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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这个名字，闪现在脑海中的一定是长发飘飘，不施粉黛，犹如邻家妹妹一样清纯亲切的女孩。然而这次她一转身，就变成了《像火花像蝴蝶》里那个风情万种的百乐门头牌歌女。这种转变令人眼前一亮，她的成熟和独立更是让人惊讶。
从12岁拍第一部《舞蹈教师》起，江一燕已经在这行里呆了将近二十年。她有无数的机会大红大紫，却始终在浮华的娱乐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只接自己喜欢的工作，不随波逐流，不到处交际。“表演”对她而言是一个兴趣，她喜欢演戏这件事，所以一直在坚持。
聚光灯下的生活，非她所愿。她可以是歌者，行者，世间百态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最重要的，她始终知道自己是谁，要走怎样的路。
生活里“无趣”，表演时“疯狂”
再次见到江一燕，她还是以前那个样子，瘦瘦的，脸上总有淡淡的微笑，再怎么累也是不以为意的样子，看起来柔弱，却总能感到一股内在的力量。重新回到电视荧屏上，她完全颠覆了人们以往的印象。在观众的眼中，她似乎仍然是六年前《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里那个单纯、善良、不食人间烟火的周蒙，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轻轻地唱着歌。然而这次的《像火花像蝴蝶》里，她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海最当红的歌女永芳，她坚强、果敢、妩媚，甚至有强硬的手腕。江一燕说永芳最吸引她的就是这与众不同“：她吸引我的不仅仅是一面，她是特别变化多端的，特别聪明，有特别强烈的个性。”
“为什么会想挑战这种复杂的角色呢？”
“我拍的电视剧比较少，最早出道时饰演的都是一些清纯的角色，但我经历了这几年的变化后，会对一个角色有更多地理解，看到一个角色时不会只看到她好的一面，更会全面的看待一个人，让角色变得更丰富了，这种丰富让我想尝试。”
“生活里我是一个无趣的人，比较平淡，不爱出去跟大家玩，也没有很丰富的业余生活，都是比较个人化的，比如旅行。群体活动比较少，也很难特别强烈地在生活里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 江一燕这样说生活中的自己，正因为生活中的平淡，让她格外喜欢表演，也特别愿意在表演上尝试一些特别的内容和强烈的情绪，很多她在现场表现出来的东西是她在生活中不可能做到的。
这次她在戏里有很多扇耳光之类的激烈戏，也有穿着性感大跳老上海百乐门兔子舞的戏，在生活中“无趣”的她借由表演来释放自己的表达，去尝试不同的丰富，所以回想起这部电视剧的拍摄过程，她坦言“挺过瘾的”。
《像火花像蝴蝶》还有另一个原因让江一燕决定接下“，圆了我的老上海梦”，这是江一燕在播出前发的微博。她从小生长在绍兴，“上海”就像一个遥远的梦一直存在于她的青春记忆里。
“我从小在南方长大，小时候会对上海和上海人有特别的概念，会觉得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精致的。印象里比如上海的姑婆送给妈妈一块表或者一件旗袍，妈妈只会在重大节日时才拿出来穿。会觉得上海女人是另一种女人，穿上旗袍，活得特别潇洒，拿着一个茶杯或走在路上的感觉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那种女性特别美。于是从小就有概念说长大了我也要变成那样。”
所以这部电视剧对江一燕来说不是像别人那样找一些老上海的电影和音乐，去“做功课”做出来的，而就是她从小到大的实实在在的记忆的叠加，演起来也就特别有感觉。
一早就有叛逆之心
其实当初在看《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剧本时，江一燕最想演的是后来被张歆艺演的“坏女人”杜晓斌，导演也同意了，想一起试试让这么个清纯善良形象的女孩子演一下坏人。没想到最后卡在了监制陈道明身上：“你怎么能让她演女二号，她就是演女一号的！”虽然陈道明慧眼识珠，但江一燕的企图失败总是心有不甘。她现在回想起来，大概那个年少懵懂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叛逆之心，就是想演不一样的东西。
后来她演了《双食记》、《肩上蝶》等小众文艺片，还排了话剧《七月与安生》，但她自己都不觉得多么文艺，只是喜欢另类一点的东西“。如果看到一个角色是江一燕，我就一定不去演，没那个兴趣。”
