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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头饰是一个民族判别外部形象的最显著的标志和非语言的文化形式，成为地方审美意识的物化符号，埔女头饰是海洋文化和异域文化融合的产物，本文从埔女头饰的美学特色入手，探究其形成的深层内涵，对比南岛语族与百越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头饰，突出埔女头饰在海洋文明圈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 埔女头饰；美学特征；跨文明比较；海洋文化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6月7日，蟳埔女习俗被文化部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明显标志的蟳埔女头饰历来备受关注。头饰是一种大众化的美感形式，相传蟳埔女头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但史学界和民俗界尚未对此有确切的时间界定和充足的史料证明，只是有众说纷纭的来源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蟳埔女头饰的发源是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是古老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结果，该头饰不仅符合了东西方的设计美学原理，还充满着最原始的文化创意理念。我们从追溯蟳埔女头饰的形成原因入手，将其和与之相对应的南岛语族、百越民族头饰相比较归类整合，通过特征对比研究其所属派别，发现其存在对于我国海洋文明圈有着独树一帜的重要地位，能够激发民族文化认同感，弘扬海丝文化，通过汲取其蕴含的文创思维，更好地对话西方，重塑海丝辉煌。
一、蟳埔女头饰的美学特征
蟳埔女发式保留着中国古代妇女“骨针安发”的原始形态，外观上为在偏头部二分之一处横插一根“象牙笄”，偶外加一根红色筷子，在周围以小梳子、金钗、银针、金簪加以装饰辅助固定一圈圈盘起的长发，从外观上看这种螺旋状的发髻酷似树的年轮，所以也称“树髻”。
蟳埔女头饰有以下几种要素构成：
1.象牙笄：“笄”是古人用来绾定发髻或冠的长针，在秦汉之后才被称作“簪”。《后汉书·舆服志》载：“黄金龙首衔白珠，鱼须擿，长一尺，为簪珥。”可见，簪是古代妇女发型中最基础的固定和装饰工具。追本溯源，据《仪礼·士冠礼》：“皮弁笄，爵弁笄。”汉郑玄注曰：“笄，今之簪。”“簪”在战国以前称之为“笄”，远古时期的“骨笄”基本形态与蟳埔女简单的象牙筷状的发簪十分接近，“其基本形态呈圆锥或长扁条状，顶端粗宽而末端尖细，简易大方，满足了固发的最基本的原始功能性需要。《说文》释其为：‘簪也，从竹’，由‘笄’的造字法为以‘竹’为部首，竹笄是古代笄的最早形式。竹木不易保存，所以目前出土的古笄一般为骨、石、角、玉一类坚固易存的材料”[2]21-24。后来，随着冶金等技术的发展，才出现了铜、金、银材质的笄。蟳埔女用的象牙筷色泽温润纯净，衬托出女人的优雅气质，而且在封建时代，女子十五岁行“笄礼”即成人仪式，“《礼记·内则》有记载：‘（女子）十有五年而笄。’”[3]135蟳埔女头上插笄，从某种角度上看，也是对古代礼制的沿袭，蟳埔女将此骨笄造型保留至今可以算得千年的活化石了。
2.金制饰品：蟳埔女头饰所需要的金质器物，为金花、金剑、金钗，都是中国古代妇女常用的头饰，位于蟳埔菜市场附近的祖传首饰店每日都有源源不断的客源，随机采访了到店的20名蟳埔阿姨都表示金质首饰都是从该店购买，从侧面反映了蟳埔当地冶金技术的成熟。首先是金花，金花属金钿，背面装有钗粱，直接佩戴，如南北朝诗人何逊的《咏照镜》诗中的描述：“羽钗如可间，金钿畏相逼。”窥见当时女子的头饰工艺。其次是金剑，再者是金钗，中间弯曲，弯成并列双股，两股之间分开，最精华的部分在于上部的纹饰。他们的根部都有一根针用来固发，所以头饰在最后左右两边都会呈现出几根垂下来的金丝，尽显高贵和谐的对称美。
3.栉：栉为梳子和篦子的合称，蟳埔女插的半月形头梳也有一段历史，梳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将梳篦插在发间做装饰自商周时期就已出现，但将梳子插于头部的甚少，直到魏晋时期才流行。从元稹的《六年春遣怀》中“玉梳钿朵香胶解”，看出插梳在唐代已经非常普及，蟳埔女插梳方式分为前额和后脑，前额插梳为固定作用，而后脑插梳则是为了方便在劳作时梳理被海风吹乱的头发。这两种插梳方式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可寻踪迹，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可以看出最简单实用的插戴方法。梳背显眼的纹饰参照玉器图案雕刻，中间蜂蝶纹增加高贵气质，从中唐演变至今的头梳发展到现在也出现了不同的图案，智慧的蟳埔女还从劳作中汲取灵感，将头梳做成可爱的鱼形，彰显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创意。
4.簪花习俗：茉莉花又名耶悉茗花即素馨，从印度传入中国，因色白花香千百年来被女子百戴不厌。在南宋平江景德寺僧法云编的《翻译名义集》卷三曰：“茉莉花，佛书名为鬘华，可饰鬘，故名。”据五代《烬宫遗录》记载：“后喜簪茉莉……每晨摘花簇成球，缀于鬟髻。”“晋代我国西南方栽植茉莉，据《晋书·后妃列传·成恭杜皇后》载：‘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若素奈。’”[4]107“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从扈并簪花，恭谢日亦如此。”[5]16-19簪花习俗至清代依然盛行。
