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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苔沟村纪事》截取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片段：从四清运动到改革开放再到九十年代陕西一个普通农村的人际关系变化，生动曲折地反映和记录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用农民的语言和农民的立场，直白朴素地讲述主人公的命运起伏，在人物的矛盾发展中记录社会变迁的进程，在社会变迁的进程中反映人物命运的转化。所以，《苔沟村纪事》是小说，也是历史。
关键词：苔沟村纪事；陕西文学；王稳年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43-04
陕西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陕西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充溢着鲜明的秦川文化风格。大胆、质朴、生动鲜明、富有血肉地反映生活，记录社会进程，描述人生的喜乐悲苦，似乎是陕西作家的共同特点和强项。《苔沟村纪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是陕西乡土作家王稳年在花甲之年出版的一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将秦人的风格、秦人的现代生活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汉代秦人司马迁的《史记》可以看作是以小说写历史的滥觞。《史记》的写法被称为“纪传体”，是以人物的活动过程反映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把《史记》称为历史小说可能欠当，但它的确有小说的基本特质：不仅有事件、人物，人物还有着鲜明的个性。在人物性格的发展中展开事件，事件是人物性格发展的集合体。《史记》中的人物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记录他们在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活动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录。而把普通人尤其是底层农民的普通生活记录为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历史档案，就有着相当的难度，也有着相当的意义。但是，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往往有程度不同的社会历史价值。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可以看成是以小说写出的纪传体史诗，它生动具体地记录了法国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它虽然是以虚幻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写成的“言情小说”，但它对贵族生活的细致描述，无疑为后人提供了清代中后期上层生活的真实情况。所以，红楼梦也包含着重要的历史资料。传统的文学观念“文以载道”在现代的“纯文学家”面前是要吃瘪的，但“文以纪事”这一基本的常识可能还可接受。文字的基本功能就是纪事，再高明的文学家也不能把最基本的功能丧失。其实，记录生活、反映历史是文学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使命。能够写出有鲜明时代特色、有明确历史脉络和人生悲喜的小说，就是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不仅是艺术的成功，更是一种使命的达成、道德的升华。多少有才华的文学家迷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为了铜臭只顾描写情欲富贵、伪造历史，有几个作家还有一点儿社会批判精神？
《苔沟村纪事》截取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片段：从四清运动到改革开放再到九十年代陕西一个普通农村的人际关系变化，生动曲折地反映和记录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用农民的语言和农民的立场，直白朴素地讲述主人公的命运起伏，在人物的矛盾发展中记录社会变迁的进程，在社会变迁的进程中反映人物命运的转化。所以，《苔沟村纪事》是小说，也是历史。要成为小说容易，要成为“历史”不易。要想通过普通农民的生活反映具有鲜明历史性格的社会生活，实在困难。什么是“具有鲜明历史性格的社会生活”？每一种现实的社会生活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但要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切片”则另有要求。