暗的树丛间隙,源源不断地拥向炽热的火堆,燃烧,那么突兀、冷清……很快,肉体就会被悄无声息的火苗吞噬殆尽,灵魂飞升,留下一堆散发着余温的灰烬;很快,他们将再次沦落为“孤魂野鬼”,开始为期一年的荒芜。周遭噼啪作响的鞭炮一方面宣告着新年的开始,另一方面宣告着祭祖的结束。唯独香蜡还在寂静地燃着,倔强,笃定,似乎想延长时间的空白。
火药味充斥着我的鼻孔,还有些尘埃,腾起来,并没有落下,它们以游弋的姿态飘浮着,也就是并未完全灰飞烟灭,也就是挂在树梢、悬在头顶,等着我们一一认领。在父亲和大爹反复翻炒往事时,我在手机上迅速录下他们的哀叹:
“婆是1969年秋天患病走的。那时只有我和妈在家里,婆的脸色蜡黄,喉咙里憋着一口痰,整天呼噜呼噜响,透不过气,就连身上也是浮泡泡的(浮肿)。后来妈就趴在床上,用嘴给她吸,最后痰吸出来了,人却不在了。”父亲说。
“爷是1973年上吊的。爸爸上土楼取叶子烟,刚上楼,突然一双腿撞在他头上,吓得他从木梯上出溜下去。再爬上去看时,人已经冰凉了。”大爹说。
……
未对他们的话做一字修改,这是他们最为真实的记忆,重复赘述,加之时过境迁,使得他们的语言清晰、懒散,像是叙述一件事不关己的事。若是吹毛求疵,也不太切合实际,只知道男太太吃了幺婆家的一碗酸稀饭,被幺婆用恶劣难听的语言羞辱。谁又能忍受自己亲生女儿的无端责骂呢,更何况导火索只是一碗稀饭。生性重尊严的男太太就这样悬梁自尽了,似乎唯有死才能逃避苟活带来的尴尬和屈辱。死,成为解放的代名词,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它与大米、麻绳牢牢拴在一起。女太太的遭遇也有相似之处,“它是饥饿/也是打着饱嗝的/涉及灵魂时,都带着肉体”。阴阳先生拿着罗盘探穴造墓时,太太最宠爱的幺女(理应对他的死负责的幺女)并没有出现在葬礼上,爷爷和婆婆埋葬了他们。按照男左女右的顺序,我们依次叩拜,在山坳处,面对郁郁葱葱的树丛,缩成一团的死亡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坍塌,每年都在风化着我们模棱两可的记忆,它是自然世界和精神时间的总和,一个代号、标签、固定的称谓。 祭奠太太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小山脊,幼时常听父母说起过,那里埋着一位癞子(麻风病患者),切记不可沾惹雨露,要敬而远之,否则会引火烧身。坟墓早已被庄稼地逐步蚕食,不见踪迹,有棵柿子树提醒着世人,此处长眠有亡灵。随着退耕还林的实施,葛藤和荆棘开始进行圈地运动,那些素日里不受待见的野生植物们见风猛长,远远超过了黄豆、玉米和油菜的拔节速度。阳光无法浸透到根部,就像阴暗潮湿的《聊斋志异》里专门吸食精血的鬼魅,高大魁梧的柿子树终究还是被藤蔓吞噬了。起初,癞子的坟上,后人每年都会向那棵柿子树烧纸,他们齐刷刷地跪在树下,围成一圈,嘴里念念有词。树已经演化为坟的一部分,或者说就是坟本身,具有生命气象的坟,开枝散叶的坟,表皮皲裂的坟,硕果累累的坟……后来,刀斧作祟,树倒猢狲散,再也不见香蜡纸酒的慰问。腐朽的树桩已然不能继续代替死亡的含义,那就索性空着,像一截朽木该有的模样,寂静,冷清。
每年三月,采茶时节,荆棘丛中都会伸出几簇好看的迎春花,布谷鸟在嫩条上游来荡去,死亡,变得无足轻重。自然弱化了沉重的悲哀,到底又是什么东西,时间,景致,还是暴雪那般统一,覆盖住了这色彩缤纷的世界。在青枫林里,我曾见识过秋风扫落叶;渭水河畔,曾见过格桑花拥簇的春天。而就在这座埋葬着癞子的小山丘,我曾见过一群活蹦乱跳的野兔,黑的、灰的、白的,像梦,黯淡,浑浊。那时村里还不通自来水,每天清晨,父亲或母亲都会早早去屋后的水井里挑水,顺便给我带回一窝兔子的消息。直到某天我也窥见了,在癞子坟旁,它们打扰了死亡的静谧,以及我对死亡的惊悚,好像它们就是为此而存在的。自此以后我却再未在癞子坟周围瞧见过兔子,它们彻底消失了,在我的视线里雾一般散去。
我们已经在坟前停留了一个小时,还有些火苗隐藏在灰烬里,没有寂灭,父亲不时用木棍搅动着,以防止它们引火烧山。我们需要在太太坟前再等一等,等冷下来,冰下来,沉下来,落下来,彻底偃旗息鼓。今年幺婆没来祭奠,去年来过,攀爬一道山坡时,歇气时叹气,好不容易走到坟前却不知爸妈分别在左还是右。再往后推,前年没来,大前年也没来,由此追溯到死亡的四十余年里,一片空白。母亲打来电话,催促我们赶紧结束,还有更多的亡人等着我们去打理。临走前,不远处的坟前放了几箱花炮,阳光温润,天空湛蓝,谁也没心思抬头。亡者的子孙们嘴上叼着香烟,一边商量着新年过后的打工去向。妯娌中有新媳妇,正嬉笑着在手机微信上抢红包。炮仗声很响,一路护送我们赶赴下一座荒坟。
婆爷,死亡契约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除却性别因素外,这句义结金兰的誓言用在婆爷身上,再合适不过了。1997年他们去世时我刚上学前班,依稀记得爷爷的音容,长烟枪,络腮胡,棉布袄,中等身材,火车头军帽,偏瘦,少言寡语,做事麻利……这些残缺不全的碎片构成了我脑海中对他最为原始的印象。而婆则身材矮小,戴有一顶黑毡帽,身着长襟大褂,常年咳嗽使她无法伸直腰杆(曾在散文《火车记》中叙述过父亲咳嗽时的状况:虾米般弓着腰,憋红了脸,鸡啄米似地不停点头,伴随着柴油机启动时的呜咽……至少在这一点上,女太太、婆和父亲一脉相承)。若再详细,抛开主观褒贬,我宁愿用尖嘴猴腮这样的词来形容她,这既是她的外貌,又代表着她的性格(家里仅存的合影照可以佐证)。每次母亲谈起她,都是满脸愤慨:“你出生那天,她明明在家却不来照应,痛的实在难受,你幺婆过来帮我接生,她却坐在堂屋门口的石凳上,抱着一只老母鸡,一边拍打母鸡一边指桑骂槐,‘别以为孵出小鸡就变成凤凰了’(我和母亲都属鸡)。你满月时,她早早就躲在你姑家,晚上回家骂骂咧咧,声称没有请她入席。你三岁时,扯着她的腿要饭吃,她拉着一张黑脸:‘给狗吃都不喂你!狗吃了还会摇尾巴。’说完果真倒在狗食盆里,气的你爸直跺脚。”这些回忆都是二手的,源于婆媳之间的矛盾,而我没办法向谁求证、解释,存在着无以弥补的间隙,更何况当事人早已魂归魂、土归土了。
1980年父亲进入供销社工作,同年,洪水冲塌了简陋破旧的老房,婆和爷带着儿女离开旧居,重新开荒造屋。形同愚公移山,他们用挖锄、簸箕和独轮车,将陡峭的坡地推平、压实,整天埋头于黄泥石缝中,望闻问切、敲打琢磨。砍木头、抬房檩、和稀泥、打模板、夹夯土、立梁柱、制门窗、装石凳……穷尽一切手段,建造属于自己的家园。两个儿子也日渐成人,亟待立足之地组建新家。爷爷承担起了做父亲的全部责任,务农间隙,时常上山采摘草药,抑或砍树打制木窗,然后再翻山越岭到几十公里外的元墩镇换回柴米油盐酱醋茶。凭借对生活的虔诚与信任,爷爷先后修建了八间土坯正房、四间偏房,为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三个女儿寻到女婿。可以说,泥土滋养了他的脾性,像是一枚兀自旋转的陀螺,入赘他乡的身份堪当那条不停抽打的皮鞭,疼痛,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无涯的时空里,雨点般砸在他那薄弱的身板上,发出“咻咻”的撕裂声。他算得上是一个与己为敌的人!面团、金箔、泥坯,任何一种可以反复揉捏、捶打、鞭策的物件都能够称之为他的化身,但却不是馒头、佛爷、陶瓷。他只属于大汗淋漓的过程,而不是金碧辉煌的结果。与此相反,我对婆的记忆就要稍加逊色了。听母亲谈起,婆年轻时曾疯过,因为第一胎早夭,受不了打击,一病不起,随后就开始疯疯癫癫。她的魂魄被亡灵取走了,肉体空空荡荡,存不住那些四处漫漶的精气。当时正处于“文革”早期,各种批判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某日,趁着天黑,爷爷偷偷跑到一位接受批斗的阴阳先生家里(本家亲戚)寻仙问鬼。先生死死插住门闩,同时,压低了火苗般上蹿的分贝,活脱两位接头的地下党,冒着被抄家的风险,将一对桃木法卦拨弄得炉火纯青。阴卦、阳卦、圣卦,裱纸、红绸、经卷,质问、对答、许愿……轮回交替,一窍不通的爷爷,眼见先生被鬼神折磨得大汗淋漓,竟有些手足失措,好歹半个多钟头后终于得出结论:子噬母髓。对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也就是说需要吃死婴肉才能够安神定魂,也就是说需要跟自己亲生的、已经夭折的儿子反目成仇。这跟神话故事中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的传说完全背道而驰。心灰意冷的爷爷跌跌撞撞跑回家,正巧遇见婆站在松木床板上,龇牙咧嘴地咬着一条麻花大辫,双手撑起笨重的楼笆(细竹和泥土混合编制而成,再由房梁枕着),嘴里不停地吐着含糊不清的咒骂。楼笆忽闪忽闪不停地颤抖,掀起一场簌簌飞扬的尘土,“不能再疯下去了!否则这个家非得让她给拆了不可!” 气急败坏的爷爷顾不得多考虑,立马拔身去死娃洞偷回一具死婴(直到2002年京昆高速经过村庄时,这座令人惶惶不安的洞穴才被填埋),肢解后放入瓦罐中烹煮。每次听到这,我都会莫名想起那些新闻里才会出现的案例,譬如,南京碎尸案,以及表叔的事(2000年他幼女夭折,为安胎着想,听从阴阳先生的建议,将死婴搁在木板上,用斧头使劲剁。如果血溅三尺,则为血光之灾;如果血默然自流,则意味着一帆风顺)。婆的肚腹里埋葬着一位死去的婴孩,甚至不知姓甚名谁,她用别人的死延续了自己的活,就像替死鬼续命。这个晦暗的词语已经融化进骨头,组成她的局部,两个身份互为表里。表叔也无须惶惶不安,新生活抽枝发芽,从幼女早夭再到儿女双全,他始终徘徊在生死边缘,体会着轮回的奥秘。
