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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韩愈贬到潮州当刺史时的一些历史事实难以查证，一手材料往往在地方县志中，关于这面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其相关学术研究性的参考文献仅仅二三十来篇，大多是韩山师范学院相关专家的研究结果，其学术专著，更是少之又少。如今，很多人把韩愈在潮州兴教的意义神化，本文试图解构神话，解读韩愈刺潮在教育学上独特的价值，阐释对广东教育的现代性启示。
一、韩愈在潮兴学被神化的契机原力解读
韩愈因《论佛骨表》惹怒皇帝，而被贬到广东潮州，韩愈在给宪宗皇帝的《谢上表》中，对潮州的自然环境有较为简略的概括：“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界上，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来往动皆经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气，日夕发作！”。韩愈曾向长庆间任岭南节度使的郑权也介绍过岭南的情况（其实大部分基于他刺潮的经历）“蛮夷悍轻，易怨以变，其（指岭南道）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帆风一日掉数千里，漫澜不见踪迹，控制失所，依险阻，结党仇，机毒矢以待将吏……好则人，怒则兽”。
潮州地区的民风在唐朝是可怕的，蛮荒的岭南一贯成为懲罚、流放罪犯的处所，百姓缺乏教化，官员素质偏低，选拔人才一般不会从这些地方选人。
有意思的是韩愈到这里当潮州刺史仅仅是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山河以韩姓命名，如今仍有学校用韩山命名，如韩山师范学院。就连路也命名为昌黎路，后世对韩愈的尊崇到了神化的状态。在一个小小的潮州，韩愈兴办乡学，就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历史影响。真有一种魔力使然吗？
其实韩愈个人的素质及其名人效应，在八个月的时间里放在其他地方远远不能产生如此大的历史效应。也就是说韩愈在潮州兴办乡学，存在着特殊的教育契机。这样的契机与当地潮人的文化心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潮州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潮人在唐代之前已初步形成典型的岭海文化。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崇神心理，迷信心理。潮州（古潮州）平原较少，耕地不足，海洋资源异常丰富。原始居民大多是海民和山民。他们靠打鱼、晒盐和狩猎、采药为生，危险性和偶然性都很大。为了生存，潮州先民要下到海里与风浪搏斗，上到山上与各种野兽毒蛇较量，经常面临九死一生，安危无卜，因此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神明的保佑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流动性大，变化剧烈，富于踊跃性的思维。这种文化心态，与封闭在土地上的内陆农民迥然不同。潮人的这种迷信和崇神的岭海文化特点也是造成韩愈在潮州被神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他曾写过《祭鳄鱼文》，结果鳄鱼迁走了，在传说过程中有神话的色彩。从科学的角度，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自然现象的偶合罢了，但有一个重要效果就是抚慰了潮人对自然的畏惧感。其实类似的文章并不只这一篇，表面是信神色彩的内容，却消解了人们对自然的集体性畏惧感，从而使原始的蛮性野力得以自然舒展，勇敢并相信自身的力量，变成一种特有的地域文化精神，韩愈这样的抚慰也形成了潮人的集体性记忆，对潮州人文明进步起到的作用也是根基性的。
另外就是他兴办乡学，也是基于潮州人的历史性集体记忆，蛮荒的岭南一贯成为惩罚、流放罪犯的处所。不论是到这里做官的人，还是当地的百姓其内心都是笼罩着耻辱感的。而且动不动把岭南地区说成南蛮之地，动不动就把犯错的官员贬到岭南之地作为严惩策略，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化不是仅在唐朝就有，在唐朝很久以前就有了。这样的历史文化心理对潮州地区的影响也是不例外的。韩愈在《请置乡教牒》中说“此州学废日久”。据《曹州志》记载，唐大历年间宰相常衮贬到潮州，在这里兴学。而常衮比韩愈早四十九年。在常衮后，乡学并未受到重视。朝廷对这里的百姓并不是很重视，基本上是处于鄙视的形态，官方这样的意识形态就更加强化古代潮州人内心的自卑感。韩愈这样的文化名人在这里办学，兴恺悌之风，习忠孝之行，选赵德为师，传播主流的文化精神即宗孔重儒教精神，这对当时潮州的文化心理的影响是非同凡响的，抚慰了潮州人内心深处的集体性伤感记忆，使潮州人从屈辱的文化心理阴影中走出来。这也正是韩愈在潮州被不断被神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韩愈给久旱的潮州送来一场及时雨。这样的教育契机使韩愈在潮州的影响力超出了意料。