然后她又语出惊人“：我想演喜剧。” 谁都知道喜剧最难演，于是她就更想演，她说表演就是不断打破自己的过程，平时不会做的事情在电影里做到是多么愉悦的事“。希望有个角色能让我变得二一点，放开一点，我之前已经跟黄渤演了一部了，虽然我很勇敢的想去做，但发现喜剧很难，就是一个完全把自己打破，把脸皮撕破的过程。那只是第一部，或许哪天你会发现我成为了一个喜剧演员。” 说完她自己也笑了。
这种叛逆之心不仅体现在她的工作上，生活中也是如此，身为一个演员，她几乎不看电视。对这个纷繁娱乐圈有本能的疏离和抗拒“。我做事不按规则，很多同事给我讲的规则我都不懂，很多时候我是游离在圈外的状态。” 陈道明也曾说她：“可能是个合格的演员，不是一个合格的明星。”她不擅交际，也不喜欢混圈子，更不喜欢到处露脸搏知名度，每次认认真真拍完戏就在自己的世界里安静的生活。她对关咏荷曾说丈夫张家辉的一段话心有戚戚焉“：之前我看张家辉太太的采访，说张家辉也是低头做事，抬头都不认识这个导演、这个制片人是谁，我可能也属于这种。工作之外我完全在自己的生活里，不会刻意去结交这类的朋友，所以我认识的人不多。”
她给自己起外号叫“爬爬”，因为觉得自己太慢了，只能爬着，这种速度怎么能适应得了一日千变的娱乐圈，尤其在分秒必争的拍戏上。于是在《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后，江一燕开始转向电影甚至戏剧，“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很慢的，进入情绪也慢，于是就去拍电影，我特别喜欢大家有时间去讨论一场戏，这场戏的服装和上一场有什么不一样，我喜欢这样的状态。所以后来我去演了话剧，可以所有人盘腿坐在那儿，由一个细节聊出很多家常，去探讨一个东西”。
《像火花像蝴蝶》拍完后，她本来应该趁热打铁多接几部戏，今年来个强势回归，没想到她居然说今年以来都没有接工作“我就想给自己半年时间，就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就留给山区支教，留给家里的花花草草、小狗小猫”。另一方面，电视剧的拍摄日程仍然让她不适应，“有拍到想逃跑，每天回去倒头就睡，起来就是剧本工作，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有时候妈妈来探班，早上起来会不知道这是家还是宾馆。会突然很惶恐，出门前哭一下，擦了眼泪赶紧就出发了”。 在生活中修炼自己
令江一燕自己也感到不解的是，尽管在圈子里的社交场上交际能力很弱，到了生活中却变得无比强大。上舞蹈学校时，她和一个收垃圾的工人成了好朋友，去年出的那本《我是爬行者小江》里她很想把这段往事写进去，但又觉得常人很难理解最终作罢。“就是那个眼神让我特别想跟他做朋友，特别想了解他的生活，这种时候我的交往能力好像又很强。”
今年已经是她第七年到山区支教了，最开始她只是去拍电影，然后每年去看望那些孩子。后来慢慢和那些孩子结了对子，开始上课。本来她很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去教书，但这七年间她在日本、澳大利亚都留过学，发现作为老师教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学生看到外面的世界，让他们学会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意识。于是她勇敢地担任起“老师”这个职务，今年她刚刚从广西回来，这次她教小朋友如何用山区里漂亮的树叶、石头做出精美的手工作品，然后放在她的网店里卖掉，得来的钱一部分留给学校，另一部分给每个小朋友做学习基金。
这些事情对她来说不仅仅是做善事这么简单，更是一种思维和心灵的修行。江一燕自己说她在生活中会做一些跟表演完全不“搭嘎”的事情，这些都是一种锻炼和积累“。我平时如果有机会愿意自己去逛逛菜市场，到一个陌生城市我很愿意盲目地骑车，去观察那些陌生人的生活，跟他们交谈。” 她会给很多人拍照片，虽然照片记录的只是一瞬，但回来后她会反复凝视这些照片，看着那些人的眼睛，想象他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这些经历都是她表演素材的来源：“我觉得一个好演员最重要的还是做一个人，而不是说你是一个明星。永远把自己放在那样的位置，你都不了解大家的生活和生活里真实的状态你怎么演好戏。尤其对于电视剧来说，那么大的一个拍摄量，每一天都要经历十几年的变化，不是所有戏都能去体验，只能靠自己的阅历、积累，你看过的东西、看过的每一个眼神，都是靠这些。”
她把时间大量的用来观察外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人，然后再反思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样反复外观又内观的过程，让她渐渐明晰自己要过怎样的生活。
