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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4日，河北省政府在天津成立。8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二次会议决定将省府由天津迁至北平，10月12日始移驻北平。1930年10月15日，冀省府复迁返天津办公。1935年4月12日，行政院第一八九次会议决议将冀省府迁至保定，6月1日始移驻保定。从1928年至1935年，冀省府三次更变，无不耐人寻味。学界已对此论题进行过相关探讨，但多是史实方面的叙述，不仅材料征引不详，且对关键性的细节描述亦有疏漏，尤以1935年冀省府移驻保定一事的论述甚为简略。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以此立论，尚祈方家指正！
一、失之交臂：津、平、保三城之考量
全面抗战爆发前，河北省府的三次变更体现了对天津、北平、保定三座城市的考量，这种考量包括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标准。1928年冀省府由津迁平，1930年省府又迁返回津，保定却与省府失之交臂，其过程体现出平、津两城的优势。
1928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已决定将直隶省府设于保定，20日又确定了京兆直隶区域的建置及名称，将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旧京兆区各县一概并入河北省，北京易名为北平，北平、天津为特别市。6月25日，任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然而，在河北省政府筹建的过程中，商震认为省会当设于天津，理由大致有四：其一，就军事方面而言，北伐接近尾声，对奉问题正在进行，若离天津移驻保定，便远离了北京，于指挥上殊感不便。其二，就经济方面而言，天津为商业中心，且为华洋贸易的根据地，近接海口，从交通上考察，与保定相较，殆不可同日而语也。其三，就外交方面而言，天津不止为通商之门户，且为各国领事驻在地，一切外交事件，皆可直接处理。其四，就行政机构的组成而言，天津各军政机关林立，组织虽未臻完备，但已建构成省府行政机构之雏形。其中，第四点成为保定与省府失之交臂的关键。时任京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与商震一致认为：“保定各机关房屋，年久失修，设备不全，须稍资整理，方可适用”，现有之房舍“不足资各厅办公之用”。所以，将省府暂设于天津，“将来仍须依国府令移保。”遂有7月4日河北省政府在天津成立之一幕。
那么，北平较天津、保定而言，又有哪些优势呢？1928年7月17日，北平政治分会第一次常会举行，白崇禧于会上提出将冀省会由天津迁至北平的提案。他将省府迁平的理由大致归纳为四方面：其一，可以使本分会与省、市两政府之人才结为一团，不致隔膜。其二，北平地广民众，学校林立，为北方文化荟萃之区，省会果能设此，有益于保存其固有之文化。其三，又查北平人口，已有一百二十万之多，首都南迁，工商业必衰败，一般劳动者之生计，益行困难。其四，天津乃一商埠，偏处海隅，与外国租界毗连，素为失意政客、亡命官僚、残余军阀的聚集之所，往往政局为其挑拨而转移，且其背后，即为帝国主义者暗中操纵，欲一省之政治自由进展，殊不可得，不宜再为省会。保定地域不广，亦偏于一隅，远不及北平。7月29日，北平政治分会将白崇禧之提案电致中央政治会议，指出：即经开会讨论，佥以省治移设北平。其理由大致为白崇禧提案之四端。8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二次会议决定冀省府由天津迁至北平。
二、尘埃落定：河北省府移驻保定
在1928年至1930年冀省府的迁移中，保定虽为政府的考虑对象，然而，较天津、北平而言，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显然不及前二者，遂与省府驻地失之交臂。直至1935年，省府终于移驻保定。
1934年底，国民政府已着手冀省府迁保一事。12月17日，立法院立会时，财经委员会委员刘盥训临时提议冀省会移驻保定一事，并问及迁保之理由是否涉及外交性质。立法委员狄膺答：“因天津改设特别市，不能同行设立于省会之地，故省会迁移保定，并无外交性质。”刘盥训又问：“迁移后有无其他影响？”立法院院长孙科答：“该事属于行政范围，本院未便过问，可无庸议。”诸公之问答牵引出众人对省府迁保原因的思考。
