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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科技风起云涌的时代，数字化媒介对文艺学发起了强劲挑战。这时候，文艺该如何找到自己的逻各斯原点命意，文艺学该如何担当起阐释或引导文艺现状的使命，这是一个前沿话题。触摸这样的理论前沿是需要勇气的。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凭着自己的睿智与执着，在“数字化文艺学”这一前沿领域做了自己的创新性探索。
一
数字化技术对文艺的影响是颠覆性的。电子媒体催生图像文化转型，图像符号形成一种文化霸权，从文化形态穿透到文化精神，使得文艺的存在方式、形态结构乃至文学格局都产生重大变化，也使得文艺生产方式、接受方式和消费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型。文字审美萎缩，精英审美退隐，文艺的神圣感在艺术与生活的“零距离”中消退，艺术的技术性成了技术艺术化的一种注脚。有价值的文化只能与媒体话语权力相联系才能存活，传媒话语权力成为文化价值有无的标准，媒体成为文化工业的垄断者和权力的拥有者。在这个“新类像时代”，拟像和仿真的东西因为大规模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世界因数字化技术的电子仿真而变得拟像化，影响到艺术上，对艺术作品进行机械复制的结果是，一方面造成艺术“光韵的丧失”，另一方面艺术成为一种“工业”，创作变成“生产”，解构了传统的艺术原点，颠覆了“文学性”的历史命意。“何为艺术”“艺术何为”不再是人们记忆中的问题，它需要重新界定，重新阐释。
面对技术媒介对文学艺术的巨大冲击，欧阳友权教授大胆触摸数字化时代文艺新变的脉络，辨析数字技术语境中文艺理论的成规改写和观念转型，系统梳理了数字化文艺学的理论框架，并通过网络文学的个案解读而获得了自己的学术的创新性。
细致考辨了网络文学的人文逻辑和数字化时代的精神现象学问题，欧阳友权教授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的理论建构，寄寓了他对“高技术与高人文”的期待与思考，流露出他对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忧虑与理解。就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而言，他大胆触摸前沿，其理论创新价值足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二
欧阳友权教授说过：“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艺术至今尚处在稚气未脱的萌动期，对这种新媒介艺术的理论解答和观念厘清更是‘小荷初露’，素无定评。面对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和学理建构的非预设性，我试图遵奉两条治学原则：一是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而不是技术分析模式，二是建设性创新意识而不是评判性‘他者’立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讨论数字化技术的文艺语境，不可避免的要谈到技术，而且往往很容易滑入技术分析模式，但欧阳友权教授以他多年从事文艺学研究理论功底，采用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对问题采用了严谨缜密的理论思考。他坚持自己一贯主张的“以人学作为文艺学的理论支点”的观点，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从人性出发，回归到文学最本质的原点，反复思考数字艺术能否建立起人类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家园问题。在他的著述中，他用辩证的眼光，平衡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把对技术文明的观察和体悟，纳入自己的人文视野中，让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思考自始至终渗透着对价值理性和意义承载的关注。“数字化的诗学与美学”给技术带来诗意的光芒，“数字文明的人文向度”致使科学与人文的完美结合，在彰显数字技术的无比威力时，也清晰地去蔽其哲学局限。尤其对于他所致力研究的网络文学，认为这是一种技术之树上结出的艺术之果，必须以人文审美的眼光看其对文艺学的理论大厦装备了一些什么，试图找到建构网络文学学理的有效路径。他没有忽略稚嫩期的网络文学的艺术局限性，在欣喜其艺术自由与话语平权的同时，时刻不忘对它进行技术理性批判，认为它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用技术优势替代艺术规律，任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解构了文学的精神审美，导致文学的“非艺术化”和“非审美化”。他提出“要坚守人文本位和技术的人道化，反对以技术主义替代人文动机和审美规律，更不能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他认为应当“放弃机械论的二分法，提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同时有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或者有人文关怀的科学技术，有科学精神的人文科学，这两者相结合，发展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技术，同时发展有科学精神的人类道德”。它将技术价值理性化，将尚处于原生状态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尤其是网络文学进一步规范化、理论化，使其在理论的指导下健康有活力地成长，这对于建构数字化的文艺学形态意义重大。
