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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蔡元培是近代著名的革命教育家、思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新闻出版活动家。本文立足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全面梳理蔡氏丰富的报刊出版编辑活动基础上，从本体论、功能论、实践性和道德性四方面入手展开对其新闻出版思想深入、系统的探讨。
关键词：蔡元培 新闻出版思想 本体论 功能论 实践性 道德性
蔡元培(1868年～1940年)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民主教育家和革命思想家，也是卓越的新闻出版活动家，他的新闻出版活动主要体现为三个时期和一个特定领域，分别是他前期(1901年～1916年)的革命出版时期、中期(1917年～1926年)的出掌北大时期、后期(1930年～1940年)的中央研究院长时代，以及与商务印书馆长期开展的合作领域(1902年～1940年)。
在这三个时期和一个领域的丰富的新闻出版实践中，蔡元培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义的新闻和出版思想。笔者将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阐述，这些论述涉及新闻出版理论的本体论、功能论、实践性、道德性和美学观，较为系统地反映了蔡元培的思想。
“史之流裔”与新闻本体论的提出
新闻与史学的渊源。新闻是个外来学科范畴，在徐宝璜于1918年的《新闻学大意》将其定义为“大多数阅报人所注意之最近发生之事”之前，中国新闻业界对之并没有成形或系统的定义。尽管早在唐代诗句中就已出现，但与近代意义上的新闻概念无甚关联。
蔡元培在徐书序中给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由是观之，虽谓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可也。”在此蔡氏继承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史家办报思想并加以创新，首次提出了史家新闻的思想。
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记者要有“史家精神”这一命题，强调“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早在1897年，章太炎即发现了报纸与史官之问的某种内在联系。断定“夫报章者，诚史官之支与余裔也”。
在蔡元培看来，近代新闻业和记者职业确实有与中国古代史学和史官具有同样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人格操守。中国的史家传统，从孔子删《春秋》、司马迁著《史记》开始，就成为社会历史的良心；蔡氏认为，史家和新闻同样具有“上以督促政府，下以指导社会”的神圣天职。蔡元培“新闻者史之流裔”的提法，不但要求新闻创作能像史书一样“不掩恶，不虚美，据事直书”，客观描述传播新闻事实，而且希望新闻工作者具有史家忠于事实、不畏强权的高尚操守。
蔡元培虽然强调新闻与史学的内在一致性，为新闻学和新闻学教育在近代中国的生长和发展寻找一个适当的参照系，但是他也看到了两者的重大差异：“新闻之与史，又有异点。两者虽同记已往之事，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则愈新愈善。其异一。史作者可穷年累月以成之，而新闻则成于俄顷。其异二。史者纯粹著述之业，而新闻则有营业性质。其异三。是以我国虽有史学，而不足以包新闻学。”经此区别对照，他提出新闻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独特性。
蔡元培不但指出了新闻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学科独特性，继承了章、梁等人的“史家办报”思想而发展形成了“史家新闻”思想，对五四以后新闻学界的理论建树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如邵飘萍的新闻理论中对记者道德修养的强调、史量才在办报实践中对新闻“史德”的推崇，都源于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蔡氏关于“新闻者，史之流裔”的观点，表面上讨论的是单纯的新闻学与史学的关系问题，但实际上已涉及新闻学界长期讨论未果的新闻本体论问题。即新闻如何成为新闻、新闻的本质和来源问题。
史学新闻观的本体论内涵。新闻学研究中明确引人“本体”范畴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对“新闻本体”问题的探索则贯穿于新闻学研究的历史，并体现在自有新闻学以来对新闻概念的不同定义中。关于新闻的定义，大约有200种，而较有代表性的则有陆定一的“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宁树藩的“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喻权域的“新闻是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
