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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粤绣之一的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民间刺绣工艺之总称，亦即广东的广州、佛山、番禺、南海以及东莞、顺德、宝安、台山、香山等地的刺绣。它作为一种著名的造型艺术，与江苏苏绣、湖南湘绣、四川蜀绣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并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遗”。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伴随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扩展、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广绣还在原有的风格基础上，吸收了西洋油画的艺术风格、明暗透视及光线折射的原理。由于这种中西融合的外销艺术品，深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故曾一度引领欧美的社会时尚。
清代外销广绣的历史沿革
广绣起源来自于女性闺阁之技，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代，由中原移民把刺绣带入岭南，被奉为其始祖的是唐代广东南海贡奇女卢眉娘。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受到国王的重赏，广绣从此开始成为出口的主要手工艺品，并扬名海外。后广绣开辟了外贸活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还亲自倡导成立了英国刺绣同业公会，并按广绣作坊形式组织英王室绣庄，工人也是学广绣招收“男工”，且从中国进口丝绸和丝线，加工绣制贵族服饰;英王查理一世时期，广绣还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给西方的礼物”，因此目前英、法、德、美各国博物馆均藏有广绣。
清代时，广州的刺绣作坊多在状元坊、新胜街、沙面一带，高档绣品有条幅、挂屏、座屏等。如图1的清代白色缎粤绣孔雀百鸟花卉纹座屏，由屏心和屏座两部分组成。屏心以白缎为地，施五彩丝线，满工绣制孔雀开屏、鹤舞松林、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一派春光明媚、生趣盎然的景象。配嵌螺钿木质座屏。整幅画面密不留白，工精细腻，针法多变，丝理分明，栩栩如生。
清初，英国商人拿服饰图样到广州绣坊订绣品。因图样乃西方油画风格，绣工为绣得惟妙惟肖，便增加绣线种类并改革绣法，丰富绣品的表现力，使广绣技艺更加提高，像以孔雀羽毛扭积成线缕，以马尾缠绒为勒线等。英国商人带服饰图样到广州加工刺绣，使广绣吸收了西洋油画的艺术风格，运用透视和光线折射的原理，丰富了广绣的设计色调和表现力，绣品亦广泛地应用于室内装饰和日用衣饰上。如清代红缎金丝线广绣挂屏，其为一对，红缎为地，金线绣制。其中一屏以金丝线绣奇石、牡丹、玉兰纹样，错落有致，布满屏心，辅以五彩丝线绣鸟兽点缀其间（图2）;另一屏以同样手法以金线绣梅竹、五彩丝线绣奇石珍禽。挂屏富丽堂皇、繁疏有致、色差强烈、光彩夺目。
