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什么，我的初衷里是要求我尽量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我相信小说不是故事也不是纯形式的文字游戏，我的不足是我的灵魂能量还不大，感知世界的气度还不够，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部的工作还没有做好。
　　我的小说当然写得不尽如人意，但我企图尝试。现在小说的写法很多，小说的观念应该有所改变。我主张在作品的境界、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式上又坚持民族的。

说话

　　小说是什么？小说是一种说话，说一段故事，我们做过的许许多多的努力——世上已经有那么多的作家和作品，怎样从他们身边走过，依然再走——其实都是在企图着新的说法。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开始成为一个作家，要留言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一种说法，即，或是茶社的鼓书人，甚至于街头卖膏药人，哗众取宠，插科打诨，渲染气氛，制造悬念，善于煽情;或是坐在台上的作政治报告的领导人，慢慢地抿茶，变换眼镜，拿腔捏调，做大的手势，慷慨陈词。这样的说话，不管正经还是不正经，说话人总是在人群前或台子上，说者和听者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当现代洋人的说法进入中国后，说话有了一次革命。洋人的用意十分的好，就是打破那种隔着的说法，企图让说者和听者交谈讨论。但是，当我们接过了这种说法，差不多又变了味。如干部去下乡调查，即使脸上有着可亲的笑容，也说着油盐柴米，乡下人却明白这一切是为了调查而这样的，遂对调查人的作伪而生厌烦。真和尚和要做真和尚是两回事。
　　现在要命的是有些小说太像小说，有些不是小说的小说，又正好暴露了还在做小说，小说真是到了实在为难的境界，干脆什么都不是了，在一个夜里，对着家人或亲朋好友提说一段往事吧。给家人和亲朋好友说话，不需要任何技巧了，平平常常只是真。而在这平平常常只是真的说话的晚上，我们可以说得很久。开始的时候或许在说米面，天亮之前说话该结束了，或许已说到了二爷的那个毡帽。过后一想，怎么从米面就说到了二爷的毡帽？这其中是怎样过渡和转换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过来的呀！禅是不能说出的，说出的都已不是了禅！小说让人看出在做，做的就是技巧的，这便坏了。说平平常常的生活事，是不需要技巧，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故事里有它本身的技巧。
　　所以，有人越是要打破小说的写法，越是在形式上想花样，适得其反，越更是写得像小说了。因此，小说的成功不决定于题材，也不是得力于所谓的结构。读者不喜欢了章回体或评书型的小说原因在此，而那些企图要视角转移呀，隔离呀，甚至直接将自己参入行文等等的做法，之所以并未获得预期效果，原因也在此。

精神

　　我曾经在一篇短文里写过这样的话：道被确立之后，德将重新定位。对于文学，我为我的评判标准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而惊异了。
　　当我之前阅读《红楼梦》和《楚辞》，阅读《老人与海》和《尤利西斯》，我欣赏的是它们的情调和文笔，是它们的奇思妙想和优美，但我并不能理解他们怎么就写出了这样的作品。如今重新撿起来读，我再也没兴趣在其中摘录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感动我的已不在了文字的表面，而是那作品之外的或者说隐于文字之后的作家的灵魂！偶然的一天，我见到了一副对联，其中的下联是：“青天一鹤见精神”，我热泪长流，我终于明白了鹤的精神来自于青天！回过头来，那些曾令我迷醉的一些作品就离我远去了，那些浅薄的东西，虽然被投机者哗众取宠，被芸芸众生人云亦云地热闹，却为我不再受惑和所骗。
　　对于整体的、浑然的、元气淋漓而又鲜活的追求使我越来越失却了往昔的优美、清新和形式上的华丽。我是陕西的商州人，商州现属西北地，历史上却归之于楚界，我的天资里有粗犷的成分，也有性灵源里的东西。我警惕了顺着性灵源的路子走去而渐巧渐小，我也明白我如何地发展我的粗犷苍茫，粗犷苍茫里的灵动那是天然的。我也自信在我初读《红楼梦》和《聊斋志异》时，我立即有对应感，我不缺乏他们的写作情致和趣味，但他们的胸中的垒块却是我在世纪之末的中年里才得到理解。
　　我是失却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读者，他们的离去令我难过而又高兴，我得改造我的读者，征服他们而吸引他们。我对于我写作的重新定位，对于曾经阅读过的名著的重新理解，我觉得是以年龄和经历的丰富做基础的，时代的感触和人生的感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深切体会的，即使体会，站在了第一台阶也只能体会到第二台阶，而不是从第一台阶就体会到了第四第五台阶。
　　世纪末的阴影挥之不去的今天，少男少女们在吟唱着他们的青年的愁闷，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愁，满街的盲流人群步履急促，他们唠唠叨叨着所得的工钱和物价的上涨，他们关心的仅是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家人。大风刮来，所有的草木都要摇曳，而钟声依然悠远;老僧老矣，他并没有去悬梁自尽，也不激愤汹汹，他说着人人都听得懂的家常话。