不容否定，教育创造神话，得有契机原力。通过这个案例，是否可以反思一下当下教育缺乏教育契机呢？或者反思当下教育是不是没有抓住契机呢？
二、广东教育面临的经济文化现代化契机
广东经济迅速崛起，特别是沿海的经济发展速度那是惊人的。广东教师的招聘条件已经是让人惊叹了，一个普通高中招聘教师，一般都要求985高校或是211工程院校毕业的师范生，或者要求全国六所重点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或者要求硕士研究生毕业生。某些重点中学博士硕士一大片，名师如雷贯耳。照常理，广东教育在现实条件下，应该是位于全国前列，实际上广东省基础教育在全国并非前列。
在这样的情况下，该不该反思教育的基本理念？笔者在这里并不是纯粹的否定现在的教育模式，而是想从教育现代性的方向中，强调教育重文化契机的理念。
广东现在的教育模式，其实仍然是原来的教育大一统的模式，所有的教育模式都是传统的，应试教育还是最根本的。虽然有许多改革的措施，说的是新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对学生的评价，也不是多元性的评价。说来说去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教育理念。广东现在的经济发展冲击了原有的广府文化，带来了人文精神的彻底变化，这种文化心理的潜在变化是内陆其他省份无法与之相比的。那么，广东省的教育现代性问题也因此比其他省变得更为强烈。
人需要什么，教育应该塑造什么样的人？小一点说，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广东人？如何根据广东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特征去推进现代教育？所有的教育科研都去关注如何上好一堂课，如何提高学生分数。但结果是大多数学生在一个经济文化现代化强烈的省份毕业，仍然是领着和普通工人一样甚至比普通工人不如的薪水，让他们在经济文化现代化强烈的现实世界里无所适从。就算是拥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育设施，对于广东学生来说永远显得落后。因此来广东任教的十几年，我深刻的感受到，广东学生从内心深处难以认同目前教育传播的文化。当然我不是说其他省份的教育就好到哪里去了。只不过在广东，教育现代化问题越来越尖锐而已。 我常想学生鄙视老师到底对不对？其实也没什么不对，因为老师传播的文化不能从根本上抚慰灵魂，传播的文化难以在現实中找到普适性的心灵出口。教育似乎只是面向少数人的，对于广东贫困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不敢奢望教育给自己带来什么。前些年在广东西部曾经听到一个家长说多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多一人打工挣钱，孩子多了收的钱就越多。孩子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致富”。在工厂林立，就业难的时代，读书不如打工，文人不如技工，当官不如当老板。教育的现代化解决的重心不再是让人脱离兽性，而是解决随社会发展而带来的一些现实问题，教育不能解决现实问题，那就不叫教育。那还谈什么教育现代化呢？韩愈在潮州兴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他的不起眼的一个行动，却缓解了潮州人灵魂的疼痛。他的一个小的举动，使教育面向人的灵魂，面向的是大多数人。而在当时潮州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解除政治意识形态的鄙视，让潮州人平等地面向光明。韩愈改变了潮州，潮州人也在历史的长河里尊崇或神化了韩愈。
广东省东西部贫富差距大，海岸线较长，外向经济成分多，外来人口比重大，文化价值观是多元性碰撞与交流，是面向世界的窗口性省份之一，广东人在经济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塑造特有的敏感的文化心理，他们更多的需要开放、多元、包容。文化也就必然性地要求从精英文化，也就是从少数精英垄断的圈子状态中走出，转型为平民文化；从对政权和群体关怀，转向个体关怀；从追求秩序，到追求权利，这些改变，都是传统学术向现代人文的转变，教育要与时代合拍，也不得不考虑文化的现代性因素。教育一直沉浸在传统的模式格局中，与经济文化的现代化错位，未免有些观念上的落后，教育要抓的就是抓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契机。
三、面向学生个体的现实需要，就是面向现代化契机
有人总是质疑当今教育，但难以提出恰切的策略。一切美好的策略都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念，思路通了，一通百通。认真研读小学到初高中的教材就会发现，更多的课程设置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很多内容难与时代接轨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排斥更多地关注作为个体的人。从现实的生活出发，编写一些对价值观就有引导作用的活生生的客观材料，激发学生个体道德价值观的自审能力，比一味强调说教性的道德教育或许更为有效。