考诸以上定义，不难发现，自上世纪40年代陆定一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定义新闻本质，强调事实的第一性、报道的第二性，作为新闻报道(意识)必须准确反映新闻事实(物质)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后，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逐渐演变为新闻报道学。作为“本源”的新闻事实在这种“新闻学”中似乎变成了如康德所设定的“自在之物”一样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假设，新闻学的起点和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实际的“新闻报道”上。
经过最近新闻学界的研究，人们发现：新闻本体并非是一种脱离于人们的对象式的存在，新闻本体深深根植于人类社会客观的物质活动中，新闻报道则是人类运用独特的认识手段对其进行发现、整理、编辑和传播；新闻本体是依存于人类社会但不因人的主观意识而改变的社会客观存在，新闻报道和新闻现象则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加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客体的再认识和加工再创造。
蔡元培坚持的“史家新闻”思想和“事实一界，非空言所能发也”、新闻贵在“实事求事”的新闻写作原则，实际上是用史家精神和史学的客观性原则指导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初创和发展，并推动新闻事业遵循主观性与客观性统一的辩证本体思想方向前进的正确发端。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分析史家新闻观，虽然它不乏唯心主义的消极因素，但其对新闻本质的洞见，以及用客观严肃的手段方式来反映新闻事实、传播新闻现象的深刻思考，却值得我们景仰和借鉴。
“以言论转移思想”与新闻功能论的阐发
1901年10月蔡元培创办《开先报》(后改为《外交报》)，在他所撰的发刊词中首次揭橥了这种功能：“失思想顽钝，赖言论以破之”。报纸“以言论转移思想，抉摘弊习，有摧陷廓清之功”，从而“将以定言论之界。而树思想之的”。
对新闻的这种“以言论转移思想”的巨大社会功能，蔡元培从传播新知、开启民智，辅助教育、改良社会，引领舆论、整合人心和保障民权、涵养民力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新闻与传播新知、开启民智。对于新闻传播新知、开启民智的功能，蔡元培在1912年担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发起创办《民国报》时，就希望报刊能“谋军界之开明女权之发展与一般普通人民普通常识之输入”；在他出掌北京大学后，不仅多次强调如《北大月刊》、《法政学报》等学术刊物的研究学理、破除成见、传播真知的作用，还强调它们能起到“促进进步的思想与养成非利的公德心”的功能，有助于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在20世纪30年代探讨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历程及方向时，他也特别提到了新闻出版事业在“重科学，扩民权”的问题上对社会进步所产生 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强调了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和民族印刷工业的积极贡献。从出版与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化建设的互动关系上，阐明了新闻出版的文化传播功能和社会进步意义。
新闻与辅助教育、改良社会。对于新闻辅助教育、改良社会的功能，蔡元培首先从学以致用、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角度提出。青年学生在研究学理的同时，要“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在他看来，报刊等新闻机构和学校等教育机关同样具有教化大众、改良社会的职责与功能。所以他认为中国社会如欲取得和西方一样的文明程度，就必须“开办学堂，遍立报馆，凡可使教育发达者，无不竭力从事”。
同样，蔡氏认为，出版尤其是教育图书的出版，对于民族素质的代际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谈到小学教育与教科书出版的关系时，蔡元培认为：“将来的世界。完全靠儿童长大以后的活动，我们不愿为他们养成被动的习惯，而要引起他们自动的探求，不可不为这预备材料，以备参考。
在考察美国独立之父华盛顿事迹的介绍与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关系时，蔡元培特别标举了新闻出版界的巨大贡献，说明“不但现在之小学生，即现在之中学生、大学生，及三十年来陆续毕业之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其于受小学教育时代，对于华盛顿。久已有深刻之印象”。由是观之。出版物辅助教育所传播的华盛顿的革命经历、民主思想和伟大人格，对于包括中小学生、大学生在内全体社会群众的思想启蒙、观念改造的功能亦“可谓大矣”。
新闻与引领舆论、整合人心。对于新闻引领舆论、整合人心的作用，蔡元培在早年的教育改造和革命宣传中即有领悟，1900年他就认识到了“居今而欲自强，其必自人心风俗始矣”的教训。认为只有广开言路、制造舆论、整合人心，“灌输立宪思想于国民之脑中，则政体改革之机，必有影响于是者”。
