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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学界熟知的胡适批判是指一九五零年代知识界的大规模胡适批判运动。这一时期的胡适批判除了在报章杂志公开发表文章外，还会召开关于胡适批判的专题座谈会。与会之人一般有主题发言，然后是个人讨论，直至思想批判方向达到统一。此期胡适批判的发生并不突兀，实际有它发生的远因近缘，所谓远因在于胡适所持的政治态度、思想观念都与主流所持理念大相径庭，因而有反驳的必要；近缘则为在思想学术界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需要。名为胡适批判实际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改造。1949年之后的批判情况已有相关著述行世兹不赘述，1949年前颇具代表性的批判话语因少为人提及而有撮述分析的必要。
一 略说批评与批判
据词典解释“批评”有三种意思：第一，评论、评判或对书籍文章加以评说；第二，对所认识的事物进行分析并指出优劣好坏；第三，对缺点和错误所提出的意见。可知，“批评”一词意义项主要集中在评论判断等意义上。“批判”一词最初所具备的意思亦是指评论判断，断定是非，和“批评”所包含的意义项基本类同。例如《朱子语类》（一）《太极天地》（上）：“而今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此处朱熹使用的“批判”并不含有太多的情感色彩，到了近代才有对所认为错误的思想、言行进行批驳否定之意。如周恩来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主要的还是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1】当把“批判”用于对错误言行进行评论时，“批判”具有较强的否定意味和对立色彩。
1949年前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学人对胡适在报刊杂志、演讲演说中表达的言行观点、思想看法有不赞同之处，写文章进行驳斥，不失为一种学术或思想的交锋。在这些往还辩论的学人中既有属于胡適阵营的胡适派学人，譬如三十年代中期蒋廷黻、丁文江参与的“民主与独裁”问题大讨论；也有左翼知识分子对胡适的评论，加入讨论行列有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成仿吾、胡绳等人，阵容十分强大。如在联省自治、好政府问题上，蔡和森于《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中直接评论胡适：“我们要高声说：他那种牵强皮相的分析是很谬误的”【2】。周恩来在《评胡适的“努力”》中指出：“我们乃敢大胆地指出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3】。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问题的认识上，宋庆龄等人的态度大有让胡适认错屈服，不如此似不罢休之意；也有不参与党派之争，一心致力学术研究，只就学术观点写文章为之辩论，例如钱穆和牟宗三。尤其是钱穆与胡适在老子与孔子孰先孰后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牟宗三指出胡适考据《红楼梦》作者和版本问题自然有其贡献，但不等于涵盖一切，《红楼梦》毕竟是小说，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毕竟是升堂还没有入室。【4】以上列举各色人等既有左翼知识分子对胡适的严词责问甚至大加挞伐，亦有中间派学者纯粹因为学术理路不同进行的正常学术讨论。
因此笔者将以上形形色色的论争统称为“批评”。“胡适批判”中涉及“批评”所指意义是在境况宽松的社会环境之下，知识分子对不同立场观点的思想学说进行辩论和论争，批驳双方处于对称的地位还可以自由言说。
“胡适批判”中的“批判”相对于前文“批评”所具备的含义之外，还具有较强的否定意味和明显的对立色调。正如郭沫若在文章中指出的：
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今天我们做人的标准，也就是做批评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明是非，分敌友，诚爱憎，慎褒贬，这都是原则上的问题。但还不够，还须衡轻重，争缓急，别错综，权利害。【5】
大抵被批评者总爱把“攻击”这个字样去谳定批评家，而批评家总兢兢于要辩护，说“我不是攻击”。但在我们现在看来，凡是站在不同的阶级的立场上所施行的战斗的批评，实质上就是“攻击”。【6】
郭沫若此处明确指出实施“批评”或“攻击”（郭沫若所指与本文 “批判”一词词义类同）首先要分清对象。对于批评者来说，是采取不留情面的攻击还是善意的批评关键在于批评对象是敌还是友。因此，在上述原则基础上郭沫若添加了“站在不同的阶级的立场”作为重要前提。若是属于同一阵营的同志则实施“批评”，属于阶级敌人则实行战斗的攻击。由此观之，所谓“批判”是指中国共产党治下的解放区或大局渐趋明朗的20世纪40年代末期直至建国后，国家为了清除其他还占有大大小小市场份额的旧意识形态而授意文化、教育、宣传部门对其进行的清理。譬如四十年代末期夏康农发表的《论胡适与张君劢》的长篇文章，建国后胡适批判事件。建国后的“胡适批判”还包含三个要素：攻击前提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驳斥策略有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改造目的是让知识分子适应新的时代需要。