据蟳埔老人会黄会长介绍，关于蟳埔女头戴“簪花围”的由来在民间有三种较为公认的说法：1.宋元时期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接纳八方宾客，来自大洋彼岸的阿拉伯、波斯商人遗留下来的戴花风俗；2.“在汉代有此习俗，‘四月簪花围，一头簪两头重’的描述出自泉州本地高甲戏《桃花搭渡》，被用来佐证”[1]108；3.因古时战乱（年代不详）尸骨遍地，蟳埔女的长发在奔跑中很容易遮住逃生视线，在慌乱中把头发随便卷几圈，就捡起地上的鱼骨或猪羊骨甚至墓中的人骨往头髻横向一插，当作发簪，得以逃命。她们认为是骨簪是救命的吉祥物，就形成了戴簪的习俗。无论哪种说法都说明了蟳埔女头饰所包含的美学特征是经过历史的积淀所形成的。
蟳埔女头饰采用集成古法，骨针安发，在结构上具有美感，在色彩的搭配与头饰的材质及造型上也有其独特之美。“色彩的本质是不同波长的光波在光的照射下，因物体吸收或反射光量的程度不同，而展现出斑斓的视觉效果。色彩是构成一切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要素，创造美的感官体验。”“色彩是色相和色度的表现，它是视觉感受和情绪状态，是一种传递信息的符号，色彩美包含了色彩的应用、协调、色调的明暗、对比与调和等多种形式。”[6]112中国人爱好奔放热烈的暖色，除了蟳埔女头上鲜艳的番巾外，抢眼的还有著名的“簪花围”，素馨花、玉兰花、菊花、含笑花、粗糠花等向来受到蟳埔女的青睐，她们平时佩戴2-3串，喜庆节日多达5到7串花色各异的花环。蟳埔女头饰以淡黄色素馨花搭配金色饰品和红色的独支花达到热烈鲜艳之美，“黄色”自古以来是皇宫贵族的象征色，富丽大方。据说在1970年代，蟳埔女购花的花销与粮食、煤炭的置办费几乎同等，她们不惜此项消费，体现了对花的痴迷和对于生活的美的朴素追求。 汉人簪花习俗随着时代发展已经逐渐远去，那么为何在这个小渔村簪花习俗会完整保留呢？这与蟳埔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丝绸之路”有重大渊源，大海不仅带来了商品还带来了大洋彼岸的文明。据当地老人会黄会长介绍：南宋市舶司蒲寿庚（阿拉伯人后裔）在蟳埔建了一座私家别墅——“云麓花园”，从西域引进茉莉花、素馨花、粗糠花、含笑花等奇花异卉，爱美的蟳埔女就学着阿拉伯人戴起了鲜花和头巾。
因为蟳埔女酷爱黄金首饰，在当地有一家专门定制黄金饰品的老字号店铺，生意火爆，店里几乎所有的饰品都是纯手工打造的。饰品都是经过构思特质的，黄金自古以来都是女子酷爱的装饰材料，尽显其身份的高贵，平添一丝女子的雍容华贵。“中国古代耳饰可分为七类：玦、瑱、耳珰、丁香、耳坠、耳钳”，皆为环状，而非勾状，我国隋唐五代中原地区，多以花叶、瓜果、蝴蝶、蜻蜓等为装饰，蟳埔女的耳饰深受西方美学的影响，鱼钩状“？”形的曲线让人不得不与西方传教士的手杖联系在一起。“以波状曲线为主要的美学特征，由自然线条再衍变出各种几何纹饰，是伊斯兰美学特有的感觉和张力，达到形在外而韵在内的效果。”[1]109处于海丝起点刺桐港附近的蟳埔以其包容的胸怀，在西方审美意识的浸染下，形成了独到的美学设计理念。
二、蟳埔女头饰形成的深层内涵
（一）文明开化的成果
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原因是有思想有意识，审美意识的萌发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开端，对于美的追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惠安女服饰与蟳埔女服饰风格都是大裾衫，然而头饰却不相同，因为封闭的空间里形成的文化中心是难以改变的。蟳埔女头饰呈现的不拘一格很有可能是受明代后期海上贸易的影响。来自西方的阿拉伯人在此靠岸，蟳埔村外的法石码头边的佛龛既刻有佛教石像，又刻有西域神像，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所体现的自由思想是西方民主意识在中国的物化。“民主头，封建肚”是泉州当地对蟳埔女服饰的评价，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蟳埔女头饰是文明开化的象征。中亚人喜爱戴花帽，但蟳埔地处海边风大，所以很有可能蟳埔女为了方便将花帽改成簪花围，将阿拉伯人戴花的习俗用创新的方式沿袭。相比于惠安女娇羞的包头巾，蟳埔女将完美的簪花围外露无不表现出热情奔放的意味，以花代礼的习俗较大程度突破了传统儒家对女性装束的保守要求，尽显西方礼仪。
（二）劳动智慧的结晶
蟳埔女人在家中独当一面，她们有的也要像男人一样下海抓鱼、上滩涂种植蚵，有的挑着海鲜到市场上贩卖，繁重的劳动使得她们不像封建妇女受到“缠脚”的要求，相反她们更需要一双“粗脚”来支撑经常性的海浪冲击和海风腐蚀，所以“粗脚氏”便成为蟳埔阿姨的美称，而她们的头饰也被称作“粗脚头”，又似“田螺头”形状，与海洋文化密切相关。“之所以说蟳埔阿姨头饰是劳动创造的美，是因为她们在劳作时海风很大，她们常常需要俯身捡海蛎，弯腰撒渔网，长发容易浸到海水里或扯破渔网，她们索性盘起长发，随手插上筷子或者光滑的树枝、鱼骨，清爽利落，久而久之‘骨针安发’的习惯就形成了。”[1]112
（三）区域族群的特征