1928年，蔡元培在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对其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补偏救弊，赖有谠言。后知后觉，努力宣传。严戒讦攻，多筹建设”的指导方针，希望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刊物起到舆论引导、人心整合的作用：对国际方面，他希望国民政府吸取“我国因工具缺乏，宣传上遂大受障碍”的教训，并对其提出了“设置国际宣传机构”、“从速组织国际宣传机关，发刊西字报纸及创办西字电报通讯社”的建议。
新闻与保障民权、涵养民力。对于新闻保障民权、涵养民力的作用。蔡元培作为近代民主革命家和新闻出版活动家。在其生命晚期着重强调新闻的社会政治功能，对新闻自由的积极作用予以高度认同。1932年12月，蔡氏在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了“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所必需之思想自由与社会自由”，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奋斗”的思想纲领，并在致蒋介石的信中严正要求“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实现“以重民权，而张公道”。
以上是蔡元培对新闻社会功能四个方面的系统论述分析，四个方面均围绕“以言论转移思想”为中心，与他对新闻本体的史家思想形成体用一源、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历史作用。
“以经验发为学理”与新闻学实践应用特性的论述
新闻出版业虽是一项经验性和实践应用性很强的事业，但却必须要有相应的理论来支撑它的发展；在蔡元培看来，新闻学具有鲜明的“以经验发为学理”的实践特性，这种实践特性从以下四个方面得以体现：
理论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蔡元培认为新闻学的出现是新闻出版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需要。在《新闻学大意》序中，他论述道：“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以后。我国自有新闻以来，不过数十年，则至今日而始从事于新闻学，固无足怪”。因为民国以后急速发展的报业，“惟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
还有，蔡氏认为各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各具经验特色，我国新闻界发展更有与外国的不同之处，所以他希望中国新闻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理论特点，能够“本特别之经验而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即由中国特色的新闻实践总结出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
理论归于实践并将在实践应用中得到检验和发展。蔡元培认为新闻学虽然是指导实践的理论总结，但它源于实践，最终又归于实践，是新闻事业发展链条上的辩证一环。他在北太新闻学研究会的首期毕业典礼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凡一科学之成立，必先有事实，然后有学理。以无事实，则无经验可言；无经验，则学理亦无由发生。”强调了事实和经验相对于学理的第一性。
在新闻学理与新闻经验在新闻事业中的轻重关系对比中。蔡氏明确指出：“新闻为经验之事业，非从事于新闻之人，以其经验发为学理，则成绩终无由十分完满也。”所以，他认为研究期满结业，“非谓经验已经完备，不过谓为经验之始而已。新闻事业既全恃经验，此后从事新闻事业之人，能以其一身经验研究学理，而引进于学校中，则吾所深望者也”。蔡氏虽然强调新闻学理研究的重要性，但他更希望掌握理论的知者投身具体的新闻实践，实现知行合一。
新闻学科的应用特性。蔡元培认为新闻从业人员和研究者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和修养。他认为：“新闻之内容，几与多种科学无不相关。外国新闻。多有特辟科学、美术、音乐、戏曲等栏者，固非专家不能下笔。即普通纪事，如旅行、探险、营业、犯罪、政闻、战报等。无不与地理、历史、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等学有关。而采访编辑之务。尤与心理学有密切之关系。至于记述辩论，则论理学及文学亦所资者也。”
蔡氏认为，一个好的新闻人须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否则无法面对如此丰富的新闻事实而游刃有余地分析报道；现代新闻学科的发展，也正是建立在对诸多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之上，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学理论研究创新所共有的实践应用特性。
新闻传播的主客体双向互动特性。最后，蔡元培认为新闻内容必须与读者反馈、及时互动，新闻的目的和作用必须经过读者阅读形成共鸣后才能实现。在他的新闻出版实践中，就一直坚持这个原则。如在他主编《警钟日报》时，就不断根据读者需求，相继推出一些改革报纸内容和版面的举措。1904年4月29日，《警钟》刊出《本报大改良》启事，宣布自次日起，增辟“本埠紧要新闻”、“公堂案”等专栏，“以副本埠读者诸群之希望”。