二 胡绳的胡适批判
如何看待和评价胡适，期间经过了较大的转变过程，即从先前的辩难争取到最后的否定放弃。就文本层面的变化而言，从之前的批评过渡到彻底的批判。作为主流学人代表的胡绳在不同阶段写过为数不少的文章可以作为典型例子进行分析。
特别要指出，1949年前的论争双方谁也不具备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双方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论战还能肯定对方的某些思想或看法，语气言辞还不至大面积呈现尖刻之态。而当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壮大后就如胡绳所言，“以后对胡适就很少说过公道话了。”【7】尤其20世纪40年代后期报刊上发表的批胡文章如《斥帝国主义臣仆兼及胡适》、《胡适的胡说》、《陕北观察家斥胡适派的卑鄙叫嚣》《司徒的失态与胡适的媚外》等单从题目就能看出火药味，持平之论就相对较少了。
胡绳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领域的笔杆子，他写的胡适文章不仅代表个人的看法也表明了 “我们”的意见。1937年1卷4期的《新学识》布满整个期刊封面的是青年胡适头像，这一期目录以粗大方正的黑体字刊出胡绳的《胡适论——对于胡适的思想方法及其实际应用之一考察》，可以想见是本期的重头文章。
文章分三个方面：一，“先天的软体动物”；二，“树木和森林”；三，“新的认识，新的觉悟”。第一章论述中国的思想家并不如欧洲十八世纪思想家能全面联系地看问题并给旧的制度以全面的轰毁，胡绳指出这并不是胡适个人的缺点而是阶级和时代所限。胡绳想说明中国早期启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学养还是勇气相对于西方知识分子都逊色不少，早期知识分子往往与中国的旧制度、旧文化盘根错节，启蒙的同时还留有旧时代的底色。第二章分析胡适的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是一种片面的说法，胡绳认为真正的主义会密切联系每一个实际的问题，如果按胡适的说法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则只能看到细枝末节而不能观其大略。第三章作者批判胡适的方法错误之后，依然肯定胡适的实用主义要比全然不看现实或用美好的空谈粉饰现实之人要“可爱”。文章最后指明，胡适在“反对复古，反对封建的传统，反对神秘主义的玄学，反对汉奸文化，反对一切愚民政策的战斗中间，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有资格做我们的战友！……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重具体问题这种态度是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的”。胡绳认同胡适为中国的思想家，对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进行了积极的评价。 文章最后把胡适的贡献归纳为两部分：“破”与“立”，对胡适的破旧（“破”指胡适的反复古、反封建精神）是赞同有嘉，对胡适的立新（“新”指胡适引进实验主义哲学对中国的问题进行剖析和解决。）却是批评居多。总体而言胡绳此文的论说称得上秉持公心，批评文字也充满善意，虽然也有对胡适的学说进行批驳，其批评前提却并不是将胡适彻底批倒。
进入40年代胡绳在《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为欢迎胡适之先生回国而作》中站在争取立场对其评说，称胡适的实用主义方法我们不赞同，但是“适之先生提醒大家，不要丢开具体问题而空谈主义，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8】持论依然颇为得体。
到了20世纪50年代，由于整个环境的变化，胡绳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批判文章《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立场对胡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文章篇幅很长，其主要观点认为胡适提倡易卜生式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在现在的中国是不合时宜的。胡适“从完全反动的、反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出发，就会引导出怎样的腐朽恶毒的人生观”，“表现了它想把人民的思想引诱到最肮脏的泥坑中去的罪恶企图”。胡适的人生观是“从个人主义和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的臭水缸里面泡制出来的。”【9】文章的基调已经不是平等论学和讨论，态度已然是天上地下。前后对比，胡绳文章没有了肯定或赞许，取而代之是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尽管胡绳写下了为数不少关于胡适的文章，但晚年胡绳有这样的思考和怀疑：