不同观念、不同习惯通过头饰集中体现，也成为了各族群区别其他的标志之一。蟳埔女头饰作为区域族群的标志与象征和她们贩卖海鲜的特殊使命有着密切关联。蟳埔处于晋江入海口，三面环海，滩涂多，咸淡水在此交汇，盐分浓度不同使得许多不同种类的海鲜都能在这里繁衍栖息，蚝、梭子蟹、红膏母蟳等体大生猛，膏嫩肉肥。因此蟳埔海鲜成为泉州人心目中的首选，在泉州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买海鲜找蟳埔阿姨”，泉州人经常根据她们显眼独特的“头饰”找到蟳埔阿姨的海鲜摊位，久而久之头饰已经成为一种族群象征，给蟳埔阿姨带来经济收入。不仅如此，花还是大礼，簪花围还成为邻里之间的礼物，在婚事、大寿、满月等喜事中取代喜帖，与喜糖一起打包赠送给村里的乡亲，多达上千串的花环，喜庆大方，可见，蟳埔女头饰在外部交易关系上被作为一种“商标”，在族群内则是对簪花围包含对其喜庆含义的认同，正因为这样一层原因，才使得蟳埔女形成固定统一的造型习惯。
1.聚落身份的象征
蟳埔女人在当地的家庭身份不仅是一家之主还是掌管财政的一把手，蟳埔男人出海捕鱼回来便将所得之物交予女人，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蟳埔女性相对于男性身份的特殊性，蟳埔女头饰无疑是部落身份的一种象征。“簪”在古代往往是尊严和荣耀的象征，古法规定犯罪的人不能戴簪，后宫妃嫔如犯错也要退簪。“簪花”也有分等级，在宋朝皇帝赏花赐给官员都在花色品种和数量上有所区别：“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
2.审美认知的物化
头饰不仅有种种实用功能。“人们用天马行空的想象设计头部装饰，不管是否包含特殊寓意，都寄托美的心理，具有审美效应。”[7]68伴着人类文明社会的演进，审美需求和功能将更为突出。“摹拟象生性自然物的造型和装饰纹样是头饰艺术的一种最基本的表现手段。”从“美”这个文字的构造可以看出人类自有审美意识以来对于头部的美化，“美”字可以看作头上插着4根摇曳的羽毛状饰品，头饰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审美意识的物化。也有“羊大为美”的说法，表现出人对自然物寄拟人为美的心理倾向。在远古时代，人们将能够感知到的自然万物做成饰品戴在身上，比如山顶洞人就将兽骨、兽齿做成串饰，除了象征勇敢和智慧之外也是一种原始美的体现，蟳埔人将发髻盘成“田螺状”（树年轮状）、佩戴鱼钩状的耳环、簪花围正是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
3.敬畏上天的表现
头饰在衍变过程中受到历史、宗教、社会、环境等因素，渐渐不是因为大众化的美感要求，更重要的是为宗教信仰服务，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有云：“圣人假干戚羽旄以其表其容”，可见在古代社会人们通常会通过物质手段将宗教信仰意识物化，头饰不仅有装饰、保护头部的实用作用，还体现了人类对宗教的崇拜，在伊斯兰国家也是如此，若头部没有任何的装饰和遮盖会被视为亵渎神灵，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头部皆遮盖装饰，比如维吾尔族、回族、保安族、东乡族，他们戴帽与他们当地大陆性气候特征有关，有利于防抗风沙天气寒冷带来的影响。而蟳埔位于沿海地带，可以排除因气候干燥原因。自宋代以来在每年正月廿九妈祖生的这天，几乎全村的蟳埔女都会盛装出席组成3000多人的队伍，一路锣鼓喧天，拥护者妈祖，妈祖头戴凤冠，蟳埔女头上簪花一路以花相迎护驾，正是表达对妈祖的尊崇，表达的意见很清楚，即只有美的才是献给神的，也有企盼生活如花般灿烂的意味，更显示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三、蟳埔女头饰的跨文明比较
（一）蟳埔女与南岛语族、百越民族头饰的比较
南岛语族和百越民族文化虽然都是海洋孕育而生的，但在服饰装扮上却风格迥异。对于两个民族群体范围进行定位取样，台湾少数民族是南岛语族在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群体，即台湾原住民，分为高山族和平埔族两大体系。细分下去，为以下12类：台湾北部：泰雅族、赛夏族、葛玛兰族；台湾中部：布农族、邵族、邹族、太鲁阁族；台湾南部：排湾族、鲁凯族；台湾东部：卑南族、阿美族；外岛：达悟族。
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是古代百越民族聚集地。居住在福建的百越族被称为闽越族。闽越族群精通舟楫之道，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即福建土著人“考古界大多认为，印纹陶文化为百越民族所创造，是百越民族区别其他民族的一大特征。”[8]328“古代越人有文身、凿牙等习俗，在惠安东部地区发现有几何印纹陶瓷文化遗址、有凿牙遗风、长住娘家婚俗以及奇装异服等特征，被认为是越人的后代。”[9]67福建惠安女应属于闽越族。越人，在古汉语里就是一个涉水的代名词，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云：“海者，闽人之田也。”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性的不同导致沿海民族头饰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湄洲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头饰与靠海有很大的联系，也是闽越族的代表。
1.个性比较