蔡氏所意识到并在实践中坚持的这种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式和机制，不但促进了报纸杂志更进一步地吸引读者、扩大传播范围、增强传播效果，也体 现了新闻生产机制的实践应用特色和新闻学研究对反馈效果的关注。
“新闻自有品格”与新闻道德属性的强调
“新闻自有品格”的背景意义。蔡元培对新闻道德属性的强调，直接起因于1916年底回国后社会道德的堕落和新闻报刊界的不良风气给他的触动。1918年10月，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他批评道：“吾国新闻，于正张中无不提倡道德；而广告中，则诲淫之药品与小说，触目皆是；此不特新闻家自毁品格，而其贻害于社会之罪，尤不可恕。”他义正词严地明确提出“新闻自有品格”的箴言，要求研究者和从业人员都要引以为戒。06天后，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大会上，他更进一步强调了新闻媒体的道德属性，用“提倡实业，发展学术，增进道德”的要求再次明确了新闻的道德属性和社会责任。
蔡元培之所以如此强调报纸杂志出版物的社会道德属性，深层原因在于他对新闻业和新闻从业人员崇高使命的认同和寄托。在他看来，新闻家和史家最大的一致性，就在对社会历史的真实客观记录和描述；没有高度的社会历史感和高尚的道德人格情操就不配做新闻家；史家必须德、才、识三者兼备才能成为良史彪炳千古新闻家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追求和职业操守，所写的新闻才会“自有品格”。
如何提升新闻品格。对于如何提升新闻l的品格，蔡元培在1919年为《国民杂志》所撰写的序言中提出了“正确”、“纯洁”和“博大”的三项品质标准：
所谓“正确”，就是报道必须符合新闻事实，要“必灼见于事实之不诬而始下判断，则正确之谓也”。否则，“及事实大明，言论家信用荡然矣”，最终受损的是新闻事业本身。
所谓“纯洁”，就是报道的导向必须有利于培养高尚人格与高洁情操，不能“一部分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之治安策，而一部分则杂以侧艳之诗文，恋爱小说，是一方面增进国民之人格，而一方面则转以陷溺之也”。
所谓“博大”，就是报刊的立论和视野要足够广博，报道者的胸襟和情怀要足够宽太，“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因为“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在这里，蔡氏对媒体作为言论自由之公器，赋予了超乎民族之上的世界主义的标准，具有深刻的五四时代理想主义的思想背景。
蔡元培对新闻道德品质和道德属性的强调，与他对新闻史家本体的客观真实性论述，对新闻转移言论、改进社会的功能的描述，及对新闻学实践应用特性的阐发，四者之间严丝合缝、浑然一体，形成了蔡氏独有的新闻出版思想。
关键词：蔡元培 新闻出版思想 本体论 功能论 实践性 道德性
蔡元培(1868年～1940年)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民主教育家和革命思想家，也是卓越的新闻出版活动家，他的新闻出版活动主要体现为三个时期和一个特定领域，分别是他前期(1901年～1916年)的革命出版时期、中期(1917年～1926年)的出掌北大时期、后期(1930年～1940年)的中央研究院长时代，以及与商务印书馆长期开展的合作领域(1902年～1940年)。
在这三个时期和一个领域的丰富的新闻出版实践中，蔡元培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义的新闻和出版思想。笔者将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阐述，这些论述涉及新闻出版理论的本体论、功能论、实践性、道德性和美学观，较为系统地反映了蔡元培的思想。
“史之流裔”与新闻本体论的提出
新闻与史学的渊源。新闻是个外来学科范畴，在徐宝璜于1918年的《新闻学大意》将其定义为“大多数阅报人所注意之最近发生之事”之前，中国新闻业界对之并没有成形或系统的定义。尽管早在唐代诗句中就已出现，但与近代意义上的新闻概念无甚关联。
蔡元培在徐书序中给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由是观之，虽谓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可也。”在此蔡氏继承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史家办报思想并加以创新，首次提出了史家新闻的思想。
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记者要有“史家精神”这一命题，强调“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早在1897年，章太炎即发现了报纸与史官之问的某种内在联系。断定“夫报章者，诚史官之支与余裔也”。
在蔡元培看来，近代新闻业和记者职业确实有与中国古代史学和史官具有同样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人格操守。中国的史家传统，从孔子删《春秋》、司马迁著《史记》开始，就成为社会历史的良心；蔡氏认为，史家和新闻同样具有“上以督促政府，下以指导社会”的神圣天职。蔡元培“新闻者史之流裔”的提法，不但要求新闻创作能像史书一样“不掩恶，不虚美，据事直书”，客观描述传播新闻事实，而且希望新闻工作者具有史家忠于事实、不畏强权的高尚操守。
