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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69岁的吴仪，这位共和国历史上第三位女副总理，三度位列美国《福布斯》世界百强女性风云榜前三的“铁娘子”，将正式卸任，淡出政治舞台。
正如她去年岁末公开发表的“裸退宣言”：两会之后退休，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
但历史不会被忘记。
2008年3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正式卸任，告别了她颇具传奇色彩的政治生涯。
51年前，大学生吴仪选择从国防系跳到石油冶炼系。
毕业后，她从炼油厂车间基层技术员干起。
1983年，45岁的吴仪成为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党委书记。5年后，她成为北京市副市长，并最终成为共和国副总理。
球场“智多星”
1938年，吴仪出生于武汉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早逝，吴仪几乎是由哥哥一手带大的。在兰州，吴仪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光。
1956年，吴仪考上位于陕西咸阳的西北工业学院，成为国防系常规武器专业的学生。这所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938年，在工科上享有声誉。
叶文礼曾担任吴仪机械制图课老师，在他印象中，这个总是留着一头短发的女生非常干练。“她外语比较好，在学校很活跃，像个男孩子。”
吴仪入学不久，就被学校女垒教练李福堂看中，并很快成为校队队长。李福堂让她担任队长，是看中她“用脑子打球”。她击球时，经常用巧妙的触击球破坏对方的防守。“我们都叫她球场上的智多星。”李福堂说。在防守中，吴仪最擅长的是游击手的位置，这是一个身手灵活的选手才能打好的位置。
在对抗性激烈的比赛中，吴仪也展示出她不服输的一面。李福堂回忆说，一次他们到西北农学院打友谊赛。两队平时练球的大小不同，“我们练的是9寸球，对方打的是12寸，对方坚持要打大球。”
双方教练僵持不下时，队长吴仪却主动应战，“‘那就打大球’，我说，我们可没投手。她说，‘我来投’。”李福堂说。
那场比赛，吴仪率队大胜对方。
在运动队中，吴仪也展现了她的组织才华。一次开队会时，她强调队员们要做到两点，一是要有纪律，一是要团结好。此后，李福堂也经常用这两点要求历届校队。
一个重要选择
1957年，西北工业学院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调整。
对于国防系的学生而言，最大的变化不是学校即将迁到西安，也不是学校要改名为西北工业大学，而是整个国防系将被撤掉，并入其他学校。由于院系调整，当时学校准许学生自由转系、转学。
和所有国防系的同学一样，吴仪必须作出一个选择———是离开这所学校，还是继续留在这里？是改换专业，还是继续就读国防系？作出这个选择，可能意味着人生将会是另外一条道路。
吴仪最终选择到北京石油学院攻读炼油工程专业。
很多年以后，当吴仪出任高级官员，简历被官方发布，细心的人会发现，吴仪在1956年到1962年期间，在两所大学读了两个不同的专业。
1957年寒假过后，吴仪送给曾经的两位老师一个玻璃材质的花灯罩。两位老师宿舍的灯罩早已坏掉，不能很好地聚光,他们在绘图时常感亮度不够。吴仪这个别致的礼物，也展示出她细心的另一面。
石油系女生
1957年，吴仪来到北京石油学院报到，成为石油炼制系57—1班的班主席。
来到北京，吴仪做事风风火火、干练有序的特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比她高一级的师兄周天姬回忆说，在石油学院，她继续留着一头短发。和在第一所大学一样，她给人的印象是“像个男孩子”。
吴仪开朗明快的性格，使得她在与男同学的交往中毫不拘束。这也曾给她带来小小的麻烦。吴仪在石油学院的辅导员林世洪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吴仪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专门找她谈话，让她注意一点。“她有些委屈地说，不接触怎么做工作！她工作照常风风火火，和男同学联系一如既往。她是‘不畏人言仍从容’。”
1958年下半年，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开展得热火朝天，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了。石油部动员石油系统大搞土法煤炼油“小土群”。学院派了100多名独立性强、工作能力强的学生，先行到各地去调查、联系、布点。
20岁的吴仪被派往贵州，她独自一人在偏远的山区跑了10多个地区。在向林世洪汇报工作时，她说，山路难走，旅店稀少，并且很简陋，住店人更少。她常把差旅费揣在怀里，和衣而卧，不安地睡一觉。
林世洪后来也前往云、贵等地联系工作。当他亲自走完吴仪曾经走过的路时，不禁感慨万分。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想想吴仪一个20岁的女孩子，只身一人来探路、选点，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多么不容易！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勇气呀！