清代中叶，因粤剧和粤曲的繁荣，广绣又增加了粤剧戏服这一类新品种。当时广州状元坊制作的戏服已享誉国内，连宫廷戏班也慕名前来定制。乾隆年间广绣业已成行成市，绣坊、绣庄多达50家，是广绣出口的全盛时期。大幅的绣画纳税也要白银一二两，可知其价值不菲。当时的广绣作品布局章法已中西合璧，用色浓艳且具光影变化。今北京故宫博物院仍保存着当时的广绣传世之作，可证其艺术高超。
清代广绣百鸟争鸣图（图3），其为米色素绫地，满绣孔雀、鸳鸯、鹌鹑、蜂鸟、八哥、鹦鹉等17种鸟和3只羊以及荷花、牡丹等数种花卉。在技法上采用了套针、齐针、顶针、滚针、施毛针、鸡毛针、扎针、打籽针、刻鳞针、松针、网针、接针等十余种针法，交错变幻，将禽类羽毛一根根、花木小草一叶叶地绣出，运丝讲究鸟羽的丝理走向，追摹真实物象的质感，尤其是鸡毛、孔雀羽更是针神艺绝、逼真写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此图全面体现了广绣的各类特点，针工比北方的鲁绣细腻，构图较江南的闺阁细绣繁丽。整幅几乎不留空白，禽类千姿百态，绝无雷同，寓意吉祥的羊亦栩栩如生，具有西洋画写实的神韵，配色华美富丽而不失雅致。
又如清代广绣山水渔读图（图4），以工笔将远山近景层次鲜明地表现出来：恬静古朴的茅屋农舍、庄严肃穆的古刹、清幽的江水渔帆、迷蒙的远山云霭，天地之间，渔父书生各得其趣，表现了一派宁静安闲、典雅风流的意境。此图景致宏富，构图繁而不乱，每一局部景色均可独立成图。此图绣工除采用广绣的铺针、直针、洒插针等传统针法外，还使用竹织针绣茅屋顶，以施毛针、网针绣乌篷船的篷，以方格网针绣墙面，以扭针绣云纹、水纹等，细微之处一丝不苟，均以最适合的独特针法真实地表现出來，这是广绣针法繁复、穷其巧变的特点。全图以棕、褐、驼、香色为主色调，配以深绿、浅绿、蓝色等，典雅古朴而又不乏鲜丽明快，体现了广绣的配色特点。
再如清代广绣鹤鹿同春图（图5），此为广绣中常见的题材。此图拟画稿时即将西洋画的透视技巧与中国传统的工笔绘画相结合，以色调的明暗表现景物的立体感，以透视法表现场景的远近，双鹿结构准确，笔法工丽，颇具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的绘画风格。在绣工上，作者以非常细腻的套针、施毛针针法按照鹿在动态中肌肉、皮毛的纹路运针理丝，巧妙利用丝线特有的光泽体现其立体感，将鹿的皮毛表现得异常真实，其动感活灵活现。用施毛针、套针、撕针、钉针、刻鳞针表现其余的禽鸟，如鹤、鸡羽毛的丝理和轻盈光亮的质感，又以洒插针、风车针、套针、齐针、扭针等多种针法绣山石、树木、花草，并如实地表现出远近层次和光线的明暗。此绣品针脚平齐细腻，配色鲜丽华美，晕色自然写实，准确地传达了画稿的西洋画透视写实的技法和传统工笔画工谨、细致的风格，同时也巧妙地利用丝质的特点和精美绝伦的针法，覃精运巧，达到了夺翰墨之光的艺术效果。
清光绪年间，广东省还成立工艺局，设缤华艺术学校，聘请岭南画家高剑父担任缤华艺术学校校长;校内设绘画、刺绣、雕刻等习艺班，高剑父之妻宋铭黄亲自在刺绣班任教。又开设缤华绣品陈列馆，陈列刺绣精品。
清代外销广绣的艺术特色
