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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最后一个周三，18位博雅小学的学生走进音乐教室时，愣住了。他们闯进了一个图像森林，55张海报大小的照片，被细长的绳索从天花板垂落至半空，教室背后的墙面上，贴满巴掌大小的明信片。这些图像是如此熟悉，这是他们拍下的瞬间，这些图像又如此陌生，此前只在相机的小液晶屏上显示过。60天前，他们才拿到了人生第一台相机，60天后，他们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摄影展。
这是“中国三明治”网站发起的首个公益活动。一年前，给博雅小学这所打工子弟学校开摄影课还是设想，现在，当孩子们的吵闹声在震惊后重新响起时，中国三明治北京站负责人郑柯在一旁笑了。项目另一位核心志愿者吴远（吴远为化名），这天并未到场，上课的摄影师均由她费心找来，这天她已辞职离开北京，踏上计划已久的间隔年旅行。
“中国三明治”由媒体人李梓新创建，网站名称源自美国的“三明治一代”，指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2010年，《经济学人》对7000名亚洲人访谈后发现，20%年龄介于30至45岁的亚洲人属于这个群体。而李梓新发现，身边1975-1985年出生的人群，人生也正处于一种“夹心状态”。他说，这个群体夹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夹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夹在上司和下属之间，夹在都市与家乡之间，夹在自己与自己的挣扎之间，像极了一只三明治。
比起85后、90后，他们背负着更多的人生责任，曾经过着物质匮乏而别无选择的生活。当年轻一代早已轻松上路、展现自我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有权利思考这个问题。一些同龄人在煎熬过多年后，大部分已经追寻旧时代的脚步，亦步亦趋，而他们坚持到这个时候，在精神层面和更年轻的群体不谋而合，对社会环境的诸多不满，让他们成为最关注社会问题的一个群体。
他们通常受过大学教育，比那些选拔体制之下的失败者同龄人，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者。但对自我和社会的反思，让他们开始以新的可能性来看待自己。但和愤青不同的是，他们愿意以一己之力，参与社会变革，他们是一群温和、平静的社会改良者。
夹心状态
郑柯和吴远，2011年末通过朋友介绍加入“中国三明治”。当时的郑柯，供职于一家IT类技术媒体，却感觉越来越被艺术吸引。吴远在一家媒体做新闻图片编辑，正纠结着自己是否适合从事媒体这一行。
早先在西班牙度蜜月时，供职于电脑行业近10年的郑柯，站在委拉斯开兹的油画《阿拉克涅的寓言》面前，发现和艺术相比，商业和政治的生命力如此短暂，艺术品却像个时间胶囊，就像画中少女美丽的背影，让他在几百年后相遇，仍心动不已。他慢慢生出了一个念头，想转型去做点和艺术有关的事。这一年，他33岁。
吴远在北京生活了7年，工作越久，她越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记者，教科书里的新闻业和现实差别巨大，复杂的现实环境，收红包的同行，被操控的新闻，让她想改变社会的勇气在一点点退缩。她渴望停下来，重新看一眼自己。这一年，她24岁。
中国年轻人的前20年，多半逃不过选拔式的教育体制。吴远在江苏一所重点中学读书的6年时间里，一直受到父母和学校的告诫：不要做无用的事。所以她放弃了自己最爱的画画，一头扎进这种生活中—未来是清晰的、有目标的、笔直向前的，高考获胜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大学毕业后，当同学们在聚会时谈起房子车子老婆孩子，准备继续笔直清晰地生活时，郑柯和吴远感觉到的是孤独—他们在20岁开始就一眼望到未来，跳过一切无用但美好的东西，似乎直抵人生终点。
在“中国三明治”，他们终于遇到了同道者。李梓新创建网站的初衷，本想以写作记录这代人的生活状态。为吸引同类人群聚集，网站采用熟人推荐的会员制。网站上线两年时间，聚集了上海、北京两地300多位会员，里面有从银行转去民间机构工作的小城青年，有希望在体制内推动社会进步的海归公务员，有年近30岁辞职去英国读书的媒体人，也有10年间在5个城市生活过的旅行家。