与台湾南岛语族对比：综合12个分支的头饰形态上看，台湾少数民族也选择山地就地取材的方式创造头饰，“譬如泰雅男子习惯外出时戴上珠帽或藤帽，珠帽一般为部落头目所佩戴，藤帽像战士戴的钢盔，皆有保护头部的作用，这与他们常年在山上打猎的生活有关，防止在狩猎或斗争中对头部的伤害。阿美人除了戴竹帽外还会在后脑之处插上白色羽毛，除了羽毛之外，同样爱美的鲁凯人将捕获而来的动物角、齿或贝壳做成装饰，更多的作用在于显示男子英武神勇能担负起保卫部落的责任以吸引异性，是土著文化缩影。”[10]252-253“而鲁凯族女子偶有佩戴百合花并附有银坠子的头饰。赛夏族则在头上绑上红白相间的平织头带，邹族戴皮帽、布衣族和邵族女子头戴黑色头巾，若说与蟳埔女有相似戴花习俗的就是卑南族，只有在大祭祀之时会佩戴花环”[11]32-33，但不会像蟳埔女那样将头发盘起梳成“树髻”，可以排除蟳埔女头饰来源南岛语族的可能性。
云南少数民族虽爱戴花，但并没有似蟳埔女那样编成闭合的簪花围，而是呈现半圆形偏于一侧；傣族更为常见的是“包头”用来象征已婚姑娘，外形上用数尺至二丈余长、宽一尺余的布帕或者纱帕缠绕于头顶，脸颊两边有三指宽的绣花从包头内延伸下来，使头饰呈现典雅庄重的视觉效果；惠安大岞女子一般戴“熟花”少戴鲜花，而且除了五颜六色的番巾外，还加上一个黄斗笠，而花一般都戴在斗笠两边作为陪衬；惠安东部妇女与蟳埔女头饰在形态上的不同点是惠安女是“簸箕髻”，即先用铁丝做一个长方形的光甲，再用黑漆缎布裹着顶上的两只角，外观上似蝴蝶，可用假发套，与蟳埔女的“树髻”在外观上有很大区别，另外惠东女还戴斗笠与头巾，将头部包裹得严严实实，蟳埔女相对来说就没有这么保守。“湄洲女的发髻呈‘帆船’形状，左右各插一根波浪形的发卡似船桨，盘在发髻里的红头绳象征船上的缆绳，形象生动，与崇尚妈祖有关。”[12]70-72另一方面，由于出海捕鱼蕴藏危险，所以“船帆”形的发髻也体现了湄洲女对于渴望丈夫一帆风顺、平安归来的期盼。
从头饰的发展上看，头饰自形成之后能稳固地保存下来与每种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台湾南岛语族和傣族都生活在山区，早年交通道路并不发达，所以受到外界的干扰较小；而蟳埔特殊的位置决定了其“头饰”是在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生成的。
2.共性比较
在头饰外部形态上，与云南少数民族对比，傣族女子对鲜花的酷爱不亚于蟳埔女子，她们在院落中栽植芳香四溢的鲜花，别致精巧地插上一朵在发髻一端；在花种选择上，以素馨花、洛冷花、缅桂花为主，色彩上给人以清新淡雅的感觉；白族女子喜用包头巾，他们用头饰的鲜艳程度来区别婚姻状况，即少女饰蓝色头巾，婚后用纱帕包头，中老年多用老成的蜡染或扎染的头巾，与蟳埔女一致；讲究头饰对称美的惠安女往往在头巾两侧插上花饰，在头额发上插上1-5根梳子，清新利落。从头饰的形成过程看，上文所谈到，蟳埔女头饰是劳动智慧的成果，而惠安女戴花式头巾的习俗源自在海边劳作抵御风沙的现实需要，台湾南岛语族戴帽也是因为在狩猎过程中保护头部的需要。与湄洲女相同的是，勤劳的她们盘发与防止海风吹散头发有关。在戴花上，卑南族和鲁凯族也戴花，但是却包含着鲜明的宗教需求，只在祭神之时才佩戴，平时一般没有这习惯；而湄洲女会在“帆船髻”的船帆和船舵之间插上各式红色绢花，鲜艳热烈，与蟳埔女戴花一样都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二）蟳埔女头饰在我国海洋文明圈中的独特性
头饰的产生是复杂的，它在形成过程中就极易受到自然环境和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多种形态。闽南蜿蜒曲折的海岸线蔓延了一条贯通东西的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海洋文化造就了惠安女、蟳埔女、湄洲女多样的姿态，但尤以蟳埔女头饰最为特殊。它并不属于南岛语族或百越民族的一支，而是汉文化、百越文化、南岛语文化、中亚文化融会贯通的产物，理由有：1.簪、钗、钿、梳篦、还有原始的骨笄，是中国古代女性传统头饰美学的集中表达，这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2.汲取百越民族戴花的习惯，和阿拉伯式的簪花围，加上西方波形曲线式的耳环，不仅代表了古中国与中亚地区人民的友好友谊还是蟳埔人的重大创造，很有可能是百越文化异域化的再造。3.蟳埔女头饰不同于台湾南岛语族头饰的刚性表达，呈现出柔和的东方女性之美，也没有惠安女包头式的保守娇羞、湄洲女“船帆”髻的繁重、傣族女包头的佛教意味，它给我们传达的是外来文化与地方文化相生共存的审美观念。
结 语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要打响海上丝绸之路的品牌，必须深入挖掘隐藏在民间的中西文化交融故事，蟳埔女头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需要发挥文化旗帜的作用。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现象，它不仅体现了包容万象的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创造性特征，结合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心理、审美意识、宗教信仰的特点，以及气质、格调与自然韵味，活化石般地为我们追溯海洋文明、继承传统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参考范本。
