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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才是摇滚?长发、皮夹克、复古牛仔装?也许是，也许不是。吉他、贝斯、鼓?也许是，也许又不是。摇滚，不仅仅是那些表象，它更是—种生活状态，我们年轻，我们梦想，我们真实，我们“肆无忌惮”。摇滚中，有我们的信仰，追求，愤怒，又或者轻颓。总之，乐者赋予了摇滚生命，赋予了音符跳动的血液，而我们甘愿用灵魂来兑换这—场血的盛宴。
摇滚是给有特殊经历的人听的。若你没有特殊经历，那么请你走开，因为你听不懂，你永远不会知道摇滚是什么。
摇滚就是爱情。当然这并不是给摇滚下定义，相反摇滚是没有定义的。只是更多的时候人们在谈到摇滚时就先入为主的将它定义为消极，这不仅仅是一种青春的悲哀，更是一种成长的灾难。青春怎么可能没有摇滚呢?就像人生不能没有爱情一样。
即使这样，社会现实还是要遗憾地告诉你，80后人没有摇滚，90后更没有。这一代人有的只是向青春和苍老的投降，有的只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虚无症。
80、90一代的人没有过60代人的文革经历，也没有70代人在传统与欲望间的挣扎。我们这代人从没上过山也没下过乡，从没吃过玉米面也没为了一辆17岁的单车而与同伴火拼，从没玩过跳房子的游戏也没有红卫兵情结。相反我们是一生下来就坐在唱着垃圾流行歌的卡通车上，被大人们扭曲地形容为“太阳”的一代。也许从外在形式上来讲，80、90这代人没有任何值得怀念或歌颂的特殊经历，但也正是这种外在形式上的空虚孕育了这一代人精神的虚无。从人最本质的角度来讲，人的精神虚无比形式虚无更无耐、更彻底。这也正是20岁的我们都已显得苍老的原因，我们的青春在不经意间流失了，糜烂了，一直以一种病态的姿势在无力地呐喊，既然这样，你还能要求我们做什么?呐喊?断裂?
这一切的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自由，一种灵魂的自由。或许你能从哲学的层面来解剖说自由只是人们自我安慰的一种向往，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么你现在就可以绝望地死去。其实自由也只是一种精神乌托邦。那么，摇滚的意义在哪里?摇滚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隐藏青春的疼痛，粉饰欲望的无知与成长的霉涩。
童工时代的摇滚
掩饰着现实的空间
梦想离我还很遥远
希望仿佛在我眼前
自己却一直在幸福的旁边
曾经相信的一切
在岁月中不断改变
花儿乐队
1999年春天，花儿乐队首张专辑《幸福的旁边》正式出版，这距崔健在工体的一声怒吼已是十余年之久，而此时的花儿乐队主唱才15岁，他还只是北京街头的一名初中生，还只是一个背着书包啃着棒棒糖的孩子。
这标志着中国摇滚的“童工时代”正式开始。
这种幼稚的喊叫本身就代表一种肤浅。幸福在旁边。未来的主人翁。我们可以从他们那有些单薄的童腔里听到对常态社会的失望和对时世的无所适从，但听不出有任何的音乐本质和摇滚精神。也许他们出道的唯一优势就在于“新蜂音乐”的老板看中他们还是几个没长毛的孩子，可以从这些童工的身上捞上一笔(这从后来花儿以“没饭吃”为理由将唱片公司一纸诉状告上法庭可以看出些端倪)。由此可见，摇滚本身的兴衰意义并不在于摇滚本身，而在于操纵摇滚的人。
当然，我们如果抛开摇滚乐本身的价值来谈论花儿乐队，这些童工的诞生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诞生的理由就是校园民谣的衰退和商品经济的市侩化，这不免让人想到一个时世轮回，当年校园民谣的兴起也正是在经历了93、94年老一代摇滚人(如魔岩的张楚、窦唯、何勇等)的巅峰衰败过后而顺势入侵的。
“别以为我们的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罗大佑如同先知一般预见了当他们衰退时未来的主人翁不只是电脑儿童，他们如花儿一般拥有自已的音乐，自已的偶像。他们不再满足于民谣时代的怀旧情怀，他们有自已的生活和情绪表达方式。89年崔健宣布了红旗一代在人格上的宣泄，94年的校园民谣代表大学生宣布了精神上的独立，99年的花儿乐队宣布了B0后一代在物质社会里的精神寄托。
