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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寒料峭的火车站，广场上行色匆匆的旅人，几无立锥之地的列车车厢，车厢里人们急切而落寞的眼神……
这是大部分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春运场景。在花去整整三年时间后，年轻导演范立欣将这一幕幕场景用镜头记录了下来，诞生了一部叫《归途列车》的纪录片。
2012年国庆长假期间，第33届“新闻及纪录片艾美奖”在美国揭晓，由范立欣执导的《归途列车》获得最佳纪录片奖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这不是这部影片首次获奖。2009年，《归途列车》甫一面世就摘得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长纪录片奖；2010年又获第53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奖。
近年来，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在国家雄厚资金及电视台的支持下，先后推出了《故宫》、《大国崛起》、《舌尖上的中国》等影响广泛的电视纪录片。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多数的独立纪录片缺钱、缺人、难播出、难发行。广大电影院线几乎长期与纪录片绝缘，至于独立纪录片，走进院线公开上映更几无可能。
范立欣的《归途列车》却是其中极少的幸运儿之一，罕见地成功拿到国家广电总局公映许可证“龙标”，先后在近20个城市公映。
获得艾美奖后不久，范立欣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他说，纪录片在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获得如此多的关注。
一直很缺钱
2006年，青年导演范立欣通过中央电视台《纪实》栏目获得3万多元的资金支持，拍摄“春运”题材短片，拍完后在央视播出。
在拍摄过程中，范立欣认识了老张一家，他有了把老张一家的故事记录下来的强烈冲动。要实现这个想法，3万元不够。范立欣自筹了近30万元，支撑了其后一年半的拍摄。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近一年时间里，他请的团队拿不到工资，只好找来哥哥充任录音师以降低开支。
找钱，成了范立欣当时主要的工作。
2008年，他跑到在广州举行的纪录片电影节，找到某电影厂商谈影片的国际预售。开始一切顺利，但厂方要求获得所有国际版权的一半，范立欣难以接受。谈崩的那一刻，范立欣坐在该影厂一位处长的办公室一时失态，竟失声痛哭。那位处长深受触动，决定个人借给范立欣30万，才使拍摄得以继续。
这几乎是所有国内独立纪录片都曾遭遇过的窘境。
据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何苏六向本刊记者介绍，在国外，国家的艺术和电影基金、公共和私人电视台、私人基金会，这三者是支撑纪录片拍摄的主要经济来源；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国家基金大多流向主旋律题材影片，电视台资源内部把持，偶有对外资助独立导演，但资金数额不大；至于私人基金会，国内仅有少数几个，很难满足独立纪录片庞大的资金需求。
范立欣最终还是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国外的纪录片制片体系。他将《归途列车》的拍摄提案和片花提交给加拿大的一家纪录片专业发行公司，在国际电影节进行预售，筹到100万美元的拍摄基金。
这100万美元并非由一国政府或一家电视台独立支持。据了解，在国外，纪录片多采取预售制，先由导演提供片花和提案供來自各国各电视台的制片人审核，最后由多方联合买下影片的播放版权。
据范立欣介绍，他获得的100万美元由加拿大政府和数十家电视台分摊，各自所占金额从2万到15万美元不等。这种“联合制作”模式将风险分摊，一方面使得各家电视台通过数额较小的资金投入买到片源，另一方面可以让纪录片拍摄获得较大数额的资金支持。
目前，类似模式在国内还很鲜见，各电视台之间少有合作。范立欣说，在国内常常见到的情况是，10家电视台各自拿3万元拍出10部农民工题材的纪录片，往往导致节目制作水平粗糙，同质化严重。
“一城一映”
2003年，刚出校门的范立欣和导演陈为军曾制作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一部艾滋病题材的纪实类纪录片，制作完成后因“题材敏感”，仅在小圈子内播放。范立欣不想让《归途列车》重复类似的命运，在成功拿到国家广电总局“龙标”之后，他开始极力推动《归途列车》进入国内院线。
按照惯例，国内电影发行一般交由发行公司负责，发行成本往往过百万。这对纪录片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近年来，成功登陆院线的国产纪录片《圆明园》、《筑梦2008》等，无一不是依托政府背景，并非简单的市场行为。