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具有史实价值的社会生活应该浓缩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矛盾、社会生活的主要情形和真实状态，在强烈的感性体验中体现出作者深沉的历史反思，在反思中品味现实生活。唯有如此，文学作品所记录的内容才不是流水账，而是带着思想和感情的历史记忆。《苔沟村纪事》的叙述焦点是王德昌与张富林的个人矛盾和命运转化。王德昌是张福林家以前的雇工，四清运动中被政策所误导，参与了给张福林带上“地主分子”帽子之事，被张富林结下疙瘩。落实政策以后张福林得到补发的工资，又任镇农机站站长，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渐渐积累了钱财，成为本镇首富。王德昌则留恋合作化，在生产队解散后仍然自愿为集体出力，独自在山上种树十年，结果荒了自家的田地，成了村里有名的贫困户。这种个人命运的转化与政治形势的转化高度吻合，个人命运的转折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的历史，个人的命运成为群体的命运。如此以来，普通农民的生活记录就是社会生活的记录，描写农民的小说也就变成了记录历史进程的史实。
但是，小说是文学作品，仅仅有内容的真实并不能保证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价值。历史真实要求把握和表现社会进程的整体脉络，艺术真实的要求则是能以生动的形象感性具体地表现内容、传达作者的思想情感。王德昌与张福林几十年的恩怨能否成为反映社会历史整体进程的镜像，就成为作品有无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关键所在。作者做到了以小喻大和以点带面，将普通农民的命运编结在社会之网上，将个人的命运与时局大政以及为政者的所为所思联系起来。“观一叶而知秋”，需要作者高度的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苔沟村纪事》最出色的艺术能力就是“纪事”。在朴实无华的事件陈述中渐渐将人物的命运和性格揭示出来，使矛盾展开发展，从点而面，叙述的焦点由个人命运逐渐转化为社会矛盾，个人、群体、社会、国家，逐层递进。所以，《苔沟村纪事》是中国当代农村生活的艺术性描写，也是历史性记录。艺术与历史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现实与理想也就交融在其中。
作者纪事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四清运动以前至一九九四年王德昌买小四轮跑运输以前，是虚写。此后围绕王德昌的生活逐渐展开一幅生动的社会画卷，将与宿敌过招、乡村政治、官员密谋、底层求生、流氓势力、民间困苦自自然然地描画出来，是实写。在直白村俗的叙述中将普通农民的个人历史，编织到社会生活的大画卷中，凭着作者内在的历史批判精神，筛选、提炼、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群像。王德昌与张福林是一对矛盾的阴阳鱼，王俊飞是网络阴阳鱼上的圈圈，是作品具有历史感的关键人物。王俊飞是农村出身的镇党委书记，主宰着一方百姓的荣辱成败。作者将王俊飞的官场习气、领导智谋、统治手腕与乡民百姓的生死荣辱浑然一体地表出来。时局大政、官场权谋，最后转化为普通乡民的哭号悲泣，历史在官民迥异的悲喜中被定格。
王俊飞是集中多重矛盾于一身的焦点人物。他上连县市领导，下提乡镇百线，在政权系统中是官民交集之点，从中央大政到乡民细事，莫不在他身上交汇连结。所以，他的生活和工作就反映了社会百像和历史一刻。我从王俊飞嘴里“听”到的往往是时局大政、忧国忧民、爱民勤政，看到的却是投机钻营、患得患失、巧取豪夺、偷鸡摸狗。他的命运走向反映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走向。在小说结尾，王俊飞因强奸被拘，又被县委书记捞出，官复原职，前途光明，向张福林索贿渗渠，张福林以冥币支付，颠覆了大团圆的传统写法，实在耐人寻味。
王俊飞的形象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对官员个人思想的巨大改造作用。王俊飞出身农家，妻儿仍然是农村户口，在农忙时节，仍然要跑忙笼会购置农具，俨然是半个农民。但就是这样一个本来应该是勤劳本分的干部，为了高升，想方设法将本镇富户抓在手中，利用富户的钱财为自己的前途铺路。又利用手中的权力换取美色，有一段文字专门记录王俊飞与三娃媳妇的“桑中之乐”，描写生动自然，如临其境，如见其事，仿佛此事不是别人所为，而是作者自己的经历。王俊飞为了晋升副县长，替县委书记补财政窟窿，想出妙招，先逼张福林“为教育带头捐款”，同时答应让张当政协委员。张的捐款又被县委书记的弟弟“借去”不还，张还必须再捐。然后，王俊飞以张福林为典型，组织大规模的强制捐款，拆房扒门，抬箱搬柜，捉猪装粮。最终的结果是棺材铺生意火了起来，逃荒要饭的人多了起来，王俊飞的前途好了起来。作品对王俊飞的刻画体现出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王俊飞的官腔官调、长篇大论不仅反映出特定的时局大政、政策走向，也是对人物个性的细腻描写。看似普通的白描，却是记录历史、塑造人物个性的如椽巨笔。