花儿的怒放，正是主流文化内部进行革命性变潮的开始。人们似乎不再需要摇滚精神，转而需要的是摇滚实体——摇滚给人们带来的无限商机。同样这又一次标志着中国摇滚的衰落。想想当年唐朝与花儿乐队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唐朝的主唱丁武微笑着由衷地赞叹花儿的歌“好听”时，人们都知道，中国摇滚彻底断代了。这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过渡，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实质的变迁、腐化。当然衰落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因为只有衰落才是新的开始。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试图神化花儿乐队的原因。这不由让我想到崔健，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内摇滚人，甚至是文化人，也有无数的各种层面的人试图将他的地位神化，后来似乎就真的被神化了，尽管这种神化比不上雷蒙斯，也比不上涅磐。但他至少给了主流文化一记响亮的耳光，让人在疼痛过后还知道自审，不要一味地炮制“全明星时代”。
断裂时代的摇滚
我要出发此刻出发去西伯利亚
我的梦想所有希望消失在悬崖
每一天每一天有新的发现
每一天每一天瞬间的改变
永远了我永远了
——傲利商店乐队
80、90的一代是断层的一代，这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不知道自已追求的是什么，更多的时候他们清醒地知道追求是无能的，所以80、90的一代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显得悲观、绝望、懂得自省。而摇滚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形式，是一种娱乐。尽管后来涌现出了像新裤子乐队之类在歇斯底里喊着中产阶层的小资乐队，并宣扬“这是我们的时代”。但稍微懂事一点的人都知道，这种小资小众的呐喊永远只会是一时的浮躁，是一种断裂过后的挣扎。
他们的思想永远停留在漂浮中，既不独立也不集层。当然我们没必要也无法将80年代的摇滚与60、70年代相比较，纵观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摇滚达到过60年代摇滚所带给人们的强烈震撼与高潮。摇滚乐正在一步一步弱化，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也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更何况我们还是一个没有任何摇滚根基的国家。
就连花儿乐队主唱自已都这样说：“我出生在80年代，一个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是好是坏的时代。从小到大我都是在一片赞扬声中成长，是典型的蜜罐中的一代，没有经受过什么挫折。这种平庸的感觉使我感到乏味、无聊，空虚地过着每一天样板式的生活……”
80一代在阅历形式上的空缺直接导致了精神层面上的断裂。他们精神空虚，而市场化的一些港台流行音乐显然满足不了他们欲望的发泄与积抑情绪的终结，于是他们通过染发、打孔、文身来给人一种视觉上的>中击，开始一段自我欺骗的实体主义的摇滚历程。在这里，他们开始试图将阅历形式的虚无通过丰硕的外表矫饰来掩蔽，伪装。从这点来看，你就再也不会对那些弹着布鲁斯、穿着朋克、而主唱一张口又若似硬咳的曲风感到大惊小怪了。噪音无极限，激情是一种过失，这是80后摇滚最真实贴切的写意。
