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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的骨子里是反城市的。这种发现，让我更加迷惑，甚至痛苦。
转眼间，我离开老家已经十年以上。老家在鄂西，一个以花屋场为半径的山村。十年了，其间我断断续续回去过多次，只有站在那座山的褶皱某处，才真实地感觉到花屋场已经有点让我不很认识了。很多老人不认识了，很多年轻的小孩也不认识，而我认识的，他们和我一样，依然在外地某个角落谋着生活。在我的梦里，花屋场已经渐渐归隐，虚幻，扩展，失去了边界，还原为一个叫巴王村的遥远村落。
2007年，我连同我唯一的女儿，把户口从老家迁到了深圳。乡谊把这看作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而我，只能在内心叹息自己的俗气，女儿要在深圳读书，女人要在深圳工作，为了她们，我只得做了我始终犹豫不决的事情。在老家，我有十一亩责任地，一百三十亩山林，承包期三十年，有望继续无限延期，怎么也是身家百万。我本可以做一个很富裕的现代地主，菜在园里摘，水在缸里舀，肉在楼顶取，不怕色素，农药，不缴什么税，不买化肥，也不担心添加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暮色降临后，我只需要有一台电脑，让无形的网络把我的心与外界连接，认识的依然认识，不认识的永远不认识。隐居，过去只属于陶渊明，有时候我想，或许现代乡村，比陶渊明的东篱采菊，更有情趣，更让人安静。我甚至认为，今天的生活，是我对城市的掠夺和利用，在骨子深处，其实充满了反抗。
巴王村是我赋予的一个让生命在那里休养的地方。巴王村的许多人或事，不断地进入我的小说，我的诗歌，我的许许多多的文字。巴王村的子民，原本只有四百来人，而今已经隐约化为四十多万，栖息在八百里的清江两岸。它们不断地进入我的梦境，升起，降落，魔幻一般虚无，生命一样真实。
黄柏山是巴王村的外延，雄俊的山顶高峰，有一个美丽迷人的名字，黄金藏。上高中的时候，我要背着竹背篓，从山脚翻越一座叫四方台的副山。四方台海拔1400米，山上原始而荒凉，稀落的人家，广阔的荒原，湛蓝的天空，或者乳白的云雾，翻过最后一个山冈进入到四方台，心灵就洁净而充满敬畏。山上有成群的牛羊，有几匹放牧人骑的马。林中有野鸡彼此起伏的鸣叫。让人惊奇的是，在几个小山岗之间，还有一股淙淙的山泉，清冽，甘甜，偶有几片枯叶顺水而来，或者几只水生虫子惊恐着从水底爬过，就会一个对纹波晃动的影像，独自会心地微笑。有时候，我会放下背篓，走近那匹肃穆的马，猛地纵身越上马背，死揪着马颈间长长的棕毛，任马一路驰骋，或者在已经枯黄萎缩的玉米残林里转上几圈。人累了，马也累了，我们都习惯了悠闲的生活。跳下马背，牵着马从地里走过，马格外安静，却有天地人马的默契与融合。仅仅是好玩，我和一个伙伴从二十几里的山下学校附近，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或推或扛，把自行车千辛万苦地弄到了四方台，寄放在一家供销社里，只为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在四方台的胸膛上狭窄弯曲的土路上骑上几圈，或者和马比试奔跑的速度。
夜晚的四方台格外迷人。有一次，因为家里有事，直到下午五点，我才从家里动身去上学。从家门出发走上二十几里，爬上四方台，天就已经黑了，人也累了。一个人依偎在四方台的岩石边，没有落寂和惧怕，只有静谧和虚无。并不因为是夜晚，天依然湛蓝，星星悬浮在飘渺的天空，群山寥廓，隐约几处昏黄的灯火，不知名的虫子偶尔鸣叫几声，几只萤火虫若有若无地飞舞。在长达三公里的四方台，我开始变得恍惚，仿佛云游在仙界，干脆选了一处绒草厚实的地方，枕着双臂与星空对视。星空是柔和的，月光倾泻在草地上，浸湿了我的头发和衣服，我仿佛顿失了与生俱来的军阀作风和土匪习气，磊落而干净，无端地感动。黄金藏就在额前远方，像一颗男人坚实的头颅，默默地为我守护。那一晚，我在清江上停顿。当我披星戴月地来到清江岸边时，船夫已经在清江的船中睡得憨憨实实，直到我在岸边燃起一堆篝火，好久以后，那条乌蓬船才咿咿呀呀地，浇起两片雪白的水花，破开月光下乳白的水雾，咿呀着往岸边而来。那一晚，我睡在那条船上，诡异的梦中，是清江轻拍着船底的浪声。
