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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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的文化论和制度论国家认同生成逻辑不同,本文基于共同利益与共享机遇的逻辑,从微观层面考察了社会地位流动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社会结构空间中的机会获益(代际地位上升、代际教育程度上升、未来预期地位上升),还是在居住空间与户籍身份上的地位改善(农民进入城镇且获得城镇户籍),均能显著提升流动者的国家认同意识,且这一效应在少数民族聚集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突出.从KHB中介效应分解来看,地位上升流动的获益性既对国家认同产生直接效应,也通过提升流动者的生活满意度、生活控制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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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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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关键问题研究"(编号:16JJD84001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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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的文化论和制度论国家认同生成逻辑不同,本文基于共同利益与共享机遇的逻辑,从微观层面考察了社会地位流动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社会结构空间中的机会获益(代际地位上升、代际教育程度上升、未来预期地位上升),还是在居住空间与户籍身份上的地位改善(农民进入城镇且获得城镇户籍),均能显著提升流动者的国家认同意识,且这一效应在少数民族聚集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突出.从KHB中介效应分解来看,地位上升流动的获益性既对国家认同产生直接效应,也通过提升流动者的生活满意度、生活控制感、社会公平性认知、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评价等间接路径产生效应.今后应在畅通社会上升流动渠道、保障教育和就业公平、有序实现农村人口转移及流动人口市民化、提升民众获得感等方面着力,让更多民族地区社会成员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地位提升、机会获益及生活改善,这对夯实各民族成员国家认同的共同利益基础,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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