摇滚是讲根基的，没有根基的摇滚背后掩藏的是无限的肤浅与 矫饰。在西方的摇滚音乐领域中，从哥特、死亡、重金属、迷幻、Punk、另类、B]ues，工业噪音、Jazz到后来的英伦、电子都有它诞生和存在的历史及丰盛理由。而80后摇滚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是断层的。当然追溯到本源，中国整个摇滚都没有根基。
从早期的黑豹、唐朝、指南针、轮回、瘦人、崔健等老一代的摇滚人到中期的左小祖咒、痛信、子日、二手玫瑰、胡吗个及张浅潜等摇滚人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对西方音乐的模仿与复制，只不过他们很好地将这种复制融入到了自身的阅历之中，而80后一代人没有早期一代的自身阅历，所以表现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效仿。就知道拿起吉他操上几个和弦，再配上一些看似悲悯、彻底，实则肤浅、空洞的人声。他们从不过多的关心政治，呐喊的只是个人迷失中的无耐，是一种隐藏的和谐。
也许我们并不要求摇滚乐带给我们过多的社会学意义，甚至讨厌人们总是将摇滚乐与政治捆绑到一起。当然并不是说摇滚是用来反驳政治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摇滚的本质是无任何形式的羁绊的，完全宽泛的，自由自在的，没有任何目的性的，纯粹是一种人精神层面上的撕裂与反叛。
很显然，这种反叛不是像“盘古”操着家伙在台湾喊上两句“独立”“自由”的卖国反叛。而是纯原始的、灵魂的一种蜕变。
在80、90这个摇滚群体中，无政府主义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便利商店”，首先暂且不听他们的曲风，单看他们的歌名《出发西伯利西》就知道这又是一支完全的西方膜拜乐队，再一听他们的歌，标准的“英伦包装，中国制造”。这一切都是无信仰的结果，因为80后一代没有什么可信仰的。前面已经说过，在80、90这个群体中，摇滚永远只是形式，也正因如此，“我想当明星”就成为“便利商店”组队的唯一理由。
所有人都知道，摇滚既是世界的，同样也是民族的。既然我们的摇滚没有根基，又哪来什么民族呢?
唯一能够带给我们一点安慰的是来自于武汉的一支80后乐队“跳房子”，尽管他们所有的乐手除了主唱外都不是生于80年代，但他们的音乐是最接近国际的，最具有世界性的。首先“跳房子”这个名字就让人不由联想到在中国流传很久的一种儿童游戏，让人不由自主的限入缅怀和回归中无法自拔。和“跳房子”同类的还有一支同样来自武汉的乐队“漂亮的亲戚”，他们有着共同的少女主唱，共同的标榜自已音乐的国际化，共同的为你在麻木地挣扎和不言自明的苦痛中将你脆弱的心灵进行彻底粉碎后的完美修补，共同的让你不看到忧伤只有微弱而恒久的疼痛……
只可惜他们稚嫩而苍凉呐喊着的并不是母语。
我们的摇滚怎么了?我们的摇滚精神将归于何处?摇滚，最终是对自由的向往，没了摇滚，自由在哪里?
最后请允许我再说一次，80后没有摇滚，90后更没有。
摇滚是给有特殊经历的人听的。若你没有特殊经历，那么请你走开，因为你听不懂，你永远不会知道摇滚是什么。
摇滚就是爱情。当然这并不是给摇滚下定义，相反摇滚是没有定义的。只是更多的时候人们在谈到摇滚时就先入为主的将它定义为消极，这不仅仅是一种青春的悲哀，更是一种成长的灾难。青春怎么可能没有摇滚呢?就像人生不能没有爱情一样。
即使这样，社会现实还是要遗憾地告诉你，80后人没有摇滚，90后更没有。这一代人有的只是向青春和苍老的投降，有的只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虚无症。
80、90一代的人没有过60代人的文革经历，也没有70代人在传统与欲望间的挣扎。我们这代人从没上过山也没下过乡，从没吃过玉米面也没为了一辆17岁的单车而与同伴火拼，从没玩过跳房子的游戏也没有红卫兵情结。相反我们是一生下来就坐在唱着垃圾流行歌的卡通车上，被大人们扭曲地形容为“太阳”的一代。也许从外在形式上来讲，80、90这代人没有任何值得怀念或歌颂的特殊经历，但也正是这种外在形式上的空虚孕育了这一代人精神的虚无。从人最本质的角度来讲，人的精神虚无比形式虚无更无耐、更彻底。这也正是20岁的我们都已显得苍老的原因，我们的青春在不经意间流失了，糜烂了，一直以一种病态的姿势在无力地呐喊，既然这样，你还能要求我们做什么?呐喊?断裂?