不知从何时起,死亡却被私欲彻底控制,变得举重若轻,不再集自然、亲情、信仰与灵魂为一体,道具般顺手拈来,无疑颠覆了恪守千年的死者为大的观念。礼仪性的眼泪和悲痛,传染病一样,迅速波及到涉世未深的山村。此后,这在大爹和父亲身上得到印证,当然,这是题外之言。
婆死之前家里刚杀了一头猪,全家人满怀欣喜地等待新年降临,死亡毫无征兆。晚上八点,男人们簇拥在火堆旁煨酒、谈天说地,女人们忙着收拾锅碗瓢盆,孩子则烧了满满一坑洋芋。新鲜的猪肉围吊在火堆上方,接受烟火祭拜,寒冷和黑暗被炽热的光芒推得很远——若再细致点儿,甚至可以听闻门外走投无路的飞雪,嗫嚅的狗吠,抱成一团的风言风语,以及源自于婆那坍塌的胸腔里喋喋不休的咳嗽声。
一如既往,几杯热酒下肚后,爷摇摇晃晃地踱进了睡房,不久就听见他的哀号,像是对月长啸的狼,或者春夜啼叫的猫。总之,不似豢养在人类喉咙里的声音,冷冰冰的,刚中带柔,极具穿透力。尤其在密闭幽暗的土房里,显得格外惊悚。谁也没有注意到,死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钻进了婆羸弱的身躯里,化成了她在这座冰凉的世界里仅存的绝望,最后的一口余气。父亲和大爹顾不得询问究竟,扔下酒盅,急急忙忙跑进里屋。他们窥见了婆眼角溢出的最后一滴眼泪,浅浅的划痕也是冷的,残缺不全,流淌到耳郭便断了踪迹,像心摔成几瓣。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死亡,由于年幼,尚且无法领会死到底意味着什么。父亲早早将我赶进被窝,我蜷缩在床铺里听着大人们急促的吆喝声。刚刚洗净、搁置好的锅碗瓢盆重新被取出来,金属撞击、瓷片摩擦、竹筷相冲,丁零作响,缠成一团。亲属已经被请来了,他们努力回忆着亡人的生平往事,品评一番,然后再行哀悼、无奈地叹息。几个青壮年抬出爷提前备好的老材(在本地,老人有提前准备棺木的习惯,通常,装有亡人的叫棺材,空置的则为老材),横亘在堂屋的板凳上,我听到他们用力喊“一、二、三”的口号,就像学校喇叭里激昂的广播体操的节奏……清晨,母亲为我穿好衣服,院子里积了一层密密的雪,我背着硕大的书包独自去学校,书包随着起伏的脚步不停地拍打着我的屁股。我很想扔掉这套格格不入的装备,嘟着小嘴执拗着不肯离开,但堂哥一个雪球砸向我,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些不快,重新加入到队伍中,奔跑起来。
参照旧制,亡人要在死后第三天下葬,婆最终被种到关山脚下的自留地里。那片荒地俨然成为了公认的坟场,新旧交错,参差不齐。每当烈日炎炎,插满花圈的坟墓迎风闪烁,发出刺眼炫目的金光,都会让人不忍直视那些搁浅已久的亡灵们。他们大多白天以花圈示人,晚上以磷火为号,大张旗鼓,抑或是鬼鬼祟祟,在这片生机盎然的大地上,恍若出入于无人之境。也曾在大山深处见过矗立在庭院里的坟墓——房屋:人去楼空;坟墓:杂草丛生。若非堆积成三角形的坟面佐证,我差点就爬上去登高而望了。对现代文明而言,生死,一墙之隔。“妇产科楼下就是殡仪馆”,生命的出口和入口,界线清晰明朗。但对农耕文明而言,生和死不过是存在的不同状态,作为中间媒介,暗通鬼神的阴阳先生似乎充当着死亡的医生、灵魂的判官,他是混沌的、模糊的,依赖于恐惧和信仰,而不是手术刀、麻醉剂和止痛片。
安葬婆那天,爷已经走不动路了。短短三天,从生龙活虎到垂垂老矣,他被一种莫须有的东西抽空了,骨头弯曲,皮肉浮肿,眼眸失神,双手拄着根脱了彩漆的拐杖,颤颤巍巍。行尸走肉般吃饭、上厕所、发呆,拒绝交谈,拒绝任何无谓的神情,无论谁也撬不开那张布满髭须、严丝合缝的嘴巴(爷早年便入赘程家,还有六兄弟多年未归,自此相见,但也未曾多做寒暄)。他将自己关押在黑暗的铁笼里,牢牢锁住,将自己停放在逝去的时空中,就像一尊结满蜘蛛网的佛,高高在上,却又纹丝不动,只负责接待前来吊唁的芸芸众生。当鞭炮唢呐炸成一团,棺材一寸寸脱离地面时,婆终究升空了,离开了这个浅尝辄止的世界。纷纷扬扬的纸钱、漫天飞舞的大雪、跌跌撞撞的孝子贤孙,种种迹象都在表明着,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候!
后来我在墓碑上看见父亲为婆撰写的祭文,除却生辰八字和死亡证明外,空泛的溢美之词,无非是勤俭节约、贤良淑德、含辛茹苦……这即是她有限的一生——托体共山阿,从此人间再无程莲英。而那天傍晚,爷牵着我的手,站在坟茔不远处的一棵老梨树下,一言不发,痴痴望了很长时间。他看了她最后一眼,香蜡纸烛,依旧金碧辉煌。当晚,他便合上了六十五岁的眼睛。像年轻时为追求她那般,再一次住在了她的隔壁,成为她不离不弃的好邻居。
外婆,生死博弈
我坚信逝者会通过梦境向亲友传递灵魂的讯息,古人将这类梦称为籍梦。祖籍的籍,籍贯的籍,户籍的籍,典籍的籍,书籍的籍,同时也是除籍、削籍、脱籍的籍。依照组词先后顺序,与梦境搭配,形成参照,不免意味深长。
我仅在外婆三周年时梦见过她一次:靠在破沙发上晒太阳,手里捏着几枚番茄,吮吸,吞咽,红色浆汁将她涂抹的面目全非,而番茄却完好无损。我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向外公求教,这个为乡村教育操劳了半辈子的老教员信誓旦旦地回答:“肯定饿坏了!”
祭拜那天果真将一盘糖拌番茄供到坟前,反倒将庄严肃穆的刀头肉遗忘在家。对此,表弟的梦更为现实:外婆坐在昏暗狭窄的火堆旁(偏房角落),手持火柴,擦着、熄灭,擦着、再熄灭,反反复复,泛黄的火苗将她臃肿的身影牢牢钉在墙壁上,头顶便是那根悬梁自尽的横木,毗邻绳索的位置,贴着一张过期的符咒,色调晦暗,寡然无味。当我在烤火间隙向母亲复述时,她压低了身子,埋头,拄着火钳,就像奥古斯特·罗丹刻刀下的“沉思者”,半晌过后喃喃自语:“真是作孽,五十七岁就做鬼了,要是想得开,现在也才六十七啊。”十年生死两茫茫,外婆自缢时尚未年老体衰。“最近老是梦见她,在高家沟(母亲娘家,修高速公路时移民搬迁至沟外)有妈、婆、幺姨、高绪宗的媳妇(都已去世),她们坐在院坝里聊天,哈哈大笑。”母亲抬起头狐疑地望着我,“你说怪不怪,活着时的亲戚,死了却还晓得黏到一堆嘞,看来跟活人也差不多。”说完便哈欠连天,眼角泪水汪汪。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对于生死的领悟尚无切肤之痛。“要是变人(投胎)的话,现在也该三四年级了吧?”我浅浅一声“嗯”,算是给这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画上了句号。 新年祭祖时我特意将外婆的坟墓装进手机里,并配上一段文字:刻有我姓名的墓碑。朋友圈评论五花八门,譬如:真好,也算死过一回(表情:撒花);大半夜居然还是黑白照,蛮■人的;放心吧,我以后也会把你的名字刻上去(表情:奋斗);珍爱生命,远离骚客……墓碑是镇上庙祝师傅做的,宋体,从右至左,竖书成行,依旧固守着最为传统的书写方式。祭拜那天,正午,艳阳高照,大把大把的纸钱在火焰里挣扎着、蠕动着,我被烤得汗流浃背,几近昏厥。表弟点了一支“利群”烟搁在墓碑前(外婆生前抽烟)。而外公和舅舅巧妙避开死这个尴尬字眼,大声讨论着坟前的空地该种什么好。坟后银杏树蔚然成林,夏天,遮天蔽日,已经整整十年了,想来真是日月如梭。你的大女婿在山东开挖掘机时山体滑坡,被活埋了;你的大儿定居江苏了;你的幺儿离婚后再婚,又添了一个乖巧的女儿,会喊外公了;你的外孙女结婚了;就连曾寄居你家读初中的外孙也即将大学毕业了……已经整整十年了,外公在你身后采摘了十年的银杏树叶,高速公路在你身前目送了十年的远方。这一切,你知道吗?