感觉到特别是1957年以后，碰到从来没有过的矛盾，似乎写作是相当程度上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自己到底有什么东西呢？在解放前非常明确战斗的目标，如何论战，当然也是根据党的需要，但的确是发自内心。现在一切都搞糊涂了，自己内心到底有什么呢？【10】
胡绳感到自己内心想法与时代潮流发生了抵牾，之前的写作是发自作者内心的真诚愿景，既是党的需要也是个人内心的召唤，二者之间不存在裂缝。就批胡而言，建国之前的胡绳对自己的批胡文章感觉颇为满意，既智慧地批评了胡适不好的地方也鲜明亮出了己方的观点。到了建国后胡绳感觉心底茫然，不知所措，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批判，在“党的需要”和“发自内心”之间产生了裂缝。
应该说，胡绳晚年回忆对胡适的批判过了头，内心中产生了困惑，然而胡绳的反省和困惑主要不是基于批判胡适是错误的，不是在该不该批判胡适上心存愧疚，而是反省这种大批判方式扭曲了批判的特点，误解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义，反省个人被时代裹挟而失去了曾经熟悉的方向，察觉到了大批判方式出了偏差，但又不知道怎么办的困惑和疑虑。
三 夏康农的胡适批判
1947年2月22日胡适给王世杰的信中写道：
……自从我出席国大之后，共产党与民盟的刊物（《文萃》，如《文汇报》）用全力攻击我。（最近两期《文萃》每期有两篇文字攻击我。）他们最恨我的，一是因为我出席国大，一是因为我把女生沈崇案引起的学潮镇定下去了。听说郭沫若要办七个副刊来打击胡适……【10】
胡适信中提到的《文萃》杂志于1947年第2卷第17期发表了夏康农的长篇文章《清理胡适之的脉络》（后来结集为《论胡适与张君劢》）。文章题目就显示一种总结旧账的意味。夏康农写道：中国国内空前未有之内战，可鉴别牛鬼蛇神，魑魅魍魉。胡适这样的人物，一意以美国之意为意，“甘心事大，为虎作伥”，“这是中国历史新页的必有丑类。”【11】这篇文章的语气已不具有早期批评者们和缓的口气和态度。在历史趋势渐趋明朗化的时代，“夏康农们”清理“胡适们”，其目的是想奠定纯正之思想基础。
文章分四节：一、前言。二、论其人的特性和通性并勾画轮廓。三、拿证据来！四、结论。前言说胡适经过时代的推移，身上散发的毒性愈来愈明显，危害也随之扩大。其表征在于胡适“不过只喜欢抱着学术的琵琶，笑媚权要，从而讨点鄙俗的自满。”【12】第二部分作者对胡适的学术、言论及性格做了通盤否定，判定为一无是处。胡适常常标榜以独立地位发表持正的言论，在作者眼里，“不只单从正面摆出那艳丽的‘孔雀开屏’，而自然而然也就有时陈设出‘锦屏’后面那排粪的肛门来。”【13】夏康农的关注点不是讨论胡适言论对错而是一项一项斥责其荒谬之处。文章第三部分是作者的论述重点，作者条分缕析胡适各阶段的言论特点。具体指出在新青年时代，胡适对文学的看法简直可算是偷工减料，没有谈到实质性问题。作者认为胡适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常常是可笑而荒谬，譬如夏康农指出胡适将《琵琶行》《石壕吏》当作短篇小说看待。胡适提倡一点一滴的改良，重视收集材料做为立论的根据，在夏康农看来只是做了一个收集人，做了一些史料学意义上的整理工作。努力时代的胡适倡导多研究问题，少研究主义，则是“支离破碎，矛盾杂出，十足暴露出‘实验主义’应用的破产”！【14】夏康农没有详细解释这如何暴露了实验主义的破产。夏康农行文运笔如果不是有意为之那就是对胡适其人其行并不怎么了解。文章的风格在下面文字中可见一斑：
作为学者来说，胡博士的态度并不“科学”，意气的排他性极强。这不只是他尊重的美国的杜威和中国的朴学家所不屑为，宁近于中国文人相轻的旧习，而那露骨的自炫与排他，甚至于以出产多少字数作为治学的成绩，倒使人嗅出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里面商标广告的气息。【15】
胡适的不科学、意气的排他性、露骨的炫耀，文中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就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对胡适的方方面面进行批驳后，夏康农送给胡适两副对联：“论学问比刘向不足，论无耻比扬雄有余”“论哲学则负贩杜威之唾余而无其诚意，论政治则篡易康梁之旧绪而乏其雄心。”【16】应该说，夏康农的这种长文批判还是产生了效果，不然胡适也不会在私人信件中提到“共产党与民盟的刊物（《文萃》，如《文汇报》）用全力攻击我”，显然是让胡适不高兴了。