花屋场是巴王村的核心。无论我后来流落到县城，宜昌，河南，山西，还是在北京，东莞或者今天所在的深圳，大多数时间，即使到了腊月二十九，我也要风尘仆仆地赶回到那个地方。即使我今天已经三年未回了，心还是被它紧紧攥住。
花屋场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有四个方向的山路通向山外。那里的山民，选择了不同的路，因而也到达了不同的地方。上学的时候，我选择的是上山，上四方台。高中毕业那年，山下的五长公路通车，我于是选择了下山，在一条叫中溪河的和邻县交界的临时站台，等长途班车到要去的地方。想来，花屋场其实熟悉到没有什么故事，我对它的记忆都是从在外闯世界以后才开始有的。或者说，对花屋场的记忆，是一种宏大的叙事背景，乡风民俗，人情世故，田野树木，都是在逐渐虚化后，慢慢从心灵显影的。花屋场淳朴，淳朴到我快到三十岁时，还没有想过要在哪家找个女孩成为自己的女人。高中毕业后，我先是在民族中学代课，而后转到村里的小学，一个孩子，转瞬就成了孩子王。晚上，我不住在学校，而是回到家里，一个人在昏黄的油灯下读书，写作。大多数时候，花屋场的婚姻半径就在这一公里之内。我姐姐就嫁到了大沟对面的山坡一户人家。很多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家里。农田里的事情父母足以对付，他们也不太让我到地里糟蹋庄稼。我在旁边一个叫楠树槽的地方，开荒蓄土，搬石头砌坎子，自己弄出了一分大小的平地。在那块小小的土地上，我种过玉米，黄瓜，花生，土豆，还插过红薯，从茅房里一次挑半担粪去浇灌它们，可惜收成都不好，开荒的土地里总是长出一些野生的杂草出来，它们很快就吸完了土地的营养，比庄稼长得还茂盛。那年秋天，我把土全部松过一遍，砍了几个柴禾，烧过一遍，然后种上了牡丹和果树，因为我要计划自己的远行了，没有时间再天天去给庄稼拔草。
在花屋场，我第一个买了一台二手的486电脑，不务正业，一时成为被讥讽的新闻。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在那时就开始了写作。有很多诗歌作品，其实就是在那里完成的。1991年，我成为了宜昌作协一个年轻会员。我不得不说说我的那间卧室兼书房。我自豪的是，四百号人的村子，只有我有一个书橱，那是父亲在为姐姐做嫁妆的时候，为我做的，可以装500册书。后来我的书超过了那个书橱，满房子堆得都是。1990年，父亲借钱让我去鲁迅文学院学习，我永远记得他为我借钱的那几个夜晚。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乡人不再讥讽我了，他们看到了邮递员手中的稿费单，知道电脑是有好处的，也知道了我与书的密切关系。我被花屋场的人宽容了。我得以把自己装进那间屋子。在我屋子后面，是我家里的当家农田，长着墨绿壮实的玉米。窗口后面，是阳沟，阳沟坎上是一排梨树，有一座一字碑孤坟不知何年断了半截留在那里，我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它，和再后面的老湾，老虎洞（它们都是本地命名的具体位置名称），大片的峭壁，大片的树林。诗歌《我是大山人》就是在那时候写的，里面有关于树、关于坟墓、关于生命的描述与思考，也有自己生命流淌的真实体验。
1992年，我开始了对花屋场的出逃。四条山路对我充满了诱惑。我再也没有了上山挖山货换邮票的兴趣，我开始觉得，通向山外的山路，总是需要人去走的。那一晚我在床上挣扎到深夜，赤着身子走到漆黑的门口，对着父母的房子深深地跪下去，磕了一个长头。我决意要出去了，而出去将是什么境况，我一概不知，我甚至想象我能否回来为父母养老送终，能否回来在他们的丧鼓中低下自己的头颅。离开的那天夜里，我写下一首小诗，《在墓边给自己的悼词》，后来收进了我的诗集。
我离开家的那个清晨，母亲站在门口的枣树下送我，父亲没有出来，我知道他比母亲更为脆弱。
外面的世界丰富而复杂。前前后后，我换过了不下十五种行当，反反复复地去去回回。回想起来，十几年来，我其实只做了两件事情，自学，写作，其他一切都在为这两件事情服务。我看到了世间的美好，也体验到种种丑恶。我也遇到了自己人生的伯乐，刘不朽，一个仁善的老诗人。我还遇到了未曾谋面已经无法找到的书信朋友，刘成庆，一个给我真诚帮助的人。我还遇到了几个美丽的女孩，有一个成为我的爱人。我有更多的文字留给读者了，开始获一些小小的奖了。