吴远感觉他们“爱折腾，但又有社会责任感”。李梓新认为，这群人通过努力基本能过上安稳的生活，但他们又不安心于此，“他们是第一代思考自己要过什么样生活方式的中国人。”
从个人经验到公益之旅
网络上的聚集，渐渐变成了线下的聚会。先是聚餐、棒球活动，然后是三明治会员最普遍关心的育儿养老经验分享沙龙，沙龙内容逐渐扩展到会员感兴趣的一切：创业、如何面对改变、写作、舞蹈、古典音乐……2011年秋天，他们开始参与民间公益活动，为山区儿童募捐鸡蛋的暴走活动。到2011年年末，李梓新出差至北京采访一位80后乡长时，发现了一个做公益的机会：给乡里的打工子弟学生上摄影课。
乡长推荐了博雅小学—北京少数几所得到政府支持的打工子弟小学之一。学校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打工子弟小学，被一片拆迁废墟包围，如同一个孤岛，1000多名学生中，99%的学生家长受教育程度不高于初中。项目的另一位核心志愿者张帆，长期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她认为这些孩子的家长因为自己没受太多教育，但觉得也能活下来，对孩子的教育不够关心。
2012年5月，他们在三明治网站上发起募捐二手数码相机的活动。9月，通过众筹网站点名时间募得8千多元，用于将孩子们的照片印制成明信片、海报，制作纪念T恤和筹备摄影展。每天都在和摄影师打交道的吴远，先一一拜访摄影师，谈活动设想，最后和郑柯、张帆商量，确定了5、6位摄影师，设计了课程内容。
11月开始的每周三下午，郑柯、张帆、吴远都会带一位摄影师，或搭朋友的车，或坐公交车，去给孩子们上课。冬天，郊外大风会刮得人脸刺痛，室外很少有人走动，但一走近学校，孩子们的笑声、喊声就在操场上震天响。学校从五六年级的学生里挑选了18个来上课，每当摄影师提到什么新方法，他们会立刻举起相机四处摁快门，挤在一起分享照片，忘了教室里还有老师。
人的善恶并非不可逾越
郑柯希望为这个项目再找一些志愿者，但工作日的下午做志愿者并不容易。吴远之前在公司化管理的网站上班，并非每周都能找到借口提早溜走。有几次她露面时，累得有点摇摇晃晃。她上7点的早班，冬天的太阳还没露面时，她已坐在办公桌前，打仗一样地搜索当天的新闻图片，4点下班后，多说一句话都觉得累。 大城市的生活并不如意，吴远时常会想念家乡小镇，而北京地铁人多到会踩坏鞋子，冬天的阴霾天会产生窒息感，40多平方米的旧公寓，她需要和人合租才供得起，房租最高时会占月收入的一半。郑柯也会感到四周的暴戾之气。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哺育着民间的暴戾之气，这让他曾一度怀疑这个国家会出现暴力动荡。
但和那些对此充满愤怒，整天在网络上骂骂咧咧的年轻人不同，三明治们的态度总是柔和的。郑柯相信环境对人性有直接影响。他最近才读过《路西法效应》，一位心理学教授在斯坦福大学仿造了一个监狱，将大学生们随机分成狱卒和犯人。实验开始两三天后，这个监狱里已经出现残暴的狱卒和崩溃的犯人。这位心理学教授的结论是：人的善恶并非不可逾越，在一定的环境下，好人也会做恶。“谩骂或愤怒，没有太大价值。”郑柯说，因为社会变成这样，要经历很长的过程，变好也需要多一点时间，现在，我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在青年成就（JA中国）工作的张帆，也认同环境对人的影响巨大。JA有个持续了100多年的“学生公司”项目，为高中生开课讲授开公司的基本知识、创业的流程和方法。有JA学生公司项目的一些国家会组织比赛，最有创意或最有可行的学生公司，能得到实践平台。张帆在欧洲参与学生公司大赛时，明显感觉到那些欧洲高中生自我意识清晰，自信且创意十足。
这和整个社会环境对年轻人的重视以及平等态度分不开。在JA欧洲的一个活动上，欧盟教育委员会主席、微软（欧洲）CEO会在台下站着，挤在人群中听这些年轻人的想法，高中生们随时走到他们面前，交流想法。有几个学芭蕾舞的女孩发现，只要在鞋子里面塞一个特殊的袜套，就可以延长舞鞋的使用寿命，她们成立由自己负责的公司，公司挂在JA名下，欧盟的法律也允许这么做。
现在，这个项目在中国开展后，张帆看到年轻人的创新能力比数年前提高了许多。她希望年轻一代是积极的，但她也不贪心，因为改变要一点点发生。她说，我自己先尝试去做点事，影响一两个人，也许这一两个人还会再影响另外一两个人。