肯定不知道!你已经被暂停了,就像一块没有电池的钟表,指向废弃的时间。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每晚母亲都会点燃一盆炭火,向我吐露那些凉透了的往事,无异于火中取栗,她说我听,她回忆我补充,她叹息我默哀。殷红的钢炭灼烧着寂静的空气,炙热,已经蜕去了表面上的一层灰烬,她不时用火钳刮落那层白皙的死灰,露出里面大块大块蓬勃燃烧着的血肉筋块。直到午夜,凄清黯淡了万家灯火,再无话题可以絮叨时,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潜返到夜晚的中心。
从母亲口中得知,自外婆出生后太太(外婆母亲)便接二连三丧子,经阴阳先生推算,外婆命相太硬,需满十二岁后家里才能添丁。孤单的童年,繁重的劳动,以及相差十几岁的弟弟,便成为她少小自立的依据。但嫁给外公后因为脾气犟,不愿妥协,寒冬腊月被太太(外公母亲)安排放牛。“早晨白头霜明晃晃的,她牵着牛,赌气坐在田垄上,那时还怀着一个,爸看见才赶紧把她背回去,病根儿也是从那种下了。”再后来便是买公房的事,刚开始村人怕政策有变,都不肯做亏本的买卖,等到外公买下后,村支书却伙同邻居跑来找茬儿,隔三岔五就用锄头在墙角下掏,好端端的房子最终挖成了危房。外婆咽不下这口恶气,上门理论,反倒被对方大骂一顿。“她不会吵架,也不会生气,闷在心里,时间久了倒把自己憋出病来了。”母亲谈得最多的就是外婆的病,“她经常躺在床上捶胸顿足,长吁短叹,只能吸气、不能出气,憋得面红耳赤。有段时间她去住院,我们姐弟几个晚上不敢进屋睡觉,总感觉屋里飘荡着她的呻吟声,就算捂住耳朵也能听见。”对医无望后,外婆开始求助于迷信庇护,每晚蹲在灶后念念有词,烧纸焚香。或许是心诚则灵,慢慢地,外婆居然摆脱了病魔的控制,重新回到现实中来。她学会了抽烟、喝酒、打牌,学会了粗糙地生活,像男人一样顶天立地。不过这丝毫没有改变她的命运轨迹,一切都是暂时的,她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肉体,从没想过哪天再交出去。“有年还假死过一次。大家都以为她死了,准备安排后事,爸让我去请外婆,外婆蹒跚着小脚,过来看见她女儿还能动,提起拐棍就打我。”母亲说着说着便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很是滑稽。
读初中时,我和表姐、表弟寄居在外婆家,由外公外婆负责我们仨的饮食起居。那段时间外婆病情突然加重,后被查出胆囊炎与胆结石病变,外公怕照顾不周,就让大姨前来“顶岗上位”,负责照料我们几个小崽子。而从未出过远门的他则只身带着外婆奔走于西安、咸阳、凤翔,四处求医,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年半载。针灸、手术,秘籍、土方,科学的、迷信的,轮番上阵,外婆就像一只腆着肚皮的药罐。蜜香、茹草、苁蓉、夜关门、青霉素、氯霉素、先锋霉素,只要是可供参考的苦口良药,都会如洪流一般,源源不断地涌入她漏洞丛生的躯体,为她宽心,为她续命,为她承受着生命所不能承受之轻。我时常在想,是不是那时外婆便已暗下决心,放弃自己,她的耐心被无休止的针头和刀片消磨殆尽,除了呻吟呐喊,别无他法,甚至于我们,这些号称与她最为亲近的家人,也无从理解那种心力交瘁的苦楚和悲伤(生病期间,她的两个儿子从未回家看过她)。此时,宽慰,远远不够,她被生机勃勃的春天折磨着,被烈日炎炎的夏天恐吓着,被秋高气爽的秋天放逐着,被银装素裹的冬天排斥着。素面朝天的墙壁、棕红色的劣质沙发、黑白相间的土狗,以及窗外突兀陡峭的山峦,全都密谋囚禁着她。她没办法突围,唯有选择盘踞在那张破沙发上,低垂着枯萎的眼睑,落下一颗又一颗晶莹剔透的叹息。
最终,她选择了在外公生日前一天离开。
2006年5月17日,星期一,我们姐弟仨去了学校。18日是外公的生日,外婆早早便支走了外公,等他中午回家,外婆却失踪了。“她生病后从不串门,我找遍全村,以为她去了诊所,就煮了碗面条,刚端手里,突然觉得不对劲,平时锁上的偏房门怎么虚掩着?”外公推开这扇门后,这辈子就再也没有踏进过这间屋。绝望的外公抱着悬空的外婆,差点撞墙而去,我们有理由相信他额头上那一抹砖红色的印记,是清洗不掉的哀伤的标记。整整一周,他都在无尽的懊悔之中流放自己。电话打到学校时,我已忘记当时的反应,震惊,悲痛,还是惊慌失措?只记得那天下午背对夕阳走了很久……这世界的黑总归是沉寂冷漠的,她彻底消失了,再也不复存在,就像那些隐忍的光线,一缕一缕退还到山的那边,重新组成我们谙熟的寂静。我躲过炊烟、狗吠、人群,躲过山路、溪流、隧道,十三岁,那个摇摇欲坠的傍晚,内心一盘散沙。她把笑容和声音全隐藏起来了,取而代之的是嘶嘶冒气的蒸笼声,熙熙攘攘的寒暄声、鞭炮声、麻将声、锅碗瓢盆碰撞的炸裂声,似乎一切都与她无缘了。她的死,终于将一家人紧密地团聚在一起,这使我们坚信,她的死是伟大的。瞧!这些靠在柴堆旁嘀嘀咕咕的老婆子,活蹦乱跳的孩童,比拼酒量的男人们,还有那些打情骂俏的留守妇女们,她们做到了庄子的“方箕踞鼓盆而歌”。相比之下,我是多么惭愧啊!沉默,死水一潭。而注销户口是法律上的死亡,找个理由相聚才属于民间习俗。她工工整整地停放在棺盖上,保持着舒朗的神情,与躺在棕皮沙发上的她判若两人。当然,对于“久病床前无孝子”来说,我们又何曾注意过两者之间的区别,仿佛这世界只欠她一个迟到的仪式。他们目送她,谈论她,褒奖她,批评她,或者绕过她,反正她聋了、瞎了、瘫了、腐烂了,跟秸秆一样,春华秋实,回归自然,一堆肥料而已。 若是相信亡者有灵,草木山川自会有知。外婆下葬那天,棺材距离墓穴将近十米时,突然翻倒在地。后来听抬棺的人讲起,越是接近坟墓,棺材就越来越重,几乎无法扶正。已经爬过了陡坡、过了窄桥,六个壮汉竟然在平地上摔了个大跟头。阴阳师傅断言死者不想入土为安。她在挣扎,还是在眷恋?依照迷信说法,如果死者在“上坡时”(从家抬到墓地过程中)翻了身,则家里百日内不得安宁。迷信,很具诱惑力,此后,我们将它归功于风吹草动,或是杯弓蛇影,只要是家里的细微动静我们都视之为外婆回来了。窗户战栗,房门吱呀,布帘摇曳,纸张飞舞,水滴石穿——她和我们息息相关,无时无刻不在恫吓着我们,注视着我们,这让我们惶惶不安,仿佛被偷窥的生活,藏在一团黝黑密闭的阴影里,却从未露出过她的真面目。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尽管我们感到悲哀,但还是请来了阴阳师傅,这自然是忤逆外公之举。他靠在外婆曾躺过的棕红色沙发上,耷拉着双眼,一言不发,像是睡着了。他疲惫地望着阴阳师傅用一把桃木剑,刺向空空荡荡的夜晚。
端公,白日飞升
端公,“愚民有病,初不延医而延巫,俗云端工”,又名阴阳先生,尤以汉水流域为盛,“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隋书·地理志》)。
神灵统治着我的童年,在陕南乡村几乎随处可见,凹凸不平的堂屋里,牌位、神像、香炉、米斗、纸帛,组装起一副简单的信仰图腾。每逢婚丧嫁娶、病痛灾疫等重大事项,村民都会找到神执事的家里,寻求庇佑。端公总是借用两枚木制占具来揣度命运的态度,随后,香蜡纸烛各司其职,形同中医望闻问切,艺人吹拉弹唱。神,握在他们手心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恐惧、希望,可以通融的造物主,却从没有人得以一睹真容。好事者习惯于村头巷尾津津乐道,而拥趸则将他像神一样供奉在那些褪去色泽的故事里,久而久之,神便存在于荒诞的想象中,委身于悬崖峭壁上,参天古木间,深沟险壑里,滩涂湖畔旁……任何不被炊烟侵染的地方,披红挂彩,窥视着这方混沌的世界。虽然踪迹难寻,但作为神的反义词,鬼,却无处不在,人们亟须一位冶炼鬼魂的师傅篡改坎坷的命运。干娘就是这样一位神婆,自我牙牙学语时便拜在她的门下。
随着父亲年龄的骤增,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他时常将往事挂在嘴边,嚼得咯吱咯吱作响,就好像担心哪天突然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忘了那些颗粒粗糙的话语。而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他苍白的洗礼:在我刚满月时,高烧不退,他们抱着襁褓中的我辗转村诊所、镇卫生院、县中心医院,四处举债,却始终没办法医治好我的杂症。除夕夜,眼瞅别人家团团圆圆,他和母亲却只能轮流搂抱着我,在通风的、空旷的楼道里清水煮白面。出院回家后才发现锅里备下的过年肉已经长出了厚厚的霉菌。无奈之下病急乱投医,直至寻到干娘门下,这才挽救了我的小命。具体如何施救,父亲说得玄乎其神。干娘通过火盆里蜕尽肉体的裱纸灰烬,探寻到太太坟尖的石头脱落,父亲去祖坟一看,果不其然。但他将石头重新搬回去后,我的病情却没有丝毫减轻,反而有所加重。干娘怒斥父亲擅做主张,最后亲自去坟地“收拾一番”才使我化险为夷。当然,母亲口中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父亲与前妻生的儿子幼时夭折,但生前穿戴的衣物并没有扔,而是悉数穿到我的身上,母亲虽然颇有微词,但家穷,也就没有在意这些细节。干娘通过卦象推断得知小鬼作祟,需要斩妖除魔。父亲自然不会给我讲述这些,这是他的痛,没人愿意分担,只能一个人烂在心里。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那个可怜的哥哥埋葬在哪个角落里。不过这却勾起我对神灵的兴趣,在村里,这是禁忌,不能轻易亵渎。