夏康农的《论胡适与张君劢》无论是从语言还是行文逻辑都具备以后胡适批判文章的诸多要素，具备一种潜在的榜样作用，如论证的疏松、语言的随意等。学者谢泳说，“以后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大体没有超出这篇文章的基调”。【17】但是批判的力度和强度却超出了这篇文章。夏康农在五十年代继续写作了名为《论胡适反动思想的流毒》的文字。文章延续了他之前的风格，基本上是旧调新谈，譬如胡适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忠实的鹰犬的模型”、“胡适是中国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第一个也是头号的罪人”、“胡适和蒋介石象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里面的一对双胞孽种”【18】等话语。 夏康农批胡文章的逻辑没有值得深究的地方，然而他在文中所持的立场却值得思考。他在批判文章中将自己归为“战士”的范畴。所谓战士，勇往直前，奋勇争先，努力向前的先锋是也。夏康农有一种明显的身份意识，职是之故，这种强烈的身份意识让夏康农对胡适等需要批判的知识分子进行了立场定位。所谓的“立场”是“一项重要的权力，掌握了这个权力，再把‘立场’和‘阶级出身’结合起来考察，就一劳永逸地掌握了改造知识分子的主动权。”【19】作为学者和官员的夏康农由于具备这样的身份意识、立场意识，使得其行文是作为批判的武器来运用，而不会有愧怍感。
四 结语
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即使在纯正的批判者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看来亦不免有所困惑。作为建国初期华东地区文艺方面的主管人夏衍在晚年回忆起来同样不解：知识分子在建国之初不跑台湾香港，不跑海外，足以证明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拥护，而一场场思想改造运动却对知识分子造成伤害，这原因到底在哪呢？夏衍解释为一种“民族的悲剧”【20】。
写至此笔者无意对在连续不断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知识分子行为作出评价，恰如钱穆所言，对过往的历史要抱有“温情和敬意”。此处笔者所理解为每个人都是肉眼凡胎、血肉之躯，知识分子更是如此，换了当下的我们面对当年的境遇，亦不会拍着胸脯说，我们的表现比他们更好。知识分子有其特有的性情，正如史家陈垣所言：
旧知识分子都有一些高傲的气质，自尊心很强，“士可杀，不可辱”，多年治学的老教授，在大庭广众之中，一次次检讨，或在火力很强的群众大会上被斗争，有时人家原是热爱国家的，但却指着脸骂人家是反革命，那当然会使人感到无限委曲，抑郁难平，感情的创伤一时不易弥补，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21】
陈垣是亲历者当事人，所言当不是虚语，知识分子相较其他群体而言，更多需要的恐怕是尊重与爱护。
注释：
【1】以上材料参考《辞源》、《汉语大辞典》、《大辞典》《近现代辞源》《现代汉语大辞典》等工具书。
【2】耿云志主编：《胡适论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9—1130页。
【3】耿云志主编：《胡适论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5页。
【4】转引自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页。
【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页。
【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7】胡绳：《胡绳全书》（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頁。
【8】 胡绳：《胡绳文集》（1935—1948），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91页。
【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胡适思想批判》（第2辑）， 1955年版，第33、45、46页。
【10】胡适：《胡适全集》（第2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11】 夏康农：《论胡适与张君劢》，上海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2页。
【12】夏康农：《论胡适与张君劢》，上海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5页。
【13】夏康农：《论胡适与张君劢》，上海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8页。
【14】夏康农：《论胡适与张君劢》，上海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26页。
【15】夏康农：《论胡适与张君劢》，上海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7页。
【16】 夏康农：《论胡适与张君劢》，上海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47页。
【17】谢泳：《胡适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
【1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胡适思想批判》（第2辑），1955年版，第18页、19页、21页。