《苔沟村纪事》初看起来像是远乡老农的聊天记录，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思维、农民的事情，有些土得掉渣，语言甚至是粗野的、原始的。但在质朴的形式中，蕴含着深远的历史传统。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之一就是以白描的手法具体自然地展开事件的发展过程。从《史记》到《水浒传》、《红楼梦》，白描始终是叙事传情的主要手段。在叙事中传情，正是白描的高明之处。许多人看不懂《红楼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懂白描。“白描”有传情达意和写象造型的双重功能，是文学与绘画共用的艺术手法。在文学中，“白描”就是把绘画艺术的最重要功能“写象造型”以文字的形式完成。所以，在文学中的白描手法有着高度的形象性、可感性，而且不着痕迹地传情达意，将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无形中传递给作品和读者。近代以来，白描在文学创作中越来越少、越来越淡，文学的叙事功能在退化，而抒情的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浓。也可以说，作家写象造型的能力大大退化，文学的形象性越来越淡，文学的品质在严重退化。这种情况可能与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势有关。随着思维方式的逐渐进化，语言思维由形象性向抽象性转化。而农民的语言思维进化则相对滞后，所以，传统的语言思维方式更多地保留在农村农民中间。陕西文学作品对文学传统的坚持似乎形成良好的风气，或许这就是秦川文化的一种象征。坚持乡土语言、乡土思维，保持文化的根脉，反映本色的生活，体现本真的人生价值，或许就是陕西文学的共性。白描是最能体现这些文化传统的文学手法。贾平凹《废都》在文学上的成功之一就是高超的白描手法使作品生动可感，《苔沟村纪事》的白描手法更是明显。
《苔沟村纪事》是用白描手法写出的现实和历史。“纪事”即是“纪实”，作者不重渲染夸张，将自己的思考溶化在对事件发展逻辑的思考中，在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群中将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因果关系揭示了出来。王德昌与张福林个人命运与社会政治走向之间的联系就是对历史必然性的一种揭示。不仅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政治走向密切相关，而且个人的性格也与政治走向联系在一起。王德昌是具有历史悲剧性格的人物。正是对这种悲剧性格的刻画，深刻反映出了政治运动对社会精神的巨大的塑造力量。王德昌是貧雇农，解放后当了贫协委员、民兵连长，一直是按党的教育要求自己，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生活和工作。他对于自己在群众中担当一级组织角色很是看重。在政治运动结束、土地承包开始、他原来的政治角色失效后很是迷惘。仍然迷恋政治运动，留恋合作化，盼望用政治运动将张福林整下去，结果却给他自己带来麻烦，得罪了党委书记王俊飞。他受党教育多年，有党性原则。王俊飞就利用他的这种党性整他，专门设套让他去调解各村之间的矛盾纠纷，而又在背后指使他人利用群众的盲动对王德昌大打出手，使王德昌出了车祸，折骨断腿。在医院等待治疗的王德昌又被他的政治宿敌张福宝串通王俊飞和交警李大队长，把肇事单位支付的治疗费扣下，逼王德昌丧失治疗机会，想让王德昌残废。其实这一切也是王德昌自招的，因为他的真实身份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党员，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既无能力也无职权去“负责”，但王德昌不这样看。小说中有一段描写：
王德昌见老朋友反对他想运动，水也不喝了，站起来很严肃地说：“木头，你变质了，你光知道开店挣钱，连一点政治嗅觉也没有，连一点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也没有！你好好想想，从合作化到现在，党组织要广大农村党员干啥？光埋头挣钱过自家日子吗？共产党员就是要多想大伙儿的事，少想自家的事，共产党员就是要跟错误思想作斗争，……”木头见他钻了思想牛角，很惋惜地说：“我不跟你拌嘴，你个庄稼人整天想着搞运动，不安分过日子，太没意思了！要革命你革去，穷死我不管！”
“不要你管！”
木头还要尽朋友情义，说：“你不要我管，我还得管，人在事中迷，单怕没人提。从表面看，你是钻了政治牛角，变得神经兮兮，从根子上说，你是教政治洗了脑子，或者说，是政治迷魂汤喝得太多了，中毒中得太深了，再好的药都解不了你脑子里的毒性。我不是嫌你管集体的事不对，也不是说你思想觉悟高不应该，而是嫌你丢了庄稼人过日子的本分。”