表叔的死让我得以近距离接触端公,这个与湘西赶尸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身份,让一个懵懂的孩子开始领悟到死亡的尊严。
表叔赶集时被一辆大挂车挤下了狭窄的山道,头撞在岩石上,当场身亡,背篓、洋芋上沾满了他的鲜血。派出所调查取证时,旁边务农的大爷说得唾沫星子四溅,他目睹了一个人在世上仅存的最后几分钟。荒芜闭塞的村庄,难遇一回这种爆炸性新闻。围观的人群总能点燃他的兴奋点,使他不惜放下手中的锄,放下嗷嗷待哺的禾苗,不断添油加醋地描绘着死亡诞生的全过程。
表叔是鳏夫,素来独来独往惯了,也没有人去逼问追查肇事者,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死对他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逼问族中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眼瞅着尸体快要腐烂了,终于有人打破沉默,扬言自己来安葬。这个平日里毫不起眼、现今却语出惊人的人就是村里的端公,外姓,古稀之年,姑且称之为吴天师吧。
毕竟是同宗,族人脸上有些挂不住,商量着凑点钱,没想到被吴天师一口回绝。他早已游离在生死之外,况且自己懂得制作老材。他超脱了各种利益纠葛,半辈子足以看淡活人的嘴脸。墓穴也是他探的,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唯一不同的就是眼泪。棺材入穴,鞭炮齐鸣,旁观者就像被谁掌掴过一般,憋着气,纹丝不动,一双双冷冰冰的目光锥子一样扎在吴天师身上。哭,竟然成为奢侈的事,在这座苦心经营了几百年的村庄里,死,第一次因表叔而改变它的运行轨迹。吴天师丝毫没有理会这些异样,他只是做着他的本职工作,或者说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工作范围。年幼的我尚且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却对死亡有了新的定义,它不像以往的葬礼那么轻佻浮躁,香烟、酒精、嬉笑、哭泣……菜市场般紧密糅合在一起。现在,只剩庄严、静穆、神圣……这一长串名词早早便种进了我的心里。仪式结束后并没有安排酒席,人群退去,尘归尘、土归土,村庄显得那么寂静,就好像从没有包庇过一场尴尬的死亡。这片大地从不负责记录,而坟只是沉默的一种方式,除却阳光下几片闪烁的花圈,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自此吴天师的威严便在村里树起来了,村里解决不了的摩擦纠纷,都会直接跳过村长、支书和文书。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务工潮的兴起,青壮劳力的散失和老弱病残的剧增,贫瘠的乡村日渐滑向荒芜的深渊,曾经喧嚣的死亡再次被提上日程,却好像蒙上一层朦胧的纱,让人瞧不真切。死,究竟意味着什么?生无可恋,寿终正寝,还是油干灯尽?返乡时时常撞见公路两旁突然冒出来的坟墓,城墙一样围着破落的村落,徘徊不止,若是沿着那些突兀的坐标行走,你会发现翻新的泥土散发着一股潮湿的气息,仿佛腐烂浸透了地表,“痛,来源于大地/拱动的,可能是竹笋,也可能是冤魂”。对此,吴天师紧绷着漏风的嘴唇:肉体为灵魂提供着养分,就像果肉于种子,母体于胚胎。我不相信这句话出自耳目闭塞的吴天师,但又有什么值得怀疑呢。大地需要哲学,死亡需要诗意,传承了千百年的民俗文化,现今正在一次次接受文明的筛选。信仰变得越发具体,神被遗忘了,死被风化了,仅剩一副虚有其表的空壳。而我们就像寄居在这座蜗牛壳里的软体动物,吞噬着自己的残骸,还不忘作茧自缚。当村里年迈的老者不愿追随早已在城市安家落户的儿女时,他们已是料到自己将来的结局。火葬场和骨灰盒距离生活太远,或许他们只是怕尸骨无存,乡土难寻,怕茕茕孑立的魂魄被钢筋和水泥囚禁在针插不透、水泼不进的监狱里。村庄欠他们一个仪式,但我没想到这场仪式的主角正是法事的主持人吴天师。他死在一场雨后,呜咽的山风刮走了他的最后一口气。
按照故乡传统,端公为神典当灵魂,早已顿悟生死,百年后,需开天门,诉报功绩。没人真正目睹过神的世界,但并不妨碍他们被神率领着,走向一片臆想之中的乐土。仪式由吴天师的徒弟掌坛。首先颁布文书,在泛黄的裱纸上拓上端公大印,昭告天地神,此人姓甚名谁,家住何方,生辰忌日,功过与否。整个过程需要用陡峭的曲调唱出来,唱,导也。等到两条长凳搭起红绸编制而成天桥,村民早已挤满了泥泞不堪的院坝,孩子止住了嬉闹,妇女掩面窃窃私语,男人埋头抽烟,只有老式摆钟还在有规律地啃食着时间的边缘。端公顺着木梯爬上房顶,站在椽梁上手舞足蹈,呼风唤雨,仿佛周遭的一切都已荡然无存。天地肃清,抑扬顿挫的古汉语雪花般簌簌飞扬。此刻,他就是神,羌服猴头帽,曲项向天歌的神,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神。他挥动着青筋毕露的双臂,接收信号的天线一样,连接着两个世界的端点。铜锣、铙钹,不屈不挠地撞击,嘶鸣着一副波澜起伏的皮囊。所有人的目光都已拔地而起,射向天空的某一个点,他们祈祷有奇迹发生,祈祷不是风筝、飞机、乌鸦,而是云朵后面的捷径,消失在肉体里可以窥见的世界。
在干娘那儿,我曾听过有关神界的传闻,她将我托付给二郎真君,取名宝君,但这个名字并未伴随我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更多时候它被主动遗弃了,就像抛弃土地、庄稼、农业户口一样容易。我不确定是否真的有人洞见天门大开,正如我不确定我的乳名是否有过神的烙印。尤其是现在,神就像装饰品一样,挂在车上、家里、旅游景区,随处可见,但我们却越来越空,越来越淡,越来越弄不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信仰些什么,才能够庇护这颗行将就木的心。
吴天师的葬礼过后两年不到,他的独儿就自沉湖底了,据说是因为和媳妇闹矛盾。他曾跟吴天师学过端公,打捞他时,村民惊奇地发现,他竟然笔直地耸立在水中央,身后黝黑的淤泥里留有一长串整齐的脚印,就像将要泅渡到彼岸去的人,突然被卡在了时光的裂缝里。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太太,粮草的预谋
这是一个中性词,血缘谱系中称之为曾祖父和曾祖母。但在偏远的西部,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胡家坝镇老代坝村,两个人活成一个词,珠联璧合:太太。
——四声,发音要轻,就像秋风撩起的蒲公英,绝不能一笔带过。
——太太……是一段悠久绵长的岁月,甚至不能拿捏准到底生于哪年,而死却是唯一可靠的,它停留于近代。一生横跨晚清、民国、共和,形同草芥,卑微渺小,见证着历史的变迁。而作为证据,两座相互依偎的土丘,埋藏着多少生活细节。周遭英姿飒爽的刺藤、火棘、茅草、柏树、青冈树……历经风吹草动。种种迹象表明,时间,向荒芜深处继续蔓延。人迹罕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诠释,消亡的同时意味着另一个开始。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话题,无外乎自然界或是人类,轮回,遗忘,繁衍,一枚硬币抛出去的两面。我只是试图用一支手无缚鸡之力的笔,作为“盗墓”的工具而已,掘开那些潮湿的表象,临摹他们渐行渐远的痕迹。
这是他们馈赠给我的血脉所笃定的,既是责任,也是义务。