当时报纸上刊登的诸多言论肯定了保定堪称省府的资格。“前清时，直隶总督，即住保定。庚子以后，外交日繁，乃移督府于天津。清末时，训练新兵多在保定。民国成立，亦循前例，后设直鲁豫巡阅使，亦常驻保定。由是，保定、天津两市常为河北政治中心。乃民十七年北伐告成，而省会始移于北平，继由北平移天津，今乃又由天津移保定。”“天津、保定在地理上历史上，已足够长久为河北政治中心而无疑，而保定在地理上或有较北平、天津更善之处，是保定之仍为河北省府，实属事实之需要矣。”《国闻周报》载：“近代之直隶社会，久以天津、保定为两都会，政治上之侧重天津者，纯因北洋大臣外交上之便利。民国既无北洋大臣之制，则以地理形势言，省会在津，或不如在保矣。”“自民元迄民十三之间，直隶省虽无政治上特权，而军权则重，北洋诸镇，集于此间，保定尤为枢要。”客观的讲，这些理由并不比商震力主天津为省府，吴稚晖、白崇禧力主北平为省府更具说服力。所以，当时岌岌可危的华北局势成为冀省府迁至保定的关键因素。
1935年，华北形势日益紧张，日军不断制造事端，图谋控制中国北方。天津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总部的所在地，这里不仅是华北最大的工业基地，又是海陆交通枢纽。对于日本来说，天津是必须牢牢抓在手心的一张王牌。然而，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将军坚持民族大义，不畏威胁、利诱、暗杀，表现出铮铮铁骨、凛凛正气，于是成为日本控制天津乃至华北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河北事件发生后，日本天津驻屯军从5月21日开始，对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市党部机关大肆骚扰，并在北平一带展开军事威胁行动，公开扬言要逮捕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和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在日本侵略者的进一步骚扰、逼迫下，河北省政府决定自6月1日起由天津迁保定办公。6月3日，于学忠等离开天津撤往保定。6月6日，于学忠被调往川陕甘边区任“剿匪”司令，张厚琬为代理河北省主席。7日，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奉命移驻保定。纵观华北形势，平津显然成为日军侵略华北的下一目标，此后《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签订，确实把平津及冀省北部的部分地区变成了非武装地带，日军之野心，昭然若揭，北平、天津两城沦陷之期已近在咫尺。与之相较，保定城在地理上（冀省中部）、军事上（在此布阵指挥，钳制华北日军）的优势业已表现出来，这无疑成为冀省府迁保的关键因素。 1935年4月中旬，冀省府迁保计划已定，下旬便派员赴保定勘察省府新址。勘察结果为“保定可用房舍为曹家花园、旧督署及逊清保定行宫。行宫年久失修，墙垣倒坍，屋多渗漏，若加修葺，非四十余万莫办。旧督署比较尚属整齐，惟亦须款三十余万元改造，方适合于合署办公之用。”恰逢该年冀省库益感空虚，一时难筹如许巨款，又因赶办黄灾善后农赈及培修大堤，处处需款，业已筋疲力尽。“故对此非切要之图，唯有缓办。”“省方本拟俟库款稍裕时，进行南迁，合署办公”。省方怠慢的态度颇受中央责难，于是，撤换了河北省设厅厅长（原厅长张厉生被胡源汇取代），促进了迁保一事的加速进行。至五月下旬，“省府前派员赴保定修理房屋，业已事毕返津，”只待各机关按计划迁往保定。
北宁铁路局担任本次运输任务，因其车辆过少，“对省府与各厅南迁，只能拨车两列，共四十节，来往接运。”“每列车除厂车外，附挂头二、三等客车各数节，备职员乘坐。第一列车运送省府民政厅档案文件，并一部员司。第二列车运财政、建设两厅案卷与员司。两列车以装运需时，须延至夜间开出，途间各小站不停，直接驶保定。”5月30日，北宁铁路局准备的两列专车已在天津车站待用。
30日晨，庶务科长张学弼赴保，督工赶造官舍。省方以保定房屋难觅，故省府决定将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合在一处办公，将光园与旧省署扩而为一，暂稍粉饰，俟迁移后，再从事修理。51军军部同时迁去，设于旧行宫内。