这段对话直接将王德昌的性格悲剧揭示了出来。
王德昌在政治运动结束、土地承包后，已没有合理的身份进行社会组织活动了。但进行社会组织活动已成为王德昌的个人性格和习惯，王俊飞正是利用这一点，以党的名义，要王德昌去搞有职有权者也不愿意搞的利益调整。王德昌却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表面看来是“觉悟”，其实是“性格”使然。王德昌在解放后任贫协委员、民兵连长时不过二三十岁，正是性格铸成的时期。经过三十年的塑造，王德昌的性格已是政治性格。所有问题的解决都从他所受的政治理论中寻找方向。当年中国社会是政治挂帅，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政治上的优势就是经济上的优势。当年民兵连长王德昌的个人经济当然要远胜地主分子张福林。在社会转型期，王德昌出于本能，在与张福林的个人经济较量中，仍然使出政治手段，希望用政治运动整倒张福林。但时易世变，王德昌却在整张福林的路上倒下了，倒的很惨、很尴尬。这就是悲剧，性格悲剧。而这种悲剧并非个人悲剧，而是时代悲剧：时代塑造出一大批王德昌，又将一大批王德昌们抛离。这种个人的悲剧正是历史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王德昌与张福林之间的恩怨就像一幅阴阳太极图，此消彼长、此长彼消，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像是佛家讲法，又像村人说事，自然质朴，其中又深蕴哲理，潜藏滋味。
运用质朴的白描将社会万象和人生百味简简单单而又巨细靡遗地呈现出来，这就是功力和成功。
小说与历史不同。历史有盖棺定论之说，时间愈久，检验就愈充分，就愈具有真实性；小说依靠体验感受，愈是近距离描写，才愈具有真实性。
小说第一序言的作者李星先生认为《苔沟村纪事》不能与《白鹿原》相比。我不否认《白鹿原》是新时期卓越的作品，但不是说它不可以被超越。我感到惊奇的是超越《白鹿原》的不是别地作家，还是陕西作家。因为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苔沟村纪事》胜过了《白鹿原》，是陕西文学的新骄傲。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白鹿原》所写的事件发生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距离作者太远。小说中的事件和人物是作者根据理论和资料创作的。抛开真实性，仅就人物的鲜明性而言，从逻辑上说难免存在距离。这可能就是姚雪垠《李自成》的人物有些概念化的主要原因。虽然这可能与我的欣赏能力有关，但猜测性叙述自己没有经历的历史事件和猜测性塑造自己并不熟悉的历史人物恐怕也是一个方面。《苔沟村纪事》因为是写当代，写当下，写身边事和身边人，甚至可能是写自己，当然可以如描如画，生动自然地流淌出来。小说的第二篇序言中，刘怡翔教授的一段文字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有一个阅读体会：我们平常所说的‘写文章’在高手那里，往往成了‘泄文章’。情节的演进按照自己的逻辑一股脑儿地汩汩流淌，作者拦都拦不住，又怎么能将自己的主观设计塞进情节？”
我以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基本尺度可以从形象性和思想性两个方面把握。形象性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是文学区别于其他形式文字作品的第一要素。思想性则是对感性形象的理性升华，其中应蕴含着对特定文化系统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文学的思想性往往有两方面：价值评判和价值发现。但文学不是哲学，它的价值评判和发现都是在形象性的基础上以美丑、善恶、真假来呈现的，并要由读者自己的价值体系进行自我评判。《苔沟村纪事》的思想性主要就是揭露和批判社会转型期少数基层官员的胡作非为、假公济私、危害社会、巧取豪夺。在当今文学娱乐化、商业化倾向盛行的环境中，作者能够自觉承担起社会批判的责任，难能可贵。同时，《苔沟村纪事》出色的纪事能力也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历史的脚本就是现实，在现实转化为历史的过程中就有美感。本然的真和本色的善转化为气象万千、鼓荡曲折、活泼跃然、义愤满腔的情感体验，就是高度的审美价值，是作者的巨大成功。
但是，《苔沟村纪事》也存在明显不足。语言有些村俗，缺少对生活语言的提炼过滤，语言主调在有些部分显得粗糙简单，直接使用一些村俗俚语，影响语言的美感。有些情节明显矛盾，如张福林被张福宝设计陷害，在朋友家地窖中躲藏时，孙子“欣欣”却叫其为“爸爸”，但愿这是作者的笔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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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96.