如今完整佩戴蟳埔女头饰的阿姨绝大部分集中在中老年人群，由于青年大多在外求学或打工，会梳这样头饰的人也日益减少，蟳埔女头饰的传承面临种种考验。深入挖掘头饰的内涵，对于培养蟳埔当地人的文化认同感、发扬海丝文化、传承传统文化具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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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埔女头饰；美学特征；跨文明比较；海洋文化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6月7日，蟳埔女习俗被文化部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明显标志的蟳埔女头饰历来备受关注。头饰是一种大众化的美感形式，相传蟳埔女头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但史学界和民俗界尚未对此有确切的时间界定和充足的史料证明，只是有众说纷纭的来源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蟳埔女头饰的发源是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是古老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结果，该头饰不仅符合了东西方的设计美学原理，还充满着最原始的文化创意理念。我们从追溯蟳埔女头饰的形成原因入手，将其和与之相对应的南岛语族、百越民族头饰相比较归类整合，通过特征对比研究其所属派别，发现其存在对于我国海洋文明圈有着独树一帜的重要地位，能够激发民族文化认同感，弘扬海丝文化，通过汲取其蕴含的文创思维，更好地对话西方，重塑海丝辉煌。
一、蟳埔女头饰的美学特征
蟳埔女发式保留着中国古代妇女“骨针安发”的原始形态，外观上为在偏头部二分之一处横插一根“象牙笄”，偶外加一根红色筷子，在周围以小梳子、金钗、银针、金簪加以装饰辅助固定一圈圈盘起的长发，从外观上看这种螺旋状的发髻酷似树的年轮，所以也称“树髻”。
蟳埔女头饰有以下几种要素构成：
1.象牙笄：“笄”是古人用来绾定发髻或冠的长针，在秦汉之后才被称作“簪”。《后汉书·舆服志》载：“黄金龙首衔白珠，鱼须擿，长一尺，为簪珥。”可见，簪是古代妇女发型中最基础的固定和装饰工具。追本溯源，据《仪礼·士冠礼》：“皮弁笄，爵弁笄。”汉郑玄注曰：“笄，今之簪。”“簪”在战国以前称之为“笄”，远古时期的“骨笄”基本形态与蟳埔女简单的象牙筷状的发簪十分接近，“其基本形态呈圆锥或长扁条状，顶端粗宽而末端尖细，简易大方，满足了固发的最基本的原始功能性需要。《说文》释其为：‘簪也，从竹’，由‘笄’的造字法为以‘竹’为部首，竹笄是古代笄的最早形式。竹木不易保存，所以目前出土的古笄一般为骨、石、角、玉一类坚固易存的材料”[2]21-24。后来，随着冶金等技术的发展，才出现了铜、金、银材质的笄。蟳埔女用的象牙筷色泽温润纯净，衬托出女人的优雅气质，而且在封建时代，女子十五岁行“笄礼”即成人仪式，“《礼记·内则》有记载：‘（女子）十有五年而笄。’”[3]135蟳埔女头上插笄，从某种角度上看，也是对古代礼制的沿袭，蟳埔女将此骨笄造型保留至今可以算得千年的活化石了。
2.金制饰品：蟳埔女头饰所需要的金质器物，为金花、金剑、金钗，都是中国古代妇女常用的头饰，位于蟳埔菜市场附近的祖传首饰店每日都有源源不断的客源，随机采访了到店的20名蟳埔阿姨都表示金质首饰都是从该店购买，从侧面反映了蟳埔当地冶金技术的成熟。首先是金花，金花属金钿，背面装有钗粱，直接佩戴，如南北朝诗人何逊的《咏照镜》诗中的描述：“羽钗如可间，金钿畏相逼。”窥见当时女子的头饰工艺。其次是金剑，再者是金钗，中间弯曲，弯成并列双股，两股之间分开，最精华的部分在于上部的纹饰。他们的根部都有一根针用来固发，所以头饰在最后左右两边都会呈现出几根垂下来的金丝，尽显高贵和谐的对称美。
3.栉：栉为梳子和篦子的合称，蟳埔女插的半月形头梳也有一段历史，梳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将梳篦插在发间做装饰自商周时期就已出现，但将梳子插于头部的甚少，直到魏晋时期才流行。从元稹的《六年春遣怀》中“玉梳钿朵香胶解”，看出插梳在唐代已经非常普及，蟳埔女插梳方式分为前额和后脑，前额插梳为固定作用，而后脑插梳则是为了方便在劳作时梳理被海风吹乱的头发。这两种插梳方式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可寻踪迹，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可以看出最简单实用的插戴方法。梳背显眼的纹饰参照玉器图案雕刻，中间蜂蝶纹增加高贵气质，从中唐演变至今的头梳发展到现在也出现了不同的图案，智慧的蟳埔女还从劳作中汲取灵感，将头梳做成可爱的鱼形，彰显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创意。
4.簪花习俗：茉莉花又名耶悉茗花即素馨，从印度传入中国，因色白花香千百年来被女子百戴不厌。在南宋平江景德寺僧法云编的《翻译名义集》卷三曰：“茉莉花，佛书名为鬘华，可饰鬘，故名。”据五代《烬宫遗录》记载：“后喜簪茉莉……每晨摘花簇成球，缀于鬟髻。”“晋代我国西南方栽植茉莉，据《晋书·后妃列传·成恭杜皇后》载：‘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若素奈。’”[4]107“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从扈并簪花，恭谢日亦如此。”[5]16-19簪花习俗至清代依然盛行。