吴仪毕业后，1962年被分配到兰州炼油厂工作，这家著名的企业是新中国石油系统内最有实力的炼油厂之一。在这里，吴仪从基层技术员开始，实现了事业上的首次成功。
一下基层
1962年，24岁的吴仪来到兰州炼油厂，这是她熟悉的一个城市。
来到兰州炼油厂后，吴仪被分配到常减压车间。这是炼油厂非常重要的车间，在这里，原油被初步加工为汽油、石油、润滑油、沥青原料等。整个车间当时有近80人，7种工作岗位。
第一年，吴仪在车间的所有岗位进行实习。
常减压车间老主任程斌回忆说，吴仪在实习期间表现非常好，她很快成为技术能手。此外，她“最大的特点，就是跟人关系很好，不管是干部、工人，跟谁都能说上话”。吴仪的另一个才能也让程斌非常看重—写材料。“她写的材料逻辑性强，能把问题说得生动易懂。当时很多人看了车间的材料，都会问，‘这是谁写的？’”
在分厂技术科一年多后，吴仪被擢升至总厂政治部，政治部是兰州炼油厂党委下属三大部之一（另两者为生产部和后勤部）。吴仪也从一名技术工作者，转变为专职的政治管理工作者。
在这个新的岗位上，吴仪开始与石油工业部打交道，她的才华得到更高层面的认可。1965年，她被调至石油工业部，回到北京。
二下基层
1965年，已近“文革”前夕，即将到来的动荡岁月，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来到北京后，吴仪的才干很快让她在石油系统内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由于工作能力出色，吴仪受到了石油工业部高级领导的认可。
当时，石油工业部部长是在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的余秋里将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的石油工业开始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文革”初期，“抓生产、压革命”的指责，影响了石油工业部的正常运作，包括一些领导人员也受到影响。
1967年，吴仪从石油工业部被调到刚组建的东方红炼油厂，再次成为常减压车间一名普通的技术员。这一年，她29岁。
吴仪的老主任程斌说，正常情况下，以吴仪的工作能力，她早应该在石油工业部被提拔为高级干部。
《凤凰周刊》报道说，在东方红炼油厂创业期间，吴仪打眼放炮，开着推土机拓荒；她光着脚，提着油漆桶爬到山坡上刷大标语。在常减压车间的一次事故中，她被气浪弹出很远……
就这样，她再次从最基层的岗位，一步步干起，历任东方红炼油厂技术员、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副总工程师、副厂长。1983年，45岁的吴仪成为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党委书记。
1988年，50岁的吴仪成为北京市副市长，正式步入政坛。
从那时开始，这个上过两个大学，两次从基层奋斗成功的女政治家，开始拥有更广阔的舞台。
企业家转身副市长
1986年，北京燕山石化各分厂的厂长接到了一份民意测评表。
测评表来自中组部，测评的内容是，吴仪如果出任政府领导人，可以分管的领域。
据说，在她可能分管的领域，除了她擅长的工业，在科技、公安、文教等的选项上，分厂厂长们都打了勾。除了农业，他们开玩笑说，“谁让她分不清韭菜和小麦、玉米和高粱呀，否则农业她也能管”。
这份民意测评表，可以看出同事们对吴仪工作能力的认可。
1988年初，吴仪被提名为北京市副市长候选人，并在差额选举中当选副市长，分管工业和外贸。如果说26年石化系统的工作经验，使得吴仪在工业管理上已经驾轻就熟，外贸则是她面临的较新的领域。
在担任副市长的头一年，吴仪就住在北京市市政府大楼三层的办公室中。有报道说，当时她给自己订下了第一年不出国、不休假的纪律。
在副市长位置上的成绩，很快给吴仪带来了政坛上的第一次擢升。1991年，吴仪出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担任副部长的第一年，她就出使美国，临危受命担任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中方代表。这也是她第一次出面解决国家的棘手问题。
对外谈判专家
1991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前，中方团长突然患病，刚出任外经贸部副部长4个月的吴仪，临危受命替补上阵。
由于当时美国人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强势和国内保护现状，此次谈判的任务极其艰巨。但正是在此次赴美谈判中，一段精彩的对话广为流传，吴仪在外交场合强硬、机智的形象跃然而出。
谈判开始时，颇为傲慢的美方代表先声夺人，“我们是在跟小偷谈判”。
吴仪立时回应：“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
新华社时政记者车玉明曾多次随吴仪出访。在他印象中，在吴仪出席的外交和新闻发布会上，时常会有一些刁钻的问题被提出，“我们从来不为她捏把汗，就等她做出精彩的回答”。