时代往往是很好的教科书，教科书与时代的结合程度，是值得考虑的。换言之，编写的教材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稍作改动就可以敷衍了事的。对于中小学的教材，尤其是文科教材每年都可以有新鲜的现实内容来充实。就拿语文来说，反应时代新的变化，符合新时代阅读需求的高质量文学作品不是没有，而现阶段的教材内容显示，似乎传统的就是最好的，似乎明星作家的作品就是好的作品，对于文学作品内容的选取可以更多的符合广东省本省的实际情况，应该更多地关注现代新的人文现象。当然也不是没有教师意识不到，有的老师发现教授教材上的文章后，学生的审美能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落后了，有些文章连老师读起来都没什么感觉，学生厌学也就是必然的了。部分比较明智的教师，可能做更多的补充。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如果教材也在随时代不断调整，减轻的是教师的负担。
很多学生不断质疑读了书有什么用，对读书不感兴趣，厌学情绪逐渐恶化。把学生更多的时间浪费在无用功上，却又无法让他们面临现实，倒不如让教材也来关注现实，关注现代的人。
关于学生的评价考核，对人才的肯定仅仅局限在一张试卷的考核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实社会人的生存也不能仅靠会做试卷来解决，更多是靠一个人到底有什么独特的潜质、个性。事实上一张试卷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上大学，但决不能裁定一个人面临现实的一切可能。其教科书在这方面得的价值引导缺乏根本的纠正，教科书必须从内容上回到培育现代人的灵魂上来，必须面向大众，而不是面向少数“憋着”能考上大学的人。当然这与教育的整体思路息息相关。实际上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书呆子的时代，人人都有机会走向成功，这是时代的进步。广东的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走得快，在教育上必然表现出敏感的反应。每年广东出国读书的逐年增加，也是前所未有。更多的人不是通过读书走向成功，教育的有效性不断遭受学生质疑。因此学生希望得到的肯定，也不是现阶段教育评价标准能肯定的。
说到底在策略上，不能把人才培养局限在大众性的培养，应该注重个体性的培养，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顺应个体特性，塑造人的灵魂，培育人基本的生存能力。1983年9月8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于经济最早开放的广东来说，变思路、变教材，变评价，面向学生变化着的个体需要，就是教育面向现代化。广东在经济上记住了邓小平，或许在文化教育上更需来一次教育上的特区实验。
参考文献
[1]韩昌黎文集校注（卷8）：潮州刺史谢上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韩昌黎文集校注（卷4）：送郑尚书序.
[3]陈文海.试论韩愈对潮州的文化影响[J].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2.
一、韩愈在潮兴学被神化的契机原力解读
韩愈因《论佛骨表》惹怒皇帝，而被贬到广东潮州，韩愈在给宪宗皇帝的《谢上表》中，对潮州的自然环境有较为简略的概括：“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界上，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来往动皆经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气，日夕发作！”。韩愈曾向长庆间任岭南节度使的郑权也介绍过岭南的情况（其实大部分基于他刺潮的经历）“蛮夷悍轻，易怨以变，其（指岭南道）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帆风一日掉数千里，漫澜不见踪迹，控制失所，依险阻，结党仇，机毒矢以待将吏……好则人，怒则兽”。
潮州地区的民风在唐朝是可怕的，蛮荒的岭南一贯成为懲罚、流放罪犯的处所，百姓缺乏教化，官员素质偏低，选拔人才一般不会从这些地方选人。
有意思的是韩愈到这里当潮州刺史仅仅是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山河以韩姓命名，如今仍有学校用韩山命名，如韩山师范学院。就连路也命名为昌黎路，后世对韩愈的尊崇到了神化的状态。在一个小小的潮州，韩愈兴办乡学，就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历史影响。真有一种魔力使然吗？