“那你究竟想做什么样的人呢？”
“简单的，舒服的，不随波逐流的，很自由的。” 江一燕说。
从12岁拍第一部《舞蹈教师》起，江一燕已经在这行里呆了将近二十年。她有无数的机会大红大紫，却始终在浮华的娱乐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只接自己喜欢的工作，不随波逐流，不到处交际。“表演”对她而言是一个兴趣，她喜欢演戏这件事，所以一直在坚持。
聚光灯下的生活，非她所愿。她可以是歌者，行者，世间百态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最重要的，她始终知道自己是谁，要走怎样的路。
生活里“无趣”，表演时“疯狂”
再次见到江一燕，她还是以前那个样子，瘦瘦的，脸上总有淡淡的微笑，再怎么累也是不以为意的样子，看起来柔弱，却总能感到一股内在的力量。重新回到电视荧屏上，她完全颠覆了人们以往的印象。在观众的眼中，她似乎仍然是六年前《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里那个单纯、善良、不食人间烟火的周蒙，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轻轻地唱着歌。然而这次的《像火花像蝴蝶》里，她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海最当红的歌女永芳，她坚强、果敢、妩媚，甚至有强硬的手腕。江一燕说永芳最吸引她的就是这与众不同“：她吸引我的不仅仅是一面，她是特别变化多端的，特别聪明，有特别强烈的个性。”
“为什么会想挑战这种复杂的角色呢？”
“我拍的电视剧比较少，最早出道时饰演的都是一些清纯的角色，但我经历了这几年的变化后，会对一个角色有更多地理解，看到一个角色时不会只看到她好的一面，更会全面的看待一个人，让角色变得更丰富了，这种丰富让我想尝试。”
“生活里我是一个无趣的人，比较平淡，不爱出去跟大家玩，也没有很丰富的业余生活，都是比较个人化的，比如旅行。群体活动比较少，也很难特别强烈地在生活里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 江一燕这样说生活中的自己，正因为生活中的平淡，让她格外喜欢表演，也特别愿意在表演上尝试一些特别的内容和强烈的情绪，很多她在现场表现出来的东西是她在生活中不可能做到的。
这次她在戏里有很多扇耳光之类的激烈戏，也有穿着性感大跳老上海百乐门兔子舞的戏，在生活中“无趣”的她借由表演来释放自己的表达，去尝试不同的丰富，所以回想起这部电视剧的拍摄过程，她坦言“挺过瘾的”。
《像火花像蝴蝶》还有另一个原因让江一燕决定接下“，圆了我的老上海梦”，这是江一燕在播出前发的微博。她从小生长在绍兴，“上海”就像一个遥远的梦一直存在于她的青春记忆里。
“我从小在南方长大，小时候会对上海和上海人有特别的概念，会觉得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精致的。印象里比如上海的姑婆送给妈妈一块表或者一件旗袍，妈妈只会在重大节日时才拿出来穿。会觉得上海女人是另一种女人，穿上旗袍，活得特别潇洒，拿着一个茶杯或走在路上的感觉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那种女性特别美。于是从小就有概念说长大了我也要变成那样。”
所以这部电视剧对江一燕来说不是像别人那样找一些老上海的电影和音乐，去“做功课”做出来的，而就是她从小到大的实实在在的记忆的叠加，演起来也就特别有感觉。
一早就有叛逆之心
其实当初在看《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剧本时，江一燕最想演的是后来被张歆艺演的“坏女人”杜晓斌，导演也同意了，想一起试试让这么个清纯善良形象的女孩子演一下坏人。没想到最后卡在了监制陈道明身上：“你怎么能让她演女二号，她就是演女一号的！”虽然陈道明慧眼识珠，但江一燕的企图失败总是心有不甘。她现在回想起来，大概那个年少懵懂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叛逆之心，就是想演不一样的东西。
后来她演了《双食记》、《肩上蝶》等小众文艺片，还排了话剧《七月与安生》，但她自己都不觉得多么文艺，只是喜欢另类一点的东西“。如果看到一个角色是江一燕，我就一定不去演，没那个兴趣。”
然后她又语出惊人“：我想演喜剧。” 谁都知道喜剧最难演，于是她就更想演，她说表演就是不断打破自己的过程，平时不会做的事情在电影里做到是多么愉悦的事“。希望有个角色能让我变得二一点，放开一点，我之前已经跟黄渤演了一部了，虽然我很勇敢的想去做，但发现喜剧很难，就是一个完全把自己打破，把脸皮撕破的过程。那只是第一部，或许哪天你会发现我成为了一个喜剧演员。” 说完她自己也笑了。