“过你所喜爱的自由的生活”
在准备摄影展之前，吴远曾希望教自己摄影的教授能帮忙挑选一些孩子的照片。教授问了她一个问题：“你们开摄影课、做展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做这个活动的最初，摄影师们想通过拍摄教学“让孩子们看到美”，但是在拿到孩子们拍摄的照片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多少有些居高临下的姿态，孩子们并不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吴远在给老师回信中说：“是给孩子们多一种表达方式。”
短短几堂课，孩子们的变化让吴远惊讶。第一堂课上，摄影师问孩子们想拍什么，孩子们回答—国旗、写着“党旗飘飘”几个字的黑板报，或者是老师的办公室。吴远说：“他们会试探你要什么，想给你一个正确答案。”女摄影师马婧告诉他们：“照片没有对错。”第三堂课结束，马婧留给孩子的作业是拍“最想去的地方”。一个五年级的男孩交来一张对焦模糊的照片，里面是一个男孩趴在教室地上，男孩说：“他在看地狱，地狱和天堂是我最想去的地方。”
马婧送给孩子们一人一张明信片，背后写着“过你所喜爱的、自由的生活”。但对他们自己这些成年人来说，这么做并不容易。望着正步入老年期的父母，郑柯会时常要考虑他们的养老问题，甚至自己的养老问题。吴远不敢告诉父母，自己在2012年成功申请到新西兰政府的奖学金项目，刚刚辞职，准备去当地农场工作半年。
2012年秋天，三明治在上海做了一场音乐家见面会。一位会员问那位20多岁从华尔街辞职，改行做职业音乐家的大提琴手：“在你这个年纪还想改行，会担心比不上年轻人出色吗？”大提琴手轻声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作为艺术家，我每天学到一点别人的长处，又保持了自己的特点，就已满足。”
目前郑柯已从公司辞职，在当自由撰稿人的同时，翻译着英文版的《如何解读西方绘画》，他没有找出版公司，只在微博上制作成微刊发布，厚厚的一本书，已经翻译完80%。吴远待在越南的一个小城，每天看着日落日出，对随处可见的独自旅行的中国高中生惊叹不已。
勇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传染的，当看到那么多同龄人已经历的，或正准备经历的改变时，这些“三明治”更清晰无论未来的路通向哪里，或许会遇上歧路或死路，他们都愿意去走一下。
这是“中国三明治”网站发起的首个公益活动。一年前，给博雅小学这所打工子弟学校开摄影课还是设想，现在，当孩子们的吵闹声在震惊后重新响起时，中国三明治北京站负责人郑柯在一旁笑了。项目另一位核心志愿者吴远（吴远为化名），这天并未到场，上课的摄影师均由她费心找来，这天她已辞职离开北京，踏上计划已久的间隔年旅行。
“中国三明治”由媒体人李梓新创建，网站名称源自美国的“三明治一代”，指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2010年，《经济学人》对7000名亚洲人访谈后发现，20%年龄介于30至45岁的亚洲人属于这个群体。而李梓新发现，身边1975-1985年出生的人群，人生也正处于一种“夹心状态”。他说，这个群体夹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夹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夹在上司和下属之间，夹在都市与家乡之间，夹在自己与自己的挣扎之间，像极了一只三明治。
比起85后、90后，他们背负着更多的人生责任，曾经过着物质匮乏而别无选择的生活。当年轻一代早已轻松上路、展现自我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有权利思考这个问题。一些同龄人在煎熬过多年后，大部分已经追寻旧时代的脚步，亦步亦趋，而他们坚持到这个时候，在精神层面和更年轻的群体不谋而合，对社会环境的诸多不满，让他们成为最关注社会问题的一个群体。
他们通常受过大学教育，比那些选拔体制之下的失败者同龄人，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者。但对自我和社会的反思，让他们开始以新的可能性来看待自己。但和愤青不同的是，他们愿意以一己之力，参与社会变革，他们是一群温和、平静的社会改良者。