【1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胡适思想批判》（第2辑），1955年版，第18页、19页、21页。
【20】夏衍：《夏衍全集》（第十五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页。
【21】陈炜：《陈垣先生“陷共”前后之真实情况》，《传记文学》，1986年9月号，第49卷第3期。
一 略说批评与批判
据词典解释“批评”有三种意思：第一，评论、评判或对书籍文章加以评说；第二，对所认识的事物进行分析并指出优劣好坏；第三，对缺点和错误所提出的意见。可知，“批评”一词意义项主要集中在评论判断等意义上。“批判”一词最初所具备的意思亦是指评论判断，断定是非，和“批评”所包含的意义项基本类同。例如《朱子语类》（一）《太极天地》（上）：“而今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此处朱熹使用的“批判”并不含有太多的情感色彩，到了近代才有对所认为错误的思想、言行进行批驳否定之意。如周恩来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主要的还是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1】当把“批判”用于对错误言行进行评论时，“批判”具有较强的否定意味和对立色彩。
1949年前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学人对胡适在报刊杂志、演讲演说中表达的言行观点、思想看法有不赞同之处，写文章进行驳斥，不失为一种学术或思想的交锋。在这些往还辩论的学人中既有属于胡適阵营的胡适派学人，譬如三十年代中期蒋廷黻、丁文江参与的“民主与独裁”问题大讨论；也有左翼知识分子对胡适的评论，加入讨论行列有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成仿吾、胡绳等人，阵容十分强大。如在联省自治、好政府问题上，蔡和森于《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中直接评论胡适：“我们要高声说：他那种牵强皮相的分析是很谬误的”【2】。周恩来在《评胡适的“努力”》中指出：“我们乃敢大胆地指出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3】。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问题的认识上，宋庆龄等人的态度大有让胡适认错屈服，不如此似不罢休之意；也有不参与党派之争，一心致力学术研究，只就学术观点写文章为之辩论，例如钱穆和牟宗三。尤其是钱穆与胡适在老子与孔子孰先孰后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牟宗三指出胡适考据《红楼梦》作者和版本问题自然有其贡献，但不等于涵盖一切，《红楼梦》毕竟是小说，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毕竟是升堂还没有入室。【4】以上列举各色人等既有左翼知识分子对胡适的严词责问甚至大加挞伐，亦有中间派学者纯粹因为学术理路不同进行的正常学术讨论。
因此笔者将以上形形色色的论争统称为“批评”。“胡适批判”中涉及“批评”所指意义是在境况宽松的社会环境之下，知识分子对不同立场观点的思想学说进行辩论和论争，批驳双方处于对称的地位还可以自由言说。
“胡适批判”中的“批判”相对于前文“批评”所具备的含义之外，还具有较强的否定意味和明显的对立色调。正如郭沫若在文章中指出的：
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今天我们做人的标准，也就是做批评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明是非，分敌友，诚爱憎，慎褒贬，这都是原则上的问题。但还不够，还须衡轻重，争缓急，别错综，权利害。【5】
大抵被批评者总爱把“攻击”这个字样去谳定批评家，而批评家总兢兢于要辩护，说“我不是攻击”。但在我们现在看来，凡是站在不同的阶级的立场上所施行的战斗的批评，实质上就是“攻击”。【6】
郭沫若此处明确指出实施“批评”或“攻击”（郭沫若所指与本文 “批判”一词词义类同）首先要分清对象。对于批评者来说，是采取不留情面的攻击还是善意的批评关键在于批评对象是敌还是友。因此，在上述原则基础上郭沫若添加了“站在不同的阶级的立场”作为重要前提。若是属于同一阵营的同志则实施“批评”，属于阶级敌人则实行战斗的攻击。由此观之，所谓“批判”是指中国共产党治下的解放区或大局渐趋明朗的20世纪40年代末期直至建国后，国家为了清除其他还占有大大小小市场份额的旧意识形态而授意文化、教育、宣传部门对其进行的清理。譬如四十年代末期夏康农发表的《论胡适与张君劢》的长篇文章，建国后胡适批判事件。建国后的“胡适批判”还包含三个要素：攻击前提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驳斥策略有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改造目的是让知识分子适应新的时代需要。
二 胡绳的胡适批判
如何看待和评价胡适，期间经过了较大的转变过程，即从先前的辩难争取到最后的否定放弃。就文本层面的变化而言，从之前的批评过渡到彻底的批判。作为主流学人代表的胡绳在不同阶段写过为数不少的文章可以作为典型例子进行分析。