1992年1月17日，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终于有了结果，吴仪代表中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吴仪因此一战成名。舆论认为，吴仪领导的中国代表团的谈判技巧是谈判成功的重要因素。
有理有据而毫不示弱的吴仪，也最终赢得了对手的尊重。美国前贸易代表查琳•巴舍夫斯基曾这样评价吴仪：“如果有人要找一位中国的高官来赢得全世界对中国的信任，那个人就是吴仪。同时在中国，她能够在党内和政府内部都有很高的威信，她是一位极其坦率的国家利益的维护者。”
在国际问题上成功“灭火”后，吴仪被派往解决一个国内更棘手的问题—非典。
非典救火
2003年3月，新一届政府组成，吴仪当选国务院副总理。
几乎与此同时，非典开始在中国南方暴发，这种可以通过空气传染的疾病迅速在全国蔓延。
新一届政府成立18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将中国列入非典疫区。
关键时刻，国务院紧急撤掉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4月23日，吴仪兼任新成立的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总指挥，4月26日兼任卫生部部长。
由副总理兼任一部部长，此前并不多。人们对吴仪也抱有极大的信心。
早在4月9日，吴仪在中南海会见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和非典型肺炎专家组成员时，谈及非典疫情，没有使用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在几天前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对外界所说的“有效控制”一词，而是用了“有效遏制”。一字之差，务实的态度已然显现。
同时，吴仪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向当时敢于发言的钟南山院士谦虚问计。钟南山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他当时向吴仪提出，应该整合北京的医疗力量，不能再各自为战。很快，各医疗部门被调动整合起来，卫生部开始每日公布感染病例，北京加快建设了小汤山医院，国务院加紧修订了《传染病防治法》，SARS被正式列入传染病中。非典开始得到遏制。
两年之后，吴仪回忆自己临危受命的经过时说，“我已是60多岁的人啦，再让我重新去分管一个我不熟悉的领域，哎，我真的压力不小啊！不过，家宝同志当时告诉我说，‘没关系，你先帮我把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给抓好就行’。当时我就想，上就上吧。就这样，我挑起了遏制非典的重担。”
再战艾滋病
在成功遏制非典后，吴仪承担了另一种传染病的防治工作。2004年2月，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立，吴仪担任主任。
艾滋病虽然不像非典那样传播迅猛，但此前，由于血站管理不善，艾滋病已经在河南等地有暴发趋势，如不及时控制，后果不堪设想。在主抓艾滋病防治之初，吴仪即有针对性地高调提出，要加强采供血机构管理，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供血行为和“血头”、“血霸”。
而早在工作委员会成立前，吴仪已经开始到各地走访，了解艾滋病防治现状。2003年12月份，两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见面了。在河南郑州的黄河迎宾馆，吴仪见到了一直在民间从事艾滋病防治的大夫高耀洁。
这名勇敢的妇产科大夫，因为揭露了河南艾滋病的真相—违规血站导致了输血传染—而一度被当地政府视为麻烦制造者。
一向希望从基层听到真实声音的吴仪，没有让当地政府的任何人陪同会见。当吴仪询问说，有教授认为静脉注射是我国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渠道时，高耀洁激动地说：“那是他们在骗你！”
回忆起与吴仪的会面，高耀洁说：“她比北方的乡村干部还容易接近。”
吴仪主动与高耀洁的会面，还为高耀洁带来了更大的空间。高耀洁说，后来河南一名省级领导也评价她为党、政府和人民做了好事。
最好的采访对象
为国家服务多年后，吴仪最终选择了彻底退出。
2007年12月24日，吴仪在出席中国国际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宣布，她将在2008年两会后退下来，并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虽然在此前的中共十七大上，吴仪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已经发出明显的讯号，但是以这种方式宣布退职，还是出乎舆论的意外。在中国，官员的任免去留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话题，往往不到最后一刻，不通过权威的官方渠道，这样的信息很难发出。吴仪此举，被媒体解读为，“挑战了中国高官人事的神秘化”。