“远看非常醒目，近看精细非常”的广绣，以构图饱满、形象传神、纹理清晰、色泽富丽、针法多样、善于变化的艺术特色而誉满全球。它主要有七大类三十余种针法，包括直扭针、捆咬针、续插针等。刺绣技法则有“钉、垫、拼、缀”四种，其中一些技法难度大、要求高，钉金垫浮绣的二针龙鳞和鱼鳞立体针法被认为是刺绣工艺中难度最高的针法。 清代广绣的材料，有丝绒、真丝、金线、银线、金绒混合等几大类，但它大致可分为两大品类：一是盘金刺绣，二是丝绒刺绣。盘金刺绣以金线为主，辅以彩纷刺绣，金碧辉煌，灿烂夺目，雍容华贵。丝绒刺绣则开丝纤细，色彩缤纷，绣出的花鸟尤其精美，如十九世纪石青缎地“宝生昌”号广绣花鸟纹大挂帐（图6），其石青缎地，画面满工绣画眉、翠鸟、喜鹊、绶带鸟、雉鸡、鸬鹚等珍禽45只，繡茶花、桃花、玉兰、牡丹、菊花、兰花等花卉数十种，可谓百鸟争鸣、百花齐放，挂帐左下方绣“宝生昌”店号三字。此大挂帐构图饱满，层次丰富，针法繁复，配色华美。中国外销艺术品罕有店号匠名流传，此“宝生昌”号大挂帐对研究19世纪广式外销艺术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代是中国刺绣发展的鼎盛时期，而广绣以其工艺自成一家，从艺术风格到创作思维都充满了岭南文化特质。它多以三阳开泰、孔雀开屏、百鸟朝凤、杏林春燕、松鹤猿鹿、锦鸡牡丹、龙凤呈祥等吉祥事物为题材，配以佛手荔枝、海产鱼虾、花鸟虫草等，以暗语、象征的方式，或夸张、变形的手法随意组合，用以表现吉祥富贵、喜庆满堂、生机勃勃的寓意。广绣在追求凡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寓意的同时，也会在诸如百鸟朝凤的构图中有母鸡和猴子出现，古今杂烩一堂。
布局饱满，也是清代广绣构图的一大特点。它往往少有空隙，即使有也要用山水草地树根等进行补充，显得热闹而紧凑。而图案细致繁密不但是广绣的艺术风格，也是广东地方工艺共同的艺术特征。同时广绣色彩丰富、设色艳丽，其丝线在染色、制作、储藏上与他处不同，故称广绒。广绒色相纯度高，色阶跨度大，因而色彩鲜艳跳跃，俗称色彩威猛，这也是造成广绣色彩明快丰富的主要原因。此例有如清红绒地绒线广绣寿星挂件（图7），其红绒地，绒线绣。挂件主体以五色绒线绣一神态可掬、右手持桃、左手拄杖的寿星形象。身侧绣双蝠（福）、寿桃（寿）、梅花鹿（禄），辅以灵芝、仙草、祥云为饰，绣工精美，寓意吉祥。
清代广绣的色彩，则分以饱满色彩为主调的“威彩”和以三间色为主调的“淡彩”两类。绣品不同选色也不同，如刺绣婚庆喜帐用威彩，刺绣文房用品用淡彩。另外广绣还通过发挥补色的对比作用，以强烈的反差来渲染热闹欢乐的气氛。例如这幅代表作清黑缎广绣花鸟四屏（图8），皆以黑缎为地，施五色丝线，将世间祥瑞丽禽定格屏上。蝶燕双双，结伴而飞;孔雀开屏，鹌鹑顾盼;雄鸡觅食，白鹤行走;玉兰鹦鹉，寿石雉鸡;仪态万方，春色满园。四屏色彩浓艳，富丽堂皇，针脚平齐，轮廓工整，装饰效果极佳。
除此之外，清代广绣还广泛吸收了版画、剪纸等众多民间工艺特长，在每一相邻的刺绣面积之间，于起针和落针点之间留出约0.5毫米的距离，从而在绣面上形成空白的线条，类似绘国画时的勾边，即“留水路”。这样处理的结果，使图案纹理清晰、繁而不乱、层次分明、颇有质感，与剪纸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留水路”是强调装饰效果的一种技法，是广绣最突出的特色，也是其他地方刺绣技艺中所没有的。
十分有趣的是，清代广绣的行规认男不认女，即重“花佬”（男绣工）轻“绣女”，女子绣得再好也只能称“从属”，不得到行会里抛头露面、切磋技艺。19世纪至20世纪初，是“花佬”的兴盛时期。当时刺绣实行简单的协作分工，一般分上下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由女绣工完成，按图稿以平针针法绣出简单的部位;第二道工序交男绣工完成，专绣人物脸部五官的喜怒哀乐、衣物上的折皱纹饰，以及飞禽走兽的神态羽毛等重要部位。广绣艺人多为男工，这也是刺绣行业的独特现象。