首先,让我们回到事情的起始。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太太先后生育了姐妹俩,没有任何异象,就像动物下崽一样自然。老大程莲英,老幺程莲芳。“莲”字为姓氏字牌,“英”与“芳”则寓意着花开富贵,饱含了农村人朴实无华的憧憬。他们无法识文断字,定是提上一篮自家鸡产的蛋,交由村里的私塾先生代为取名的。这两个雏儿为阴暗的生活带来短暂的欢声笑语,但更多则是揪心。女儿的出生无疑给原本窘迫的日子雪上加霜。男太太不得不起早贪黑,辗转于秦巴山区之间,骟猪、犁地、砍柴、编背篓、种庄稼……同任劳任怨的牲口一样,在陡峭的现实中艰难地维持着平衡。土地里刨食的人往往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使得他们的目光也是低垂向下的。他们能一眼洞穿与稻穗齐肩的稗子,能根据雪势的深浅估算来年的收成,却无法透过长满老茧的手纹、高傲倔强的幺女、饥寒交迫的生活,来判断自己粗糙的命运。时至久远,就连父亲也不能讲述那些过去,在细节中找答案成为一句空话。他们只是一对老实巴交的贫民,没有任何文字肯拉他们一把,包括碑铭,墓前自始至终空空如也。而我不能依靠臆测去推断他们寡淡的一生。数十年如一日,生计成为他们最大的牵绊,这是常态,运动的生命保持着绝对静止,悲哀如此。
时间一如既往,草率、保守,卡在年久失修的齿轮里,一圈又一圈,追逐、咬合。这无休止的眩晕,永恒着,顺时针转动,像高耸的瀑布,一波又一波前赴后继,沉溺于低洼的水潭里。命运,向来这般一分为二,正如淤泥与荷花不存在矛盾之说,鲜艳终归是要花开花谢,湮灭在泥淖之中。对于太太们来说,婚姻又何尝不是这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古便只认这个理儿。
也不知道从哪儿听人说的,太太在南屏乡张家山招来一对亲兄弟,入赘程家。大哥娶大姐为妻,改名程泽贵(我爷爷),二弟娶幺妹为妻,依旧原姓原名,叫张崇学。那时爷爷懂得木工手艺,时常在一堆木头里取出桌椅板凳,斧头、锯子、墨斗、推刨、凿刀……是我幼时司空见惯的工具。我惊讶于那些锋利的刀片,能够让铁打的硬木蜕下一层层柔韧的刨花,它们散发的山野气息使我多年以后仍旧念念不忘。而幺婆大概因为长相靓丽的原因,且丈夫身无长物,所以对这段婚姻并不热衷,时常对太太使性子、发脾气,这也为他们后来悲哀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2016年除夕,我随父亲和大爹去给太太叩头烧香,喋喋不休的父亲再次念叨起太太的死。他用干枯的青冈树丫刨开坟前厚厚的腐叶,掰断那些蔓延悬空的刺藤,跪在地上自说自话。显然,每年祭拜祖先时他都会旧事重提,但我想了解到更多的细节,毕竟,我出生时距离他们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恰如我现在的年龄。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对我而言,他们与我素未谋面,亦无照片可以一睹遗容,陌生人般存在于这个苍凉的世界。除却血缘交集和坟墓证明之外,再无任何瓜葛可言,绝不像爷爷推刨里剥落的刨花那样,令人记忆犹新。
殷红的火焰盘旋而上,指向瓦蓝的天空。我、父亲与大爹三人跪在死亡面前,少了一点悲戚之色。父亲跟大爹偶尔谈论家常,更多的沉默则交给揉成一团的草纸,它们躲藏在阴暗的树丛间隙,源源不断地拥向炽热的火堆,燃烧,那么突兀、冷清……很快,肉体就会被悄无声息的火苗吞噬殆尽,灵魂飞升,留下一堆散发着余温的灰烬;很快,他们将再次沦落为“孤魂野鬼”,开始为期一年的荒芜。周遭噼啪作响的鞭炮一方面宣告着新年的开始,另一方面宣告着祭祖的结束。唯独香蜡还在寂静地燃着,倔强,笃定,似乎想延长时间的空白。
火药味充斥着我的鼻孔,还有些尘埃,腾起来,并没有落下,它们以游弋的姿态飘浮着,也就是并未完全灰飞烟灭,也就是挂在树梢、悬在头顶,等着我们一一认领。在父亲和大爹反复翻炒往事时,我在手机上迅速录下他们的哀叹:
“婆是1969年秋天患病走的。那时只有我和妈在家里,婆的脸色蜡黄,喉咙里憋着一口痰,整天呼噜呼噜响,透不过气,就连身上也是浮泡泡的(浮肿)。后来妈就趴在床上,用嘴给她吸,最后痰吸出来了,人却不在了。”父亲说。
“爷是1973年上吊的。爸爸上土楼取叶子烟,刚上楼,突然一双腿撞在他头上,吓得他从木梯上出溜下去。再爬上去看时,人已经冰凉了。”大爹说。
……
未对他们的话做一字修改,这是他们最为真实的记忆,重复赘述,加之时过境迁,使得他们的语言清晰、懒散,像是叙述一件事不关己的事。若是吹毛求疵,也不太切合实际,只知道男太太吃了幺婆家的一碗酸稀饭,被幺婆用恶劣难听的语言羞辱。谁又能忍受自己亲生女儿的无端责骂呢,更何况导火索只是一碗稀饭。生性重尊严的男太太就这样悬梁自尽了,似乎唯有死才能逃避苟活带来的尴尬和屈辱。死,成为解放的代名词,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它与大米、麻绳牢牢拴在一起。女太太的遭遇也有相似之处,“它是饥饿/也是打着饱嗝的/涉及灵魂时,都带着肉体”。阴阳先生拿着罗盘探穴造墓时,太太最宠爱的幺女(理应对他的死负责的幺女)并没有出现在葬礼上,爷爷和婆婆埋葬了他们。按照男左女右的顺序,我们依次叩拜,在山坳处,面对郁郁葱葱的树丛,缩成一团的死亡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坍塌,每年都在风化着我们模棱两可的记忆,它是自然世界和精神时间的总和,一个代号、标签、固定的称谓。 祭奠太太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小山脊,幼时常听父母说起过,那里埋着一位癞子(麻风病患者),切记不可沾惹雨露,要敬而远之,否则会引火烧身。坟墓早已被庄稼地逐步蚕食,不见踪迹,有棵柿子树提醒着世人,此处长眠有亡灵。随着退耕还林的实施,葛藤和荆棘开始进行圈地运动,那些素日里不受待见的野生植物们见风猛长,远远超过了黄豆、玉米和油菜的拔节速度。阳光无法浸透到根部,就像阴暗潮湿的《聊斋志异》里专门吸食精血的鬼魅,高大魁梧的柿子树终究还是被藤蔓吞噬了。起初,癞子的坟上,后人每年都会向那棵柿子树烧纸,他们齐刷刷地跪在树下,围成一圈,嘴里念念有词。树已经演化为坟的一部分,或者说就是坟本身,具有生命气象的坟,开枝散叶的坟,表皮皲裂的坟,硕果累累的坟……后来,刀斧作祟,树倒猢狲散,再也不见香蜡纸酒的慰问。腐朽的树桩已然不能继续代替死亡的含义,那就索性空着,像一截朽木该有的模样,寂静,冷清。
每年三月,采茶时节,荆棘丛中都会伸出几簇好看的迎春花,布谷鸟在嫩条上游来荡去,死亡,变得无足轻重。自然弱化了沉重的悲哀,到底又是什么东西,时间,景致,还是暴雪那般统一,覆盖住了这色彩缤纷的世界。在青枫林里,我曾见识过秋风扫落叶;渭水河畔,曾见过格桑花拥簇的春天。而就在这座埋葬着癞子的小山丘,我曾见过一群活蹦乱跳的野兔,黑的、灰的、白的,像梦,黯淡,浑浊。那时村里还不通自来水,每天清晨,父亲或母亲都会早早去屋后的水井里挑水,顺便给我带回一窝兔子的消息。直到某天我也窥见了,在癞子坟旁,它们打扰了死亡的静谧,以及我对死亡的惊悚,好像它们就是为此而存在的。自此以后我却再未在癞子坟周围瞧见过兔子,它们彻底消失了,在我的视线里雾一般散去。
我们已经在坟前停留了一个小时,还有些火苗隐藏在灰烬里,没有寂灭,父亲不时用木棍搅动着,以防止它们引火烧山。我们需要在太太坟前再等一等,等冷下来,冰下来,沉下来,落下来,彻底偃旗息鼓。今年幺婆没来祭奠,去年来过,攀爬一道山坡时,歇气时叹气,好不容易走到坟前却不知爸妈分别在左还是右。再往后推,前年没来,大前年也没来,由此追溯到死亡的四十余年里,一片空白。母亲打来电话,催促我们赶紧结束,还有更多的亡人等着我们去打理。临走前,不远处的坟前放了几箱花炮,阳光温润,天空湛蓝,谁也没心思抬头。亡者的子孙们嘴上叼着香烟,一边商量着新年过后的打工去向。妯娌中有新媳妇,正嬉笑着在手机微信上抢红包。炮仗声很响,一路护送我们赶赴下一座荒坟。
婆爷,死亡契约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除却性别因素外,这句义结金兰的誓言用在婆爷身上,再合适不过了。1997年他们去世时我刚上学前班,依稀记得爷爷的音容,长烟枪,络腮胡,棉布袄,中等身材,火车头军帽,偏瘦,少言寡语,做事麻利……这些残缺不全的碎片构成了我脑海中对他最为原始的印象。而婆则身材矮小,戴有一顶黑毡帽,身着长襟大褂,常年咳嗽使她无法伸直腰杆(曾在散文《火车记》中叙述过父亲咳嗽时的状况:虾米般弓着腰,憋红了脸,鸡啄米似地不停点头,伴随着柴油机启动时的呜咽……至少在这一点上,女太太、婆和父亲一脉相承)。若再详细,抛开主观褒贬,我宁愿用尖嘴猴腮这样的词来形容她,这既是她的外貌,又代表着她的性格(家里仅存的合影照可以佐证)。每次母亲谈起她,都是满脸愤慨:“你出生那天,她明明在家却不来照应,痛的实在难受,你幺婆过来帮我接生,她却坐在堂屋门口的石凳上,抱着一只老母鸡,一边拍打母鸡一边指桑骂槐,‘别以为孵出小鸡就变成凤凰了’(我和母亲都属鸡)。你满月时,她早早就躲在你姑家,晚上回家骂骂咧咧,声称没有请她入席。你三岁时,扯着她的腿要饭吃,她拉着一张黑脸:‘给狗吃都不喂你!狗吃了还会摇尾巴。’说完果真倒在狗食盆里,气的你爸直跺脚。”这些回忆都是二手的,源于婆媳之间的矛盾,而我没办法向谁求证、解释,存在着无以弥补的间隙,更何况当事人早已魂归魂、土归土了。