“她是很直爽的人，这么做符合她的个性。”在新华社时政记者车玉明眼中，吴仪的这一特立独行的举动，非常合理。
事实上，吴仪一贯真诚、坦率的风格，一直被记者视为最好的采访对象。
新华社曾负责外经贸部报道的记者张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1991年，吴仪担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不久，曾召集记者征求意见。“当我说起到经贸部采访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把记者当敌人时，吴仪插话说有这么严重吗？同意这个观点的举手。结果全场的记者都举起了手。这一场景对吴仪刺激很大。她当场作出了几项改进措施，并决定以后每3个月由她向记者吹一次风。”
对于国外记者，吴仪从不回避问题。她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一定会留出时间让记者自由提问。
正是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下，吴仪与外国记者经典的对答，也帮助人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这位传奇的女性。
1992年8月，几名俄国记者对吴仪进行了连珠炮似的提问。
记者：英国有句话：女士们往前走。您对这句话有什么看法？
吴仪：我正在往前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做高官，而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很快，世界经济与科技也在飞速的发展，我必须往前走，才能不落后。
记者：您的座右铭是什么？
吴仪：一个是中国古代著名诗人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另一个是你们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的“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记者：您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
吴仪：我是现实主义者，国家强大，是实干出来的，不是空想出来的。
记者：我最后再提一个问题，如果您突然落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您首先选择什么？
吴仪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垦荒，为自己创造生存的条件。（本文部分信息来自新华社、凤凰周刊等媒体摘自：《京华时报》2008年3月18日 编辑：何乐）
正如她去年岁末公开发表的“裸退宣言”：两会之后退休，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
但历史不会被忘记。
2008年3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正式卸任，告别了她颇具传奇色彩的政治生涯。
51年前，大学生吴仪选择从国防系跳到石油冶炼系。
毕业后，她从炼油厂车间基层技术员干起。
1983年，45岁的吴仪成为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党委书记。5年后，她成为北京市副市长，并最终成为共和国副总理。
球场“智多星”
1938年，吴仪出生于武汉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早逝，吴仪几乎是由哥哥一手带大的。在兰州，吴仪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光。
1956年，吴仪考上位于陕西咸阳的西北工业学院，成为国防系常规武器专业的学生。这所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938年，在工科上享有声誉。
叶文礼曾担任吴仪机械制图课老师，在他印象中，这个总是留着一头短发的女生非常干练。“她外语比较好，在学校很活跃，像个男孩子。”
吴仪入学不久，就被学校女垒教练李福堂看中，并很快成为校队队长。李福堂让她担任队长，是看中她“用脑子打球”。她击球时，经常用巧妙的触击球破坏对方的防守。“我们都叫她球场上的智多星。”李福堂说。在防守中，吴仪最擅长的是游击手的位置，这是一个身手灵活的选手才能打好的位置。
在对抗性激烈的比赛中，吴仪也展示出她不服输的一面。李福堂回忆说，一次他们到西北农学院打友谊赛。两队平时练球的大小不同，“我们练的是9寸球，对方打的是12寸，对方坚持要打大球。”
双方教练僵持不下时，队长吴仪却主动应战，“‘那就打大球’，我说，我们可没投手。她说，‘我来投’。”李福堂说。
那场比赛，吴仪率队大胜对方。
在运动队中，吴仪也展现了她的组织才华。一次开队会时，她强调队员们要做到两点，一是要有纪律，一是要团结好。此后，李福堂也经常用这两点要求历届校队。
一个重要选择
1957年，西北工业学院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调整。