（责任编校：韩慧玲）
关键词：苔沟村纪事；陕西文学；王稳年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43-04
陕西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陕西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充溢着鲜明的秦川文化风格。大胆、质朴、生动鲜明、富有血肉地反映生活，记录社会进程，描述人生的喜乐悲苦，似乎是陕西作家的共同特点和强项。《苔沟村纪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是陕西乡土作家王稳年在花甲之年出版的一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将秦人的风格、秦人的现代生活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汉代秦人司马迁的《史记》可以看作是以小说写历史的滥觞。《史记》的写法被称为“纪传体”，是以人物的活动过程反映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把《史记》称为历史小说可能欠当，但它的确有小说的基本特质：不仅有事件、人物，人物还有着鲜明的个性。在人物性格的发展中展开事件，事件是人物性格发展的集合体。《史记》中的人物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记录他们在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活动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录。而把普通人尤其是底层农民的普通生活记录为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历史档案，就有着相当的难度，也有着相当的意义。但是，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往往有程度不同的社会历史价值。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可以看成是以小说写出的纪传体史诗，它生动具体地记录了法国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它虽然是以虚幻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写成的“言情小说”，但它对贵族生活的细致描述，无疑为后人提供了清代中后期上层生活的真实情况。所以，红楼梦也包含着重要的历史资料。传统的文学观念“文以载道”在现代的“纯文学家”面前是要吃瘪的，但“文以纪事”这一基本的常识可能还可接受。文字的基本功能就是纪事，再高明的文学家也不能把最基本的功能丧失。其实，记录生活、反映历史是文学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使命。能够写出有鲜明时代特色、有明确历史脉络和人生悲喜的小说，就是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不仅是艺术的成功，更是一种使命的达成、道德的升华。多少有才华的文学家迷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为了铜臭只顾描写情欲富贵、伪造历史，有几个作家还有一点儿社会批判精神？
《苔沟村纪事》截取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片段：从四清运动到改革开放再到九十年代陕西一个普通农村的人际关系变化，生动曲折地反映和记录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用农民的语言和农民的立场，直白朴素地讲述主人公的命运起伏，在人物的矛盾发展中记录社会变迁的进程，在社会变迁的进程中反映人物命运的转化。所以，《苔沟村纪事》是小说，也是历史。要成为小说容易，要成为“历史”不易。要想通过普通农民的生活反映具有鲜明历史性格的社会生活，实在困难。什么是“具有鲜明历史性格的社会生活”？每一种现实的社会生活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但要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切片”则另有要求。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具有史实价值的社会生活应该浓缩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矛盾、社会生活的主要情形和真实状态，在强烈的感性体验中体现出作者深沉的历史反思，在反思中品味现实生活。唯有如此，文学作品所记录的内容才不是流水账，而是带着思想和感情的历史记忆。