蔡元培虽然强调新闻与史学的内在一致性，为新闻学和新闻学教育在近代中国的生长和发展寻找一个适当的参照系，但是他也看到了两者的重大差异：“新闻之与史，又有异点。两者虽同记已往之事，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则愈新愈善。其异一。史作者可穷年累月以成之，而新闻则成于俄顷。其异二。史者纯粹著述之业，而新闻则有营业性质。其异三。是以我国虽有史学，而不足以包新闻学。”经此区别对照，他提出新闻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独特性。
蔡元培不但指出了新闻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学科独特性，继承了章、梁等人的“史家办报”思想而发展形成了“史家新闻”思想，对五四以后新闻学界的理论建树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如邵飘萍的新闻理论中对记者道德修养的强调、史量才在办报实践中对新闻“史德”的推崇，都源于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蔡氏关于“新闻者，史之流裔”的观点，表面上讨论的是单纯的新闻学与史学的关系问题，但实际上已涉及新闻学界长期讨论未果的新闻本体论问题。即新闻如何成为新闻、新闻的本质和来源问题。
史学新闻观的本体论内涵。新闻学研究中明确引人“本体”范畴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对“新闻本体”问题的探索则贯穿于新闻学研究的历史，并体现在自有新闻学以来对新闻概念的不同定义中。关于新闻的定义，大约有200种，而较有代表性的则有陆定一的“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宁树藩的“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喻权域的“新闻是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
考诸以上定义，不难发现，自上世纪40年代陆定一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定义新闻本质，强调事实的第一性、报道的第二性，作为新闻报道(意识)必须准确反映新闻事实(物质)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后，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逐渐演变为新闻报道学。作为“本源”的新闻事实在这种“新闻学”中似乎变成了如康德所设定的“自在之物”一样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假设，新闻学的起点和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实际的“新闻报道”上。
经过最近新闻学界的研究，人们发现：新闻本体并非是一种脱离于人们的对象式的存在，新闻本体深深根植于人类社会客观的物质活动中，新闻报道则是人类运用独特的认识手段对其进行发现、整理、编辑和传播；新闻本体是依存于人类社会但不因人的主观意识而改变的社会客观存在，新闻报道和新闻现象则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加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客体的再认识和加工再创造。
蔡元培坚持的“史家新闻”思想和“事实一界，非空言所能发也”、新闻贵在“实事求事”的新闻写作原则，实际上是用史家精神和史学的客观性原则指导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初创和发展，并推动新闻事业遵循主观性与客观性统一的辩证本体思想方向前进的正确发端。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分析史家新闻观，虽然它不乏唯心主义的消极因素，但其对新闻本质的洞见，以及用客观严肃的手段方式来反映新闻事实、传播新闻现象的深刻思考，却值得我们景仰和借鉴。
“以言论转移思想”与新闻功能论的阐发
1901年10月蔡元培创办《开先报》(后改为《外交报》)，在他所撰的发刊词中首次揭橥了这种功能：“失思想顽钝，赖言论以破之”。报纸“以言论转移思想，抉摘弊习，有摧陷廓清之功”，从而“将以定言论之界。而树思想之的”。
对新闻的这种“以言论转移思想”的巨大社会功能，蔡元培从传播新知、开启民智，辅助教育、改良社会，引领舆论、整合人心和保障民权、涵养民力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新闻与传播新知、开启民智。对于新闻传播新知、开启民智的功能，蔡元培在1912年担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发起创办《民国报》时，就希望报刊能“谋军界之开明女权之发展与一般普通人民普通常识之输入”；在他出掌北京大学后，不仅多次强调如《北大月刊》、《法政学报》等学术刊物的研究学理、破除成见、传播真知的作用，还强调它们能起到“促进进步的思想与养成非利的公德心”的功能，有助于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在20世纪30年代探讨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历程及方向时，他也特别提到了新闻出版事业在“重科学，扩民权”的问题上对社会进步所产生 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强调了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和民族印刷工业的积极贡献。从出版与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化建设的互动关系上，阐明了新闻出版的文化传播功能和社会进步意义。