对于国防系的学生而言，最大的变化不是学校即将迁到西安，也不是学校要改名为西北工业大学，而是整个国防系将被撤掉，并入其他学校。由于院系调整，当时学校准许学生自由转系、转学。
和所有国防系的同学一样，吴仪必须作出一个选择———是离开这所学校，还是继续留在这里？是改换专业，还是继续就读国防系？作出这个选择，可能意味着人生将会是另外一条道路。
吴仪最终选择到北京石油学院攻读炼油工程专业。
很多年以后，当吴仪出任高级官员，简历被官方发布，细心的人会发现，吴仪在1956年到1962年期间，在两所大学读了两个不同的专业。
1957年寒假过后，吴仪送给曾经的两位老师一个玻璃材质的花灯罩。两位老师宿舍的灯罩早已坏掉，不能很好地聚光,他们在绘图时常感亮度不够。吴仪这个别致的礼物，也展示出她细心的另一面。
石油系女生
1957年，吴仪来到北京石油学院报到，成为石油炼制系57—1班的班主席。
来到北京，吴仪做事风风火火、干练有序的特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比她高一级的师兄周天姬回忆说，在石油学院，她继续留着一头短发。和在第一所大学一样，她给人的印象是“像个男孩子”。
吴仪开朗明快的性格，使得她在与男同学的交往中毫不拘束。这也曾给她带来小小的麻烦。吴仪在石油学院的辅导员林世洪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当时，吴仪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专门找她谈话，让她注意一点。“她有些委屈地说，不接触怎么做工作！她工作照常风风火火，和男同学联系一如既往。她是‘不畏人言仍从容’。”
1958年下半年，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开展得热火朝天，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了。石油部动员石油系统大搞土法煤炼油“小土群”。学院派了100多名独立性强、工作能力强的学生，先行到各地去调查、联系、布点。
20岁的吴仪被派往贵州，她独自一人在偏远的山区跑了10多个地区。在向林世洪汇报工作时，她说，山路难走，旅店稀少，并且很简陋，住店人更少。她常把差旅费揣在怀里，和衣而卧，不安地睡一觉。
林世洪后来也前往云、贵等地联系工作。当他亲自走完吴仪曾经走过的路时，不禁感慨万分。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想想吴仪一个20岁的女孩子，只身一人来探路、选点，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多么不容易！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勇气呀！
吴仪毕业后，1962年被分配到兰州炼油厂工作，这家著名的企业是新中国石油系统内最有实力的炼油厂之一。在这里，吴仪从基层技术员开始，实现了事业上的首次成功。
一下基层
1962年，24岁的吴仪来到兰州炼油厂，这是她熟悉的一个城市。
来到兰州炼油厂后，吴仪被分配到常减压车间。这是炼油厂非常重要的车间，在这里，原油被初步加工为汽油、石油、润滑油、沥青原料等。整个车间当时有近80人，7种工作岗位。
第一年，吴仪在车间的所有岗位进行实习。
常减压车间老主任程斌回忆说，吴仪在实习期间表现非常好，她很快成为技术能手。此外，她“最大的特点，就是跟人关系很好，不管是干部、工人，跟谁都能说上话”。吴仪的另一个才能也让程斌非常看重—写材料。“她写的材料逻辑性强，能把问题说得生动易懂。当时很多人看了车间的材料，都会问，‘这是谁写的？’”
在分厂技术科一年多后，吴仪被擢升至总厂政治部，政治部是兰州炼油厂党委下属三大部之一（另两者为生产部和后勤部）。吴仪也从一名技术工作者，转变为专职的政治管理工作者。
在这个新的岗位上，吴仪开始与石油工业部打交道，她的才华得到更高层面的认可。1965年，她被调至石油工业部，回到北京。
二下基层
1965年，已近“文革”前夕，即将到来的动荡岁月，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来到北京后，吴仪的才干很快让她在石油系统内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由于工作能力出色，吴仪受到了石油工业部高级领导的认可。
当时，石油工业部部长是在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的余秋里将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的石油工业开始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文革”初期，“抓生产、压革命”的指责，影响了石油工业部的正常运作，包括一些领导人员也受到影响。
1967年，吴仪从石油工业部被调到刚组建的东方红炼油厂，再次成为常减压车间一名普通的技术员。这一年，她29岁。
吴仪的老主任程斌说，正常情况下，以吴仪的工作能力，她早应该在石油工业部被提拔为高级干部。
《凤凰周刊》报道说，在东方红炼油厂创业期间，吴仪打眼放炮，开着推土机拓荒；她光着脚，提着油漆桶爬到山坡上刷大标语。在常减压车间的一次事故中，她被气浪弹出很远……
