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闭大门的美国冷战遗存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媒体不断进行政治操弄，炒作“新冠病毒从中方实验室泄漏”。今年3月，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報告明确表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但“实验室泄漏论”并未随着权威机构的报告销声匿迹。过去半年，西方媒体有关“实验室泄漏”的报道多达8500多条，几乎全都指向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
　　“‘实验室泄漏论’就是为了进一步刺激中国。”美国独立政治博客网站“阿拉巴马之月”近日刊文对西方的此类政治操弄进行嘲讽。文章称，这让人想起美国当年强指“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把戏，美方显然是在胡说八道。
　　令人失望的是，在病毒是源于自然还是实验室泄漏的问题上，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的态度也变得“摇摆不定”，几次改口。谈起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国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病毒学家告诉记者：“这是受美国舆论和政治打压后出现的怪现象。有意思的是，几乎没有美国媒体会带着导向去问福奇这样的学者：新冠病毒有没有可能是从美国实验室泄漏的？”
　　实际上，美国各类生物实验室很不让人“放心”。美国独立调查媒体ProPublica 2020年8月曾爆料：从2015年1月1日到2020年6月1日，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安全官员报告了28起涉及“基因工程生物体”的实验室事故。这些事故中有6起“主角”涉及人造冠状病毒，有的在老鼠身上进行实验。与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事故频发相比，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劣迹更是尽人皆知。
　　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位于马里兰州，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约70公里，那里有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该研究机构曾多次出现安全事故，如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过炭疽等致命菌株、毒株丢失事件。
　　2002年，一名研究人员遭受炭疽感染，在其办公场所和实验室外走廊发现炭疽孢子。
　　值得一提的是，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还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虽然鲜有美国媒体公开质疑“新冠病毒是否有可能从美国的实验室泄漏”，但由于美国遍布全球的生物实验室以及糟糕的安全记录，特别是2019年夏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突然关闭事件发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社会的质疑声不降反升。
　　俄罗斯“地铁”电台6月23日评论说：“美国在全球建立了200多个生物军事实验室，他们究竟在暗中研究什么？德特里克堡作为冷战遗存，在和平年代仍紧闭大门，安全地保存着犯罪的证据！美国隐藏的肮脏秘密终将被揭开，正义与真相终将到来！”

违规行为令人触目惊心

　　德特里克堡在2019年夏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一度要突然关闭？有美国媒体曾向有关部门索取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记录，但记录中的很多关键内容已被删去。
　　今年6月初，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有“怀疑新冠病毒源头是否出现在美国”并多次提到德特里克堡的美国弗吉尼亚州网民依据美国《信息自由法案》再度向美国疾控中心申请查看记录报告，这表明一些美国人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做法非常不满。
　　近日，记者重新查阅美国疾控中心回应网民的有关德特里克堡的检查记录，发现其内容大多以邮件形式展现，时间范围大致从2018年到2019年德特里克堡关闭前。邮件中包含美国疾控中心发送的“关注邮件”，而正是此类邮件导致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于2019 年7月暂时关闭。
　　记者注意到，仅在2019年上半年，记录报告中被认定为“严重”违规的事件就有4次，被认定为“高度违规”的事件有两次。这些记录令人触目惊心。
　　2019年4月19日的记录显示，检查员发现有人在没有穿戴必要呼吸防护装置的情况下多次进入生物安全等级为“ABSL3”的房间，而房间里的人正在解剖台上对灵长类动物进行操作。
　　2019年6月1日的记录显示，“BSL3”实验室和“ABSL3”实验室中的实验人员“理解”安全培训内容的效果不佳——有人员未穿戴合规呼吸防护装置进出，有人员在没有佩戴手套的情况下处理垃圾箱中的废物，而实验室笼子里还关着实验用的灵长类动物。
　　2019年8月29日记录显示，疾控中心认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系统上未能确保“生物安全和遏制程序的实施与使用特定试剂和毒素相关的风险相称”，违规行为涉及“一实验室清除大量生物危害废物时没有关闭相邻实验室的窗户”，而相关工作人员“通常不戴呼吸防护装置”。
　　最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7月12日至19日期间美国疾控中心和德特里克堡之间的邮件往来。7月12日，美国疾控中心群发给德特里克堡以及其他机构的邮件中说：“请注意，《联邦管制病原计划》（FSAP）电子平台中发布了一项重要的即时行动项目，需要您及时关注。”
　　据介绍，FSAP计划由美国疾控中心特选病原体和毒素处、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的相关部门负责，主要针对可能对公众、动植物健康或动植物产品构成严重威胁的生物病原体和毒素的拥有、使用和转移进行监管。这些病原体和毒素通常涉及炭疽、天花、腺鼠疫的研究，“因存在潜在危险，所以要确保尽可能安全可靠的实验操作”。7月15日，德特里克堡方面回复邮件称，“为响应立即行动，已在FSAP电子平台中提交以下消息……”
　　然而，记者注意到，正如此前媒体报道，这些“被提交的信息”已被大面积遮盖了。美国疾控中心还提出，“在实体的物理结构和特征以及操作流程保障层面，生物安全和控制流程必须足以遏制特定的药剂或毒素”，而2019年 7 月 1 日和 7 月 11 日德特里克堡有两次控制流程失败的记录，即针对由BSL-3实验室和BSL-4实验室操作生成的药剂或毒素的控制失效。对此的补救措施是，德特里克堡必须停止所有涉及已注册的特定药剂和毒素的工作，直到根本原因调查清楚。 　　在这些邮件及记录报告中，还有一个频繁出现的职位——“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生物安全战略研究（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主任”，这让人不禁产生疑问，如果是普通的安全操作违规，怎么会与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有关？在公开报道中，2019年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关闭是由于废水净化系统出现故障。这种说法是否与美国疾控中心报告中提到的“控制失效”相对应，尚不得而知。
　　那么，对如此重量级的实验室来说，“废水净化系统故障”到底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这种高等级实验室的管理应该是非常严格的，会有各种规章制度保证其不发生任何潜在的风险，尤其是像设备故障、废水泄漏等事故更是不应该发生的。”国内的病毒学家告诉记者，这种事故发生，说明德特里克堡在实验室管理上存在重大漏洞，“而美国军方所做的东西又从不对外透露”。
　　有美国网民在社交媒体猜测，“德特里克堡的实验人员因一些状况先被感染，但表现症状不太明显，然后在不知不觉情况下将病毒带出实验室”。接受采访的匿名病毒学家表示，这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毕竟在症状不明显的情况下，10个人中有9个人可能不会觉得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很可能当这种病毒被发现时，之前90%以上的传播链条都已丢失，所以这也是导致新冠病毒的溯源非常困难的一个原因”。该专家认为，“只有进行大规模的血清学调查，才有可能找到最初的一些感染病例”。