这是当时所绣的清末红缎地广绣金线绣花卉纹对襟汉式氅衣（图9），橙粉色缎地，边饰使用传统三蓝梯度，整衣绣满花卉及蝴蝶且线条生动用色各异。还有这件清末蓝缎地蝴蝶纹对襟汉式氅衣（图10），蓝缎地整衣绣，绣有花卉、蝴蝶，用色鲜明，整衣下脚绣有海水纹线条。氅衣在清代之前多属于男性的服装称谓;道光年后，满人女子所着的非正式场合的外衫也被混称为氅衣;至清后期，氅衣变成了满人女子一种便袍的专称。
清代的外销广绣品种
清代的广绣绣品以日用品和装饰品为主，除满足国内需求外，大部分绣品供应外销。据1913年《南洋劝业会报告》记载，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经由粤海关输出的绣品价值在白银49.7万两，“吾国绣品外销洋者，广东最多”。有的绣庄、绣坊自行设计图案，绣制样品，供外商选择;有的则按外商提供的图案或样品，专门加工定制。《十八世纪中国出口艺术品》称：“18世纪，英国贵妇们使用着中国刺绣艺人绣的双面围巾。还有一些时髦的贵妇与小姐将设计、剪裁好的服装、名片，通过东印度公司运送到中国，请中国刺绣匠师刺绣。”
海外的来样加工定制，使得希腊神话、圣经故事、人物肖像、美术作品等都成为广绣的表现对象，极大丰富了广绣的题材内容。由于西方构图注重光影变化和透视比例，为准确表现其神韵，广绣在色彩运用和物象的表现上，开始融合西洋的艺术风格，布局章法颇有油画韵味，配色协调且注重光影变化，注重强调物象的逼真和立体感。海外的来样订制，促使广绣在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洋的艺术风格和明暗透视及光线折射的原理，从而确立了广绣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这种中西融合的广绣绣品深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一度引领欧美的社会时尚。
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宫廷男女服饰都以刺绣、折裥、蝴蝶结做装饰，贵妇高跟鞋的鞋面也是用中国丝绸、织锦为面料，上面绣着象征吉祥如意的麒麟、龙凤等精美的中国图案，有些贵妇甚至穿着中国刺绣的服装、披着中国刺绣的围巾、口袋装着中国刺绣的手帕，将自己打扮成中国传统的大家闺秀模样而大肆炫耀。17、18世纪，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随处可以见到中国丝绸的踪影，尤以披肩、丝裙和绣袍为多。披肩以丝绸为原料，是欧式礼服的装饰物。17世纪时，欧洲人喜好黑色和深色的披肩，18世纪中叶，又开始流行白色和色彩鲜艳的披肩。因广绣艺人能够及时地适应欧洲人的审美时尚，故披肩销量与日俱增。1772年前后，广绣披肩在欧洲的销量达八万条，其中法国占四分之一。到1776年销量又有所增加，仅英格兰公司一家就输入10.4万条。
这些各式清代广绣外销披肩大多方形，尺幅均在5平尺以上，有黑色、褐色、白色、米色等色系。它们以平绣针法，用五彩丝线或同色系丝线绣制花卉、人物、亭台、楼阁，构图细密饱满，少露空白，四角对称，披肩四周辅以编织网格和长流苏为饰。有如此清白缎广绣花束纹披肩（图11），方形，以白缎为地，四角对称彩绣花束纹样，边饰由内及外绣飘带花卉、缠枝花卉、蔓草花卉纹样各一周，四周辅以编织网格和长流苏为饰。针脚细腻平齐，色彩鲜丽华美。