这一切的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自由，一种灵魂的自由。或许你能从哲学的层面来解剖说自由只是人们自我安慰的一种向往，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么你现在就可以绝望地死去。其实自由也只是一种精神乌托邦。那么，摇滚的意义在哪里?摇滚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隐藏青春的疼痛，粉饰欲望的无知与成长的霉涩。
童工时代的摇滚
掩饰着现实的空间
梦想离我还很遥远
希望仿佛在我眼前
自己却一直在幸福的旁边
曾经相信的一切
在岁月中不断改变
花儿乐队
1999年春天，花儿乐队首张专辑《幸福的旁边》正式出版，这距崔健在工体的一声怒吼已是十余年之久，而此时的花儿乐队主唱才15岁，他还只是北京街头的一名初中生，还只是一个背着书包啃着棒棒糖的孩子。
这标志着中国摇滚的“童工时代”正式开始。
这种幼稚的喊叫本身就代表一种肤浅。幸福在旁边。未来的主人翁。我们可以从他们那有些单薄的童腔里听到对常态社会的失望和对时世的无所适从，但听不出有任何的音乐本质和摇滚精神。也许他们出道的唯一优势就在于“新蜂音乐”的老板看中他们还是几个没长毛的孩子，可以从这些童工的身上捞上一笔(这从后来花儿以“没饭吃”为理由将唱片公司一纸诉状告上法庭可以看出些端倪)。由此可见，摇滚本身的兴衰意义并不在于摇滚本身，而在于操纵摇滚的人。
当然，我们如果抛开摇滚乐本身的价值来谈论花儿乐队，这些童工的诞生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诞生的理由就是校园民谣的衰退和商品经济的市侩化，这不免让人想到一个时世轮回，当年校园民谣的兴起也正是在经历了93、94年老一代摇滚人(如魔岩的张楚、窦唯、何勇等)的巅峰衰败过后而顺势入侵的。
“别以为我们的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罗大佑如同先知一般预见了当他们衰退时未来的主人翁不只是电脑儿童，他们如花儿一般拥有自已的音乐，自已的偶像。他们不再满足于民谣时代的怀旧情怀，他们有自已的生活和情绪表达方式。89年崔健宣布了红旗一代在人格上的宣泄，94年的校园民谣代表大学生宣布了精神上的独立，99年的花儿乐队宣布了B0后一代在物质社会里的精神寄托。
花儿的怒放，正是主流文化内部进行革命性变潮的开始。人们似乎不再需要摇滚精神，转而需要的是摇滚实体——摇滚给人们带来的无限商机。同样这又一次标志着中国摇滚的衰落。想想当年唐朝与花儿乐队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唐朝的主唱丁武微笑着由衷地赞叹花儿的歌“好听”时，人们都知道，中国摇滚彻底断代了。这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过渡，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实质的变迁、腐化。当然衰落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因为只有衰落才是新的开始。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试图神化花儿乐队的原因。这不由让我想到崔健，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内摇滚人，甚至是文化人，也有无数的各种层面的人试图将他的地位神化，后来似乎就真的被神化了，尽管这种神化比不上雷蒙斯，也比不上涅磐。但他至少给了主流文化一记响亮的耳光，让人在疼痛过后还知道自审，不要一味地炮制“全明星时代”。
断裂时代的摇滚
我要出发此刻出发去西伯利亚
我的梦想所有希望消失在悬崖
每一天每一天有新的发现
每一天每一天瞬间的改变
永远了我永远了
——傲利商店乐队
80、90的一代是断层的一代，这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不知道自已追求的是什么，更多的时候他们清醒地知道追求是无能的，所以80、90的一代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显得悲观、绝望、懂得自省。而摇滚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形式，是一种娱乐。尽管后来涌现出了像新裤子乐队之类在歇斯底里喊着中产阶层的小资乐队，并宣扬“这是我们的时代”。但稍微懂事一点的人都知道，这种小资小众的呐喊永远只会是一时的浮躁，是一种断裂过后的挣扎。