2000年，世纪之交，我在风雪中站在乌鲁木齐的车站广场，任大雪飘落在我的身上。我手里拿着一叠乌市晨报纪念号，第一次对人生反省。也是在那时，我逐渐远离了诗歌，开始了与小说的纠缠不清。我已经记不住自己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了，起初都是一些很短的篇幅，三两千字，夹在报纸副刊某个角落，可以断定，没人会去认真阅读那样的文字。
现在，我或许生活得还算不错了，一种疼痛却始终萦绕不去，爬满我的心头，充满我的梦。作为一个漂泊者，我经历着两种文化的煎熬，曾经我会尖锐地去揭露，而现在，同一件事情，我习惯换个角度，学会了委婉，尽量在委婉里深刻。我喜欢展现生活的真实。比如我刚写完的《西上庄的最后一场桃花雪》，血淋淋的现实无以回避，我只好写写他们的心灵和天空。我不喜欢回避，也不在意别人讨论的是否缺席，我首先需要维护自己的道德，绽放自己的灵魂。别人怎么说，我听着，思考过后才慢慢消化。我已经比较固执了。
从来，我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写作。我应该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却只有创作这件事情坚持了这么多年，如今连学习也疏远了，已不再在意一纸文凭。假如我一直在花屋场种地，我肯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专业户，假如我一直在河南新乡做销售，现在应该是什么厂长，假如我1991年就留在了深圳，现在不定就是一个亿万身家的农民富翁，假如我一直坚持做着新闻，现在该也是一方名记……我向来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我相信自己，却没怎么把握好自己。但生活没有假如，我就注定成为一个与文字有缘的人了，成为一个在梦里把巴王村无限放大、又无限缩小的梦想家了，在虚拟的巴王村和现实的城市中间，不断痛苦地挣扎。
在梦里，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军阀，一个地主。占领自己的精神高地，经营自己的村庄。糊涂着，活到了今天。
责任编辑：鄢文江
转眼间，我离开老家已经十年以上。老家在鄂西，一个以花屋场为半径的山村。十年了，其间我断断续续回去过多次，只有站在那座山的褶皱某处，才真实地感觉到花屋场已经有点让我不很认识了。很多老人不认识了，很多年轻的小孩也不认识，而我认识的，他们和我一样，依然在外地某个角落谋着生活。在我的梦里，花屋场已经渐渐归隐，虚幻，扩展，失去了边界，还原为一个叫巴王村的遥远村落。
2007年，我连同我唯一的女儿，把户口从老家迁到了深圳。乡谊把这看作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而我，只能在内心叹息自己的俗气，女儿要在深圳读书，女人要在深圳工作，为了她们，我只得做了我始终犹豫不决的事情。在老家，我有十一亩责任地，一百三十亩山林，承包期三十年，有望继续无限延期，怎么也是身家百万。我本可以做一个很富裕的现代地主，菜在园里摘，水在缸里舀，肉在楼顶取，不怕色素，农药，不缴什么税，不买化肥，也不担心添加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暮色降临后，我只需要有一台电脑，让无形的网络把我的心与外界连接，认识的依然认识，不认识的永远不认识。隐居，过去只属于陶渊明，有时候我想，或许现代乡村，比陶渊明的东篱采菊，更有情趣，更让人安静。我甚至认为，今天的生活，是我对城市的掠夺和利用，在骨子深处，其实充满了反抗。
巴王村是我赋予的一个让生命在那里休养的地方。巴王村的许多人或事，不断地进入我的小说，我的诗歌，我的许许多多的文字。巴王村的子民，原本只有四百来人，而今已经隐约化为四十多万，栖息在八百里的清江两岸。它们不断地进入我的梦境，升起，降落，魔幻一般虚无，生命一样真实。