在欧洲，不但贵族以穿戴中国丝绣的服饰为荣，就连教会的僧侣也竞相以中国的丝绸制作法衣和教堂里的饰物。有如此清代黑缎广绣“IHS”徽章纹天主教神甫帽（图12），其在黑色绸缎上以排金绣、平绣、打籽绣、套绣等针法满地绣花鸟、山石、天主教堂及“IHS” 徽章等纹饰，绣品色泽艳丽又不失庄重，构图饱满却繁而不乱。“IHS”即拉丁语“耶稣，人类的救世主”的缩写。此纹章流行于15世纪，最早为葡萄牙商人订制，1634年正式作为耶稣会的标志。除日用绣品外，绣画、绣屏、挂帐等广绣装饰品也大量出口外销，“清代经粤海关出口的还有广绣外销绣画，是仿国画装裱成图轴、卷、围屏、联屏等，其中大幅绣画价格较昂贵，海关纳税要白银一二两”。
综上所述，可见清代外销广绣无不洋溢着中华民族的传统风韵、广东本地的审美趣味，同时又融入了浓浓的西洋异国情调。它们从艺术风格到创作思维都充满了岭南特色，并且深刻凝聚着清代广东艺人的天才与智慧，无不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
清代外销广绣的历史沿革
广绣起源来自于女性闺阁之技，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代，由中原移民把刺绣带入岭南，被奉为其始祖的是唐代广东南海贡奇女卢眉娘。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受到国王的重赏，广绣从此开始成为出口的主要手工艺品，并扬名海外。后广绣开辟了外贸活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还亲自倡导成立了英国刺绣同业公会，并按广绣作坊形式组织英王室绣庄，工人也是学广绣招收“男工”，且从中国进口丝绸和丝线，加工绣制贵族服饰;英王查理一世时期，广绣还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给西方的礼物”，因此目前英、法、德、美各国博物馆均藏有广绣。
清代时，广州的刺绣作坊多在状元坊、新胜街、沙面一带，高档绣品有条幅、挂屏、座屏等。如图1的清代白色缎粤绣孔雀百鸟花卉纹座屏，由屏心和屏座两部分组成。屏心以白缎为地，施五彩丝线，满工绣制孔雀开屏、鹤舞松林、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一派春光明媚、生趣盎然的景象。配嵌螺钿木质座屏。整幅画面密不留白，工精细腻，针法多变，丝理分明，栩栩如生。
清初，英国商人拿服饰图样到广州绣坊订绣品。因图样乃西方油画风格，绣工为绣得惟妙惟肖，便增加绣线种类并改革绣法，丰富绣品的表现力，使广绣技艺更加提高，像以孔雀羽毛扭积成线缕，以马尾缠绒为勒线等。英国商人带服饰图样到广州加工刺绣，使广绣吸收了西洋油画的艺术风格，运用透视和光线折射的原理，丰富了广绣的设计色调和表现力，绣品亦广泛地应用于室内装饰和日用衣饰上。如清代红缎金丝线广绣挂屏，其为一对，红缎为地，金线绣制。其中一屏以金丝线绣奇石、牡丹、玉兰纹样，错落有致，布满屏心，辅以五彩丝线绣鸟兽点缀其间（图2）;另一屏以同样手法以金线绣梅竹、五彩丝线绣奇石珍禽。挂屏富丽堂皇、繁疏有致、色差强烈、光彩夺目。
清代中叶，因粤剧和粤曲的繁荣，广绣又增加了粤剧戏服这一类新品种。当时广州状元坊制作的戏服已享誉国内，连宫廷戏班也慕名前来定制。乾隆年间广绣业已成行成市，绣坊、绣庄多达50家，是广绣出口的全盛时期。大幅的绣画纳税也要白银一二两，可知其价值不菲。当时的广绣作品布局章法已中西合璧，用色浓艳且具光影变化。今北京故宫博物院仍保存着当时的广绣传世之作，可证其艺术高超。