新闻与辅助教育、改良社会。对于新闻辅助教育、改良社会的功能，蔡元培首先从学以致用、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角度提出。青年学生在研究学理的同时，要“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在他看来，报刊等新闻机构和学校等教育机关同样具有教化大众、改良社会的职责与功能。所以他认为中国社会如欲取得和西方一样的文明程度，就必须“开办学堂，遍立报馆，凡可使教育发达者，无不竭力从事”。
同样，蔡氏认为，出版尤其是教育图书的出版，对于民族素质的代际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谈到小学教育与教科书出版的关系时，蔡元培认为：“将来的世界。完全靠儿童长大以后的活动，我们不愿为他们养成被动的习惯，而要引起他们自动的探求，不可不为这预备材料，以备参考。
在考察美国独立之父华盛顿事迹的介绍与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关系时，蔡元培特别标举了新闻出版界的巨大贡献，说明“不但现在之小学生，即现在之中学生、大学生，及三十年来陆续毕业之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其于受小学教育时代，对于华盛顿。久已有深刻之印象”。由是观之。出版物辅助教育所传播的华盛顿的革命经历、民主思想和伟大人格，对于包括中小学生、大学生在内全体社会群众的思想启蒙、观念改造的功能亦“可谓大矣”。
新闻与引领舆论、整合人心。对于新闻引领舆论、整合人心的作用，蔡元培在早年的教育改造和革命宣传中即有领悟，1900年他就认识到了“居今而欲自强，其必自人心风俗始矣”的教训。认为只有广开言路、制造舆论、整合人心，“灌输立宪思想于国民之脑中，则政体改革之机，必有影响于是者”。
1928年，蔡元培在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对其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补偏救弊，赖有谠言。后知后觉，努力宣传。严戒讦攻，多筹建设”的指导方针，希望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刊物起到舆论引导、人心整合的作用：对国际方面，他希望国民政府吸取“我国因工具缺乏，宣传上遂大受障碍”的教训，并对其提出了“设置国际宣传机构”、“从速组织国际宣传机关，发刊西字报纸及创办西字电报通讯社”的建议。
新闻与保障民权、涵养民力。对于新闻保障民权、涵养民力的作用。蔡元培作为近代民主革命家和新闻出版活动家。在其生命晚期着重强调新闻的社会政治功能，对新闻自由的积极作用予以高度认同。1932年12月，蔡氏在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了“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所必需之思想自由与社会自由”，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奋斗”的思想纲领，并在致蒋介石的信中严正要求“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实现“以重民权，而张公道”。
以上是蔡元培对新闻社会功能四个方面的系统论述分析，四个方面均围绕“以言论转移思想”为中心，与他对新闻本体的史家思想形成体用一源、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历史作用。
“以经验发为学理”与新闻学实践应用特性的论述
新闻出版业虽是一项经验性和实践应用性很强的事业，但却必须要有相应的理论来支撑它的发展；在蔡元培看来，新闻学具有鲜明的“以经验发为学理”的实践特性，这种实践特性从以下四个方面得以体现：
理论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蔡元培认为新闻学的出现是新闻出版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需要。在《新闻学大意》序中，他论述道：“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以后。我国自有新闻以来，不过数十年，则至今日而始从事于新闻学，固无足怪”。因为民国以后急速发展的报业，“惟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
还有，蔡氏认为各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各具经验特色，我国新闻界发展更有与外国的不同之处，所以他希望中国新闻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理论特点，能够“本特别之经验而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即由中国特色的新闻实践总结出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
