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一片痛骂声中才得知中国还有梁实秋这么个人，在我的记忆里，他只是个被涂抹得白粉斑剥的角色。因此，当我第一次看到台湾刊印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封面上，主编的大名赫赫然是“梁实秋”时，先是愕然，继而自作聪明地断言：喔，他到底改了行。(或者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干上了第二职业”)却不知梁实秋早就是一位名闻遐迩的语言学家——真是可悲而可怜的无知呵。
　　事隔数年，一册装帧简朴的《雅舍小品》，来到了我这个已不再是烂漫天真的中年人身边。它们没有浓艳奇幻的色彩，更没有曲折跌宕的情节，通篇是平淡的世事和凡人百态，萌动于字里行间的却是犀利而充满智慧的幽默。他说的是四十年前中国的人情世态，可叫你不觉得陌生，似乎相去并不遥远：昨日的“非”，未曾变为今日的“是”。于是，你惊叹我们民族个性的生命力何以如此坚韧，何以太阳总爱照着我们的后脑勺上，给我们投下个老也摆脱不了的长长的阴影。
　　梁先生叹谓“以前的‘孝子’是孝顺父母之子，今之所谓孝子乃是孝顺其孩子之父母”，瞧这话，今天听来，还是那么“水灵灵”的，用来描述八十年代的“中国小皇帝”，再贴切不过了。看来，“中国小皇帝”不仅是八十年代的一种时弊，他们的先祖，早就纷纷把他们扶上了“宝座”。没有皇帝，天下要乱，皇帝一多，天下更乱，这忧，梁先生担得着实有理，今天，我们这一代不也继往开来地担起这个忧来了吗？！
　　梁先生对讲排场撑场面的婚礼极言针砭，讥讽这些人“甘愿铺张，唯恐人家不知，更恐人家不来”，一方面登报“一切从简”，一面却是“倾家荡产的敬治喜筵”。客人们除了真有友谊的外，或是签到，出钱看戏，或是“以双肩承一喙的前来就食”，至于酒宴上庸俗的玩笑，闹新房时的恶作剧，更是“在刑法上都可以构成诽谤、侮辱，侵入私宅和有伤风化等等罪名”。他提倡的是一种“简便、节俭、合理、愉快”的结婚仪式，这一点，同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婚礼新风，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在梁先生的眼中，酒席上肉麻的让席，实属虚伪，“圆台面半径都是一般长，任何位置都可享受同样的利益，再说，让来让去，每个人总有一个座位”。倒是梁先生以自己每天在公共汽车里“杀进杀出”的亲身体验中，发现了一般人的处世道理：“可以无需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在应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于己有利，于人无损。”——这才是那些热衷于让席的“谦谦君子”的内心独白。
　　梁先生苦于“凡是约期取件的商店，因爽约而使我们徒劳往返的事是很平常的”，便不无挖苦地究其原因是：“外国人只有在四月一日那一天才肯相绐为乐，而我们，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随便那一天都无妨定为万愚节。”
　　总之，他写音乐，写下棋，写男女心态，他谈旅行，谈送行，谈乞丐，谈理发，四十年前的林林总总，今天读来依然那样的新鲜而切中时弊，这，也许就是这些文字的生命力的原因。四十年前结的果实，今天依然那么有 味，这才是真正的春华秋实。这类隽永的小品，不妨多购几本，放在案头，压在枕下，搁在口袋里，兴之所至，翻上几页，悠悠地品味。
　　梁先生饱尝乡愁之苦，晚年时更想此生能最后一睹朝朝暮暮魂梦萦牵的故土，无奈回天无力，含恨怅然地踏上了人生的归途。梁先生在台湾出版过《雅舍小品》的三本续集及散文集《雅舍忆旧》，《雅舍志文》，但愿这些文集能早日穿越已经开始烟消雾散的台湾海峡，载着长眠于九泉之下的梁先生的游子之心，回到他神游久矣的故土。
　　
　　(《雅舍小品》，梁实秋著，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0.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