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遭遇的重大空气污染事件，正在改变着空气污染方面的政治考量。在这类事件发生之前，官方对地方空气质量信息有所保留，使得市民对政府应对空气污染问题的举措难有信心。在上述空气污染危机之后，中国民众要求提高信息透明度，这一要求使得政府的政策改弦易辙。自2012年起，全国设置了1000多个空气监测点，为市民提供大量主要空气污染物的实时数据。北京也发布了一个新的空气质量行动方案，使全国迅速投入到改善空气质量的行动中，尤其是在市民的不满与空气污染水平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
　　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已经在专注地处理这个问题，领导人设置了很高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并且给予公民衡量这一行动进展的精确标尺。自2012年以来，中国各级领导都公开表明将处理好这个问题，这也是北京方面如此严肃对待煤炭排放问题的原因。
　　与空气污染治理政策的转变并行的，是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基于固定基础设施投资、重工业生产与出口制造业的旧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复存在。基础设施项目不再有利可图。20年前，将一条土路改为两车道公路即可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如今基础设施大部分已经到位，将六车道改为八车道并不能带来同样的收益。这意味着中国无法再吸收大量的钢材、水泥及其他基础资源，而且这类产品的出口市场也在萎缩。同时，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上涨，因此国家难以单靠成本在全球制造业市场中展开竞争。随着旧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减弱，北京迫切需要推动经济转向新的发展模式，其中能源改革扮演着关键角色。
　　为此，中国将旧增长引擎降级，并启动了新的引擎。水泥、钢铁等多数收缩行业是中国最大的煤炭消费者之一。随着其规模的缩减，对煤的需求下降，煤炭行业最终也将萎缩。中国也在逐渐提高煤价以降低能源密集部门的竞争力，同时减少煤炭相对于可再生资源的竞争优势。
　　当然，一些不确定因素仍待观察。例如，经济学家经常在包括能源数据在内的中国经济数据中发现前后矛盾，所以在评估中国经济市场波动情况时需要谨慎。为了处理各省上报数据中的错误，中国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就曾调整了全国的煤耗数据。中央一直在对国家能源数据进行审计，以此确定并主动处理这类问题，官员对公开数据校正的方式基本上做到透明。因而也正是国家统计局发现了煤炭数据中的问题，并修正了煤耗记录。
　　中国的国家统计数据，对于那些缺乏获取其内部资源的外国观察家来说，尤其难以查证，但是分析人士可以利用一些便于查验的“试金石三角”来评估中国经济的变化。如上所述，中国煤炭行业岗位减少、多家煤炭企业利润率降低，以及澳大利亚等煤炭供应国对中国的煤炭出口量急剧下降，这些都指向中国煤炭消耗正在减少这个事实。2015年，采用中国内外多个数据的趋势线，这方面均显示出惊人的进展。
　　抛开审视中国能源市场的角度——无论是从煤耗数据、煤进口数据、煤企利润还是耗煤企业来看，煤炭增长已经明显下降，可再生能源正在突飞猛进，中国不仅正在履行其代表方在巴黎提出的气候承诺，也可能提前完成这个任务。
　　几乎在二十年前，当美国决策者辩论是否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时，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参议院有关气候变化决议的意见”，即人们所说的“伯德-哈格尔决议”，呼吁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减排之后再履行减排承诺。那时，美国与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很多美国观察家担心，如果美国减少排放而中国没有，工业活动将会因为中国的成本优势从美国转向中国。
　　如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各方正在构建另一项全球交易，这一次美国和中国步调一致。双方都做出极高的减排承诺，以此促使其他各国效仿。此外，这一次，中国不仅在国际层面做出了强有力的承诺，并且在国内也展示了同等有力的政策改革模式。
　　1997年，当美国决策者在讨论“伯德-哈格尔决议”时，人们难以相信中国能在GDP增长为7%的时代成功降低2.9%的煤炭使用。也难以想象中国政府会将空气质量作为执政的红线问题。但是2015年是一个新的纪元。中国代表出席巴黎气候峰会，并带来了强有力的减排承诺——而这只是底线而非上限。这一切都在预示着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