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这人有脑子
　　《瓦尔登湖的反光》是大名鼎鼎的《瓦尔登湖》作者梭罗的日记选，和《瓦尔登湖》一样，梭罗的日记依旧关乎自然，关乎心灵，关乎体验，关乎探究，是作者散文的注释和补充。正如他在1839年日记中记下的“他和自然彼此友善地各行其职”，甚至是从今以后，“我要毫无保留地度过一生”，“健康地过诸神为我们指定的生活”。
　　本书虽然只是日记选，却也是厚厚的一大本，每一则所记似乎都是关于四季、关于作者和大自然的关系。这些日记也证明了作者的确是把“自己的天才奉献给了他故乡的田野、群山和河流”。让所有的读者了解到了他的故乡。
　　梭罗的这些日记并非无意为之，在1837年10月22日的第一则日记就记下了这样的开场白：“现在你在做什么呢？你写日记吗？”而关于日记，梭罗认为它是所有奇妙难解之事中最奇异的，“写的时候无法预料，好不见得好，坏未必就坏”。
　　在之后的日子里，梭罗将自己的行走、思考和大自然的对话都一一写进日记，长则千字，短的只有一句话。许多年以后，海子看了梭罗的作品，大呼“梭罗这人有脑子”。他卧轨自杀时身边带的四本书之一就是《瓦尔登湖》。海子是否看过梭罗的日记，不得而知，但我在夏夜一页页翻读日记时，常常想到的都是这个同乡诗人。
　　梭罗写日记，倒不像是为记事，更像是在为写作做准备，甚至就是在作文；即便只有一句话，也是深思熟虑之后写下的，如1839年7月25日写下，“除了更深地去爱，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医治爱”。1842年3月21日写下“人得等到多大年龄，才能以经验为师呀”。
　　日记对于研究梭罗的意义，自是无须赘述。对于写作的认识、理解，在日记里梭罗就有数次的思考，1841年2月28日，他的认知是：写作可不是碰运气。它不容许耍花招。你能写得有多好完全取决于你本人。十年之后的1851年9月2日，他的理解又深了许多层次：除非怀着热忱去写，否则我们写不出优秀和真实的东西。身体，也就是知觉，必须与心灵协作。表达是整个人的行为，我们的言辞也许与血脉相连。
　　梭罗说，一本日记是这样一本书——它将记录下你所有的愉悦和狂喜。而这样的愉悦和狂喜，梭罗至少可以体验两回，因为他将在日记里记述两回：第一回记述当天发生的事件和自己的观察；到了第二天，我回顾同样的事件和观察，记下我先前遗漏的东西。
　　说梭罗这人有脑子，他和大自然的默契，让太多人羡慕，他能很顺利地走向自然，继而走向内心。“爱艺术是一回事，爱自然是另一回事，尽管真正的艺术只不过表达了我们对自然的爱。”梭罗将日记作为一种艺术，是否只是表达他对自然之爱？
　　唐诗里的唐朝
　　唐朝人的世俗生活如何，此类学术著作应该不在少数，我看得不多，了解得更少。但毛晓雯从《全唐诗》出发，勾勒一个唐诗里的唐朝，涉及风物，涉及回忆，写成了一本《唐诗风物志》，文字活泼而没有学术腔，读起来有趣得很。
　　作者看来，唐诗就是唐朝最好的回忆。而且，诗歌不同于史籍，它没有官方立场，更像是一种私人日记，“记录国家政策也记录老婆孩子脸色”，“关注洪水也关注茶水”。
　　于是，作者试图从《全唐诗》里寻找一个鲜活的唐朝。作者想做的只是，“用近五万篇不同唐人写的日记，做一次拼图游戏，拼出一个有心跳有呼吸、会痛会闹会蹦会跳的唐朝”，想“从诗里，捡起唐朝那些除了政策、战争、法令意外的故事”。
　　那么，毛晓雯到底都写了什么呢？
　　唐诗里的风物实在太多。诗歌里，只有你细读，大概都能找到你想要知道的。毛晓雯随便列举了一些。从行、婚、花、梦、欢、衣、妆、食、戏写起，洋洋洒洒，旁征博引，调侃八卦，却不失条理、道理，一切都从诗里来，最终又回到诗里。唐人的生活，本就是一首诗。
　　写唐朝人的行走，毛晓雯从行卷写起，看了作者所写，发现唐朝人真是风趣，他们“以自己为原点，通过干谒、行卷等自荐活动，信心满满地向外面的世界扩张，发誓要建立自己的版图”，失望的当然居多，但没关系，他们自得其乐，“何求美人折”。写到唐人的婚礼，实在长见识了。无论是婚姻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还是诗歌里的爱情、婚后生活，无不是大唐气象。
