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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五四青年节，温家宝总理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指出，“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公正、自由的环境中全面成长；就是要把发扬民主与完善法制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他同时指出，“我们今天讲科学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这其实反映了贯穿20世纪近百年来的“五四”文化精魂。早在1922年，茅盾就指出“我们的时代已经充满了科学的精神，人人都带点先天的科学迷”。一方面，是由于科学自身的不断丰富、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五四”先驱们认同“民主与科学”文化的自觉意识。“德先生”与“赛先生”结“缘”，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形成了一个富有生命活力的开放系统。
首先，“五四”作家追求现代法制理想——献身社会革命或民主思想改造的同时，对于科学理论的学习与知识修养，并没有在完成学业走出校门后一劳永逸。上世纪20～30年代，鲁迅思想由“进化论”发展为“阶级论”，《鲁迅日记》书账里还记录着他读过的大量自然科学著作。创造社作家以饱满狂放的现代激情，追求“科学和民主”精神，欢呼“凤凰涅”，一方面崇尚“女神”“天狗”，一方面企求“祖国富强”，浴火重生。郭沫若编辑《创造》季刊的同时还在日本东京学医；成仿吾直接从事科技工作，任长沙铁厂“技正”；郁达夫写完《沉沦》等系列小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讲师等，主讲经济学；台湾的“五四”作家赖和终生行医，正是他的医生职业，使他得以广泛地接触各阶层人民，能够深刻地理解、反映民众的种种疾苦与特征。他的小说等作品描写台岛发生的“群体事件”，呼唤现代法制文明，号称“诗医”。
在这些“五四”作家的精神生活中，科学显然占有极其重要甚至是首要的关键性地位。“五四”时代产生的这种“民主和科学”的人生价值观，往往会影响到“五四”作家们的生活道路。在当时成绩斐然或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中，也的确有人既坚持现代民主意识的文艺创作，又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例如丁西林，他不仅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也是现代文坛著名的喜剧作家，他早期创作的《一只马蜂》和《妙峰山》等，就突出显示了现代法制导向下的民主精神。也有人后来放弃创作，专心致志地献身于自然科学，如蔡希陶，早在“五四”时代，他就发表小说并得到鲁迅等大师们的推荐与赞赏。
尤其值得关注并成为“五四”作家之光荣的“逸事”，发生在四十年后。作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亚热带植物研究基地的创建者，蔡希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工作在云南边陲。他和同伴们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与云南省级科研成果200多项。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蔡希陶培育了多个作物品种，为云南人民度过难关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还有一项独特的“贡献”至今鲜为人知：吴晗那部因姚文元罗织罪名而引发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剧作《海瑞罢官》，其实还得名于蔡希陶。
那是1965年，吴晗请老友蔡希陶到家中聚餐，并赠送新作《海瑞》征求意见。作为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本来是响应毛泽东在中央会议期间的倡导，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才创作这部“新编历史剧”的，但作品很快遭到江青的质疑和批判。196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张春桥密谋策划，姚文元执笔写成的批判文章在上海发表。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态度，《人民日报》迟至11月30日才转发姚文元的文章，并配发了经过周恩来修改的按语：强调学术讨论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和政治背景下，曾登上“五四”文坛，富有文学才情的蔡希陶读毕作品，立即致函好友，对历史剧的“新编”直抒己见：
吴晗、袁震同志：
……
海瑞剧本拜读后，觉得很好，很有戏剧性，我来提个不成熟的意见：(1)是剧目，光用“海瑞”二字，带有传记性。而内容只是海瑞做的一件事。是否可改为“海瑞除暴”或“海瑞罢官”等名。具体指出是演的这一案件。(2)末场罢官，是全剧高峰，是否可加强充实一下，更有力地表现海瑞耿介刚直的个性。(3)31页徐介自言自语，想办法救徐瑛，可埋伏下一段话，说以前曾有恩于他，量他不致翻脸。这样与49页“当年得罪王章、老夫救解岂相忘?”有了呼应。(4)第10页李平俊“知县”系“知府”之误。
我对戏完全外行，提的恐怕更是外行，如不对头，请一笑置之。
敬礼
蔡希陶
十二月十八日
（参见王雨宇：《绿之魂》，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