夹心状态
郑柯和吴远，2011年末通过朋友介绍加入“中国三明治”。当时的郑柯，供职于一家IT类技术媒体，却感觉越来越被艺术吸引。吴远在一家媒体做新闻图片编辑，正纠结着自己是否适合从事媒体这一行。
早先在西班牙度蜜月时，供职于电脑行业近10年的郑柯，站在委拉斯开兹的油画《阿拉克涅的寓言》面前，发现和艺术相比，商业和政治的生命力如此短暂，艺术品却像个时间胶囊，就像画中少女美丽的背影，让他在几百年后相遇，仍心动不已。他慢慢生出了一个念头，想转型去做点和艺术有关的事。这一年，他33岁。
吴远在北京生活了7年，工作越久，她越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记者，教科书里的新闻业和现实差别巨大，复杂的现实环境，收红包的同行，被操控的新闻，让她想改变社会的勇气在一点点退缩。她渴望停下来，重新看一眼自己。这一年，她24岁。
中国年轻人的前20年，多半逃不过选拔式的教育体制。吴远在江苏一所重点中学读书的6年时间里，一直受到父母和学校的告诫：不要做无用的事。所以她放弃了自己最爱的画画，一头扎进这种生活中—未来是清晰的、有目标的、笔直向前的，高考获胜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大学毕业后，当同学们在聚会时谈起房子车子老婆孩子，准备继续笔直清晰地生活时，郑柯和吴远感觉到的是孤独—他们在20岁开始就一眼望到未来，跳过一切无用但美好的东西，似乎直抵人生终点。
在“中国三明治”，他们终于遇到了同道者。李梓新创建网站的初衷，本想以写作记录这代人的生活状态。为吸引同类人群聚集，网站采用熟人推荐的会员制。网站上线两年时间，聚集了上海、北京两地300多位会员，里面有从银行转去民间机构工作的小城青年，有希望在体制内推动社会进步的海归公务员，有年近30岁辞职去英国读书的媒体人，也有10年间在5个城市生活过的旅行家。
吴远感觉他们“爱折腾，但又有社会责任感”。李梓新认为，这群人通过努力基本能过上安稳的生活，但他们又不安心于此，“他们是第一代思考自己要过什么样生活方式的中国人。”
从个人经验到公益之旅
网络上的聚集，渐渐变成了线下的聚会。先是聚餐、棒球活动，然后是三明治会员最普遍关心的育儿养老经验分享沙龙，沙龙内容逐渐扩展到会员感兴趣的一切：创业、如何面对改变、写作、舞蹈、古典音乐……2011年秋天，他们开始参与民间公益活动，为山区儿童募捐鸡蛋的暴走活动。到2011年年末，李梓新出差至北京采访一位80后乡长时，发现了一个做公益的机会：给乡里的打工子弟学生上摄影课。
乡长推荐了博雅小学—北京少数几所得到政府支持的打工子弟小学之一。学校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打工子弟小学，被一片拆迁废墟包围，如同一个孤岛，1000多名学生中，99%的学生家长受教育程度不高于初中。项目的另一位核心志愿者张帆，长期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她认为这些孩子的家长因为自己没受太多教育，但觉得也能活下来，对孩子的教育不够关心。
2012年5月，他们在三明治网站上发起募捐二手数码相机的活动。9月，通过众筹网站点名时间募得8千多元，用于将孩子们的照片印制成明信片、海报，制作纪念T恤和筹备摄影展。每天都在和摄影师打交道的吴远，先一一拜访摄影师，谈活动设想，最后和郑柯、张帆商量，确定了5、6位摄影师，设计了课程内容。
11月开始的每周三下午，郑柯、张帆、吴远都会带一位摄影师，或搭朋友的车，或坐公交车，去给孩子们上课。冬天，郊外大风会刮得人脸刺痛，室外很少有人走动，但一走近学校，孩子们的笑声、喊声就在操场上震天响。学校从五六年级的学生里挑选了18个来上课，每当摄影师提到什么新方法，他们会立刻举起相机四处摁快门，挤在一起分享照片，忘了教室里还有老师。
人的善恶并非不可逾越
郑柯希望为这个项目再找一些志愿者，但工作日的下午做志愿者并不容易。吴远之前在公司化管理的网站上班，并非每周都能找到借口提早溜走。有几次她露面时，累得有点摇摇晃晃。她上7点的早班，冬天的太阳还没露面时，她已坐在办公桌前，打仗一样地搜索当天的新闻图片，4点下班后，多说一句话都觉得累。 大城市的生活并不如意，吴远时常会想念家乡小镇，而北京地铁人多到会踩坏鞋子，冬天的阴霾天会产生窒息感，40多平方米的旧公寓，她需要和人合租才供得起，房租最高时会占月收入的一半。郑柯也会感到四周的暴戾之气。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哺育着民间的暴戾之气，这让他曾一度怀疑这个国家会出现暴力动荡。