《苔沟村纪事》的叙述焦点是王德昌与张富林的个人矛盾和命运转化。王德昌是张福林家以前的雇工，四清运动中被政策所误导，参与了给张福林带上“地主分子”帽子之事，被张富林结下疙瘩。落实政策以后张福林得到补发的工资，又任镇农机站站长，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渐渐积累了钱财，成为本镇首富。王德昌则留恋合作化，在生产队解散后仍然自愿为集体出力，独自在山上种树十年，结果荒了自家的田地，成了村里有名的贫困户。这种个人命运的转化与政治形势的转化高度吻合，个人命运的转折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的历史，个人的命运成为群体的命运。如此以来，普通农民的生活记录就是社会生活的记录，描写农民的小说也就变成了记录历史进程的史实。
但是，小说是文学作品，仅仅有内容的真实并不能保证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价值。历史真实要求把握和表现社会进程的整体脉络，艺术真实的要求则是能以生动的形象感性具体地表现内容、传达作者的思想情感。王德昌与张福林几十年的恩怨能否成为反映社会历史整体进程的镜像，就成为作品有无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关键所在。作者做到了以小喻大和以点带面，将普通农民的命运编结在社会之网上，将个人的命运与时局大政以及为政者的所为所思联系起来。“观一叶而知秋”，需要作者高度的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苔沟村纪事》最出色的艺术能力就是“纪事”。在朴实无华的事件陈述中渐渐将人物的命运和性格揭示出来，使矛盾展开发展，从点而面，叙述的焦点由个人命运逐渐转化为社会矛盾，个人、群体、社会、国家，逐层递进。所以，《苔沟村纪事》是中国当代农村生活的艺术性描写，也是历史性记录。艺术与历史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现实与理想也就交融在其中。
作者纪事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四清运动以前至一九九四年王德昌买小四轮跑运输以前，是虚写。此后围绕王德昌的生活逐渐展开一幅生动的社会画卷，将与宿敌过招、乡村政治、官员密谋、底层求生、流氓势力、民间困苦自自然然地描画出来，是实写。在直白村俗的叙述中将普通农民的个人历史，编织到社会生活的大画卷中，凭着作者内在的历史批判精神，筛选、提炼、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群像。王德昌与张福林是一对矛盾的阴阳鱼，王俊飞是网络阴阳鱼上的圈圈，是作品具有历史感的关键人物。王俊飞是农村出身的镇党委书记，主宰着一方百姓的荣辱成败。作者将王俊飞的官场习气、领导智谋、统治手腕与乡民百姓的生死荣辱浑然一体地表出来。时局大政、官场权谋，最后转化为普通乡民的哭号悲泣，历史在官民迥异的悲喜中被定格。
王俊飞是集中多重矛盾于一身的焦点人物。他上连县市领导，下提乡镇百线，在政权系统中是官民交集之点，从中央大政到乡民细事，莫不在他身上交汇连结。所以，他的生活和工作就反映了社会百像和历史一刻。我从王俊飞嘴里“听”到的往往是时局大政、忧国忧民、爱民勤政，看到的却是投机钻营、患得患失、巧取豪夺、偷鸡摸狗。他的命运走向反映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走向。在小说结尾，王俊飞因强奸被拘，又被县委书记捞出，官复原职，前途光明，向张福林索贿渗渠，张福林以冥币支付，颠覆了大团圆的传统写法，实在耐人寻味。
王俊飞的形象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对官员个人思想的巨大改造作用。王俊飞出身农家，妻儿仍然是农村户口，在农忙时节，仍然要跑忙笼会购置农具，俨然是半个农民。但就是这样一个本来应该是勤劳本分的干部，为了高升，想方设法将本镇富户抓在手中，利用富户的钱财为自己的前途铺路。又利用手中的权力换取美色，有一段文字专门记录王俊飞与三娃媳妇的“桑中之乐”，描写生动自然，如临其境，如见其事，仿佛此事不是别人所为，而是作者自己的经历。王俊飞为了晋升副县长，替县委书记补财政窟窿，想出妙招，先逼张福林“为教育带头捐款”，同时答应让张当政协委员。张的捐款又被县委书记的弟弟“借去”不还，张还必须再捐。然后，王俊飞以张福林为典型，组织大规模的强制捐款，拆房扒门，抬箱搬柜，捉猪装粮。最终的结果是棺材铺生意火了起来，逃荒要饭的人多了起来，王俊飞的前途好了起来。作品对王俊飞的刻画体现出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王俊飞的官腔官调、长篇大论不仅反映出特定的时局大政、政策走向，也是对人物个性的细腻描写。看似普通的白描，却是记录历史、塑造人物个性的如椽巨笔。