就这样，她再次从最基层的岗位，一步步干起，历任东方红炼油厂技术员、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副总工程师、副厂长。1983年，45岁的吴仪成为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党委书记。
1988年，50岁的吴仪成为北京市副市长，正式步入政坛。
从那时开始，这个上过两个大学，两次从基层奋斗成功的女政治家，开始拥有更广阔的舞台。
企业家转身副市长
1986年，北京燕山石化各分厂的厂长接到了一份民意测评表。
测评表来自中组部，测评的内容是，吴仪如果出任政府领导人，可以分管的领域。
据说，在她可能分管的领域，除了她擅长的工业，在科技、公安、文教等的选项上，分厂厂长们都打了勾。除了农业，他们开玩笑说，“谁让她分不清韭菜和小麦、玉米和高粱呀，否则农业她也能管”。
这份民意测评表，可以看出同事们对吴仪工作能力的认可。
1988年初，吴仪被提名为北京市副市长候选人，并在差额选举中当选副市长，分管工业和外贸。如果说26年石化系统的工作经验，使得吴仪在工业管理上已经驾轻就熟，外贸则是她面临的较新的领域。
在担任副市长的头一年，吴仪就住在北京市市政府大楼三层的办公室中。有报道说，当时她给自己订下了第一年不出国、不休假的纪律。
在副市长位置上的成绩，很快给吴仪带来了政坛上的第一次擢升。1991年，吴仪出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担任副部长的第一年，她就出使美国，临危受命担任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中方代表。这也是她第一次出面解决国家的棘手问题。
对外谈判专家
1991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前，中方团长突然患病，刚出任外经贸部副部长4个月的吴仪，临危受命替补上阵。
由于当时美国人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强势和国内保护现状，此次谈判的任务极其艰巨。但正是在此次赴美谈判中，一段精彩的对话广为流传，吴仪在外交场合强硬、机智的形象跃然而出。
谈判开始时，颇为傲慢的美方代表先声夺人，“我们是在跟小偷谈判”。
吴仪立时回应：“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
新华社时政记者车玉明曾多次随吴仪出访。在他印象中，在吴仪出席的外交和新闻发布会上，时常会有一些刁钻的问题被提出，“我们从来不为她捏把汗，就等她做出精彩的回答”。
1992年1月17日，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终于有了结果，吴仪代表中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吴仪因此一战成名。舆论认为，吴仪领导的中国代表团的谈判技巧是谈判成功的重要因素。
有理有据而毫不示弱的吴仪，也最终赢得了对手的尊重。美国前贸易代表查琳•巴舍夫斯基曾这样评价吴仪：“如果有人要找一位中国的高官来赢得全世界对中国的信任，那个人就是吴仪。同时在中国，她能够在党内和政府内部都有很高的威信，她是一位极其坦率的国家利益的维护者。”
在国际问题上成功“灭火”后，吴仪被派往解决一个国内更棘手的问题—非典。
非典救火
2003年3月，新一届政府组成，吴仪当选国务院副总理。
几乎与此同时，非典开始在中国南方暴发，这种可以通过空气传染的疾病迅速在全国蔓延。
新一届政府成立18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将中国列入非典疫区。
关键时刻，国务院紧急撤掉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4月23日，吴仪兼任新成立的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总指挥，4月26日兼任卫生部部长。
由副总理兼任一部部长，此前并不多。人们对吴仪也抱有极大的信心。
早在4月9日，吴仪在中南海会见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和非典型肺炎专家组成员时，谈及非典疫情，没有使用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在几天前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对外界所说的“有效控制”一词，而是用了“有效遏制”。一字之差，务实的态度已然显现。
同时，吴仪以尊重科学的态度，向当时敢于发言的钟南山院士谦虚问计。钟南山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他当时向吴仪提出，应该整合北京的医疗力量，不能再各自为战。很快，各医疗部门被调动整合起来，卫生部开始每日公布感染病例，北京加快建设了小汤山医院，国务院加紧修订了《传染病防治法》，SARS被正式列入传染病中。非典开始得到遏制。
两年之后，吴仪回忆自己临危受命的经过时说，“我已是60多岁的人啦，再让我重新去分管一个我不熟悉的领域，哎，我真的压力不小啊！不过，家宝同志当时告诉我说，‘没关系，你先帮我把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给抓好就行’。当时我就想，上就上吧。就这样，我挑起了遏制非典的重担。”
再战艾滋病