黄柏山是巴王村的外延，雄俊的山顶高峰，有一个美丽迷人的名字，黄金藏。上高中的时候，我要背着竹背篓，从山脚翻越一座叫四方台的副山。四方台海拔1400米，山上原始而荒凉，稀落的人家，广阔的荒原，湛蓝的天空，或者乳白的云雾，翻过最后一个山冈进入到四方台，心灵就洁净而充满敬畏。山上有成群的牛羊，有几匹放牧人骑的马。林中有野鸡彼此起伏的鸣叫。让人惊奇的是，在几个小山岗之间，还有一股淙淙的山泉，清冽，甘甜，偶有几片枯叶顺水而来，或者几只水生虫子惊恐着从水底爬过，就会一个对纹波晃动的影像，独自会心地微笑。有时候，我会放下背篓，走近那匹肃穆的马，猛地纵身越上马背，死揪着马颈间长长的棕毛，任马一路驰骋，或者在已经枯黄萎缩的玉米残林里转上几圈。人累了，马也累了，我们都习惯了悠闲的生活。跳下马背，牵着马从地里走过，马格外安静，却有天地人马的默契与融合。仅仅是好玩，我和一个伙伴从二十几里的山下学校附近，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或推或扛，把自行车千辛万苦地弄到了四方台，寄放在一家供销社里，只为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在四方台的胸膛上狭窄弯曲的土路上骑上几圈，或者和马比试奔跑的速度。
夜晚的四方台格外迷人。有一次，因为家里有事，直到下午五点，我才从家里动身去上学。从家门出发走上二十几里，爬上四方台，天就已经黑了，人也累了。一个人依偎在四方台的岩石边，没有落寂和惧怕，只有静谧和虚无。并不因为是夜晚，天依然湛蓝，星星悬浮在飘渺的天空，群山寥廓，隐约几处昏黄的灯火，不知名的虫子偶尔鸣叫几声，几只萤火虫若有若无地飞舞。在长达三公里的四方台，我开始变得恍惚，仿佛云游在仙界，干脆选了一处绒草厚实的地方，枕着双臂与星空对视。星空是柔和的，月光倾泻在草地上，浸湿了我的头发和衣服，我仿佛顿失了与生俱来的军阀作风和土匪习气，磊落而干净，无端地感动。黄金藏就在额前远方，像一颗男人坚实的头颅，默默地为我守护。那一晚，我在清江上停顿。当我披星戴月地来到清江岸边时，船夫已经在清江的船中睡得憨憨实实，直到我在岸边燃起一堆篝火，好久以后，那条乌蓬船才咿咿呀呀地，浇起两片雪白的水花，破开月光下乳白的水雾，咿呀着往岸边而来。那一晚，我睡在那条船上，诡异的梦中，是清江轻拍着船底的浪声。
花屋场是巴王村的核心。无论我后来流落到县城，宜昌，河南，山西，还是在北京，东莞或者今天所在的深圳，大多数时间，即使到了腊月二十九，我也要风尘仆仆地赶回到那个地方。即使我今天已经三年未回了，心还是被它紧紧攥住。
花屋场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有四个方向的山路通向山外。那里的山民，选择了不同的路，因而也到达了不同的地方。上学的时候，我选择的是上山，上四方台。高中毕业那年，山下的五长公路通车，我于是选择了下山，在一条叫中溪河的和邻县交界的临时站台，等长途班车到要去的地方。想来，花屋场其实熟悉到没有什么故事，我对它的记忆都是从在外闯世界以后才开始有的。或者说，对花屋场的记忆，是一种宏大的叙事背景，乡风民俗，人情世故，田野树木，都是在逐渐虚化后，慢慢从心灵显影的。花屋场淳朴，淳朴到我快到三十岁时，还没有想过要在哪家找个女孩成为自己的女人。高中毕业后，我先是在民族中学代课，而后转到村里的小学，一个孩子，转瞬就成了孩子王。晚上，我不住在学校，而是回到家里，一个人在昏黄的油灯下读书，写作。大多数时候，花屋场的婚姻半径就在这一公里之内。我姐姐就嫁到了大沟对面的山坡一户人家。很多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家里。农田里的事情父母足以对付，他们也不太让我到地里糟蹋庄稼。我在旁边一个叫楠树槽的地方，开荒蓄土，搬石头砌坎子，自己弄出了一分大小的平地。在那块小小的土地上，我种过玉米，黄瓜，花生，土豆，还插过红薯，从茅房里一次挑半担粪去浇灌它们，可惜收成都不好，开荒的土地里总是长出一些野生的杂草出来，它们很快就吸完了土地的营养，比庄稼长得还茂盛。那年秋天，我把土全部松过一遍，砍了几个柴禾，烧过一遍，然后种上了牡丹和果树，因为我要计划自己的远行了，没有时间再天天去给庄稼拔草。