1980年父亲进入供销社工作,同年,洪水冲塌了简陋破旧的老房,婆和爷带着儿女离开旧居,重新开荒造屋。形同愚公移山,他们用挖锄、簸箕和独轮车,将陡峭的坡地推平、压实,整天埋头于黄泥石缝中,望闻问切、敲打琢磨。砍木头、抬房檩、和稀泥、打模板、夹夯土、立梁柱、制门窗、装石凳……穷尽一切手段,建造属于自己的家园。两个儿子也日渐成人,亟待立足之地组建新家。爷爷承担起了做父亲的全部责任,务农间隙,时常上山采摘草药,抑或砍树打制木窗,然后再翻山越岭到几十公里外的元墩镇换回柴米油盐酱醋茶。凭借对生活的虔诚与信任,爷爷先后修建了八间土坯正房、四间偏房,为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三个女儿寻到女婿。可以说,泥土滋养了他的脾性,像是一枚兀自旋转的陀螺,入赘他乡的身份堪当那条不停抽打的皮鞭,疼痛,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无涯的时空里,雨点般砸在他那薄弱的身板上,发出“咻咻”的撕裂声。他算得上是一个与己为敌的人!面团、金箔、泥坯,任何一种可以反复揉捏、捶打、鞭策的物件都能够称之为他的化身,但却不是馒头、佛爷、陶瓷。他只属于大汗淋漓的过程,而不是金碧辉煌的结果。与此相反,我对婆的记忆就要稍加逊色了。听母亲谈起,婆年轻时曾疯过,因为第一胎早夭,受不了打击,一病不起,随后就开始疯疯癫癫。她的魂魄被亡灵取走了,肉体空空荡荡,存不住那些四处漫漶的精气。当时正处于“文革”早期,各种批判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某日,趁着天黑,爷爷偷偷跑到一位接受批斗的阴阳先生家里(本家亲戚)寻仙问鬼。先生死死插住门闩,同时,压低了火苗般上蹿的分贝,活脱两位接头的地下党,冒着被抄家的风险,将一对桃木法卦拨弄得炉火纯青。阴卦、阳卦、圣卦,裱纸、红绸、经卷,质问、对答、许愿……轮回交替,一窍不通的爷爷,眼见先生被鬼神折磨得大汗淋漓,竟有些手足失措,好歹半个多钟头后终于得出结论:子噬母髓。对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也就是说需要吃死婴肉才能够安神定魂,也就是说需要跟自己亲生的、已经夭折的儿子反目成仇。这跟神话故事中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的传说完全背道而驰。心灰意冷的爷爷跌跌撞撞跑回家,正巧遇见婆站在松木床板上,龇牙咧嘴地咬着一条麻花大辫,双手撑起笨重的楼笆(细竹和泥土混合编制而成,再由房梁枕着),嘴里不停地吐着含糊不清的咒骂。楼笆忽闪忽闪不停地颤抖,掀起一场簌簌飞扬的尘土,“不能再疯下去了!否则这个家非得让她给拆了不可!” 气急败坏的爷爷顾不得多考虑,立马拔身去死娃洞偷回一具死婴(直到2002年京昆高速经过村庄时,这座令人惶惶不安的洞穴才被填埋),肢解后放入瓦罐中烹煮。每次听到这,我都会莫名想起那些新闻里才会出现的案例,譬如,南京碎尸案,以及表叔的事(2000年他幼女夭折,为安胎着想,听从阴阳先生的建议,将死婴搁在木板上,用斧头使劲剁。如果血溅三尺,则为血光之灾;如果血默然自流,则意味着一帆风顺)。婆的肚腹里埋葬着一位死去的婴孩,甚至不知姓甚名谁,她用别人的死延续了自己的活,就像替死鬼续命。这个晦暗的词语已经融化进骨头,组成她的局部,两个身份互为表里。表叔也无须惶惶不安,新生活抽枝发芽,从幼女早夭再到儿女双全,他始终徘徊在生死边缘,体会着轮回的奥秘。
不知从何时起,死亡却被私欲彻底控制,变得举重若轻,不再集自然、亲情、信仰与灵魂为一体,道具般顺手拈来,无疑颠覆了恪守千年的死者为大的观念。礼仪性的眼泪和悲痛,传染病一样,迅速波及到涉世未深的山村。此后,这在大爹和父亲身上得到印证,当然,这是题外之言。
婆死之前家里刚杀了一头猪,全家人满怀欣喜地等待新年降临,死亡毫无征兆。晚上八点,男人们簇拥在火堆旁煨酒、谈天说地,女人们忙着收拾锅碗瓢盆,孩子则烧了满满一坑洋芋。新鲜的猪肉围吊在火堆上方,接受烟火祭拜,寒冷和黑暗被炽热的光芒推得很远——若再细致点儿,甚至可以听闻门外走投无路的飞雪,嗫嚅的狗吠,抱成一团的风言风语,以及源自于婆那坍塌的胸腔里喋喋不休的咳嗽声。
一如既往,几杯热酒下肚后,爷摇摇晃晃地踱进了睡房,不久就听见他的哀号,像是对月长啸的狼,或者春夜啼叫的猫。总之,不似豢养在人类喉咙里的声音,冷冰冰的,刚中带柔,极具穿透力。尤其在密闭幽暗的土房里,显得格外惊悚。谁也没有注意到,死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钻进了婆羸弱的身躯里,化成了她在这座冰凉的世界里仅存的绝望,最后的一口余气。父亲和大爹顾不得询问究竟,扔下酒盅,急急忙忙跑进里屋。他们窥见了婆眼角溢出的最后一滴眼泪,浅浅的划痕也是冷的,残缺不全,流淌到耳郭便断了踪迹,像心摔成几瓣。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死亡,由于年幼,尚且无法领会死到底意味着什么。父亲早早将我赶进被窝,我蜷缩在床铺里听着大人们急促的吆喝声。刚刚洗净、搁置好的锅碗瓢盆重新被取出来,金属撞击、瓷片摩擦、竹筷相冲,丁零作响,缠成一团。亲属已经被请来了,他们努力回忆着亡人的生平往事,品评一番,然后再行哀悼、无奈地叹息。几个青壮年抬出爷提前备好的老材(在本地,老人有提前准备棺木的习惯,通常,装有亡人的叫棺材,空置的则为老材),横亘在堂屋的板凳上,我听到他们用力喊“一、二、三”的口号,就像学校喇叭里激昂的广播体操的节奏……清晨,母亲为我穿好衣服,院子里积了一层密密的雪,我背着硕大的书包独自去学校,书包随着起伏的脚步不停地拍打着我的屁股。我很想扔掉这套格格不入的装备,嘟着小嘴执拗着不肯离开,但堂哥一个雪球砸向我,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些不快,重新加入到队伍中,奔跑起来。
参照旧制,亡人要在死后第三天下葬,婆最终被种到关山脚下的自留地里。那片荒地俨然成为了公认的坟场,新旧交错,参差不齐。每当烈日炎炎,插满花圈的坟墓迎风闪烁,发出刺眼炫目的金光,都会让人不忍直视那些搁浅已久的亡灵们。他们大多白天以花圈示人,晚上以磷火为号,大张旗鼓,抑或是鬼鬼祟祟,在这片生机盎然的大地上,恍若出入于无人之境。也曾在大山深处见过矗立在庭院里的坟墓——房屋:人去楼空;坟墓:杂草丛生。若非堆积成三角形的坟面佐证,我差点就爬上去登高而望了。对现代文明而言,生死,一墙之隔。“妇产科楼下就是殡仪馆”,生命的出口和入口,界线清晰明朗。但对农耕文明而言,生和死不过是存在的不同状态,作为中间媒介,暗通鬼神的阴阳先生似乎充当着死亡的医生、灵魂的判官,他是混沌的、模糊的,依赖于恐惧和信仰,而不是手术刀、麻醉剂和止痛片。
安葬婆那天,爷已经走不动路了。短短三天,从生龙活虎到垂垂老矣,他被一种莫须有的东西抽空了,骨头弯曲,皮肉浮肿,眼眸失神,双手拄着根脱了彩漆的拐杖,颤颤巍巍。行尸走肉般吃饭、上厕所、发呆,拒绝交谈,拒绝任何无谓的神情,无论谁也撬不开那张布满髭须、严丝合缝的嘴巴(爷早年便入赘程家,还有六兄弟多年未归,自此相见,但也未曾多做寒暄)。他将自己关押在黑暗的铁笼里,牢牢锁住,将自己停放在逝去的时空中,就像一尊结满蜘蛛网的佛,高高在上,却又纹丝不动,只负责接待前来吊唁的芸芸众生。当鞭炮唢呐炸成一团,棺材一寸寸脱离地面时,婆终究升空了,离开了这个浅尝辄止的世界。纷纷扬扬的纸钱、漫天飞舞的大雪、跌跌撞撞的孝子贤孙,种种迹象都在表明着,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候!
后来我在墓碑上看见父亲为婆撰写的祭文,除却生辰八字和死亡证明外,空泛的溢美之词,无非是勤俭节约、贤良淑德、含辛茹苦……这即是她有限的一生——托体共山阿,从此人间再无程莲英。而那天傍晚,爷牵着我的手,站在坟茔不远处的一棵老梨树下,一言不发,痴痴望了很长时间。他看了她最后一眼,香蜡纸烛,依旧金碧辉煌。当晚,他便合上了六十五岁的眼睛。像年轻时为追求她那般,再一次住在了她的隔壁,成为她不离不弃的好邻居。
外婆,生死博弈
我坚信逝者会通过梦境向亲友传递灵魂的讯息,古人将这类梦称为籍梦。祖籍的籍,籍贯的籍,户籍的籍,典籍的籍,书籍的籍,同时也是除籍、削籍、脱籍的籍。依照组词先后顺序,与梦境搭配,形成参照,不免意味深长。
我仅在外婆三周年时梦见过她一次:靠在破沙发上晒太阳,手里捏着几枚番茄,吮吸,吞咽,红色浆汁将她涂抹的面目全非,而番茄却完好无损。我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向外公求教,这个为乡村教育操劳了半辈子的老教员信誓旦旦地回答:“肯定饿坏了!”