　　作者写唐人的花事，不厌其烦，而花，也的确影响着唐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现在从诗歌、从唐朝笔记里都会有所发现。探花、斗花、赏花，都是生活。恋牡丹，也只是恋牡丹的绝代姿容。在毛晓雯看来，所有花中，只有牡丹最能契合唐人的气质，“那硕大华丽的花朵，极像一团烈火。还有什么，比一团烈火更契合唐人昂扬进去的气质，以及奔腾不息的精神”。不论现在的我们承认或否认，唐人痴爱牡丹是不争的事实。
　　唐人的梦和想象力，在我们读唐诗时也是钦佩不已。唐诗中展现的唐人用辽远的幻想和梦境创造了一个无所不能的时代。在分析唐人的想象力时，作者的结论是：唐人生活优越、精力旺盛，又少有思想束缚，酷爱猎奇……这些在后来的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反而在日本得以被继承，“日本就像是坏掉的钟表，停在唐代再不走动分秒”。不比不知道，一比只能一声叹息。
　　而女人的化妆、衣饰，更是极尽一个时代的繁华。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予以梳理，让我们这些对此一窍不通的人也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唐朝的饮食，更是彰显一个时代的特色。毛晓雯读唐诗发现，描写美食的唐诗，大多避而不谈美食本身的口感，反将食物与器皿的搭配描写得细致入微。从唐诗里，我们知道唐人对饮食器皿的讲究精细得让人难以想象。唐人在娱乐上，也是盛极一时，无论是蹴鞠、打马球还是角抵、斗鸡，花样繁多。作者重点写了伐鼓、斗茶、斗草、斗香等方面，以点带面，可见那时的竞技何其繁多、热闹。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性格，唐朝是一杯独一无二的茶，懂得品味的人都留在了那个时代，“但是诗幸存了下来”，才得以让我们抿上一口来自唐朝的茶。
　　历史的迷雾
　　历史总是扑朔迷离的，当年的一件偶然或不起眼的小事，在多年后也都值得再三解读，不断地根据各种史料来还原一段又一段历史。 　　这是在看王彬彬的《并未远去的背影》时想到的。这本注重对旧史料的重新理解和运用的书，我早在2012年6月8日就买了（一同买回的还有高华的《革命年代》），却直等到2014年才想起去阅读，实在冷落得有点久，就像书里写到的有些历史，岁月经年，总有不少慢慢淡出了视野，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中。
　　如此说来，王彬彬的这本书，实则是在历史长河中，以旧史料编织之网，打捞些许尘封旧事。其实，说是旧事，也并非想象中的那么久远，就如那些背影也并没有走远。
　　背影是毛泽东的背影，是鲁迅的背影，是瞿秋白的背影，是胡适的背影，是柳亚子的背影，是郭沫若的背影。
　　他们走远了吗？当然没有。
　　王彬彬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世，写起文学史外的党史文章，同样得心应手。行文没有以空泛的理论来夸夸其谈，而是就史料说史实，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因此即使对民国时期那些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所知甚少的读者，读起来也是兴味不减。
　　一场由《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而引发的“谜案”，大概当年重病中的鲁迅也没有料到吧，即使在他生前已经露出端倪，怎么也不会想到其越演越烈之势吧。当然，他也更不会想到，在他逝世后，一顶“民族魂”的帽子，“在特殊时期，由特定的一群人，怀着特有的政治目的”而戴在他的头上；那些制作帽子的人，当然没有考虑到戴帽子的将是“怎样一颗头颅”；鲁迅当然更不会想到，他的丧事会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当年的情景、各种细节到底是怎样的，王彬彬在《鲁迅与中国托派的恩怨》《一九三六年的“救国会”和“民族魂”》中都有或详或略的论述。