特别要指出，1949年前的论争双方谁也不具备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双方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论战还能肯定对方的某些思想或看法，语气言辞还不至大面积呈现尖刻之态。而当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壮大后就如胡绳所言，“以后对胡适就很少说过公道话了。”【7】尤其20世纪40年代后期报刊上发表的批胡文章如《斥帝国主义臣仆兼及胡适》、《胡适的胡说》、《陕北观察家斥胡适派的卑鄙叫嚣》《司徒的失态与胡适的媚外》等单从题目就能看出火药味，持平之论就相对较少了。
胡绳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领域的笔杆子，他写的胡适文章不仅代表个人的看法也表明了 “我们”的意见。1937年1卷4期的《新学识》布满整个期刊封面的是青年胡适头像，这一期目录以粗大方正的黑体字刊出胡绳的《胡适论——对于胡适的思想方法及其实际应用之一考察》，可以想见是本期的重头文章。
文章分三个方面：一，“先天的软体动物”；二，“树木和森林”；三，“新的认识，新的觉悟”。第一章论述中国的思想家并不如欧洲十八世纪思想家能全面联系地看问题并给旧的制度以全面的轰毁，胡绳指出这并不是胡适个人的缺点而是阶级和时代所限。胡绳想说明中国早期启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学养还是勇气相对于西方知识分子都逊色不少，早期知识分子往往与中国的旧制度、旧文化盘根错节，启蒙的同时还留有旧时代的底色。第二章分析胡适的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是一种片面的说法，胡绳认为真正的主义会密切联系每一个实际的问题，如果按胡适的说法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则只能看到细枝末节而不能观其大略。第三章作者批判胡适的方法错误之后，依然肯定胡适的实用主义要比全然不看现实或用美好的空谈粉饰现实之人要“可爱”。文章最后指明，胡适在“反对复古，反对封建的传统，反对神秘主义的玄学，反对汉奸文化，反对一切愚民政策的战斗中间，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有资格做我们的战友！……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重具体问题这种态度是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的”。胡绳认同胡适为中国的思想家，对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进行了积极的评价。 文章最后把胡适的贡献归纳为两部分：“破”与“立”，对胡适的破旧（“破”指胡适的反复古、反封建精神）是赞同有嘉，对胡适的立新（“新”指胡适引进实验主义哲学对中国的问题进行剖析和解决。）却是批评居多。总体而言胡绳此文的论说称得上秉持公心，批评文字也充满善意，虽然也有对胡适的学说进行批驳，其批评前提却并不是将胡适彻底批倒。
进入40年代胡绳在《新文化运动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为欢迎胡适之先生回国而作》中站在争取立场对其评说，称胡适的实用主义方法我们不赞同，但是“适之先生提醒大家，不要丢开具体问题而空谈主义，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8】持论依然颇为得体。
到了20世纪50年代，由于整个环境的变化，胡绳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批判文章《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立场对胡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文章篇幅很长，其主要观点认为胡适提倡易卜生式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在现在的中国是不合时宜的。胡适“从完全反动的、反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出发，就会引导出怎样的腐朽恶毒的人生观”，“表现了它想把人民的思想引诱到最肮脏的泥坑中去的罪恶企图”。胡适的人生观是“从个人主义和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的臭水缸里面泡制出来的。”【9】文章的基调已经不是平等论学和讨论，态度已然是天上地下。前后对比，胡绳文章没有了肯定或赞许，取而代之是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尽管胡绳写下了为数不少关于胡适的文章，但晚年胡绳有这样的思考和怀疑：
感觉到特别是1957年以后，碰到从来没有过的矛盾，似乎写作是相当程度上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自己到底有什么东西呢？在解放前非常明确战斗的目标，如何论战，当然也是根据党的需要，但的确是发自内心。现在一切都搞糊涂了，自己内心到底有什么呢？【10】