祭拜那天果真将一盘糖拌番茄供到坟前,反倒将庄严肃穆的刀头肉遗忘在家。对此,表弟的梦更为现实:外婆坐在昏暗狭窄的火堆旁(偏房角落),手持火柴,擦着、熄灭,擦着、再熄灭,反反复复,泛黄的火苗将她臃肿的身影牢牢钉在墙壁上,头顶便是那根悬梁自尽的横木,毗邻绳索的位置,贴着一张过期的符咒,色调晦暗,寡然无味。当我在烤火间隙向母亲复述时,她压低了身子,埋头,拄着火钳,就像奥古斯特·罗丹刻刀下的“沉思者”,半晌过后喃喃自语:“真是作孽,五十七岁就做鬼了,要是想得开,现在也才六十七啊。”十年生死两茫茫,外婆自缢时尚未年老体衰。“最近老是梦见她,在高家沟(母亲娘家,修高速公路时移民搬迁至沟外)有妈、婆、幺姨、高绪宗的媳妇(都已去世),她们坐在院坝里聊天,哈哈大笑。”母亲抬起头狐疑地望着我,“你说怪不怪,活着时的亲戚,死了却还晓得黏到一堆嘞,看来跟活人也差不多。”说完便哈欠连天,眼角泪水汪汪。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对于生死的领悟尚无切肤之痛。“要是变人(投胎)的话,现在也该三四年级了吧?”我浅浅一声“嗯”,算是给这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画上了句号。 新年祭祖时我特意将外婆的坟墓装进手机里,并配上一段文字:刻有我姓名的墓碑。朋友圈评论五花八门,譬如:真好,也算死过一回(表情:撒花);大半夜居然还是黑白照,蛮■人的;放心吧,我以后也会把你的名字刻上去(表情:奋斗);珍爱生命,远离骚客……墓碑是镇上庙祝师傅做的,宋体,从右至左,竖书成行,依旧固守着最为传统的书写方式。祭拜那天,正午,艳阳高照,大把大把的纸钱在火焰里挣扎着、蠕动着,我被烤得汗流浃背,几近昏厥。表弟点了一支“利群”烟搁在墓碑前(外婆生前抽烟)。而外公和舅舅巧妙避开死这个尴尬字眼,大声讨论着坟前的空地该种什么好。坟后银杏树蔚然成林,夏天,遮天蔽日,已经整整十年了,想来真是日月如梭。你的大女婿在山东开挖掘机时山体滑坡,被活埋了;你的大儿定居江苏了;你的幺儿离婚后再婚,又添了一个乖巧的女儿,会喊外公了;你的外孙女结婚了;就连曾寄居你家读初中的外孙也即将大学毕业了……已经整整十年了,外公在你身后采摘了十年的银杏树叶,高速公路在你身前目送了十年的远方。这一切,你知道吗?
肯定不知道!你已经被暂停了,就像一块没有电池的钟表,指向废弃的时间。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每晚母亲都会点燃一盆炭火,向我吐露那些凉透了的往事,无异于火中取栗,她说我听,她回忆我补充,她叹息我默哀。殷红的钢炭灼烧着寂静的空气,炙热,已经蜕去了表面上的一层灰烬,她不时用火钳刮落那层白皙的死灰,露出里面大块大块蓬勃燃烧着的血肉筋块。直到午夜,凄清黯淡了万家灯火,再无话题可以絮叨时,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潜返到夜晚的中心。
从母亲口中得知,自外婆出生后太太(外婆母亲)便接二连三丧子,经阴阳先生推算,外婆命相太硬,需满十二岁后家里才能添丁。孤单的童年,繁重的劳动,以及相差十几岁的弟弟,便成为她少小自立的依据。但嫁给外公后因为脾气犟,不愿妥协,寒冬腊月被太太(外公母亲)安排放牛。“早晨白头霜明晃晃的,她牵着牛,赌气坐在田垄上,那时还怀着一个,爸看见才赶紧把她背回去,病根儿也是从那种下了。”再后来便是买公房的事,刚开始村人怕政策有变,都不肯做亏本的买卖,等到外公买下后,村支书却伙同邻居跑来找茬儿,隔三岔五就用锄头在墙角下掏,好端端的房子最终挖成了危房。外婆咽不下这口恶气,上门理论,反倒被对方大骂一顿。“她不会吵架,也不会生气,闷在心里,时间久了倒把自己憋出病来了。”母亲谈得最多的就是外婆的病,“她经常躺在床上捶胸顿足,长吁短叹,只能吸气、不能出气,憋得面红耳赤。有段时间她去住院,我们姐弟几个晚上不敢进屋睡觉,总感觉屋里飘荡着她的呻吟声,就算捂住耳朵也能听见。”对医无望后,外婆开始求助于迷信庇护,每晚蹲在灶后念念有词,烧纸焚香。或许是心诚则灵,慢慢地,外婆居然摆脱了病魔的控制,重新回到现实中来。她学会了抽烟、喝酒、打牌,学会了粗糙地生活,像男人一样顶天立地。不过这丝毫没有改变她的命运轨迹,一切都是暂时的,她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肉体,从没想过哪天再交出去。“有年还假死过一次。大家都以为她死了,准备安排后事,爸让我去请外婆,外婆蹒跚着小脚,过来看见她女儿还能动,提起拐棍就打我。”母亲说着说着便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很是滑稽。
读初中时,我和表姐、表弟寄居在外婆家,由外公外婆负责我们仨的饮食起居。那段时间外婆病情突然加重,后被查出胆囊炎与胆结石病变,外公怕照顾不周,就让大姨前来“顶岗上位”,负责照料我们几个小崽子。而从未出过远门的他则只身带着外婆奔走于西安、咸阳、凤翔,四处求医,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年半载。针灸、手术,秘籍、土方,科学的、迷信的,轮番上阵,外婆就像一只腆着肚皮的药罐。蜜香、茹草、苁蓉、夜关门、青霉素、氯霉素、先锋霉素,只要是可供参考的苦口良药,都会如洪流一般,源源不断地涌入她漏洞丛生的躯体,为她宽心,为她续命,为她承受着生命所不能承受之轻。我时常在想,是不是那时外婆便已暗下决心,放弃自己,她的耐心被无休止的针头和刀片消磨殆尽,除了呻吟呐喊,别无他法,甚至于我们,这些号称与她最为亲近的家人,也无从理解那种心力交瘁的苦楚和悲伤(生病期间,她的两个儿子从未回家看过她)。此时,宽慰,远远不够,她被生机勃勃的春天折磨着,被烈日炎炎的夏天恐吓着,被秋高气爽的秋天放逐着,被银装素裹的冬天排斥着。素面朝天的墙壁、棕红色的劣质沙发、黑白相间的土狗,以及窗外突兀陡峭的山峦,全都密谋囚禁着她。她没办法突围,唯有选择盘踞在那张破沙发上,低垂着枯萎的眼睑,落下一颗又一颗晶莹剔透的叹息。
最终,她选择了在外公生日前一天离开。
2006年5月17日,星期一,我们姐弟仨去了学校。18日是外公的生日,外婆早早便支走了外公,等他中午回家,外婆却失踪了。“她生病后从不串门,我找遍全村,以为她去了诊所,就煮了碗面条,刚端手里,突然觉得不对劲,平时锁上的偏房门怎么虚掩着?”外公推开这扇门后,这辈子就再也没有踏进过这间屋。绝望的外公抱着悬空的外婆,差点撞墙而去,我们有理由相信他额头上那一抹砖红色的印记,是清洗不掉的哀伤的标记。整整一周,他都在无尽的懊悔之中流放自己。电话打到学校时,我已忘记当时的反应,震惊,悲痛,还是惊慌失措?只记得那天下午背对夕阳走了很久……这世界的黑总归是沉寂冷漠的,她彻底消失了,再也不复存在,就像那些隐忍的光线,一缕一缕退还到山的那边,重新组成我们谙熟的寂静。我躲过炊烟、狗吠、人群,躲过山路、溪流、隧道,十三岁,那个摇摇欲坠的傍晚,内心一盘散沙。她把笑容和声音全隐藏起来了,取而代之的是嘶嘶冒气的蒸笼声,熙熙攘攘的寒暄声、鞭炮声、麻将声、锅碗瓢盆碰撞的炸裂声,似乎一切都与她无缘了。她的死,终于将一家人紧密地团聚在一起,这使我们坚信,她的死是伟大的。瞧!这些靠在柴堆旁嘀嘀咕咕的老婆子,活蹦乱跳的孩童,比拼酒量的男人们,还有那些打情骂俏的留守妇女们,她们做到了庄子的“方箕踞鼓盆而歌”。相比之下,我是多么惭愧啊!沉默,死水一潭。而注销户口是法律上的死亡,找个理由相聚才属于民间习俗。她工工整整地停放在棺盖上,保持着舒朗的神情,与躺在棕皮沙发上的她判若两人。当然,对于“久病床前无孝子”来说,我们又何曾注意过两者之间的区别,仿佛这世界只欠她一个迟到的仪式。他们目送她,谈论她,褒奖她,批评她,或者绕过她,反正她聋了、瞎了、瘫了、腐烂了,跟秸秆一样,春华秋实,回归自然,一堆肥料而已。 若是相信亡者有灵,草木山川自会有知。外婆下葬那天,棺材距离墓穴将近十米时,突然翻倒在地。后来听抬棺的人讲起,越是接近坟墓,棺材就越来越重,几乎无法扶正。已经爬过了陡坡、过了窄桥,六个壮汉竟然在平地上摔了个大跟头。阴阳师傅断言死者不想入土为安。她在挣扎,还是在眷恋?依照迷信说法,如果死者在“上坡时”(从家抬到墓地过程中)翻了身,则家里百日内不得安宁。迷信,很具诱惑力,此后,我们将它归功于风吹草动,或是杯弓蛇影,只要是家里的细微动静我们都视之为外婆回来了。窗户战栗,房门吱呀,布帘摇曳,纸张飞舞,水滴石穿——她和我们息息相关,无时无刻不在恫吓着我们,注视着我们,这让我们惶惶不安,仿佛被偷窥的生活,藏在一团黝黑密闭的阴影里,却从未露出过她的真面目。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尽管我们感到悲哀,但还是请来了阴阳师傅,这自然是忤逆外公之举。他靠在外婆曾躺过的棕红色沙发上,耷拉着双眼,一言不发,像是睡着了。他疲惫地望着阴阳师傅用一把桃木剑,刺向空空荡荡的夜晚。
端公,白日飞升
端公,“愚民有病,初不延医而延巫,俗云端工”,又名阴阳先生,尤以汉水流域为盛,“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隋书·地理志》)。