清代广绣百鸟争鸣图（图3），其为米色素绫地，满绣孔雀、鸳鸯、鹌鹑、蜂鸟、八哥、鹦鹉等17种鸟和3只羊以及荷花、牡丹等数种花卉。在技法上采用了套针、齐针、顶针、滚针、施毛针、鸡毛针、扎针、打籽针、刻鳞针、松针、网针、接针等十余种针法，交错变幻，将禽类羽毛一根根、花木小草一叶叶地绣出，运丝讲究鸟羽的丝理走向，追摹真实物象的质感，尤其是鸡毛、孔雀羽更是针神艺绝、逼真写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此图全面体现了广绣的各类特点，针工比北方的鲁绣细腻，构图较江南的闺阁细绣繁丽。整幅几乎不留空白，禽类千姿百态，绝无雷同，寓意吉祥的羊亦栩栩如生，具有西洋画写实的神韵，配色华美富丽而不失雅致。
又如清代广绣山水渔读图（图4），以工笔将远山近景层次鲜明地表现出来：恬静古朴的茅屋农舍、庄严肃穆的古刹、清幽的江水渔帆、迷蒙的远山云霭，天地之间，渔父书生各得其趣，表现了一派宁静安闲、典雅风流的意境。此图景致宏富，构图繁而不乱，每一局部景色均可独立成图。此图绣工除采用广绣的铺针、直针、洒插针等传统针法外，还使用竹织针绣茅屋顶，以施毛针、网针绣乌篷船的篷，以方格网针绣墙面，以扭针绣云纹、水纹等，细微之处一丝不苟，均以最适合的独特针法真实地表现出來，这是广绣针法繁复、穷其巧变的特点。全图以棕、褐、驼、香色为主色调，配以深绿、浅绿、蓝色等，典雅古朴而又不乏鲜丽明快，体现了广绣的配色特点。
再如清代广绣鹤鹿同春图（图5），此为广绣中常见的题材。此图拟画稿时即将西洋画的透视技巧与中国传统的工笔绘画相结合，以色调的明暗表现景物的立体感，以透视法表现场景的远近，双鹿结构准确，笔法工丽，颇具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的绘画风格。在绣工上，作者以非常细腻的套针、施毛针针法按照鹿在动态中肌肉、皮毛的纹路运针理丝，巧妙利用丝线特有的光泽体现其立体感，将鹿的皮毛表现得异常真实，其动感活灵活现。用施毛针、套针、撕针、钉针、刻鳞针表现其余的禽鸟，如鹤、鸡羽毛的丝理和轻盈光亮的质感，又以洒插针、风车针、套针、齐针、扭针等多种针法绣山石、树木、花草，并如实地表现出远近层次和光线的明暗。此绣品针脚平齐细腻，配色鲜丽华美，晕色自然写实，准确地传达了画稿的西洋画透视写实的技法和传统工笔画工谨、细致的风格，同时也巧妙地利用丝质的特点和精美绝伦的针法，覃精运巧，达到了夺翰墨之光的艺术效果。
清光绪年间，广东省还成立工艺局，设缤华艺术学校，聘请岭南画家高剑父担任缤华艺术学校校长;校内设绘画、刺绣、雕刻等习艺班，高剑父之妻宋铭黄亲自在刺绣班任教。又开设缤华绣品陈列馆，陈列刺绣精品。
清代外销广绣的艺术特色
“远看非常醒目，近看精细非常”的广绣，以构图饱满、形象传神、纹理清晰、色泽富丽、针法多样、善于变化的艺术特色而誉满全球。它主要有七大类三十余种针法，包括直扭针、捆咬针、续插针等。刺绣技法则有“钉、垫、拼、缀”四种，其中一些技法难度大、要求高，钉金垫浮绣的二针龙鳞和鱼鳞立体针法被认为是刺绣工艺中难度最高的针法。 清代广绣的材料，有丝绒、真丝、金线、银线、金绒混合等几大类，但它大致可分为两大品类：一是盘金刺绣，二是丝绒刺绣。盘金刺绣以金线为主，辅以彩纷刺绣，金碧辉煌，灿烂夺目，雍容华贵。丝绒刺绣则开丝纤细，色彩缤纷，绣出的花鸟尤其精美，如十九世纪石青缎地“宝生昌”号广绣花鸟纹大挂帐（图6），其石青缎地，画面满工绣画眉、翠鸟、喜鹊、绶带鸟、雉鸡、鸬鹚等珍禽45只，繡茶花、桃花、玉兰、牡丹、菊花、兰花等花卉数十种，可谓百鸟争鸣、百花齐放，挂帐左下方绣“宝生昌”店号三字。此大挂帐构图饱满，层次丰富，针法繁复，配色华美。中国外销艺术品罕有店号匠名流传，此“宝生昌”号大挂帐对研究19世纪广式外销艺术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代是中国刺绣发展的鼎盛时期，而广绣以其工艺自成一家，从艺术风格到创作思维都充满了岭南文化特质。它多以三阳开泰、孔雀开屏、百鸟朝凤、杏林春燕、松鹤猿鹿、锦鸡牡丹、龙凤呈祥等吉祥事物为题材，配以佛手荔枝、海产鱼虾、花鸟虫草等，以暗语、象征的方式，或夸张、变形的手法随意组合，用以表现吉祥富贵、喜庆满堂、生机勃勃的寓意。广绣在追求凡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寓意的同时，也会在诸如百鸟朝凤的构图中有母鸡和猴子出现，古今杂烩一堂。