这种叛逆之心不仅体现在她的工作上，生活中也是如此，身为一个演员，她几乎不看电视。对这个纷繁娱乐圈有本能的疏离和抗拒“。我做事不按规则，很多同事给我讲的规则我都不懂，很多时候我是游离在圈外的状态。” 陈道明也曾说她：“可能是个合格的演员，不是一个合格的明星。”她不擅交际，也不喜欢混圈子，更不喜欢到处露脸搏知名度，每次认认真真拍完戏就在自己的世界里安静的生活。她对关咏荷曾说丈夫张家辉的一段话心有戚戚焉“：之前我看张家辉太太的采访，说张家辉也是低头做事，抬头都不认识这个导演、这个制片人是谁，我可能也属于这种。工作之外我完全在自己的生活里，不会刻意去结交这类的朋友，所以我认识的人不多。”
她给自己起外号叫“爬爬”，因为觉得自己太慢了，只能爬着，这种速度怎么能适应得了一日千变的娱乐圈，尤其在分秒必争的拍戏上。于是在《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后，江一燕开始转向电影甚至戏剧，“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很慢的，进入情绪也慢，于是就去拍电影，我特别喜欢大家有时间去讨论一场戏，这场戏的服装和上一场有什么不一样，我喜欢这样的状态。所以后来我去演了话剧，可以所有人盘腿坐在那儿，由一个细节聊出很多家常，去探讨一个东西”。
《像火花像蝴蝶》拍完后，她本来应该趁热打铁多接几部戏，今年来个强势回归，没想到她居然说今年以来都没有接工作“我就想给自己半年时间，就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就留给山区支教，留给家里的花花草草、小狗小猫”。另一方面，电视剧的拍摄日程仍然让她不适应，“有拍到想逃跑，每天回去倒头就睡，起来就是剧本工作，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有时候妈妈来探班，早上起来会不知道这是家还是宾馆。会突然很惶恐，出门前哭一下，擦了眼泪赶紧就出发了”。 在生活中修炼自己
令江一燕自己也感到不解的是，尽管在圈子里的社交场上交际能力很弱，到了生活中却变得无比强大。上舞蹈学校时，她和一个收垃圾的工人成了好朋友，去年出的那本《我是爬行者小江》里她很想把这段往事写进去，但又觉得常人很难理解最终作罢。“就是那个眼神让我特别想跟他做朋友，特别想了解他的生活，这种时候我的交往能力好像又很强。”
今年已经是她第七年到山区支教了，最开始她只是去拍电影，然后每年去看望那些孩子。后来慢慢和那些孩子结了对子，开始上课。本来她很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去教书，但这七年间她在日本、澳大利亚都留过学，发现作为老师教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学生看到外面的世界，让他们学会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意识。于是她勇敢地担任起“老师”这个职务，今年她刚刚从广西回来，这次她教小朋友如何用山区里漂亮的树叶、石头做出精美的手工作品，然后放在她的网店里卖掉，得来的钱一部分留给学校，另一部分给每个小朋友做学习基金。
这些事情对她来说不仅仅是做善事这么简单，更是一种思维和心灵的修行。江一燕自己说她在生活中会做一些跟表演完全不“搭嘎”的事情，这些都是一种锻炼和积累“。我平时如果有机会愿意自己去逛逛菜市场，到一个陌生城市我很愿意盲目地骑车，去观察那些陌生人的生活，跟他们交谈。” 她会给很多人拍照片，虽然照片记录的只是一瞬，但回来后她会反复凝视这些照片，看着那些人的眼睛，想象他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这些经历都是她表演素材的来源：“我觉得一个好演员最重要的还是做一个人，而不是说你是一个明星。永远把自己放在那样的位置，你都不了解大家的生活和生活里真实的状态你怎么演好戏。尤其对于电视剧来说，那么大的一个拍摄量，每一天都要经历十几年的变化，不是所有戏都能去体验，只能靠自己的阅历、积累，你看过的东西、看过的每一个眼神，都是靠这些。”
她把时间大量的用来观察外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人，然后再反思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样反复外观又内观的过程，让她渐渐明晰自己要过怎样的生活。
“那你究竟想做什么样的人呢？”
“简单的，舒服的，不随波逐流的，很自由的。” 江一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