　　书里关于瞿秋白的几篇文章，写得尤其让人动容。从瞿秋白在上海的“不得不走”到在江西瑞金的“不得不留”，再到1936年被捕后的“不得不死”，这一系列过程，王明、博古都阴魂不散，也可以说是他们一手造成的悲剧。而在《两个瞿秋白与一部<子夜>——从一个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歧途》《瞿秋白的“名誉”》两篇不短的文章里，对“两个瞿秋白”之间的矛盾、纠结作了一次细致的还原。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和作为普通文学读者、作家的瞿秋白之间的矛盾纠缠，直到临死之前瞿秋白还在反省、反思。
　　政治家瞿秋白是假矛盾之手，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其时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经济观点，表达了其时自己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尽管此时他已经走下了政治舞台，但“他作为政治家的角色意识并未消失”。文学家瞿秋白在被杀前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多余的话》，在文章最后也不忘提到他最留恋的七部文学作品，其中一部竟然是茅盾的《动摇》，而不是之前他一次次赞扬的《子夜》，这个细节引起了王彬彬的注意，通过分析瞿秋白的一生，王彬彬说：“（瞿秋白）不可能再留恋《子夜》了：既然连整座舞台上的表演着的那一个自己，都厌恶了，又怎么会留恋一件小小的道具？”
　　还原历史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言外之意或许更多。这是在看书里的《辞典中的历史——读1953年版<新名词辞典>》时的感慨。其他诸如《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毛泽东：遗物见真情》等篇章，也都值得一读。然美中不足之处，这本书在校对上实在不该犯诸多低级错误。
　　在看《并未远去的背影》时，常常会记起七八年前在大学校园里看作者的《为批评正名》时的难忘时光，这本书之后也一直辗转带在身边，即使已经很少去翻它了。但两本不大相同的书，会把多少人的七八年连在了一起，其间又有多少背影正在逐渐远去、走进历史的迷雾，也是值得再三追寻的。
　　书之趣
　　安妮·法迪曼说：“凡是讨论书的书，我一向都难于拒绝。”于是，遇到她写的《书趣——一个普通读者的自白》，我也就不拒绝了，其实也拒绝不了。
　　正如书名，这确是一本有趣的书。和其他许多关于书的书不同之处在于，它除了就书谈书外，谈得更多的是作者的家庭，而家庭也和书关系密切：“我的丈夫乔治-柯尔特和我用书来互相求爱，而且把两人的图书也结成了配偶。”
　　这样的生活是让许多爱书人艳羡的。这是最终的完美结局，而开始并不如此顺利。安妮-法迪曼在本书第一篇《书的婚事》就写到了两个人把书合并起来，因为在书架上排列规则的分歧而郑重考虑过离婚的事情。凡事，总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最后终于“我的书，他的书，都成了我们的书，我们是真正结婚了”。书是生活的见证。
　　真正的爱书人，在自己的书房大概总会有个特别的书架。乔治-奥威尔的特别书架上放的是装订成册的女性杂志。《书趣》的作者也不例外，特别书架上是“六十四本有关南北极探险的书”。更特别的是，安妮·法迪曼和她的哥哥，从女服务员的一张“先生，您决不要那样对待书”的纸条上，经过三十年，终于悟出了“爱一个人不止一种方式，爱一本书也不止一种方式”，而文章里提到的爱书方式，也确实让人见识大增。
　　当安妮·法迪曼和她丈夫乔治还不是爱人关系时，第一次互赠的圣诞礼物就是书，当然少不了要题词了。作者写《扉页题词》，表面是在写题词，虽然披着“在藏书癖的等级中，这种文人交往的神圣遗留物，远远超过了书的其他因素”的外衣，实则是写爱情经历，“献给我亲爱的妻子……这也是你的书，我的生命也属于你”。这是作者得到的最美好的题词，所以才有“最美好的题词与最美好的情书一样，极少从家庭中流失出去”的感慨。
　　安妮-法迪曼的爱书与从小家庭的熏陶不无关系，从小过着“浏览父母的书架便能开怀畅想他们的品位和追求，企图和弱点，比窥视他们的衣橱还要清楚。他们的书架便是他们的自我”的生活，待到自己长大的生活，也成了“住房越来越不像一个家，而越来越像一个旧书店”。