范立欣没有政府托底，争取到的唯一一笔发行基金是来自国外圣丹斯电影节的1万美元。不得已，他选择了一种最原始的做法。他自己背着拷贝，拖着行李箱，住快捷酒店，跳过发行公司，直接跑到各个城市与各地院线洽谈，一个城市选择一家电影院放映，自行联系当地媒体举行新闻发布会宣传推广。
这就是范立欣所谓的“一城一映”模式。范立欣介绍，他曾经连着9天跑了9个城市，最终先后在19个城市成功上映。影片票房虽谈不上好，但也没有遭遇太多尴尬。在纪录片观影需求庞大的北京，《归途列车》甚至在MOMA当代艺术院线连播7个月，一度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
在国外，《归途列车》的发行明显轻松得多。影片由法国艺术发行商Catndocs负责全球销售，在美国则由“时代精神电影发行公司”负责全美发行。得益于国外发行公司与地方艺术院线的关系网络，范立欣只需出席放映时的导演见面会即可。
最终，《归途列车》在全美大小近100个城市影院上映，实现票房逾40万美元，观众约4万人次；在加拿大约20多个城市上映，票房近11万美元，观众近万人次。
“纪录片发行本来不该是导演做的事，但在中国这个环节是缺失的。”范立欣说，“一城一映”带给人的希望是，纪录片只要拍得足够好是可以进电影院的。
一种关怀
关于纪录片的社会价值，有这样一句话流传甚广：“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上海电影节的纪录片环节曾邀请独立制片前来交流。何苏六发现，“独立制片的片子和体制内拍摄的内容没有多大差别，大多数的独立制片的内容还是可以接受的，他们自身大多也都在参与一些国家电视台纪录片的生产。”
“并非只有反映阴暗面的纪录片才能被青睐，真正获得好评的片子都有着足够的人文关怀，关注底层命运。”何苏六说。
贾樟柯曾在一本书中写到他为什么要去拍《小山回家》的故事：“在我们的视野中，每一个行走着的生命个体都能给我们一份真挚的感动，甚至一缕疏散的阳光，或者几声沉重的呼吸。我们关注着身边的世界，体会着别人的苦痛，我们用我们对于他们的关注表达关怀。”
范立欣想表达的也是这种关怀。
在《归途列车》中，有一组记录2008年南方冰冻灾害时春运的全景镜头，数万人拥挤在广州火车站，人头攒动。那段时间，范立欣也在这数以万计的人中间。
“上万人挤在那里，像蚂蚁一样。在经历了一整年工厂的辛苦生活之后，他们挤在这里就是为了能够回家过年。我们经历和看到的老张一家的生活，突然在这个时候被放大了一万倍，你会想中国有2. 4亿农民工，对这2. 4亿农民工来说这是常态。”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体会这样的“常态”。范立欣说，我能做的就是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切，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这是大部分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春运场景。在花去整整三年时间后，年轻导演范立欣将这一幕幕场景用镜头记录了下来，诞生了一部叫《归途列车》的纪录片。
2012年国庆长假期间，第33届“新闻及纪录片艾美奖”在美国揭晓，由范立欣执导的《归途列车》获得最佳纪录片奖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这不是这部影片首次获奖。2009年，《归途列车》甫一面世就摘得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长纪录片奖；2010年又获第53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奖。
近年来，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在国家雄厚资金及电视台的支持下，先后推出了《故宫》、《大国崛起》、《舌尖上的中国》等影响广泛的电视纪录片。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多数的独立纪录片缺钱、缺人、难播出、难发行。广大电影院线几乎长期与纪录片绝缘，至于独立纪录片，走进院线公开上映更几无可能。
范立欣的《归途列车》却是其中极少的幸运儿之一，罕见地成功拿到国家广电总局公映许可证“龙标”，先后在近20个城市公映。
获得艾美奖后不久，范立欣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他说，纪录片在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获得如此多的关注。
一直很缺钱
2006年，青年导演范立欣通过中央电视台《纪实》栏目获得3万多元的资金支持，拍摄“春运”题材短片，拍完后在央视播出。
在拍摄过程中，范立欣认识了老张一家，他有了把老张一家的故事记录下来的强烈冲动。要实现这个想法，3万元不够。范立欣自筹了近30万元，支撑了其后一年半的拍摄。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近一年时间里，他请的团队拿不到工资，只好找来哥哥充任录音师以降低开支。
找钱，成了范立欣当时主要的工作。
2008年，他跑到在广州举行的纪录片电影节，找到某电影厂商谈影片的国际预售。开始一切顺利，但厂方要求获得所有国际版权的一半，范立欣难以接受。谈崩的那一刻，范立欣坐在该影厂一位处长的办公室一时失态，竟失声痛哭。那位处长深受触动，决定个人借给范立欣30万，才使拍摄得以继续。