这封信体现出法制理性的逻辑力量和科学研究的认真态度，至今读来，倍受感染。如果透视当年海瑞“要害是罢官”的政治判决及种种舆论鼓噪，更凸显出“五四”作家对科学与民主等时代精神的执著追求与品格涵养，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社会生活与文化命脉的“要害”。这种现代民主意识在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与史学艺术的偶然性“巧合”，正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法制文明与科学精神血肉相联的逻辑必然，也是中国现代民族精英统摄文学、史学与戏剧艺术所创造的“民主与科学”的时代辉煌。
首先，“五四”作家追求现代法制理想——献身社会革命或民主思想改造的同时，对于科学理论的学习与知识修养，并没有在完成学业走出校门后一劳永逸。上世纪20～30年代，鲁迅思想由“进化论”发展为“阶级论”，《鲁迅日记》书账里还记录着他读过的大量自然科学著作。创造社作家以饱满狂放的现代激情，追求“科学和民主”精神，欢呼“凤凰涅”，一方面崇尚“女神”“天狗”，一方面企求“祖国富强”，浴火重生。郭沫若编辑《创造》季刊的同时还在日本东京学医；成仿吾直接从事科技工作，任长沙铁厂“技正”；郁达夫写完《沉沦》等系列小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讲师等，主讲经济学；台湾的“五四”作家赖和终生行医，正是他的医生职业，使他得以广泛地接触各阶层人民，能够深刻地理解、反映民众的种种疾苦与特征。他的小说等作品描写台岛发生的“群体事件”，呼唤现代法制文明，号称“诗医”。
在这些“五四”作家的精神生活中，科学显然占有极其重要甚至是首要的关键性地位。“五四”时代产生的这种“民主和科学”的人生价值观，往往会影响到“五四”作家们的生活道路。在当时成绩斐然或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中，也的确有人既坚持现代民主意识的文艺创作，又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例如丁西林，他不仅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也是现代文坛著名的喜剧作家，他早期创作的《一只马蜂》和《妙峰山》等，就突出显示了现代法制导向下的民主精神。也有人后来放弃创作，专心致志地献身于自然科学，如蔡希陶，早在“五四”时代，他就发表小说并得到鲁迅等大师们的推荐与赞赏。
尤其值得关注并成为“五四”作家之光荣的“逸事”，发生在四十年后。作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亚热带植物研究基地的创建者，蔡希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工作在云南边陲。他和同伴们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与云南省级科研成果200多项。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蔡希陶培育了多个作物品种，为云南人民度过难关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还有一项独特的“贡献”至今鲜为人知：吴晗那部因姚文元罗织罪名而引发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剧作《海瑞罢官》，其实还得名于蔡希陶。
那是1965年，吴晗请老友蔡希陶到家中聚餐，并赠送新作《海瑞》征求意见。作为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本来是响应毛泽东在中央会议期间的倡导，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才创作这部“新编历史剧”的，但作品很快遭到江青的质疑和批判。196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张春桥密谋策划，姚文元执笔写成的批判文章在上海发表。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态度，《人民日报》迟至11月30日才转发姚文元的文章，并配发了经过周恩来修改的按语：强调学术讨论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和政治背景下，曾登上“五四”文坛，富有文学才情的蔡希陶读毕作品，立即致函好友，对历史剧的“新编”直抒己见：
吴晗、袁震同志：
……
海瑞剧本拜读后，觉得很好，很有戏剧性，我来提个不成熟的意见：(1)是剧目，光用“海瑞”二字，带有传记性。而内容只是海瑞做的一件事。是否可改为“海瑞除暴”或“海瑞罢官”等名。具体指出是演的这一案件。(2)末场罢官，是全剧高峰，是否可加强充实一下，更有力地表现海瑞耿介刚直的个性。(3)31页徐介自言自语，想办法救徐瑛，可埋伏下一段话，说以前曾有恩于他，量他不致翻脸。这样与49页“当年得罪王章、老夫救解岂相忘?”有了呼应。(4)第10页李平俊“知县”系“知府”之误。
我对戏完全外行，提的恐怕更是外行，如不对头，请一笑置之。
敬礼
蔡希陶
十二月十八日
（参见王雨宇：《绿之魂》，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
这封信体现出法制理性的逻辑力量和科学研究的认真态度，至今读来，倍受感染。如果透视当年海瑞“要害是罢官”的政治判决及种种舆论鼓噪，更凸显出“五四”作家对科学与民主等时代精神的执著追求与品格涵养，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社会生活与文化命脉的“要害”。这种现代民主意识在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与史学艺术的偶然性“巧合”，正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法制文明与科学精神血肉相联的逻辑必然，也是中国现代民族精英统摄文学、史学与戏剧艺术所创造的“民主与科学”的时代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