　　书太多，空间太小，有多少爱书人正在经历呢。作者在《首相的图书帝国》里提到的解决方法，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有人一试？可有人像作者那样，“在我看来，十九磅旧书的美味，至少是一磅新鲜鱼子酱的十九倍。你过生日也许喜爱美食，可是我却宁愿要一本价值九美元，1929年出版，文森特·斯塔利特写的《花钱聪明，买书痴迷》”。 　　好吧，又一本关于书的书。难道我们都是历史学家高华说的这种人——只有在书斋中面对那些泛黄的书卷才确定自己的存在？
　　又一只眼看中国
　　1911年，三十一岁的德国人赫尔曼-凯泽林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这个青年时代就博览群书、周游欧洲各国的德国人因触及豪斯顿·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而开始矢志于哲学研究，而这一次的环球旅行也为他后来首创兼采众家之长、超越国家、民族、文化的松散哲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12年初，凯泽林游历了中国部分地域，从香港到广州再至澳门、青岛、济南、北京、汉口、上海，由南至北再由北至南，最后从上海离开中国去日本。《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即是凯泽林中国之行的记录。
　　凯泽林在中国期间，正值辛亥革命刚刚结束、新旧政权正在交替之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来到中国的时机很不合宜：整个国家正处在革命风暴的风口浪尖上”，“对于远见卓识者而言，如此充斥着暴力变革的时代却是唯恐避之而不及”，由此可见凯泽林对他中国革命的态度。事实上，在后面的游历中，他也隐约地表达了对中国革命和共和制度的怀疑，对席卷世界的民主革命之风的忧心忡忡。
　　即便如此，凯泽林的记录对研究那一段时间的中国历史、社会都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值得史学家留意。此外，因为凯泽林从事哲学研究，在中国行走的经历，更多叙述的是对中国哲学的认识。就像他在香港时的记录：“在中国，我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视觉导向者；因为这里的所有表象都充满了思想。我突然预感到，我将要在这里接受我此前从未经历的表象与本质的严峻考验。”在后来的日子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果真让凯泽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让他得以更深入地思考。
　　凯泽林在广州待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厌恶广州机械式的、失却灵魂的生活方式。也是在广州，让他得出了以下结论：“中国人定然比任何一个民族更具‘蚁族’的特性”，“中国人耐人寻味的民族优越性也恰恰根植于此：即由中华民族最底层构建的强大的社会体现”，“中国人这个民族表现出来的死气沉沉和不可思议的冷静”。我在看这些时，就忍不住假设，如果凯泽林在一百年后行走在中国是不是对他的结论更加坚定。当然，历史容不得假设。
　　凯泽林这个德国哲学家，走在中国哪一片土地都不忘深入思考中国哲学，发表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并如实地记录在册，有些不足和弊病经过了百年，还是依旧。当他在对中国的传统深入思考，在中国的部分角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在思索，他们不也得出了和凯泽林一样的结论吗？这个结论凯泽林在北京期间就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中国需要进行变革，变革的原因不在于古老的体制本身，而在于这种古老的精神已经远离中国而去。”
　　在北京，凯泽林还详细地记录了他和辜鸿铭的交往，尤其对辜鸿铭的一些言行记录得比较详细，值得辜鸿铭研究者注意。