理论归于实践并将在实践应用中得到检验和发展。蔡元培认为新闻学虽然是指导实践的理论总结，但它源于实践，最终又归于实践，是新闻事业发展链条上的辩证一环。他在北太新闻学研究会的首期毕业典礼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凡一科学之成立，必先有事实，然后有学理。以无事实，则无经验可言；无经验，则学理亦无由发生。”强调了事实和经验相对于学理的第一性。
在新闻学理与新闻经验在新闻事业中的轻重关系对比中。蔡氏明确指出：“新闻为经验之事业，非从事于新闻之人，以其经验发为学理，则成绩终无由十分完满也。”所以，他认为研究期满结业，“非谓经验已经完备，不过谓为经验之始而已。新闻事业既全恃经验，此后从事新闻事业之人，能以其一身经验研究学理，而引进于学校中，则吾所深望者也”。蔡氏虽然强调新闻学理研究的重要性，但他更希望掌握理论的知者投身具体的新闻实践，实现知行合一。
新闻学科的应用特性。蔡元培认为新闻从业人员和研究者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和修养。他认为：“新闻之内容，几与多种科学无不相关。外国新闻。多有特辟科学、美术、音乐、戏曲等栏者，固非专家不能下笔。即普通纪事，如旅行、探险、营业、犯罪、政闻、战报等。无不与地理、历史、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等学有关。而采访编辑之务。尤与心理学有密切之关系。至于记述辩论，则论理学及文学亦所资者也。”
蔡氏认为，一个好的新闻人须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否则无法面对如此丰富的新闻事实而游刃有余地分析报道；现代新闻学科的发展，也正是建立在对诸多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之上，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学理论研究创新所共有的实践应用特性。
新闻传播的主客体双向互动特性。最后，蔡元培认为新闻内容必须与读者反馈、及时互动，新闻的目的和作用必须经过读者阅读形成共鸣后才能实现。在他的新闻出版实践中，就一直坚持这个原则。如在他主编《警钟日报》时，就不断根据读者需求，相继推出一些改革报纸内容和版面的举措。1904年4月29日，《警钟》刊出《本报大改良》启事，宣布自次日起，增辟“本埠紧要新闻”、“公堂案”等专栏，“以副本埠读者诸群之希望”。
蔡氏所意识到并在实践中坚持的这种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式和机制，不但促进了报纸杂志更进一步地吸引读者、扩大传播范围、增强传播效果，也体 现了新闻生产机制的实践应用特色和新闻学研究对反馈效果的关注。
“新闻自有品格”与新闻道德属性的强调
“新闻自有品格”的背景意义。蔡元培对新闻道德属性的强调，直接起因于1916年底回国后社会道德的堕落和新闻报刊界的不良风气给他的触动。1918年10月，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他批评道：“吾国新闻，于正张中无不提倡道德；而广告中，则诲淫之药品与小说，触目皆是；此不特新闻家自毁品格，而其贻害于社会之罪，尤不可恕。”他义正词严地明确提出“新闻自有品格”的箴言，要求研究者和从业人员都要引以为戒。06天后，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大会上，他更进一步强调了新闻媒体的道德属性，用“提倡实业，发展学术，增进道德”的要求再次明确了新闻的道德属性和社会责任。
蔡元培之所以如此强调报纸杂志出版物的社会道德属性，深层原因在于他对新闻业和新闻从业人员崇高使命的认同和寄托。在他看来，新闻家和史家最大的一致性，就在对社会历史的真实客观记录和描述；没有高度的社会历史感和高尚的道德人格情操就不配做新闻家；史家必须德、才、识三者兼备才能成为良史彪炳千古新闻家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追求和职业操守，所写的新闻才会“自有品格”。
如何提升新闻品格。对于如何提升新闻l的品格，蔡元培在1919年为《国民杂志》所撰写的序言中提出了“正确”、“纯洁”和“博大”的三项品质标准：
所谓“正确”，就是报道必须符合新闻事实，要“必灼见于事实之不诬而始下判断，则正确之谓也”。否则，“及事实大明，言论家信用荡然矣”，最终受损的是新闻事业本身。
所谓“纯洁”，就是报道的导向必须有利于培养高尚人格与高洁情操，不能“一部分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之治安策，而一部分则杂以侧艳之诗文，恋爱小说，是一方面增进国民之人格，而一方面则转以陷溺之也”。
所谓“博大”，就是报刊的立论和视野要足够广博，报道者的胸襟和情怀要足够宽太，“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因为“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在这里，蔡氏对媒体作为言论自由之公器，赋予了超乎民族之上的世界主义的标准，具有深刻的五四时代理想主义的思想背景。
蔡元培对新闻道德品质和道德属性的强调，与他对新闻史家本体的客观真实性论述，对新闻转移言论、改进社会的功能的描述，及对新闻学实践应用特性的阐发，四者之间严丝合缝、浑然一体，形成了蔡氏独有的新闻出版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