布局饱满，也是清代广绣构图的一大特点。它往往少有空隙，即使有也要用山水草地树根等进行补充，显得热闹而紧凑。而图案细致繁密不但是广绣的艺术风格，也是广东地方工艺共同的艺术特征。同时广绣色彩丰富、设色艳丽，其丝线在染色、制作、储藏上与他处不同，故称广绒。广绒色相纯度高，色阶跨度大，因而色彩鲜艳跳跃，俗称色彩威猛，这也是造成广绣色彩明快丰富的主要原因。此例有如清红绒地绒线广绣寿星挂件（图7），其红绒地，绒线绣。挂件主体以五色绒线绣一神态可掬、右手持桃、左手拄杖的寿星形象。身侧绣双蝠（福）、寿桃（寿）、梅花鹿（禄），辅以灵芝、仙草、祥云为饰，绣工精美，寓意吉祥。
清代广绣的色彩，则分以饱满色彩为主调的“威彩”和以三间色为主调的“淡彩”两类。绣品不同选色也不同，如刺绣婚庆喜帐用威彩，刺绣文房用品用淡彩。另外广绣还通过发挥补色的对比作用，以强烈的反差来渲染热闹欢乐的气氛。例如这幅代表作清黑缎广绣花鸟四屏（图8），皆以黑缎为地，施五色丝线，将世间祥瑞丽禽定格屏上。蝶燕双双，结伴而飞;孔雀开屏，鹌鹑顾盼;雄鸡觅食，白鹤行走;玉兰鹦鹉，寿石雉鸡;仪态万方，春色满园。四屏色彩浓艳，富丽堂皇，针脚平齐，轮廓工整，装饰效果极佳。
除此之外，清代广绣还广泛吸收了版画、剪纸等众多民间工艺特长，在每一相邻的刺绣面积之间，于起针和落针点之间留出约0.5毫米的距离，从而在绣面上形成空白的线条，类似绘国画时的勾边，即“留水路”。这样处理的结果，使图案纹理清晰、繁而不乱、层次分明、颇有质感，与剪纸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留水路”是强调装饰效果的一种技法，是广绣最突出的特色，也是其他地方刺绣技艺中所没有的。
十分有趣的是，清代广绣的行规认男不认女，即重“花佬”（男绣工）轻“绣女”，女子绣得再好也只能称“从属”，不得到行会里抛头露面、切磋技艺。19世纪至20世纪初，是“花佬”的兴盛时期。当时刺绣实行简单的协作分工，一般分上下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由女绣工完成，按图稿以平针针法绣出简单的部位;第二道工序交男绣工完成，专绣人物脸部五官的喜怒哀乐、衣物上的折皱纹饰，以及飞禽走兽的神态羽毛等重要部位。广绣艺人多为男工，这也是刺绣行业的独特现象。
这是当时所绣的清末红缎地广绣金线绣花卉纹对襟汉式氅衣（图9），橙粉色缎地，边饰使用传统三蓝梯度，整衣绣满花卉及蝴蝶且线条生动用色各异。还有这件清末蓝缎地蝴蝶纹对襟汉式氅衣（图10），蓝缎地整衣绣，绣有花卉、蝴蝶，用色鲜明，整衣下脚绣有海水纹线条。氅衣在清代之前多属于男性的服装称谓;道光年后，满人女子所着的非正式场合的外衫也被混称为氅衣;至清后期，氅衣变成了满人女子一种便袍的专称。
清代的外销广绣品种
清代的广绣绣品以日用品和装饰品为主，除满足国内需求外，大部分绣品供应外销。据1913年《南洋劝业会报告》记载，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经由粤海关输出的绣品价值在白银49.7万两，“吾国绣品外销洋者，广东最多”。有的绣庄、绣坊自行设计图案，绣制样品，供外商选择;有的则按外商提供的图案或样品，专门加工定制。《十八世纪中国出口艺术品》称：“18世纪，英国贵妇们使用着中国刺绣艺人绣的双面围巾。还有一些时髦的贵妇与小姐将设计、剪裁好的服装、名片，通过东印度公司运送到中国，请中国刺绣匠师刺绣。”