其实韩愈个人的素质及其名人效应，在八个月的时间里放在其他地方远远不能产生如此大的历史效应。也就是说韩愈在潮州兴办乡学，存在着特殊的教育契机。这样的契机与当地潮人的文化心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潮州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潮人在唐代之前已初步形成典型的岭海文化。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崇神心理，迷信心理。潮州（古潮州）平原较少，耕地不足，海洋资源异常丰富。原始居民大多是海民和山民。他们靠打鱼、晒盐和狩猎、采药为生，危险性和偶然性都很大。为了生存，潮州先民要下到海里与风浪搏斗，上到山上与各种野兽毒蛇较量，经常面临九死一生，安危无卜，因此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神明的保佑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流动性大，变化剧烈，富于踊跃性的思维。这种文化心态，与封闭在土地上的内陆农民迥然不同。潮人的这种迷信和崇神的岭海文化特点也是造成韩愈在潮州被神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他曾写过《祭鳄鱼文》，结果鳄鱼迁走了，在传说过程中有神话的色彩。从科学的角度，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自然现象的偶合罢了，但有一个重要效果就是抚慰了潮人对自然的畏惧感。其实类似的文章并不只这一篇，表面是信神色彩的内容，却消解了人们对自然的集体性畏惧感，从而使原始的蛮性野力得以自然舒展，勇敢并相信自身的力量，变成一种特有的地域文化精神，韩愈这样的抚慰也形成了潮人的集体性记忆，对潮州人文明进步起到的作用也是根基性的。
另外就是他兴办乡学，也是基于潮州人的历史性集体记忆，蛮荒的岭南一贯成为惩罚、流放罪犯的处所。不论是到这里做官的人，还是当地的百姓其内心都是笼罩着耻辱感的。而且动不动把岭南地区说成南蛮之地，动不动就把犯错的官员贬到岭南之地作为严惩策略，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化不是仅在唐朝就有，在唐朝很久以前就有了。这样的历史文化心理对潮州地区的影响也是不例外的。韩愈在《请置乡教牒》中说“此州学废日久”。据《曹州志》记载，唐大历年间宰相常衮贬到潮州，在这里兴学。而常衮比韩愈早四十九年。在常衮后，乡学并未受到重视。朝廷对这里的百姓并不是很重视，基本上是处于鄙视的形态，官方这样的意识形态就更加强化古代潮州人内心的自卑感。韩愈这样的文化名人在这里办学，兴恺悌之风，习忠孝之行，选赵德为师，传播主流的文化精神即宗孔重儒教精神，这对当时潮州的文化心理的影响是非同凡响的，抚慰了潮州人内心深处的集体性伤感记忆，使潮州人从屈辱的文化心理阴影中走出来。这也正是韩愈在潮州被不断被神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韩愈给久旱的潮州送来一场及时雨。这样的教育契机使韩愈在潮州的影响力超出了意料。
不容否定，教育创造神话，得有契机原力。通过这个案例，是否可以反思一下当下教育缺乏教育契机呢？或者反思当下教育是不是没有抓住契机呢？
二、广东教育面临的经济文化现代化契机
广东经济迅速崛起，特别是沿海的经济发展速度那是惊人的。广东教师的招聘条件已经是让人惊叹了，一个普通高中招聘教师，一般都要求985高校或是211工程院校毕业的师范生，或者要求全国六所重点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或者要求硕士研究生毕业生。某些重点中学博士硕士一大片，名师如雷贯耳。照常理，广东教育在现实条件下，应该是位于全国前列，实际上广东省基础教育在全国并非前列。
在这样的情况下，该不该反思教育的基本理念？笔者在这里并不是纯粹的否定现在的教育模式，而是想从教育现代性的方向中，强调教育重文化契机的理念。
广东现在的教育模式，其实仍然是原来的教育大一统的模式，所有的教育模式都是传统的，应试教育还是最根本的。虽然有许多改革的措施，说的是新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对学生的评价，也不是多元性的评价。说来说去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教育理念。广东现在的经济发展冲击了原有的广府文化，带来了人文精神的彻底变化，这种文化心理的潜在变化是内陆其他省份无法与之相比的。那么，广东省的教育现代性问题也因此比其他省变得更为强烈。
人需要什么，教育应该塑造什么样的人？小一点说，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广东人？如何根据广东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特征去推进现代教育？所有的教育科研都去关注如何上好一堂课，如何提高学生分数。但结果是大多数学生在一个经济文化现代化强烈的省份毕业，仍然是领着和普通工人一样甚至比普通工人不如的薪水，让他们在经济文化现代化强烈的现实世界里无所适从。就算是拥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育设施，对于广东学生来说永远显得落后。因此来广东任教的十几年，我深刻的感受到，广东学生从内心深处难以认同目前教育传播的文化。当然我不是说其他省份的教育就好到哪里去了。只不过在广东，教育现代化问题越来越尖锐而已。 我常想学生鄙视老师到底对不对？其实也没什么不对，因为老师传播的文化不能从根本上抚慰灵魂，传播的文化难以在現实中找到普适性的心灵出口。教育似乎只是面向少数人的，对于广东贫困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不敢奢望教育给自己带来什么。前些年在广东西部曾经听到一个家长说多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多一人打工挣钱，孩子多了收的钱就越多。