据蟳埔老人会黄会长介绍，关于蟳埔女头戴“簪花围”的由来在民间有三种较为公认的说法：1.宋元时期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接纳八方宾客，来自大洋彼岸的阿拉伯、波斯商人遗留下来的戴花风俗；2.“在汉代有此习俗，‘四月簪花围，一头簪两头重’的描述出自泉州本地高甲戏《桃花搭渡》，被用来佐证”[1]108；3.因古时战乱（年代不详）尸骨遍地，蟳埔女的长发在奔跑中很容易遮住逃生视线，在慌乱中把头发随便卷几圈，就捡起地上的鱼骨或猪羊骨甚至墓中的人骨往头髻横向一插，当作发簪，得以逃命。她们认为是骨簪是救命的吉祥物，就形成了戴簪的习俗。无论哪种说法都说明了蟳埔女头饰所包含的美学特征是经过历史的积淀所形成的。
蟳埔女头饰采用集成古法，骨针安发，在结构上具有美感，在色彩的搭配与头饰的材质及造型上也有其独特之美。“色彩的本质是不同波长的光波在光的照射下，因物体吸收或反射光量的程度不同，而展现出斑斓的视觉效果。色彩是构成一切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要素，创造美的感官体验。”“色彩是色相和色度的表现，它是视觉感受和情绪状态，是一种传递信息的符号，色彩美包含了色彩的应用、协调、色调的明暗、对比与调和等多种形式。”[6]112中国人爱好奔放热烈的暖色，除了蟳埔女头上鲜艳的番巾外，抢眼的还有著名的“簪花围”，素馨花、玉兰花、菊花、含笑花、粗糠花等向来受到蟳埔女的青睐，她们平时佩戴2-3串，喜庆节日多达5到7串花色各异的花环。蟳埔女头饰以淡黄色素馨花搭配金色饰品和红色的独支花达到热烈鲜艳之美，“黄色”自古以来是皇宫贵族的象征色，富丽大方。据说在1970年代，蟳埔女购花的花销与粮食、煤炭的置办费几乎同等，她们不惜此项消费，体现了对花的痴迷和对于生活的美的朴素追求。 汉人簪花习俗随着时代发展已经逐渐远去，那么为何在这个小渔村簪花习俗会完整保留呢？这与蟳埔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丝绸之路”有重大渊源，大海不仅带来了商品还带来了大洋彼岸的文明。据当地老人会黄会长介绍：南宋市舶司蒲寿庚（阿拉伯人后裔）在蟳埔建了一座私家别墅——“云麓花园”，从西域引进茉莉花、素馨花、粗糠花、含笑花等奇花异卉，爱美的蟳埔女就学着阿拉伯人戴起了鲜花和头巾。
因为蟳埔女酷爱黄金首饰，在当地有一家专门定制黄金饰品的老字号店铺，生意火爆，店里几乎所有的饰品都是纯手工打造的。饰品都是经过构思特质的，黄金自古以来都是女子酷爱的装饰材料，尽显其身份的高贵，平添一丝女子的雍容华贵。“中国古代耳饰可分为七类：玦、瑱、耳珰、丁香、耳坠、耳钳”，皆为环状，而非勾状，我国隋唐五代中原地区，多以花叶、瓜果、蝴蝶、蜻蜓等为装饰，蟳埔女的耳饰深受西方美学的影响，鱼钩状“？”形的曲线让人不得不与西方传教士的手杖联系在一起。“以波状曲线为主要的美学特征，由自然线条再衍变出各种几何纹饰，是伊斯兰美学特有的感觉和张力，达到形在外而韵在内的效果。”[1]109处于海丝起点刺桐港附近的蟳埔以其包容的胸怀，在西方审美意识的浸染下，形成了独到的美学设计理念。
二、蟳埔女头饰形成的深层内涵
（一）文明开化的成果
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原因是有思想有意识，审美意识的萌发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开端，对于美的追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惠安女服饰与蟳埔女服饰风格都是大裾衫，然而头饰却不相同，因为封闭的空间里形成的文化中心是难以改变的。蟳埔女头饰呈现的不拘一格很有可能是受明代后期海上贸易的影响。来自西方的阿拉伯人在此靠岸，蟳埔村外的法石码头边的佛龛既刻有佛教石像，又刻有西域神像，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所体现的自由思想是西方民主意识在中国的物化。“民主头，封建肚”是泉州当地对蟳埔女服饰的评价，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蟳埔女头饰是文明开化的象征。中亚人喜爱戴花帽，但蟳埔地处海边风大，所以很有可能蟳埔女为了方便将花帽改成簪花围，将阿拉伯人戴花的习俗用创新的方式沿袭。相比于惠安女娇羞的包头巾，蟳埔女将完美的簪花围外露无不表现出热情奔放的意味，以花代礼的习俗较大程度突破了传统儒家对女性装束的保守要求，尽显西方礼仪。
（二）劳动智慧的结晶
蟳埔女人在家中独当一面，她们有的也要像男人一样下海抓鱼、上滩涂种植蚵，有的挑着海鲜到市场上贩卖，繁重的劳动使得她们不像封建妇女受到“缠脚”的要求，相反她们更需要一双“粗脚”来支撑经常性的海浪冲击和海风腐蚀，所以“粗脚氏”便成为蟳埔阿姨的美称，而她们的头饰也被称作“粗脚头”，又似“田螺头”形状，与海洋文化密切相关。“之所以说蟳埔阿姨头饰是劳动创造的美，是因为她们在劳作时海风很大，她们常常需要俯身捡海蛎，弯腰撒渔网，长发容易浸到海水里或扯破渔网，她们索性盘起长发，随手插上筷子或者光滑的树枝、鱼骨，清爽利落，久而久之‘骨针安发’的习惯就形成了。”[1]112
（三）区域族群的特征