在成功遏制非典后，吴仪承担了另一种传染病的防治工作。2004年2月，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立，吴仪担任主任。
艾滋病虽然不像非典那样传播迅猛，但此前，由于血站管理不善，艾滋病已经在河南等地有暴发趋势，如不及时控制，后果不堪设想。在主抓艾滋病防治之初，吴仪即有针对性地高调提出，要加强采供血机构管理，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供血行为和“血头”、“血霸”。
而早在工作委员会成立前，吴仪已经开始到各地走访，了解艾滋病防治现状。2003年12月份，两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见面了。在河南郑州的黄河迎宾馆，吴仪见到了一直在民间从事艾滋病防治的大夫高耀洁。
这名勇敢的妇产科大夫，因为揭露了河南艾滋病的真相—违规血站导致了输血传染—而一度被当地政府视为麻烦制造者。
一向希望从基层听到真实声音的吴仪，没有让当地政府的任何人陪同会见。当吴仪询问说，有教授认为静脉注射是我国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渠道时，高耀洁激动地说：“那是他们在骗你！”
回忆起与吴仪的会面，高耀洁说：“她比北方的乡村干部还容易接近。”
吴仪主动与高耀洁的会面，还为高耀洁带来了更大的空间。高耀洁说，后来河南一名省级领导也评价她为党、政府和人民做了好事。
最好的采访对象
为国家服务多年后，吴仪最终选择了彻底退出。
2007年12月24日，吴仪在出席中国国际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宣布，她将在2008年两会后退下来，并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虽然在此前的中共十七大上，吴仪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已经发出明显的讯号，但是以这种方式宣布退职，还是出乎舆论的意外。在中国，官员的任免去留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话题，往往不到最后一刻，不通过权威的官方渠道，这样的信息很难发出。吴仪此举，被媒体解读为，“挑战了中国高官人事的神秘化”。
“她是很直爽的人，这么做符合她的个性。”在新华社时政记者车玉明眼中，吴仪的这一特立独行的举动，非常合理。
事实上，吴仪一贯真诚、坦率的风格，一直被记者视为最好的采访对象。
新华社曾负责外经贸部报道的记者张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1991年，吴仪担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不久，曾召集记者征求意见。“当我说起到经贸部采访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把记者当敌人时，吴仪插话说有这么严重吗？同意这个观点的举手。结果全场的记者都举起了手。这一场景对吴仪刺激很大。她当场作出了几项改进措施，并决定以后每3个月由她向记者吹一次风。”
对于国外记者，吴仪从不回避问题。她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一定会留出时间让记者自由提问。
正是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下，吴仪与外国记者经典的对答，也帮助人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这位传奇的女性。
1992年8月，几名俄国记者对吴仪进行了连珠炮似的提问。
记者：英国有句话：女士们往前走。您对这句话有什么看法？
吴仪：我正在往前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做高官，而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很快，世界经济与科技也在飞速的发展，我必须往前走，才能不落后。
记者：您的座右铭是什么？
吴仪：一个是中国古代著名诗人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另一个是你们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的“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记者：您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
吴仪：我是现实主义者，国家强大，是实干出来的，不是空想出来的。
记者：我最后再提一个问题，如果您突然落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您首先选择什么？
吴仪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垦荒，为自己创造生存的条件。（本文部分信息来自新华社、凤凰周刊等媒体摘自：《京华时报》2008年3月18日 编辑：何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