关于省府迁保的运输计划，于学忠在5月30日对外宣称：省府暨各厅、处迁保，规定由6月1日起至7月1日止。已令各厅先将1928年档案、卷宗运保，以后再陆续迁往。教育厅因会考关系，须完毕后再迁。建设厅则亦因事务甚繁，结束需时。故先将财政厅迁保，其它各厅依次进行，省府则在最后。30日，财政厅、建设厅已将各项卷宗装订成箱，运往车站装车。为了加速运输，尽早结束迁移，不使政务停滞，31日早九时，冀省府召开会议，对迁保各事，详讨甚久，决定务于7月1日前迁徙完毕。与此同时，冀省府一部分案卷文件已装箱派员装车，建、财两厅档案文卷，悉皆钉箱，午后分别运抵总车站，雇脚夫70名，扛抬列车之上。该日，建设厅工作完全停顿，各科股皆无一人。各厅员司、家具专车，至31日夜，仍在装车中。6月1日，列车出发，至丰台转平汉线赴保。而省主席于学忠已于5月31日午后乘汽车离津赴保。
6月1日，冀省府开始在保定办公，保定正式成河北省政府的驻地。6月5日，除财政厅尚有一些笨重家具什物，候车载运，教育厅因忙于会考，仅有1928年以前档案旧卷起运外，民政、建设两厅，均运输已毕，各留有科员二、三名在津办理未了事情。到7月1日，迁移事宜完毕，冀省府在保定实现合署办公。冀省府迁保一事终于尘埃落定。
三、结语
1928-1930年间，冀省府于北平、天津反复迁移，保定却与此失之交臂。客观的讲，保定城虽然历史悠久，但与平、津相较，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仍略显逊色，有此结果，亦属常理。所以，“对于冀察方面，北平、天津是人人时常注意的，至于保定却似乎早已陷入角落里，不为世重了。”然而，1935年冀省府终迁保定，沉寂的保定城再一次得到了发展的机会，百姓为之欣喜。冀省府迁保之前，“保定各酒楼、菜馆、妓院、旅社，莫不大加饰新，准备迎接贵宾。中有某菜馆更大登广告，略谓：本菜馆闻省府迁保在即，特雇妙龄女招待数名，以表欢迎。”省府迁保后，商业却有发展。“保定市面，顿呈荣乐气象，尤以旅社、酒馆、娼妓之生意最为活跃。”“商情日趋好转，物价高腾，房租较以往已涨上一倍。”“邻近各县见省府迁来确有意想不到之效力，竟有若干商人主张省府每年迁移一次，以示利益均沾。”省政府迁保后，保地已成全省政治重心，市政建设逐步开展。“保定市自省府迁治人口逐渐增加，市面月趋繁荣，市政设施均有改造必要”，所以，从1935年11月份开始，建设厅着手修建了保定市省政府至车站的砖基沥青路。
纵观1935年河北省府迁保的来龙去脉，在民国前期的特殊时代，冀省府的频繁变迁，绝不是平、津、保三城在地理、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简单考量，某些历史事件或突变的政治形势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期间，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及白崇禧、阎锡山、商震、王树棠等重要历史人物无不影响着冀省府变迁路径的选择。
一、失之交臂：津、平、保三城之考量
全面抗战爆发前，河北省府的三次变更体现了对天津、北平、保定三座城市的考量，这种考量包括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标准。1928年冀省府由津迁平，1930年省府又迁返回津，保定却与省府失之交臂，其过程体现出平、津两城的优势。
1928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已决定将直隶省府设于保定，20日又确定了京兆直隶区域的建置及名称，将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旧京兆区各县一概并入河北省，北京易名为北平，北平、天津为特别市。6月25日，任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然而，在河北省政府筹建的过程中，商震认为省会当设于天津，理由大致有四：其一，就军事方面而言，北伐接近尾声，对奉问题正在进行，若离天津移驻保定，便远离了北京，于指挥上殊感不便。其二，就经济方面而言，天津为商业中心，且为华洋贸易的根据地，近接海口，从交通上考察，与保定相较，殆不可同日而语也。其三，就外交方面而言，天津不止为通商之门户，且为各国领事驻在地，一切外交事件，皆可直接处理。其四，就行政机构的组成而言，天津各军政机关林立，组织虽未臻完备，但已建构成省府行政机构之雏形。其中，第四点成为保定与省府失之交臂的关键。时任京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与商震一致认为：“保定各机关房屋，年久失修，设备不全，须稍资整理，方可适用”，现有之房舍“不足资各厅办公之用”。所以，将省府暂设于天津，“将来仍须依国府令移保。”遂有7月4日河北省政府在天津成立之一幕。