　　本书虽说以“中国日志”名之，其实并不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而是对考察的思考记录，带着审视，有批判的，有赞同的，更多的是以平等的眼光来比较中外哲学思想，这种比较有一些观点不一定对，但为我们审视自己提供了一种思路和视角。
　　跋涉在西部
　　《乌鲁木齐四季》是学者、作家杨镰“西域探险考察文集”的第一集，是一本向新疆礼敬之书。
　　杨镰曾在新疆度过了二十一至三十四岁的美好年华，后九年是在乌鲁木齐度过的。这十三年的新疆生活影响了杨镰之后的全部生活，他的学术研究围绕着新疆展开，他的文学创作也基本都是新疆题材作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离开新疆回北京后，他更是不断地重回新疆，正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的：“新疆在我不仅有感情牵系，而且在我心中，新疆是这样一个地方：只要深入，你绝对不会感到重复。”
　　杨镰也在许多不同的文章中表达了他对新疆的感情。收入本书的《青春债》是一篇不长的文章，在杨镰的许多文章中比较罕见的，作者摆脱了学者的理性，充满感性地对青春予以回望。研究“杨镰与新疆”，这是一份不得不注意的文本。
　　杨镰的研究和写作，许多都是围绕新疆探险史展开的。杨镰自己也说，新疆探险史是他了解新疆的切入点，所以他一次次返回新疆探险。在面对兴地岩画的石壁时，他突然感觉自己成了丝绸古道上的一个衣衫褴褛却激情难抑的旅人，而这一面石壁也成了作者与遥远的家乡亲人交流情感的平台，成了作者与先行者、后来人建立联系、传递信息的渠道。这些在《绿色的库鲁克塔格》《神秘古城疏勒》《新疆人文地理关键词》《探索天山走廊》等文章中对他的探险之旅都有或详或略的记录。
　　在杨镰看来，乌鲁木齐是一座开拓者的城市，是由远征塞外的军人、当地各民族居民和来自全国的流放犯、无处不在的商旅共同创建设的。1991年4月，杨镰在乌鲁木齐市中桥西北的邮票钱币市场与数枚越南古币邂逅，引动了他一场长达十多年对乌鲁木齐“安南工”以及越南人与新疆屯戍的关注。他在《乌鲁木齐四季》一文中详细地写下了追寻“安南工”的过程，满是传奇。
　　这种传4-可--u～一如杨镰在新疆的人生。他写到的乌鲁木齐四季，其实又何尝不是作者人生四季的自况呢？乌鲁木齐则是杨镰人生的九月。他曾与《乌鲁木齐杂诗》的作者纪晓岚一起进入乌鲁木齐季节分明、周而复始的四季。于是，他在写关于纪晓岚的文章时，忍不住就写到：“乌鲁木齐奠定了我的人生目标”，“我仿佛与流放的诗人一同奔波在复始之旅的漫漫长途，并肩走向方生之地——乌鲁木齐”。
　　我在看杨镰写乌鲁木齐的文章时，也别有一番亲切之感，我曾在杨镰笔下的“满城”念过四年书，经历过乌鲁木齐的四季，只是感受没有杨镰那么深。也是在看这本书时才知道，我曾经生活的校园的历史，常在校园见到的那一截老城墙就是巩宁城城墙。
　　关于本书的学术意义，研究者自有定论。我想说的是一个在路上的杨镰，一个不断来回新疆的杨镰。由此我就想到了杨镰写到的几篇《流放的诗人》，包括纪晓岚、王大枢、洪亮吉。
　　1973年杨镰从乌鲁木齐回北京探亲时，他的父亲杨晦送了一本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赠行。此后多年，他一直在阅读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同时期各有体会，并以诗为桥梁，走进了诗人的内心，为我们呈现了流放时期的纪晓岚。他写我的安庆老乡王大枢，总结其一生，只做了两件事：流放伊犁十三年、写了八卷《西征录》。作者在写这些流放诗人时，常常想到自己的经历，不经意就拉近了与西出阳关路上的诗人们的距离。 　　所以，他写到离开乌鲁木齐的流放诗人时，才会有非常深的感悟：“乌鲁木齐将永远保存在他的精神空间。此后，终其一生他都在重返乌鲁木齐的艰难旅途。”——此时，作者也是诸多流放诗人中的一个。
　　我在看这几篇文章时常常感到遗憾，遗憾杨镰未能把这个系列文章写下去，他在写王大枢时提到，有关流放诗人在伊犁从未有过专题研究。不知什么原因，杨镰也没继续研究下去。
　　作者在写杨增新的文章中，对他的“忠于新疆”写得格外动情，我在读的时候，也分明看到了作者的影子。让作者感到安慰的是，他始终在西部热土上跋涉，写下的一切文字，都是他对西部新垦地的祭献。