《苔沟村纪事》初看起来像是远乡老农的聊天记录，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思维、农民的事情，有些土得掉渣，语言甚至是粗野的、原始的。但在质朴的形式中，蕴含着深远的历史传统。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之一就是以白描的手法具体自然地展开事件的发展过程。从《史记》到《水浒传》、《红楼梦》，白描始终是叙事传情的主要手段。在叙事中传情，正是白描的高明之处。许多人看不懂《红楼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懂白描。“白描”有传情达意和写象造型的双重功能，是文学与绘画共用的艺术手法。在文学中，“白描”就是把绘画艺术的最重要功能“写象造型”以文字的形式完成。所以，在文学中的白描手法有着高度的形象性、可感性，而且不着痕迹地传情达意，将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无形中传递给作品和读者。近代以来，白描在文学创作中越来越少、越来越淡，文学的叙事功能在退化，而抒情的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浓。也可以说，作家写象造型的能力大大退化，文学的形象性越来越淡，文学的品质在严重退化。这种情况可能与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势有关。随着思维方式的逐渐进化，语言思维由形象性向抽象性转化。而农民的语言思维进化则相对滞后，所以，传统的语言思维方式更多地保留在农村农民中间。陕西文学作品对文学传统的坚持似乎形成良好的风气，或许这就是秦川文化的一种象征。坚持乡土语言、乡土思维，保持文化的根脉，反映本色的生活，体现本真的人生价值，或许就是陕西文学的共性。白描是最能体现这些文化传统的文学手法。贾平凹《废都》在文学上的成功之一就是高超的白描手法使作品生动可感，《苔沟村纪事》的白描手法更是明显。
《苔沟村纪事》是用白描手法写出的现实和历史。“纪事”即是“纪实”，作者不重渲染夸张，将自己的思考溶化在对事件发展逻辑的思考中，在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群中将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因果关系揭示了出来。王德昌与张福林个人命运与社会政治走向之间的联系就是对历史必然性的一种揭示。不仅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政治走向密切相关，而且个人的性格也与政治走向联系在一起。王德昌是具有历史悲剧性格的人物。正是对这种悲剧性格的刻画，深刻反映出了政治运动对社会精神的巨大的塑造力量。王德昌是貧雇农，解放后当了贫协委员、民兵连长，一直是按党的教育要求自己，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生活和工作。他对于自己在群众中担当一级组织角色很是看重。在政治运动结束、土地承包开始、他原来的政治角色失效后很是迷惘。仍然迷恋政治运动，留恋合作化，盼望用政治运动将张福林整下去，结果却给他自己带来麻烦，得罪了党委书记王俊飞。他受党教育多年，有党性原则。王俊飞就利用他的这种党性整他，专门设套让他去调解各村之间的矛盾纠纷，而又在背后指使他人利用群众的盲动对王德昌大打出手，使王德昌出了车祸，折骨断腿。在医院等待治疗的王德昌又被他的政治宿敌张福宝串通王俊飞和交警李大队长，把肇事单位支付的治疗费扣下，逼王德昌丧失治疗机会，想让王德昌残废。其实这一切也是王德昌自招的，因为他的真实身份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党员，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既无能力也无职权去“负责”，但王德昌不这样看。小说中有一段描写：
王德昌见老朋友反对他想运动，水也不喝了，站起来很严肃地说：“木头，你变质了，你光知道开店挣钱，连一点政治嗅觉也没有，连一点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也没有！你好好想想，从合作化到现在，党组织要广大农村党员干啥？光埋头挣钱过自家日子吗？共产党员就是要多想大伙儿的事，少想自家的事，共产党员就是要跟错误思想作斗争，……”木头见他钻了思想牛角，很惋惜地说：“我不跟你拌嘴，你个庄稼人整天想着搞运动，不安分过日子，太没意思了！要革命你革去，穷死我不管！”
“不要你管！”
木头还要尽朋友情义，说：“你不要我管，我还得管，人在事中迷，单怕没人提。从表面看，你是钻了政治牛角，变得神经兮兮，从根子上说，你是教政治洗了脑子，或者说，是政治迷魂汤喝得太多了，中毒中得太深了，再好的药都解不了你脑子里的毒性。我不是嫌你管集体的事不对，也不是说你思想觉悟高不应该，而是嫌你丢了庄稼人过日子的本分。”
这段对话直接将王德昌的性格悲剧揭示了出来。