胡绳感到自己内心想法与时代潮流发生了抵牾，之前的写作是发自作者内心的真诚愿景，既是党的需要也是个人内心的召唤，二者之间不存在裂缝。就批胡而言，建国之前的胡绳对自己的批胡文章感觉颇为满意，既智慧地批评了胡适不好的地方也鲜明亮出了己方的观点。到了建国后胡绳感觉心底茫然，不知所措，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批判，在“党的需要”和“发自内心”之间产生了裂缝。
应该说，胡绳晚年回忆对胡适的批判过了头，内心中产生了困惑，然而胡绳的反省和困惑主要不是基于批判胡适是错误的，不是在该不该批判胡适上心存愧疚，而是反省这种大批判方式扭曲了批判的特点，误解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义，反省个人被时代裹挟而失去了曾经熟悉的方向，察觉到了大批判方式出了偏差，但又不知道怎么办的困惑和疑虑。
三 夏康农的胡适批判
1947年2月22日胡适给王世杰的信中写道：
……自从我出席国大之后，共产党与民盟的刊物（《文萃》，如《文汇报》）用全力攻击我。（最近两期《文萃》每期有两篇文字攻击我。）他们最恨我的，一是因为我出席国大，一是因为我把女生沈崇案引起的学潮镇定下去了。听说郭沫若要办七个副刊来打击胡适……【10】
胡适信中提到的《文萃》杂志于1947年第2卷第17期发表了夏康农的长篇文章《清理胡适之的脉络》（后来结集为《论胡适与张君劢》）。文章题目就显示一种总结旧账的意味。夏康农写道：中国国内空前未有之内战，可鉴别牛鬼蛇神，魑魅魍魉。胡适这样的人物，一意以美国之意为意，“甘心事大，为虎作伥”，“这是中国历史新页的必有丑类。”【11】这篇文章的语气已不具有早期批评者们和缓的口气和态度。在历史趋势渐趋明朗化的时代，“夏康农们”清理“胡适们”，其目的是想奠定纯正之思想基础。
文章分四节：一、前言。二、论其人的特性和通性并勾画轮廓。三、拿证据来！四、结论。前言说胡适经过时代的推移，身上散发的毒性愈来愈明显，危害也随之扩大。其表征在于胡适“不过只喜欢抱着学术的琵琶，笑媚权要，从而讨点鄙俗的自满。”【12】第二部分作者对胡适的学术、言论及性格做了通盤否定，判定为一无是处。胡适常常标榜以独立地位发表持正的言论，在作者眼里，“不只单从正面摆出那艳丽的‘孔雀开屏’，而自然而然也就有时陈设出‘锦屏’后面那排粪的肛门来。”【13】夏康农的关注点不是讨论胡适言论对错而是一项一项斥责其荒谬之处。文章第三部分是作者的论述重点，作者条分缕析胡适各阶段的言论特点。具体指出在新青年时代，胡适对文学的看法简直可算是偷工减料，没有谈到实质性问题。作者认为胡适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常常是可笑而荒谬，譬如夏康农指出胡适将《琵琶行》《石壕吏》当作短篇小说看待。胡适提倡一点一滴的改良，重视收集材料做为立论的根据，在夏康农看来只是做了一个收集人，做了一些史料学意义上的整理工作。努力时代的胡适倡导多研究问题，少研究主义，则是“支离破碎，矛盾杂出，十足暴露出‘实验主义’应用的破产”！【14】夏康农没有详细解释这如何暴露了实验主义的破产。夏康农行文运笔如果不是有意为之那就是对胡适其人其行并不怎么了解。文章的风格在下面文字中可见一斑：
作为学者来说，胡博士的态度并不“科学”，意气的排他性极强。这不只是他尊重的美国的杜威和中国的朴学家所不屑为，宁近于中国文人相轻的旧习，而那露骨的自炫与排他，甚至于以出产多少字数作为治学的成绩，倒使人嗅出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里面商标广告的气息。【15】
胡适的不科学、意气的排他性、露骨的炫耀，文中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就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对胡适的方方面面进行批驳后，夏康农送给胡适两副对联：“论学问比刘向不足，论无耻比扬雄有余”“论哲学则负贩杜威之唾余而无其诚意，论政治则篡易康梁之旧绪而乏其雄心。”【16】应该说，夏康农的这种长文批判还是产生了效果，不然胡适也不会在私人信件中提到“共产党与民盟的刊物（《文萃》，如《文汇报》）用全力攻击我”，显然是让胡适不高兴了。
夏康农的《论胡适与张君劢》无论是从语言还是行文逻辑都具备以后胡适批判文章的诸多要素，具备一种潜在的榜样作用，如论证的疏松、语言的随意等。学者谢泳说，“以后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大体没有超出这篇文章的基调”。【17】但是批判的力度和强度却超出了这篇文章。夏康农在五十年代继续写作了名为《论胡适反动思想的流毒》的文字。文章延续了他之前的风格，基本上是旧调新谈，譬如胡适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忠实的鹰犬的模型”、“胡适是中国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第一个也是头号的罪人”、“胡适和蒋介石象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里面的一对双胞孽种”【18】等话语。 夏康农批胡文章的逻辑没有值得深究的地方，然而他在文中所持的立场却值得思考。他在批判文章中将自己归为“战士”的范畴。所谓战士，勇往直前，奋勇争先，努力向前的先锋是也。夏康农有一种明显的身份意识，职是之故，这种强烈的身份意识让夏康农对胡适等需要批判的知识分子进行了立场定位。所谓的“立场”是“一项重要的权力，掌握了这个权力，再把‘立场’和‘阶级出身’结合起来考察，就一劳永逸地掌握了改造知识分子的主动权。”【19】作为学者和官员的夏康农由于具备这样的身份意识、立场意识，使得其行文是作为批判的武器来运用，而不会有愧怍感。