在花屋场，我第一个买了一台二手的486电脑，不务正业，一时成为被讥讽的新闻。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在那时就开始了写作。有很多诗歌作品，其实就是在那里完成的。1991年，我成为了宜昌作协一个年轻会员。我不得不说说我的那间卧室兼书房。我自豪的是，四百号人的村子，只有我有一个书橱，那是父亲在为姐姐做嫁妆的时候，为我做的，可以装500册书。后来我的书超过了那个书橱，满房子堆得都是。1990年，父亲借钱让我去鲁迅文学院学习，我永远记得他为我借钱的那几个夜晚。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乡人不再讥讽我了，他们看到了邮递员手中的稿费单，知道电脑是有好处的，也知道了我与书的密切关系。我被花屋场的人宽容了。我得以把自己装进那间屋子。在我屋子后面，是我家里的当家农田，长着墨绿壮实的玉米。窗口后面，是阳沟，阳沟坎上是一排梨树，有一座一字碑孤坟不知何年断了半截留在那里，我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它，和再后面的老湾，老虎洞（它们都是本地命名的具体位置名称），大片的峭壁，大片的树林。诗歌《我是大山人》就是在那时候写的，里面有关于树、关于坟墓、关于生命的描述与思考，也有自己生命流淌的真实体验。
1992年，我开始了对花屋场的出逃。四条山路对我充满了诱惑。我再也没有了上山挖山货换邮票的兴趣，我开始觉得，通向山外的山路，总是需要人去走的。那一晚我在床上挣扎到深夜，赤着身子走到漆黑的门口，对着父母的房子深深地跪下去，磕了一个长头。我决意要出去了，而出去将是什么境况，我一概不知，我甚至想象我能否回来为父母养老送终，能否回来在他们的丧鼓中低下自己的头颅。离开的那天夜里，我写下一首小诗，《在墓边给自己的悼词》，后来收进了我的诗集。
我离开家的那个清晨，母亲站在门口的枣树下送我，父亲没有出来，我知道他比母亲更为脆弱。
外面的世界丰富而复杂。前前后后，我换过了不下十五种行当，反反复复地去去回回。回想起来，十几年来，我其实只做了两件事情，自学，写作，其他一切都在为这两件事情服务。我看到了世间的美好，也体验到种种丑恶。我也遇到了自己人生的伯乐，刘不朽，一个仁善的老诗人。我还遇到了未曾谋面已经无法找到的书信朋友，刘成庆，一个给我真诚帮助的人。我还遇到了几个美丽的女孩，有一个成为我的爱人。我有更多的文字留给读者了，开始获一些小小的奖了。
2000年，世纪之交，我在风雪中站在乌鲁木齐的车站广场，任大雪飘落在我的身上。我手里拿着一叠乌市晨报纪念号，第一次对人生反省。也是在那时，我逐渐远离了诗歌，开始了与小说的纠缠不清。我已经记不住自己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了，起初都是一些很短的篇幅，三两千字，夹在报纸副刊某个角落，可以断定，没人会去认真阅读那样的文字。
现在，我或许生活得还算不错了，一种疼痛却始终萦绕不去，爬满我的心头，充满我的梦。作为一个漂泊者，我经历着两种文化的煎熬，曾经我会尖锐地去揭露，而现在，同一件事情，我习惯换个角度，学会了委婉，尽量在委婉里深刻。我喜欢展现生活的真实。比如我刚写完的《西上庄的最后一场桃花雪》，血淋淋的现实无以回避，我只好写写他们的心灵和天空。我不喜欢回避，也不在意别人讨论的是否缺席，我首先需要维护自己的道德，绽放自己的灵魂。别人怎么说，我听着，思考过后才慢慢消化。我已经比较固执了。
从来，我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写作。我应该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却只有创作这件事情坚持了这么多年，如今连学习也疏远了，已不再在意一纸文凭。假如我一直在花屋场种地，我肯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专业户，假如我一直在河南新乡做销售，现在应该是什么厂长，假如我1991年就留在了深圳，现在不定就是一个亿万身家的农民富翁，假如我一直坚持做着新闻，现在该也是一方名记……我向来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我相信自己，却没怎么把握好自己。但生活没有假如，我就注定成为一个与文字有缘的人了，成为一个在梦里把巴王村无限放大、又无限缩小的梦想家了，在虚拟的巴王村和现实的城市中间，不断痛苦地挣扎。
在梦里，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军阀，一个地主。占领自己的精神高地，经营自己的村庄。糊涂着，活到了今天。
责任编辑：鄢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