这几乎是所有国内独立纪录片都曾遭遇过的窘境。
据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何苏六向本刊记者介绍，在国外，国家的艺术和电影基金、公共和私人电视台、私人基金会，这三者是支撑纪录片拍摄的主要经济来源；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国家基金大多流向主旋律题材影片，电视台资源内部把持，偶有对外资助独立导演，但资金数额不大；至于私人基金会，国内仅有少数几个，很难满足独立纪录片庞大的资金需求。
范立欣最终还是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国外的纪录片制片体系。他将《归途列车》的拍摄提案和片花提交给加拿大的一家纪录片专业发行公司，在国际电影节进行预售，筹到100万美元的拍摄基金。
这100万美元并非由一国政府或一家电视台独立支持。据了解，在国外，纪录片多采取预售制，先由导演提供片花和提案供來自各国各电视台的制片人审核，最后由多方联合买下影片的播放版权。
据范立欣介绍，他获得的100万美元由加拿大政府和数十家电视台分摊，各自所占金额从2万到15万美元不等。这种“联合制作”模式将风险分摊，一方面使得各家电视台通过数额较小的资金投入买到片源，另一方面可以让纪录片拍摄获得较大数额的资金支持。
目前，类似模式在国内还很鲜见，各电视台之间少有合作。范立欣说，在国内常常见到的情况是，10家电视台各自拿3万元拍出10部农民工题材的纪录片，往往导致节目制作水平粗糙，同质化严重。
“一城一映”
2003年，刚出校门的范立欣和导演陈为军曾制作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一部艾滋病题材的纪实类纪录片，制作完成后因“题材敏感”，仅在小圈子内播放。范立欣不想让《归途列车》重复类似的命运，在成功拿到国家广电总局“龙标”之后，他开始极力推动《归途列车》进入国内院线。
按照惯例，国内电影发行一般交由发行公司负责，发行成本往往过百万。这对纪录片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近年来，成功登陆院线的国产纪录片《圆明园》、《筑梦2008》等，无一不是依托政府背景，并非简单的市场行为。
范立欣没有政府托底，争取到的唯一一笔发行基金是来自国外圣丹斯电影节的1万美元。不得已，他选择了一种最原始的做法。他自己背着拷贝，拖着行李箱，住快捷酒店，跳过发行公司，直接跑到各个城市与各地院线洽谈，一个城市选择一家电影院放映，自行联系当地媒体举行新闻发布会宣传推广。
这就是范立欣所谓的“一城一映”模式。范立欣介绍，他曾经连着9天跑了9个城市，最终先后在19个城市成功上映。影片票房虽谈不上好，但也没有遭遇太多尴尬。在纪录片观影需求庞大的北京，《归途列车》甚至在MOMA当代艺术院线连播7个月，一度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
在国外，《归途列车》的发行明显轻松得多。影片由法国艺术发行商Catndocs负责全球销售，在美国则由“时代精神电影发行公司”负责全美发行。得益于国外发行公司与地方艺术院线的关系网络，范立欣只需出席放映时的导演见面会即可。
最终，《归途列车》在全美大小近100个城市影院上映，实现票房逾40万美元，观众约4万人次；在加拿大约20多个城市上映，票房近11万美元，观众近万人次。
“纪录片发行本来不该是导演做的事，但在中国这个环节是缺失的。”范立欣说，“一城一映”带给人的希望是，纪录片只要拍得足够好是可以进电影院的。
一种关怀
关于纪录片的社会价值，有这样一句话流传甚广：“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上海电影节的纪录片环节曾邀请独立制片前来交流。何苏六发现，“独立制片的片子和体制内拍摄的内容没有多大差别，大多数的独立制片的内容还是可以接受的，他们自身大多也都在参与一些国家电视台纪录片的生产。”
“并非只有反映阴暗面的纪录片才能被青睐，真正获得好评的片子都有着足够的人文关怀，关注底层命运。”何苏六说。
贾樟柯曾在一本书中写到他为什么要去拍《小山回家》的故事：“在我们的视野中，每一个行走着的生命个体都能给我们一份真挚的感动，甚至一缕疏散的阳光，或者几声沉重的呼吸。我们关注着身边的世界，体会着别人的苦痛，我们用我们对于他们的关注表达关怀。”
范立欣想表达的也是这种关怀。
在《归途列车》中，有一组记录2008年南方冰冻灾害时春运的全景镜头，数万人拥挤在广州火车站，人头攒动。那段时间，范立欣也在这数以万计的人中间。
“上万人挤在那里，像蚂蚁一样。在经历了一整年工厂的辛苦生活之后，他们挤在这里就是为了能够回家过年。我们经历和看到的老张一家的生活，突然在这个时候被放大了一万倍，你会想中国有2. 4亿农民工，对这2. 4亿农民工来说这是常态。”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体会这样的“常态”。范立欣说，我能做的就是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切，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他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