不同观念、不同习惯通过头饰集中体现，也成为了各族群区别其他的标志之一。蟳埔女头饰作为区域族群的标志与象征和她们贩卖海鲜的特殊使命有着密切关联。蟳埔处于晋江入海口，三面环海，滩涂多，咸淡水在此交汇，盐分浓度不同使得许多不同种类的海鲜都能在这里繁衍栖息，蚝、梭子蟹、红膏母蟳等体大生猛，膏嫩肉肥。因此蟳埔海鲜成为泉州人心目中的首选，在泉州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买海鲜找蟳埔阿姨”，泉州人经常根据她们显眼独特的“头饰”找到蟳埔阿姨的海鲜摊位，久而久之头饰已经成为一种族群象征，给蟳埔阿姨带来经济收入。不仅如此，花还是大礼，簪花围还成为邻里之间的礼物，在婚事、大寿、满月等喜事中取代喜帖，与喜糖一起打包赠送给村里的乡亲，多达上千串的花环，喜庆大方，可见，蟳埔女头饰在外部交易关系上被作为一种“商标”，在族群内则是对簪花围包含对其喜庆含义的认同，正因为这样一层原因，才使得蟳埔女形成固定统一的造型习惯。
1.聚落身份的象征
蟳埔女人在当地的家庭身份不仅是一家之主还是掌管财政的一把手，蟳埔男人出海捕鱼回来便将所得之物交予女人，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蟳埔女性相对于男性身份的特殊性，蟳埔女头饰无疑是部落身份的一种象征。“簪”在古代往往是尊严和荣耀的象征，古法规定犯罪的人不能戴簪，后宫妃嫔如犯错也要退簪。“簪花”也有分等级，在宋朝皇帝赏花赐给官员都在花色品种和数量上有所区别：“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
2.审美认知的物化
头饰不仅有种种实用功能。“人们用天马行空的想象设计头部装饰，不管是否包含特殊寓意，都寄托美的心理，具有审美效应。”[7]68伴着人类文明社会的演进，审美需求和功能将更为突出。“摹拟象生性自然物的造型和装饰纹样是头饰艺术的一种最基本的表现手段。”从“美”这个文字的构造可以看出人类自有审美意识以来对于头部的美化，“美”字可以看作头上插着4根摇曳的羽毛状饰品，头饰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审美意识的物化。也有“羊大为美”的说法，表现出人对自然物寄拟人为美的心理倾向。在远古时代，人们将能够感知到的自然万物做成饰品戴在身上，比如山顶洞人就将兽骨、兽齿做成串饰，除了象征勇敢和智慧之外也是一种原始美的体现，蟳埔人将发髻盘成“田螺状”（树年轮状）、佩戴鱼钩状的耳环、簪花围正是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
3.敬畏上天的表现
头饰在衍变过程中受到历史、宗教、社会、环境等因素，渐渐不是因为大众化的美感要求，更重要的是为宗教信仰服务，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有云：“圣人假干戚羽旄以其表其容”，可见在古代社会人们通常会通过物质手段将宗教信仰意识物化，头饰不仅有装饰、保护头部的实用作用，还体现了人类对宗教的崇拜，在伊斯兰国家也是如此，若头部没有任何的装饰和遮盖会被视为亵渎神灵，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头部皆遮盖装饰，比如维吾尔族、回族、保安族、东乡族，他们戴帽与他们当地大陆性气候特征有关，有利于防抗风沙天气寒冷带来的影响。而蟳埔位于沿海地带，可以排除因气候干燥原因。自宋代以来在每年正月廿九妈祖生的这天，几乎全村的蟳埔女都会盛装出席组成3000多人的队伍，一路锣鼓喧天，拥护者妈祖，妈祖头戴凤冠，蟳埔女头上簪花一路以花相迎护驾，正是表达对妈祖的尊崇，表达的意见很清楚，即只有美的才是献给神的，也有企盼生活如花般灿烂的意味，更显示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三、蟳埔女头饰的跨文明比较
（一）蟳埔女与南岛语族、百越民族头饰的比较
南岛语族和百越民族文化虽然都是海洋孕育而生的，但在服饰装扮上却风格迥异。对于两个民族群体范围进行定位取样，台湾少数民族是南岛语族在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群体，即台湾原住民，分为高山族和平埔族两大体系。细分下去，为以下12类：台湾北部：泰雅族、赛夏族、葛玛兰族；台湾中部：布农族、邵族、邹族、太鲁阁族；台湾南部：排湾族、鲁凯族；台湾东部：卑南族、阿美族；外岛：达悟族。
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是古代百越民族聚集地。居住在福建的百越族被称为闽越族。闽越族群精通舟楫之道，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即福建土著人“考古界大多认为，印纹陶文化为百越民族所创造，是百越民族区别其他民族的一大特征。”[8]328“古代越人有文身、凿牙等习俗，在惠安东部地区发现有几何印纹陶瓷文化遗址、有凿牙遗风、长住娘家婚俗以及奇装异服等特征，被认为是越人的后代。”[9]67福建惠安女应属于闽越族。越人，在古汉语里就是一个涉水的代名词，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云：“海者，闽人之田也。”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性的不同导致沿海民族头饰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湄洲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头饰与靠海有很大的联系，也是闽越族的代表。
1.个性比较
与台湾南岛语族对比：综合12个分支的头饰形态上看，台湾少数民族也选择山地就地取材的方式创造头饰，“譬如泰雅男子习惯外出时戴上珠帽或藤帽，珠帽一般为部落头目所佩戴，藤帽像战士戴的钢盔，皆有保护头部的作用，这与他们常年在山上打猎的生活有关，防止在狩猎或斗争中对头部的伤害。阿美人除了戴竹帽外还会在后脑之处插上白色羽毛，除了羽毛之外，同样爱美的鲁凯人将捕获而来的动物角、齿或贝壳做成装饰，更多的作用在于显示男子英武神勇能担负起保卫部落的责任以吸引异性，是土著文化缩影。”[10]252-253“而鲁凯族女子偶有佩戴百合花并附有银坠子的头饰。赛夏族则在头上绑上红白相间的平织头带，邹族戴皮帽、布衣族和邵族女子头戴黑色头巾，若说与蟳埔女有相似戴花习俗的就是卑南族，只有在大祭祀之时会佩戴花环”[11]32-33，但不会像蟳埔女那样将头发盘起梳成“树髻”，可以排除蟳埔女头饰来源南岛语族的可能性。
