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词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北宋第一个专攻填词的作家柳永，而且在内容上突破了传统词作的题材限制，拓宽了词境，他以诗为词，形成了词作蓬勃向上的风枚，促进了词体的变革。他的词风豪放与婉约二者兼备，于刚健之中隐含女阿娜，其长调豪迈奔放，开宋词豪放一脉，其小令婉转清丽，别有境界。苏轼对词体的全面创新，提高了宋词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地位，使宋词能与唐诗并列而无愧色，促进了词这一文学体裁的发扬光大。
　　
　　一、苏轼开拓词境，在取材、意境方面有创新
　　
　　苏轼之前，词为歌之曲子词，多写男女相思，写花间月下的伤别，写孤独寂寞的惆怅，婉约而细腻。至苏轼时，词抒发纵横豪放之襟怀，始摆脱花间词婉转绸缪之态，创为激越声调，昂然高歌，豪雄杰出，似风云震激，席转词坛。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写狩猎、尚武的题材，雄浑博大的境界，表现豪迈奔放的个人性格及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以新的题材开创了新的意境。同时，苏轼改变了过去那种以歌妓口吻作词的传统，把词的题材取向从应歌回归到表现自我，从现实生活中拾取创作题材，故苏轼感事之作颇多，有的还采用词题小序的形式导引所表现的内容，交代创作动机和缘起。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题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有此题序，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都是极易理解的了。再如《定风波·听穿林打叶声》词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随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呤啸且徐行。竹仗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以记实手法写自己的人生感受，使词的状景抒情贴近生活，词中的人物形象与创作主题也由分离而统一对应，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面向社会和真实人生的大道，极大地扩大了词的取材范围。
　　
　　二、苏轼以诗入词，在词作内容、方式方面有创新
　　
　　苏轼以诗入词是他革新词体内容的关键所在。苏轼以前，词的范围小，限制多，内容单一，柳永把词引向市民文学，只是变换了花间派的描写形式，并未改变描写内容，其词仍不出闺帏行役、男欢女爱的传统范畴。在内容上，苏轼则以诗入词，诗词一体，凡可入诗就可入词，词可以咏史，可以吊古，可以说理，可以论道。可用词展示自身政治抱负，如《泌园春·孤馆灯青》，吐诉自己的人生感慨；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抒写生活情趣和生活感受；如《蝶恋花·褪残红青杏小》，叙述生活中的事件；如《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表现师友之间的友谊。极大地丰富了词的创作内容，促进了词体内容的大解放。在创作方式上，苏轼将词由软性文学，由依赖于音乐传播的歌辞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词体，除将词题小序发展起来、作词寓以诗的句法外，还引议论入词，在词中大量用经用典，使词由“歌者之词”转变为“士大夫”之词。如《水调歌头·快哉亭作》：“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再如《临江仙》之“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通过写作方式的改变，展示了苏轼的浩然正气、广漠绵邈的感情、复杂的精神生活，体现了文人的审美情趣，使词由俚词艳科变为忧国忧民、深有抱负的士大夫文人之词。苏轼还一方面通过创新正本清源，一方面注重发挥词体声调协律，句式参差和用韵错落的长处，做到以词还词，完其本色，在使词的创作内容和创作方式焕然一新的同时，保持了词的本来面目和自身特点。
　　
　　三、苏轼词豪雄清丽，在艺术格调方面有创新
　　
　　苏轼的词不仅横放杰出，也尽有许多极清空丽作品，风格是多样化的，因而苏轼的词既不能以豪放囊括，也不能以婉约标称，而是豪爽旷放者有之，婉约蕴籍者有之，清秀淡逸者有之，古雅峭拨者有之，清丽圆转者有之，奇艳绝丽者有之，可谓蔚然大观，异彩纷呈。后人始苏轼为豪放之家是因其能以雄放之笔遣辞驰骋、意境超脱、扩大词境的总体而言的。他在艺术格调方面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打破了此前词作法度的陈规。但苏轼词又远非豪放词所能涵盖的，苏轼的一些名作刚柔相济，豪放与婉约相互交融、沉郁浑雄、悲感深切，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以忧郁的笔调，细诉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对于生死两茫茫的人生空漠的喟叹，慷慨悲歌至死不渝的真情，就艺术格调而言，实为奇篇；另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凝雄豪之气于“朱阁、绮户、无眠”及“不应有恨”之中，更能体现苏轼词豪迈而又清婉的艺术风格。
　　（作者单位：437100 湖北省咸宁卫生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