四 结语
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即使在纯正的批判者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看来亦不免有所困惑。作为建国初期华东地区文艺方面的主管人夏衍在晚年回忆起来同样不解：知识分子在建国之初不跑台湾香港，不跑海外，足以证明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拥护，而一场场思想改造运动却对知识分子造成伤害，这原因到底在哪呢？夏衍解释为一种“民族的悲剧”【20】。
写至此笔者无意对在连续不断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知识分子行为作出评价，恰如钱穆所言，对过往的历史要抱有“温情和敬意”。此处笔者所理解为每个人都是肉眼凡胎、血肉之躯，知识分子更是如此，换了当下的我们面对当年的境遇，亦不会拍着胸脯说，我们的表现比他们更好。知识分子有其特有的性情，正如史家陈垣所言：
旧知识分子都有一些高傲的气质，自尊心很强，“士可杀，不可辱”，多年治学的老教授，在大庭广众之中，一次次检讨，或在火力很强的群众大会上被斗争，有时人家原是热爱国家的，但却指着脸骂人家是反革命，那当然会使人感到无限委曲，抑郁难平，感情的创伤一时不易弥补，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21】
陈垣是亲历者当事人，所言当不是虚语，知识分子相较其他群体而言，更多需要的恐怕是尊重与爱护。
注释：
【1】以上材料参考《辞源》、《汉语大辞典》、《大辞典》《近现代辞源》《现代汉语大辞典》等工具书。
【2】耿云志主编：《胡适论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9—1130页。
【3】耿云志主编：《胡适论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5页。
【4】转引自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页。
【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页。
【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7】胡绳：《胡绳全书》（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頁。
【8】 胡绳：《胡绳文集》（1935—1948），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91页。
【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胡适思想批判》（第2辑）， 1955年版，第33、45、46页。
【10】胡适：《胡适全集》（第2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11】 夏康农：《论胡适与张君劢》，上海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2页。
【12】夏康农：《论胡适与张君劢》，上海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5页。
【13】夏康农：《论胡适与张君劢》，上海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8页。
【14】夏康农：《论胡适与张君劢》，上海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26页。
【15】夏康农：《论胡适与张君劢》，上海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7页。
【16】 夏康农：《论胡适与张君劢》，上海新知书店，1948年版，第47页。
【17】谢泳：《胡适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
【1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胡适思想批判》（第2辑），1955年版，第18页、19页、21页。
【1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胡适思想批判》（第2辑），1955年版，第18页、19页、21页。
【20】夏衍：《夏衍全集》（第十五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页。
【21】陈炜：《陈垣先生“陷共”前后之真实情况》，《传记文学》，1986年9月号，第49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