但和那些对此充满愤怒，整天在网络上骂骂咧咧的年轻人不同，三明治们的态度总是柔和的。郑柯相信环境对人性有直接影响。他最近才读过《路西法效应》，一位心理学教授在斯坦福大学仿造了一个监狱，将大学生们随机分成狱卒和犯人。实验开始两三天后，这个监狱里已经出现残暴的狱卒和崩溃的犯人。这位心理学教授的结论是：人的善恶并非不可逾越，在一定的环境下，好人也会做恶。“谩骂或愤怒，没有太大价值。”郑柯说，因为社会变成这样，要经历很长的过程，变好也需要多一点时间，现在，我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在青年成就（JA中国）工作的张帆，也认同环境对人的影响巨大。JA有个持续了100多年的“学生公司”项目，为高中生开课讲授开公司的基本知识、创业的流程和方法。有JA学生公司项目的一些国家会组织比赛，最有创意或最有可行的学生公司，能得到实践平台。张帆在欧洲参与学生公司大赛时，明显感觉到那些欧洲高中生自我意识清晰，自信且创意十足。
这和整个社会环境对年轻人的重视以及平等态度分不开。在JA欧洲的一个活动上，欧盟教育委员会主席、微软（欧洲）CEO会在台下站着，挤在人群中听这些年轻人的想法，高中生们随时走到他们面前，交流想法。有几个学芭蕾舞的女孩发现，只要在鞋子里面塞一个特殊的袜套，就可以延长舞鞋的使用寿命，她们成立由自己负责的公司，公司挂在JA名下，欧盟的法律也允许这么做。
现在，这个项目在中国开展后，张帆看到年轻人的创新能力比数年前提高了许多。她希望年轻一代是积极的，但她也不贪心，因为改变要一点点发生。她说，我自己先尝试去做点事，影响一两个人，也许这一两个人还会再影响另外一两个人。
“过你所喜爱的自由的生活”
在准备摄影展之前，吴远曾希望教自己摄影的教授能帮忙挑选一些孩子的照片。教授问了她一个问题：“你们开摄影课、做展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做这个活动的最初，摄影师们想通过拍摄教学“让孩子们看到美”，但是在拿到孩子们拍摄的照片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多少有些居高临下的姿态，孩子们并不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吴远在给老师回信中说：“是给孩子们多一种表达方式。”
短短几堂课，孩子们的变化让吴远惊讶。第一堂课上，摄影师问孩子们想拍什么，孩子们回答—国旗、写着“党旗飘飘”几个字的黑板报，或者是老师的办公室。吴远说：“他们会试探你要什么，想给你一个正确答案。”女摄影师马婧告诉他们：“照片没有对错。”第三堂课结束，马婧留给孩子的作业是拍“最想去的地方”。一个五年级的男孩交来一张对焦模糊的照片，里面是一个男孩趴在教室地上，男孩说：“他在看地狱，地狱和天堂是我最想去的地方。”
马婧送给孩子们一人一张明信片，背后写着“过你所喜爱的、自由的生活”。但对他们自己这些成年人来说，这么做并不容易。望着正步入老年期的父母，郑柯会时常要考虑他们的养老问题，甚至自己的养老问题。吴远不敢告诉父母，自己在2012年成功申请到新西兰政府的奖学金项目，刚刚辞职，准备去当地农场工作半年。
2012年秋天，三明治在上海做了一场音乐家见面会。一位会员问那位20多岁从华尔街辞职，改行做职业音乐家的大提琴手：“在你这个年纪还想改行，会担心比不上年轻人出色吗？”大提琴手轻声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作为艺术家，我每天学到一点别人的长处，又保持了自己的特点，就已满足。”
目前郑柯已从公司辞职，在当自由撰稿人的同时，翻译着英文版的《如何解读西方绘画》，他没有找出版公司，只在微博上制作成微刊发布，厚厚的一本书，已经翻译完80%。吴远待在越南的一个小城，每天看着日落日出，对随处可见的独自旅行的中国高中生惊叹不已。
勇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传染的，当看到那么多同龄人已经历的，或正准备经历的改变时，这些“三明治”更清晰无论未来的路通向哪里，或许会遇上歧路或死路，他们都愿意去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