实与虚

　　十年前，我写过一组超短小说《太白山记》，我第一回试图以实写虚，即把一种意识，以实景写出来。以后的十年里，我热衷于意象，总想使小说有多义性，或者说使现实生活进入诗意，或者说如火对于焰，如珠宝对于宝气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但我苦恼于寻不着出路，即便有了出来，处理得是那么生硬甚或强加的痕迹明显，使原本的想法不能顺利地进入读者眼中心中，发生了忽略不管或严重的误解。
　　当我再次做我的试验的时候，局部的意象已不为我看重了，而是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如果说，以前的小说企图在一棵树上用水泥做它的某一枝干来造型，那么，现在我一定是一棵树就是一棵树，它的水分通过脉络传递到每一枝干每一叶片，让树整体的本身赋形。面对着要写的人与事，以物观物，使万物的本质得到具现。
　　画家贾克梅第讲过他的一个故事，当他在一九二五年终于放弃了只是关注实体之确“有”的传统写实主义绘画后，他尝试了所有的办法，直至那个“早上当我醒过来，房子里有一张椅子搭着一条毛巾，但我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椅子和毛巾完全失去了重量，毛巾并不是压在椅子上，椅子也没有压在地板上”，如隔着透明的水看着水中的世界。他的故事让我再一次觉悟了老子关于容器和窗的解释，物象作为客观事物而存在着，存在的本质意义是以它们的有用性显现的，而它们的有用性正是由它们的空无的空间来决定的，存在成为无的形象，无成为存在的根据。但是，当写作以整体来作为意象而处理时，则需要用具体的物事，也就是生活的流程来完成。生活有它自我流动的规律，顺利或困难都要过下去，这就是生活的本身，所以它混沌又鲜活。如此越写得实，越生活化，越是虚，越具有意象。
　　以实写虚，体无证有，这正是我的兴趣。

中与西

　　中国的汉民族是一个大的民族，又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它长期的封建专制，形成了民族的政治情结的潜意识。文学自然受其影响，便有了歌颂性的作品和揭露性的作品。歌颂性的历来受文人的鄙视，揭露性的则看作是一种责任和深刻，以至形成了一整套的审美标准，故推崇屈原、司马迁、杜甫，称之主流文学。伴随而行，几乎是平行的有另一种闲适的文学，其实是对主流文学的对抗和补充，阐述人生的感悟，抒发心臆，如苏轼、陶潜乃至明清散文等，甚或包括李白。他们往往被称作“仙”，但决不能入“圣”。由此可见，重政治在于重道义，治国平天下，不满社会，干预朝事。闲适是享受生活，幽思玄想，启迪心智。作品是武器或玉器，作者是战士或歌手，这是中国汉民族文学的特点。
　　而外国呢，西方呢，当然也有这两种形态的作品，但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分析人性。他们的哲学决定了他们的科技、医学、饮食的思维和方法。故对于人性中的缺陷与丑恶，如贪婪、狠毒、嫉妒、吝啬、啰嗦、猥琐、卑怯等等无不进行鞭打，产生许许多多的杰作。愈到现代文学，愈是如此。
　　我的好处是静默玄想，只觉得我得改变文学观了。鲁迅好，好在有《阿Q正传》，是分析了人性的弱点，当代的先锋派作家受到尊重，是他们的努力有着重大的意义。《阿Q正传》却是完全的中国味道。二十多年前就读《阿Q正传》，到了现在才有了理解，我是多么的蠢笨，如果在分析人性中弥漫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象氤氲，那正是我新的兴趣所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