神灵统治着我的童年,在陕南乡村几乎随处可见,凹凸不平的堂屋里,牌位、神像、香炉、米斗、纸帛,组装起一副简单的信仰图腾。每逢婚丧嫁娶、病痛灾疫等重大事项,村民都会找到神执事的家里,寻求庇佑。端公总是借用两枚木制占具来揣度命运的态度,随后,香蜡纸烛各司其职,形同中医望闻问切,艺人吹拉弹唱。神,握在他们手心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恐惧、希望,可以通融的造物主,却从没有人得以一睹真容。好事者习惯于村头巷尾津津乐道,而拥趸则将他像神一样供奉在那些褪去色泽的故事里,久而久之,神便存在于荒诞的想象中,委身于悬崖峭壁上,参天古木间,深沟险壑里,滩涂湖畔旁……任何不被炊烟侵染的地方,披红挂彩,窥视着这方混沌的世界。虽然踪迹难寻,但作为神的反义词,鬼,却无处不在,人们亟须一位冶炼鬼魂的师傅篡改坎坷的命运。干娘就是这样一位神婆,自我牙牙学语时便拜在她的门下。
随着父亲年龄的骤增,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他时常将往事挂在嘴边,嚼得咯吱咯吱作响,就好像担心哪天突然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忘了那些颗粒粗糙的话语。而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他苍白的洗礼:在我刚满月时,高烧不退,他们抱着襁褓中的我辗转村诊所、镇卫生院、县中心医院,四处举债,却始终没办法医治好我的杂症。除夕夜,眼瞅别人家团团圆圆,他和母亲却只能轮流搂抱着我,在通风的、空旷的楼道里清水煮白面。出院回家后才发现锅里备下的过年肉已经长出了厚厚的霉菌。无奈之下病急乱投医,直至寻到干娘门下,这才挽救了我的小命。具体如何施救,父亲说得玄乎其神。干娘通过火盆里蜕尽肉体的裱纸灰烬,探寻到太太坟尖的石头脱落,父亲去祖坟一看,果不其然。但他将石头重新搬回去后,我的病情却没有丝毫减轻,反而有所加重。干娘怒斥父亲擅做主张,最后亲自去坟地“收拾一番”才使我化险为夷。当然,母亲口中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父亲与前妻生的儿子幼时夭折,但生前穿戴的衣物并没有扔,而是悉数穿到我的身上,母亲虽然颇有微词,但家穷,也就没有在意这些细节。干娘通过卦象推断得知小鬼作祟,需要斩妖除魔。父亲自然不会给我讲述这些,这是他的痛,没人愿意分担,只能一个人烂在心里。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那个可怜的哥哥埋葬在哪个角落里。不过这却勾起我对神灵的兴趣,在村里,这是禁忌,不能轻易亵渎。
表叔的死让我得以近距离接触端公,这个与湘西赶尸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身份,让一个懵懂的孩子开始领悟到死亡的尊严。
表叔赶集时被一辆大挂车挤下了狭窄的山道,头撞在岩石上,当场身亡,背篓、洋芋上沾满了他的鲜血。派出所调查取证时,旁边务农的大爷说得唾沫星子四溅,他目睹了一个人在世上仅存的最后几分钟。荒芜闭塞的村庄,难遇一回这种爆炸性新闻。围观的人群总能点燃他的兴奋点,使他不惜放下手中的锄,放下嗷嗷待哺的禾苗,不断添油加醋地描绘着死亡诞生的全过程。
表叔是鳏夫,素来独来独往惯了,也没有人去逼问追查肇事者,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死对他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逼问族中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眼瞅着尸体快要腐烂了,终于有人打破沉默,扬言自己来安葬。这个平日里毫不起眼、现今却语出惊人的人就是村里的端公,外姓,古稀之年,姑且称之为吴天师吧。
毕竟是同宗,族人脸上有些挂不住,商量着凑点钱,没想到被吴天师一口回绝。他早已游离在生死之外,况且自己懂得制作老材。他超脱了各种利益纠葛,半辈子足以看淡活人的嘴脸。墓穴也是他探的,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唯一不同的就是眼泪。棺材入穴,鞭炮齐鸣,旁观者就像被谁掌掴过一般,憋着气,纹丝不动,一双双冷冰冰的目光锥子一样扎在吴天师身上。哭,竟然成为奢侈的事,在这座苦心经营了几百年的村庄里,死,第一次因表叔而改变它的运行轨迹。吴天师丝毫没有理会这些异样,他只是做着他的本职工作,或者说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工作范围。年幼的我尚且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却对死亡有了新的定义,它不像以往的葬礼那么轻佻浮躁,香烟、酒精、嬉笑、哭泣……菜市场般紧密糅合在一起。现在,只剩庄严、静穆、神圣……这一长串名词早早便种进了我的心里。仪式结束后并没有安排酒席,人群退去,尘归尘、土归土,村庄显得那么寂静,就好像从没有包庇过一场尴尬的死亡。这片大地从不负责记录,而坟只是沉默的一种方式,除却阳光下几片闪烁的花圈,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自此吴天师的威严便在村里树起来了,村里解决不了的摩擦纠纷,都会直接跳过村长、支书和文书。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务工潮的兴起,青壮劳力的散失和老弱病残的剧增,贫瘠的乡村日渐滑向荒芜的深渊,曾经喧嚣的死亡再次被提上日程,却好像蒙上一层朦胧的纱,让人瞧不真切。死,究竟意味着什么?生无可恋,寿终正寝,还是油干灯尽?返乡时时常撞见公路两旁突然冒出来的坟墓,城墙一样围着破落的村落,徘徊不止,若是沿着那些突兀的坐标行走,你会发现翻新的泥土散发着一股潮湿的气息,仿佛腐烂浸透了地表,“痛,来源于大地/拱动的,可能是竹笋,也可能是冤魂”。对此,吴天师紧绷着漏风的嘴唇:肉体为灵魂提供着养分,就像果肉于种子,母体于胚胎。我不相信这句话出自耳目闭塞的吴天师,但又有什么值得怀疑呢。大地需要哲学,死亡需要诗意,传承了千百年的民俗文化,现今正在一次次接受文明的筛选。信仰变得越发具体,神被遗忘了,死被风化了,仅剩一副虚有其表的空壳。而我们就像寄居在这座蜗牛壳里的软体动物,吞噬着自己的残骸,还不忘作茧自缚。当村里年迈的老者不愿追随早已在城市安家落户的儿女时,他们已是料到自己将来的结局。火葬场和骨灰盒距离生活太远,或许他们只是怕尸骨无存,乡土难寻,怕茕茕孑立的魂魄被钢筋和水泥囚禁在针插不透、水泼不进的监狱里。村庄欠他们一个仪式,但我没想到这场仪式的主角正是法事的主持人吴天师。他死在一场雨后,呜咽的山风刮走了他的最后一口气。
按照故乡传统,端公为神典当灵魂,早已顿悟生死,百年后,需开天门,诉报功绩。没人真正目睹过神的世界,但并不妨碍他们被神率领着,走向一片臆想之中的乐土。仪式由吴天师的徒弟掌坛。首先颁布文书,在泛黄的裱纸上拓上端公大印,昭告天地神,此人姓甚名谁,家住何方,生辰忌日,功过与否。整个过程需要用陡峭的曲调唱出来,唱,导也。等到两条长凳搭起红绸编制而成天桥,村民早已挤满了泥泞不堪的院坝,孩子止住了嬉闹,妇女掩面窃窃私语,男人埋头抽烟,只有老式摆钟还在有规律地啃食着时间的边缘。端公顺着木梯爬上房顶,站在椽梁上手舞足蹈,呼风唤雨,仿佛周遭的一切都已荡然无存。天地肃清,抑扬顿挫的古汉语雪花般簌簌飞扬。此刻,他就是神,羌服猴头帽,曲项向天歌的神,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神。他挥动着青筋毕露的双臂,接收信号的天线一样,连接着两个世界的端点。铜锣、铙钹,不屈不挠地撞击,嘶鸣着一副波澜起伏的皮囊。所有人的目光都已拔地而起,射向天空的某一个点,他们祈祷有奇迹发生,祈祷不是风筝、飞机、乌鸦,而是云朵后面的捷径,消失在肉体里可以窥见的世界。
在干娘那儿,我曾听过有关神界的传闻,她将我托付给二郎真君,取名宝君,但这个名字并未伴随我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更多时候它被主动遗弃了,就像抛弃土地、庄稼、农业户口一样容易。我不确定是否真的有人洞见天门大开,正如我不确定我的乳名是否有过神的烙印。尤其是现在,神就像装饰品一样,挂在车上、家里、旅游景区,随处可见,但我们却越来越空,越来越淡,越来越弄不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信仰些什么,才能够庇护这颗行将就木的心。
吴天师的葬礼过后两年不到,他的独儿就自沉湖底了,据说是因为和媳妇闹矛盾。他曾跟吴天师学过端公,打捞他时,村民惊奇地发现,他竟然笔直地耸立在水中央,身后黝黑的淤泥里留有一长串整齐的脚印,就像将要泅渡到彼岸去的人,突然被卡在了时光的裂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