三
追求学术原创性，是欧阳友权教授潜心学术研究和追求的一大特点。从研究网络文学起家，过渡到研究网络文化，再到研究数字化文艺学，他始终走的是一条超越和创新之路。《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是欧阳教授在同一领域的第四部著作，无论是他的《网络文学论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网络文学本体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还是随后的《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都是慎思独创、呕心沥血之作。他曾经说过，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对真理的执着追寻，在于这种追寻中的创新与超越。他的著作，都是经过独立思考建构起来的建设性的理论诉说；他的文论话语，是带有他个人色彩的原创性语言。比如书中他对数字化的诗学与美学的阐释、数字时代的精神现象学的界定等，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见前人之所未见，属于他个人的学理原创。他借用米歇尔·福柯的考古学（archeology）方法，回到现象学层面直接面对艺术“母题”，重新命意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理论原点，提出艺术是“虚拟世界的自由女神”，表现“数字化生存的本真叙事”，运用“数字代码的形上学”，表征“虚拟世界的‘波普’情结”等。在对网络文学艺术个案进行学理解读时，认为网络文学的价值在于“表征自由精神”，“回归民间话语”，暗喻“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和“打造赛博空间的电子诗意”等，这些命题，都是这个领域第一次发出的声音，深深地印上了作者的标志。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足以使中国文艺学在西方文论之后，能够有效地开始自身文论话语的重建，并不断地获得中国文论身份和文化创新意识。
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是一个新鲜的前沿话题，没有约定的理论范式可供效仿，无法定格其文化表情，有的只是太多的悬置话题，太多的“未定点”和不确定性，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进行理论建构确实带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欧阳教授甘冒这种风险，一直在这条路上探索。他在书中曾说：“对学术研究者而言，上帝就是作为文化预设的终极真理，纵然我们无法到达那个真理的阿尔卑斯山峦，但并不妨碍我们襟怀虔诚和执着，以无限的追求来追求那让人神往的无限。”正是凭着这份胆识与气魄，他一直勇敢地走在文艺学探索的前沿。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
一
数字化技术对文艺的影响是颠覆性的。电子媒体催生图像文化转型，图像符号形成一种文化霸权，从文化形态穿透到文化精神，使得文艺的存在方式、形态结构乃至文学格局都产生重大变化，也使得文艺生产方式、接受方式和消费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型。文字审美萎缩，精英审美退隐，文艺的神圣感在艺术与生活的“零距离”中消退，艺术的技术性成了技术艺术化的一种注脚。有价值的文化只能与媒体话语权力相联系才能存活，传媒话语权力成为文化价值有无的标准，媒体成为文化工业的垄断者和权力的拥有者。在这个“新类像时代”，拟像和仿真的东西因为大规模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世界因数字化技术的电子仿真而变得拟像化，影响到艺术上，对艺术作品进行机械复制的结果是，一方面造成艺术“光韵的丧失”，另一方面艺术成为一种“工业”，创作变成“生产”，解构了传统的艺术原点，颠覆了“文学性”的历史命意。“何为艺术”“艺术何为”不再是人们记忆中的问题，它需要重新界定，重新阐释。
面对技术媒介对文学艺术的巨大冲击，欧阳友权教授大胆触摸数字化时代文艺新变的脉络，辨析数字技术语境中文艺理论的成规改写和观念转型，系统梳理了数字化文艺学的理论框架，并通过网络文学的个案解读而获得了自己的学术的创新性。
细致考辨了网络文学的人文逻辑和数字化时代的精神现象学问题，欧阳友权教授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的理论建构，寄寓了他对“高技术与高人文”的期待与思考，流露出他对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忧虑与理解。就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而言，他大胆触摸前沿，其理论创新价值足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二