“美方生物实验室一定害怕被调查”

　　“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安全性被外界高度质疑，为什么不对美国的实验室进行调查？”这显然是国际社会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據美联社6月15日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我们所有人”项目团队研究人员于2020年初采集全美各地共2.4万份血液样本，检测结果显示，至少有9人的血液样本中出现新冠病毒抗体，由于感染新冠病毒后需要大约两周时间产生抗体，这证明早在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已在美国本土以低速进行传播。
　　当记者联系采访“我们所有人”项目团队时，对方在邮件中仅表示“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
　　至于为何中国武汉成了最早发现病毒的地方？有病毒学家告诉记者，病毒在早期很难被检测到，可能的原因或者是在动物身上，还没有进入到人身上，或者是进入到人体内，但是它的感染性和致病性比较隐蔽，没有太早被识别，尤其是在秋冬季节感冒患者比较多的情况下，在哪个地方出现都有可能，“因为很多的人在感染后，其实没有症状，或者只有很轻微的症状”。
　　在病毒学家看来，当初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发现新冠病毒的踪迹，可能是因为那里相对比较封闭，人口密度非常大，再加上潮湿和冷链低温的环境，这会导致病毒传播效果的放大，“新冠病毒太特殊了，早期它不会表现出明显症状，会导致我们一旦发现它，肯定最可能是在一个高密度人群的地方，以及医疗水平相对很好的地方”。
　　“所以，只有中国发现新冠病毒之后，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得到预警信息，才更容易去发现它。”该病毒专家表示，“如果没有这个信息的话，人们很容易把它当成流感了。如果现在不回头去检测其他地方更早时间的血清样本，就很难找到真正的源头，因此，对早期的一些样本进行回顾性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实验室泄漏是最容易查清的状况，因为无论是操作问题还是工作人员感染，它一定会露出痕迹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世卫组织的调查报告已公布，关于‘武汉病毒所实验室泄漏’的猜测应到此结束，画上一个句号。但我们还应该对其他假设打上问号，比如有没有其他国家的实验室会出现泄漏的问题？”
　　“美方一定害怕按照调查中国实验室这样的程序去调查美国的实验室。这么多年来，它的实验室到底都干了些什么？”曾光提醒说，“要知道，美方恰恰是唯一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的国家，它一定有系统性的问题，美国怕一旦深入调查自己的生物实验室，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一大堆问题就会被曝光。”
　　（摘自6月28日《环球时报》。作者均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