那么，北平较天津、保定而言，又有哪些优势呢？1928年7月17日，北平政治分会第一次常会举行，白崇禧于会上提出将冀省会由天津迁至北平的提案。他将省府迁平的理由大致归纳为四方面：其一，可以使本分会与省、市两政府之人才结为一团，不致隔膜。其二，北平地广民众，学校林立，为北方文化荟萃之区，省会果能设此，有益于保存其固有之文化。其三，又查北平人口，已有一百二十万之多，首都南迁，工商业必衰败，一般劳动者之生计，益行困难。其四，天津乃一商埠，偏处海隅，与外国租界毗连，素为失意政客、亡命官僚、残余军阀的聚集之所，往往政局为其挑拨而转移，且其背后，即为帝国主义者暗中操纵，欲一省之政治自由进展，殊不可得，不宜再为省会。保定地域不广，亦偏于一隅，远不及北平。7月29日，北平政治分会将白崇禧之提案电致中央政治会议，指出：即经开会讨论，佥以省治移设北平。其理由大致为白崇禧提案之四端。8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二次会议决定冀省府由天津迁至北平。
二、尘埃落定：河北省府移驻保定
在1928年至1930年冀省府的迁移中，保定虽为政府的考虑对象，然而，较天津、北平而言，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显然不及前二者，遂与省府驻地失之交臂。直至1935年，省府终于移驻保定。
1934年底，国民政府已着手冀省府迁保一事。12月17日，立法院立会时，财经委员会委员刘盥训临时提议冀省会移驻保定一事，并问及迁保之理由是否涉及外交性质。立法委员狄膺答：“因天津改设特别市，不能同行设立于省会之地，故省会迁移保定，并无外交性质。”刘盥训又问：“迁移后有无其他影响？”立法院院长孙科答：“该事属于行政范围，本院未便过问，可无庸议。”诸公之问答牵引出众人对省府迁保原因的思考。
当时报纸上刊登的诸多言论肯定了保定堪称省府的资格。“前清时，直隶总督，即住保定。庚子以后，外交日繁，乃移督府于天津。清末时，训练新兵多在保定。民国成立，亦循前例，后设直鲁豫巡阅使，亦常驻保定。由是，保定、天津两市常为河北政治中心。乃民十七年北伐告成，而省会始移于北平，继由北平移天津，今乃又由天津移保定。”“天津、保定在地理上历史上，已足够长久为河北政治中心而无疑，而保定在地理上或有较北平、天津更善之处，是保定之仍为河北省府，实属事实之需要矣。”《国闻周报》载：“近代之直隶社会，久以天津、保定为两都会，政治上之侧重天津者，纯因北洋大臣外交上之便利。民国既无北洋大臣之制，则以地理形势言，省会在津，或不如在保矣。”“自民元迄民十三之间，直隶省虽无政治上特权，而军权则重，北洋诸镇，集于此间，保定尤为枢要。”客观的讲，这些理由并不比商震力主天津为省府，吴稚晖、白崇禧力主北平为省府更具说服力。所以，当时岌岌可危的华北局势成为冀省府迁至保定的关键因素。
1935年，华北形势日益紧张，日军不断制造事端，图谋控制中国北方。天津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总部的所在地，这里不仅是华北最大的工业基地，又是海陆交通枢纽。对于日本来说，天津是必须牢牢抓在手心的一张王牌。然而，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将军坚持民族大义，不畏威胁、利诱、暗杀，表现出铮铮铁骨、凛凛正气，于是成为日本控制天津乃至华北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河北事件发生后，日本天津驻屯军从5月21日开始，对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市党部机关大肆骚扰，并在北平一带展开军事威胁行动，公开扬言要逮捕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和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在日本侵略者的进一步骚扰、逼迫下，河北省政府决定自6月1日起由天津迁保定办公。6月3日，于学忠等离开天津撤往保定。6月6日，于学忠被调往川陕甘边区任“剿匪”司令，张厚琬为代理河北省主席。7日，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奉命移驻保定。纵观华北形势，平津显然成为日军侵略华北的下一目标，此后《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签订，确实把平津及冀省北部的部分地区变成了非武装地带，日军之野心，昭然若揭，北平、天津两城沦陷之期已近在咫尺。