海外的来样加工定制，使得希腊神话、圣经故事、人物肖像、美术作品等都成为广绣的表现对象，极大丰富了广绣的题材内容。由于西方构图注重光影变化和透视比例，为准确表现其神韵，广绣在色彩运用和物象的表现上，开始融合西洋的艺术风格，布局章法颇有油画韵味，配色协调且注重光影变化，注重强调物象的逼真和立体感。海外的来样订制，促使广绣在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洋的艺术风格和明暗透视及光线折射的原理，从而确立了广绣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这种中西融合的广绣绣品深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一度引领欧美的社会时尚。
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宫廷男女服饰都以刺绣、折裥、蝴蝶结做装饰，贵妇高跟鞋的鞋面也是用中国丝绸、织锦为面料，上面绣着象征吉祥如意的麒麟、龙凤等精美的中国图案，有些贵妇甚至穿着中国刺绣的服装、披着中国刺绣的围巾、口袋装着中国刺绣的手帕，将自己打扮成中国传统的大家闺秀模样而大肆炫耀。17、18世纪，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随处可以见到中国丝绸的踪影，尤以披肩、丝裙和绣袍为多。披肩以丝绸为原料，是欧式礼服的装饰物。17世纪时，欧洲人喜好黑色和深色的披肩，18世纪中叶，又开始流行白色和色彩鲜艳的披肩。因广绣艺人能够及时地适应欧洲人的审美时尚，故披肩销量与日俱增。1772年前后，广绣披肩在欧洲的销量达八万条，其中法国占四分之一。到1776年销量又有所增加，仅英格兰公司一家就输入10.4万条。
这些各式清代广绣外销披肩大多方形，尺幅均在5平尺以上，有黑色、褐色、白色、米色等色系。它们以平绣针法，用五彩丝线或同色系丝线绣制花卉、人物、亭台、楼阁，构图细密饱满，少露空白，四角对称，披肩四周辅以编织网格和长流苏为饰。有如此清白缎广绣花束纹披肩（图11），方形，以白缎为地，四角对称彩绣花束纹样，边饰由内及外绣飘带花卉、缠枝花卉、蔓草花卉纹样各一周，四周辅以编织网格和长流苏为饰。针脚细腻平齐，色彩鲜丽华美。
在欧洲，不但贵族以穿戴中国丝绣的服饰为荣，就连教会的僧侣也竞相以中国的丝绸制作法衣和教堂里的饰物。有如此清代黑缎广绣“IHS”徽章纹天主教神甫帽（图12），其在黑色绸缎上以排金绣、平绣、打籽绣、套绣等针法满地绣花鸟、山石、天主教堂及“IHS” 徽章等纹饰，绣品色泽艳丽又不失庄重，构图饱满却繁而不乱。“IHS”即拉丁语“耶稣，人类的救世主”的缩写。此纹章流行于15世纪，最早为葡萄牙商人订制，1634年正式作为耶稣会的标志。除日用绣品外，绣画、绣屏、挂帐等广绣装饰品也大量出口外销，“清代经粤海关出口的还有广绣外销绣画，是仿国画装裱成图轴、卷、围屏、联屏等，其中大幅绣画价格较昂贵，海关纳税要白银一二两”。
综上所述，可见清代外销广绣无不洋溢着中华民族的传统风韵、广东本地的审美趣味，同时又融入了浓浓的西洋异国情调。它们从艺术风格到创作思维都充满了岭南特色，并且深刻凝聚着清代广东艺人的天才与智慧，无不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