云南少数民族虽爱戴花，但并没有似蟳埔女那样编成闭合的簪花围，而是呈现半圆形偏于一侧；傣族更为常见的是“包头”用来象征已婚姑娘，外形上用数尺至二丈余长、宽一尺余的布帕或者纱帕缠绕于头顶，脸颊两边有三指宽的绣花从包头内延伸下来，使头饰呈现典雅庄重的视觉效果；惠安大岞女子一般戴“熟花”少戴鲜花，而且除了五颜六色的番巾外，还加上一个黄斗笠，而花一般都戴在斗笠两边作为陪衬；惠安东部妇女与蟳埔女头饰在形态上的不同点是惠安女是“簸箕髻”，即先用铁丝做一个长方形的光甲，再用黑漆缎布裹着顶上的两只角，外观上似蝴蝶，可用假发套，与蟳埔女的“树髻”在外观上有很大区别，另外惠东女还戴斗笠与头巾，将头部包裹得严严实实，蟳埔女相对来说就没有这么保守。“湄洲女的发髻呈‘帆船’形状，左右各插一根波浪形的发卡似船桨，盘在发髻里的红头绳象征船上的缆绳，形象生动，与崇尚妈祖有关。”[12]70-72另一方面，由于出海捕鱼蕴藏危险，所以“船帆”形的发髻也体现了湄洲女对于渴望丈夫一帆风顺、平安归来的期盼。
从头饰的发展上看，头饰自形成之后能稳固地保存下来与每种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台湾南岛语族和傣族都生活在山区，早年交通道路并不发达，所以受到外界的干扰较小；而蟳埔特殊的位置决定了其“头饰”是在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生成的。
2.共性比较
在头饰外部形态上，与云南少数民族对比，傣族女子对鲜花的酷爱不亚于蟳埔女子，她们在院落中栽植芳香四溢的鲜花，别致精巧地插上一朵在发髻一端；在花种选择上，以素馨花、洛冷花、缅桂花为主，色彩上给人以清新淡雅的感觉；白族女子喜用包头巾，他们用头饰的鲜艳程度来区别婚姻状况，即少女饰蓝色头巾，婚后用纱帕包头，中老年多用老成的蜡染或扎染的头巾，与蟳埔女一致；讲究头饰对称美的惠安女往往在头巾两侧插上花饰，在头额发上插上1-5根梳子，清新利落。从头饰的形成过程看，上文所谈到，蟳埔女头饰是劳动智慧的成果，而惠安女戴花式头巾的习俗源自在海边劳作抵御风沙的现实需要，台湾南岛语族戴帽也是因为在狩猎过程中保护头部的需要。与湄洲女相同的是，勤劳的她们盘发与防止海风吹散头发有关。在戴花上，卑南族和鲁凯族也戴花，但是却包含着鲜明的宗教需求，只在祭神之时才佩戴，平时一般没有这习惯；而湄洲女会在“帆船髻”的船帆和船舵之间插上各式红色绢花，鲜艳热烈，与蟳埔女戴花一样都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二）蟳埔女头饰在我国海洋文明圈中的独特性
头饰的产生是复杂的，它在形成过程中就极易受到自然环境和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多种形态。闽南蜿蜒曲折的海岸线蔓延了一条贯通东西的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海洋文化造就了惠安女、蟳埔女、湄洲女多样的姿态，但尤以蟳埔女头饰最为特殊。它并不属于南岛语族或百越民族的一支，而是汉文化、百越文化、南岛语文化、中亚文化融会贯通的产物，理由有：1.簪、钗、钿、梳篦、还有原始的骨笄，是中国古代女性传统头饰美学的集中表达，这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2.汲取百越民族戴花的习惯，和阿拉伯式的簪花围，加上西方波形曲线式的耳环，不仅代表了古中国与中亚地区人民的友好友谊还是蟳埔人的重大创造，很有可能是百越文化异域化的再造。3.蟳埔女头饰不同于台湾南岛语族头饰的刚性表达，呈现出柔和的东方女性之美，也没有惠安女包头式的保守娇羞、湄洲女“船帆”髻的繁重、傣族女包头的佛教意味，它给我们传达的是外来文化与地方文化相生共存的审美观念。
结 语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要打响海上丝绸之路的品牌，必须深入挖掘隐藏在民间的中西文化交融故事，蟳埔女头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需要发挥文化旗帜的作用。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现象，它不仅体现了包容万象的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创造性特征，结合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心理、审美意识、宗教信仰的特点，以及气质、格调与自然韵味，活化石般地为我们追溯海洋文明、继承传统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参考范本。
如今完整佩戴蟳埔女头饰的阿姨绝大部分集中在中老年人群，由于青年大多在外求学或打工，会梳这样头饰的人也日益减少，蟳埔女头饰的传承面临种种考验。深入挖掘头饰的内涵，对于培养蟳埔当地人的文化认同感、发扬海丝文化、传承传统文化具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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