欧阳友权教授说过：“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艺术至今尚处在稚气未脱的萌动期，对这种新媒介艺术的理论解答和观念厘清更是‘小荷初露’，素无定评。面对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和学理建构的非预设性，我试图遵奉两条治学原则：一是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而不是技术分析模式，二是建设性创新意识而不是评判性‘他者’立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讨论数字化技术的文艺语境，不可避免的要谈到技术，而且往往很容易滑入技术分析模式，但欧阳友权教授以他多年从事文艺学研究理论功底，采用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对问题采用了严谨缜密的理论思考。他坚持自己一贯主张的“以人学作为文艺学的理论支点”的观点，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从人性出发，回归到文学最本质的原点，反复思考数字艺术能否建立起人类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家园问题。在他的著述中，他用辩证的眼光，平衡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把对技术文明的观察和体悟，纳入自己的人文视野中，让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思考自始至终渗透着对价值理性和意义承载的关注。“数字化的诗学与美学”给技术带来诗意的光芒，“数字文明的人文向度”致使科学与人文的完美结合，在彰显数字技术的无比威力时，也清晰地去蔽其哲学局限。尤其对于他所致力研究的网络文学，认为这是一种技术之树上结出的艺术之果，必须以人文审美的眼光看其对文艺学的理论大厦装备了一些什么，试图找到建构网络文学学理的有效路径。他没有忽略稚嫩期的网络文学的艺术局限性，在欣喜其艺术自由与话语平权的同时，时刻不忘对它进行技术理性批判，认为它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用技术优势替代艺术规律，任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解构了文学的精神审美，导致文学的“非艺术化”和“非审美化”。他提出“要坚守人文本位和技术的人道化，反对以技术主义替代人文动机和审美规律，更不能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他认为应当“放弃机械论的二分法，提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同时有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或者有人文关怀的科学技术，有科学精神的人文科学，这两者相结合，发展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技术，同时发展有科学精神的人类道德”。它将技术价值理性化，将尚处于原生状态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尤其是网络文学进一步规范化、理论化，使其在理论的指导下健康有活力地成长，这对于建构数字化的文艺学形态意义重大。
三
追求学术原创性，是欧阳友权教授潜心学术研究和追求的一大特点。从研究网络文学起家，过渡到研究网络文化，再到研究数字化文艺学，他始终走的是一条超越和创新之路。《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是欧阳教授在同一领域的第四部著作，无论是他的《网络文学论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网络文学本体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还是随后的《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都是慎思独创、呕心沥血之作。他曾经说过，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对真理的执着追寻，在于这种追寻中的创新与超越。他的著作，都是经过独立思考建构起来的建设性的理论诉说；他的文论话语，是带有他个人色彩的原创性语言。比如书中他对数字化的诗学与美学的阐释、数字时代的精神现象学的界定等，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见前人之所未见，属于他个人的学理原创。他借用米歇尔·福柯的考古学（archeology）方法，回到现象学层面直接面对艺术“母题”，重新命意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理论原点，提出艺术是“虚拟世界的自由女神”，表现“数字化生存的本真叙事”，运用“数字代码的形上学”，表征“虚拟世界的‘波普’情结”等。在对网络文学艺术个案进行学理解读时，认为网络文学的价值在于“表征自由精神”，“回归民间话语”，暗喻“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和“打造赛博空间的电子诗意”等，这些命题，都是这个领域第一次发出的声音，深深地印上了作者的标志。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足以使中国文艺学在西方文论之后，能够有效地开始自身文论话语的重建，并不断地获得中国文论身份和文化创新意识。
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是一个新鲜的前沿话题，没有约定的理论范式可供效仿，无法定格其文化表情，有的只是太多的悬置话题，太多的“未定点”和不确定性，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进行理论建构确实带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欧阳教授甘冒这种风险，一直在这条路上探索。他在书中曾说：“对学术研究者而言，上帝就是作为文化预设的终极真理，纵然我们无法到达那个真理的阿尔卑斯山峦，但并不妨碍我们襟怀虔诚和执着，以无限的追求来追求那让人神往的无限。”正是凭着这份胆识与气魄，他一直勇敢地走在文艺学探索的前沿。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