与之相较，保定城在地理上（冀省中部）、军事上（在此布阵指挥，钳制华北日军）的优势业已表现出来，这无疑成为冀省府迁保的关键因素。 1935年4月中旬，冀省府迁保计划已定，下旬便派员赴保定勘察省府新址。勘察结果为“保定可用房舍为曹家花园、旧督署及逊清保定行宫。行宫年久失修，墙垣倒坍，屋多渗漏，若加修葺，非四十余万莫办。旧督署比较尚属整齐，惟亦须款三十余万元改造，方适合于合署办公之用。”恰逢该年冀省库益感空虚，一时难筹如许巨款，又因赶办黄灾善后农赈及培修大堤，处处需款，业已筋疲力尽。“故对此非切要之图，唯有缓办。”“省方本拟俟库款稍裕时，进行南迁，合署办公”。省方怠慢的态度颇受中央责难，于是，撤换了河北省设厅厅长（原厅长张厉生被胡源汇取代），促进了迁保一事的加速进行。至五月下旬，“省府前派员赴保定修理房屋，业已事毕返津，”只待各机关按计划迁往保定。
北宁铁路局担任本次运输任务，因其车辆过少，“对省府与各厅南迁，只能拨车两列，共四十节，来往接运。”“每列车除厂车外，附挂头二、三等客车各数节，备职员乘坐。第一列车运送省府民政厅档案文件，并一部员司。第二列车运财政、建设两厅案卷与员司。两列车以装运需时，须延至夜间开出，途间各小站不停，直接驶保定。”5月30日，北宁铁路局准备的两列专车已在天津车站待用。
30日晨，庶务科长张学弼赴保，督工赶造官舍。省方以保定房屋难觅，故省府决定将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合在一处办公，将光园与旧省署扩而为一，暂稍粉饰，俟迁移后，再从事修理。51军军部同时迁去，设于旧行宫内。
关于省府迁保的运输计划，于学忠在5月30日对外宣称：省府暨各厅、处迁保，规定由6月1日起至7月1日止。已令各厅先将1928年档案、卷宗运保，以后再陆续迁往。教育厅因会考关系，须完毕后再迁。建设厅则亦因事务甚繁，结束需时。故先将财政厅迁保，其它各厅依次进行，省府则在最后。30日，财政厅、建设厅已将各项卷宗装订成箱，运往车站装车。为了加速运输，尽早结束迁移，不使政务停滞，31日早九时，冀省府召开会议，对迁保各事，详讨甚久，决定务于7月1日前迁徙完毕。与此同时，冀省府一部分案卷文件已装箱派员装车，建、财两厅档案文卷，悉皆钉箱，午后分别运抵总车站，雇脚夫70名，扛抬列车之上。该日，建设厅工作完全停顿，各科股皆无一人。各厅员司、家具专车，至31日夜，仍在装车中。6月1日，列车出发，至丰台转平汉线赴保。而省主席于学忠已于5月31日午后乘汽车离津赴保。
6月1日，冀省府开始在保定办公，保定正式成河北省政府的驻地。6月5日，除财政厅尚有一些笨重家具什物，候车载运，教育厅因忙于会考，仅有1928年以前档案旧卷起运外，民政、建设两厅，均运输已毕，各留有科员二、三名在津办理未了事情。到7月1日，迁移事宜完毕，冀省府在保定实现合署办公。冀省府迁保一事终于尘埃落定。
三、结语
1928-1930年间，冀省府于北平、天津反复迁移，保定却与此失之交臂。客观的讲，保定城虽然历史悠久，但与平、津相较，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仍略显逊色，有此结果，亦属常理。所以，“对于冀察方面，北平、天津是人人时常注意的，至于保定却似乎早已陷入角落里，不为世重了。”然而，1935年冀省府终迁保定，沉寂的保定城再一次得到了发展的机会，百姓为之欣喜。冀省府迁保之前，“保定各酒楼、菜馆、妓院、旅社，莫不大加饰新，准备迎接贵宾。中有某菜馆更大登广告，略谓：本菜馆闻省府迁保在即，特雇妙龄女招待数名，以表欢迎。”省府迁保后，商业却有发展。“保定市面，顿呈荣乐气象，尤以旅社、酒馆、娼妓之生意最为活跃。”“商情日趋好转，物价高腾，房租较以往已涨上一倍。”“邻近各县见省府迁来确有意想不到之效力，竟有若干商人主张省府每年迁移一次，以示利益均沾。”省政府迁保后，保地已成全省政治重心，市政建设逐步开展。“保定市自省府迁治人口逐渐增加，市面月趋繁荣，市政设施均有改造必要”，所以，从1935年11月份开始，建设厅着手修建了保定市省政府至车站的砖基沥青路。
纵观1935年河北省府迁保的来龙去脉，在民国前期的特殊时代，冀省府的频繁变迁，绝不是平、津、保三城在地理、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简单考量，某些历史事件或突变的政治形势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期间，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及白崇禧、阎锡山、商震、王树棠等重要历史人物无不影响着冀省府变迁路径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