　　书缘即人缘
　　出差到乌鲁木齐间隙逛书店，淘得一本《我的书缘》，激动良久，回到宾馆就翻开了。最初知道这本书及“我的”系列是从编者董宁文先生出版的日记中得知的，没想到会在边疆之地的书摊得到此书，尤其是在刚拜读完《开卷闲话八编》等董宁文先生的几本书后。这大概也算是我和董先生的书缘。
　　《我的书缘》收入了全国各地爱书人关于书缘的文章。这些爱书人，于我有些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有些是因为我孤陋寡闻而初次听说，好在编者体谅我们这样的读者，每位作者在文后都附有长短不一的介绍，也算是作为书缘的一个补充。
　　书里书外的故事真是说不尽，书缘亦然。范用先生在《买书结缘》中记叙了他小学时在书店看书受店员贾先生照顾而与之结缘的故事。范先生说：“一个书店店员，一个小学生，过了五十几年仍不相忘，还能相见，岂非缘分。”想来，范先生一生的出版事业及理念，多少会受这件事的影响。
　　读范先生的文章，也会生出些回忆。前几年，在本地的一家新华书店，遇到了范用编的《买书琐记》，我以前不知道这本书，拿在手上翻翻就迷进去了，大概翻的时间有些久了，店员就来呵斥：不买就不要翻了……放下书，我走出了书店，此后再未进过任何一家新华书店。《买书琐记》后来网购了一本。看此文，感叹不是所有书店的店员都是“贾先生”，也不是所有开书店的人都懂得范先生的“开书店要广交朋友，包括小朋友，欢迎他们来书店看书，从小爱跑书店，长大了，准是个爱书人，准是你的顾客”的道理。这些年，实体书店凋落，除了价格上受网络书店冲击外，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作家徐鲁对“书有自己的命运”这句话也有自己的理解。在《书梦不曾休》里转录了他记在《二十年前的风琴声》里的一件事，1982年大学毕业回家的徐鲁在途中丢失了一箱辛苦积攒起来的书，这种怅然和心疼，爱书人都能体会到。没想到，十几年后的冬天重返故地，偶然走进一家旧书店，看到几本封面装帧熟悉的书，当时就毫不犹豫地买了回去，回家细看眉批，才发现正是十多年前丢失的书。“可以想象，与自己丢失了多年的书籍意外重逢，我的心情多么激动。我想到了，这不仅仅是奇迹，这是冥冥之中有一个伟大的、善良的精灵在招引着我，去寻找回我那从未割舍的青春时代的旧梦”。多年后徐鲁如此感叹。这或许是对他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对书的热爱、对文学和知识苦苦眷念和追寻的回报。
　　享有这种回报的还有许定铭，是他在《书缘与人缘》记下的。许先生1970年代研究李广田，一位同样爱读李广田的朋友借走了他藏的194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金坛子》，却遗失在公交车上。没想到，二十多年后，许先生回香港探亲时在旧书店竟然买到了同一本书。“书的右下角有打翻了蓝墨水的印痕，二十多年未褪，一模一样，没半点苍老，而我却一头白发了”。失而复得的书拿在手里，少不得会有书比人长寿的感叹。
　　许先生借书给友人的遭遇，更加坚定了我“书不外借”的想法。借出去的书，往往如羊入狼口，有去无回。高莽先生在《无声的交谈》里说：“如今凡是有作者题词的书，我更不会借出。题词会唤醒很多很多往事。”在我买书史上，就曾买过多本有作者题词的书。与《我的书缘》一同买回的还有一本新疆某作家的散文集签名本，受赠者是位知名诗人，看着全新几乎未翻过的书，被喜收作家签名本的我花五元买了回来。
　　谈书，自然不可避免会谈到人，那些人和书引发的缘分，由人而忆书，由书再怀人，如此种种。书缘即人缘。这不是我说的，是止庵、许定铭、车辐等人说的。止庵在《我的书缘》写道：“说是‘书缘’，实为人缘。”而车辐干脆以此为题目，作《书缘人缘两相依》一篇，开宗明义地说：“书缘必然牵扯到人缘。”黄宗英在《书之情》中说：“人生在亲情、爱情、友情之外，应该还有书情。”书缘、人缘、书情，其他诸多文章，虽然没有明说，但人缘书情自是少不了。
　　看完全书时，把我的书缘作了简单梳理，感觉还不错。不知往后的书缘人缘会如何，还有待岁月检验，说不定还能碰到“我的”系列中的《我的书房》《我的笔名》《我的闲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