王德昌在政治运动结束、土地承包后，已没有合理的身份进行社会组织活动了。但进行社会组织活动已成为王德昌的个人性格和习惯，王俊飞正是利用这一点，以党的名义，要王德昌去搞有职有权者也不愿意搞的利益调整。王德昌却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表面看来是“觉悟”，其实是“性格”使然。王德昌在解放后任贫协委员、民兵连长时不过二三十岁，正是性格铸成的时期。经过三十年的塑造，王德昌的性格已是政治性格。所有问题的解决都从他所受的政治理论中寻找方向。当年中国社会是政治挂帅，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政治上的优势就是经济上的优势。当年民兵连长王德昌的个人经济当然要远胜地主分子张福林。在社会转型期，王德昌出于本能，在与张福林的个人经济较量中，仍然使出政治手段，希望用政治运动整倒张福林。但时易世变，王德昌却在整张福林的路上倒下了，倒的很惨、很尴尬。这就是悲剧，性格悲剧。而这种悲剧并非个人悲剧，而是时代悲剧：时代塑造出一大批王德昌，又将一大批王德昌们抛离。这种个人的悲剧正是历史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王德昌与张福林之间的恩怨就像一幅阴阳太极图，此消彼长、此长彼消，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像是佛家讲法，又像村人说事，自然质朴，其中又深蕴哲理，潜藏滋味。
运用质朴的白描将社会万象和人生百味简简单单而又巨细靡遗地呈现出来，这就是功力和成功。
小说与历史不同。历史有盖棺定论之说，时间愈久，检验就愈充分，就愈具有真实性；小说依靠体验感受，愈是近距离描写，才愈具有真实性。
小说第一序言的作者李星先生认为《苔沟村纪事》不能与《白鹿原》相比。我不否认《白鹿原》是新时期卓越的作品，但不是说它不可以被超越。我感到惊奇的是超越《白鹿原》的不是别地作家，还是陕西作家。因为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苔沟村纪事》胜过了《白鹿原》，是陕西文学的新骄傲。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白鹿原》所写的事件发生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距离作者太远。小说中的事件和人物是作者根据理论和资料创作的。抛开真实性，仅就人物的鲜明性而言，从逻辑上说难免存在距离。这可能就是姚雪垠《李自成》的人物有些概念化的主要原因。虽然这可能与我的欣赏能力有关，但猜测性叙述自己没有经历的历史事件和猜测性塑造自己并不熟悉的历史人物恐怕也是一个方面。《苔沟村纪事》因为是写当代，写当下，写身边事和身边人，甚至可能是写自己，当然可以如描如画，生动自然地流淌出来。小说的第二篇序言中，刘怡翔教授的一段文字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有一个阅读体会：我们平常所说的‘写文章’在高手那里，往往成了‘泄文章’。情节的演进按照自己的逻辑一股脑儿地汩汩流淌，作者拦都拦不住，又怎么能将自己的主观设计塞进情节？”
我以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基本尺度可以从形象性和思想性两个方面把握。形象性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是文学区别于其他形式文字作品的第一要素。思想性则是对感性形象的理性升华，其中应蕴含着对特定文化系统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文学的思想性往往有两方面：价值评判和价值发现。但文学不是哲学，它的价值评判和发现都是在形象性的基础上以美丑、善恶、真假来呈现的，并要由读者自己的价值体系进行自我评判。《苔沟村纪事》的思想性主要就是揭露和批判社会转型期少数基层官员的胡作非为、假公济私、危害社会、巧取豪夺。在当今文学娱乐化、商业化倾向盛行的环境中，作者能够自觉承担起社会批判的责任，难能可贵。同时，《苔沟村纪事》出色的纪事能力也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历史的脚本就是现实，在现实转化为历史的过程中就有美感。本然的真和本色的善转化为气象万千、鼓荡曲折、活泼跃然、义愤满腔的情感体验，就是高度的审美价值，是作者的巨大成功。
但是，《苔沟村纪事》也存在明显不足。语言有些村俗，缺少对生活语言的提炼过滤，语言主调在有些部分显得粗糙简单，直接使用一些村俗俚语，影响语言的美感。有些情节明显矛盾，如张福林被张福宝设计陷害，在朋友家地窖中躲藏时，孙子“欣欣”却叫其为“爸爸”，但愿这是作者的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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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韩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