他们的思想永远停留在漂浮中，既不独立也不集层。当然我们没必要也无法将80年代的摇滚与60、70年代相比较，纵观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摇滚达到过60年代摇滚所带给人们的强烈震撼与高潮。摇滚乐正在一步一步弱化，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也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更何况我们还是一个没有任何摇滚根基的国家。
就连花儿乐队主唱自已都这样说：“我出生在80年代，一个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是好是坏的时代。从小到大我都是在一片赞扬声中成长，是典型的蜜罐中的一代，没有经受过什么挫折。这种平庸的感觉使我感到乏味、无聊，空虚地过着每一天样板式的生活……”
80一代在阅历形式上的空缺直接导致了精神层面上的断裂。他们精神空虚，而市场化的一些港台流行音乐显然满足不了他们欲望的发泄与积抑情绪的终结，于是他们通过染发、打孔、文身来给人一种视觉上的>中击，开始一段自我欺骗的实体主义的摇滚历程。在这里，他们开始试图将阅历形式的虚无通过丰硕的外表矫饰来掩蔽，伪装。从这点来看，你就再也不会对那些弹着布鲁斯、穿着朋克、而主唱一张口又若似硬咳的曲风感到大惊小怪了。噪音无极限，激情是一种过失，这是80后摇滚最真实贴切的写意。
摇滚是讲根基的，没有根基的摇滚背后掩藏的是无限的肤浅与 矫饰。在西方的摇滚音乐领域中，从哥特、死亡、重金属、迷幻、Punk、另类、B]ues，工业噪音、Jazz到后来的英伦、电子都有它诞生和存在的历史及丰盛理由。而80后摇滚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是断层的。当然追溯到本源，中国整个摇滚都没有根基。
从早期的黑豹、唐朝、指南针、轮回、瘦人、崔健等老一代的摇滚人到中期的左小祖咒、痛信、子日、二手玫瑰、胡吗个及张浅潜等摇滚人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对西方音乐的模仿与复制，只不过他们很好地将这种复制融入到了自身的阅历之中，而80后一代人没有早期一代的自身阅历，所以表现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效仿。就知道拿起吉他操上几个和弦，再配上一些看似悲悯、彻底，实则肤浅、空洞的人声。他们从不过多的关心政治，呐喊的只是个人迷失中的无耐，是一种隐藏的和谐。
也许我们并不要求摇滚乐带给我们过多的社会学意义，甚至讨厌人们总是将摇滚乐与政治捆绑到一起。当然并不是说摇滚是用来反驳政治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摇滚的本质是无任何形式的羁绊的，完全宽泛的，自由自在的，没有任何目的性的，纯粹是一种人精神层面上的撕裂与反叛。
很显然，这种反叛不是像“盘古”操着家伙在台湾喊上两句“独立”“自由”的卖国反叛。而是纯原始的、灵魂的一种蜕变。
在80、90这个摇滚群体中，无政府主义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便利商店”，首先暂且不听他们的曲风，单看他们的歌名《出发西伯利西》就知道这又是一支完全的西方膜拜乐队，再一听他们的歌，标准的“英伦包装，中国制造”。这一切都是无信仰的结果，因为80后一代没有什么可信仰的。前面已经说过，在80、90这个群体中，摇滚永远只是形式，也正因如此，“我想当明星”就成为“便利商店”组队的唯一理由。
所有人都知道，摇滚既是世界的，同样也是民族的。既然我们的摇滚没有根基，又哪来什么民族呢?
唯一能够带给我们一点安慰的是来自于武汉的一支80后乐队“跳房子”，尽管他们所有的乐手除了主唱外都不是生于80年代，但他们的音乐是最接近国际的，最具有世界性的。首先“跳房子”这个名字就让人不由联想到在中国流传很久的一种儿童游戏，让人不由自主的限入缅怀和回归中无法自拔。和“跳房子”同类的还有一支同样来自武汉的乐队“漂亮的亲戚”，他们有着共同的少女主唱，共同的标榜自已音乐的国际化，共同的为你在麻木地挣扎和不言自明的苦痛中将你脆弱的心灵进行彻底粉碎后的完美修补，共同的让你不看到忧伤只有微弱而恒久的疼痛……
只可惜他们稚嫩而苍凉呐喊着的并不是母语。
我们的摇滚怎么了?我们的摇滚精神将归于何处?摇滚，最终是对自由的向往，没了摇滚，自由在哪里?
最后请允许我再说一次，80后没有摇滚，90后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