孩子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致富”。在工厂林立，就业难的时代，读书不如打工，文人不如技工，当官不如当老板。教育的现代化解决的重心不再是让人脱离兽性，而是解决随社会发展而带来的一些现实问题，教育不能解决现实问题，那就不叫教育。那还谈什么教育现代化呢？韩愈在潮州兴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他的不起眼的一个行动，却缓解了潮州人灵魂的疼痛。他的一个小的举动，使教育面向人的灵魂，面向的是大多数人。而在当时潮州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解除政治意识形态的鄙视，让潮州人平等地面向光明。韩愈改变了潮州，潮州人也在历史的长河里尊崇或神化了韩愈。
广东省东西部贫富差距大，海岸线较长，外向经济成分多，外来人口比重大，文化价值观是多元性碰撞与交流，是面向世界的窗口性省份之一，广东人在经济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塑造特有的敏感的文化心理，他们更多的需要开放、多元、包容。文化也就必然性地要求从精英文化，也就是从少数精英垄断的圈子状态中走出，转型为平民文化；从对政权和群体关怀，转向个体关怀；从追求秩序，到追求权利，这些改变，都是传统学术向现代人文的转变，教育要与时代合拍，也不得不考虑文化的现代性因素。教育一直沉浸在传统的模式格局中，与经济文化的现代化错位，未免有些观念上的落后，教育要抓的就是抓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契机。
三、面向学生个体的现实需要，就是面向现代化契机
有人总是质疑当今教育，但难以提出恰切的策略。一切美好的策略都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念，思路通了，一通百通。认真研读小学到初高中的教材就会发现，更多的课程设置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很多内容难与时代接轨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排斥更多地关注作为个体的人。从现实的生活出发，编写一些对价值观就有引导作用的活生生的客观材料，激发学生个体道德价值观的自审能力，比一味强调说教性的道德教育或许更为有效。
时代往往是很好的教科书，教科书与时代的结合程度，是值得考虑的。换言之，编写的教材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稍作改动就可以敷衍了事的。对于中小学的教材，尤其是文科教材每年都可以有新鲜的现实内容来充实。就拿语文来说，反应时代新的变化，符合新时代阅读需求的高质量文学作品不是没有，而现阶段的教材内容显示，似乎传统的就是最好的，似乎明星作家的作品就是好的作品，对于文学作品内容的选取可以更多的符合广东省本省的实际情况，应该更多地关注现代新的人文现象。当然也不是没有教师意识不到，有的老师发现教授教材上的文章后，学生的审美能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落后了，有些文章连老师读起来都没什么感觉，学生厌学也就是必然的了。部分比较明智的教师，可能做更多的补充。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如果教材也在随时代不断调整，减轻的是教师的负担。
很多学生不断质疑读了书有什么用，对读书不感兴趣，厌学情绪逐渐恶化。把学生更多的时间浪费在无用功上，却又无法让他们面临现实，倒不如让教材也来关注现实，关注现代的人。
关于学生的评价考核，对人才的肯定仅仅局限在一张试卷的考核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实社会人的生存也不能仅靠会做试卷来解决，更多是靠一个人到底有什么独特的潜质、个性。事实上一张试卷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上大学，但决不能裁定一个人面临现实的一切可能。其教科书在这方面得的价值引导缺乏根本的纠正，教科书必须从内容上回到培育现代人的灵魂上来，必须面向大众，而不是面向少数“憋着”能考上大学的人。当然这与教育的整体思路息息相关。实际上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书呆子的时代，人人都有机会走向成功，这是时代的进步。广东的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走得快，在教育上必然表现出敏感的反应。每年广东出国读书的逐年增加，也是前所未有。更多的人不是通过读书走向成功，教育的有效性不断遭受学生质疑。因此学生希望得到的肯定，也不是现阶段教育评价标准能肯定的。
说到底在策略上，不能把人才培养局限在大众性的培养，应该注重个体性的培养，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顺应个体特性，塑造人的灵魂，培育人基本的生存能力。1983年9月8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于经济最早开放的广东来说，变思路、变教材，变评价，面向学生变化着的个体需要，就是教育面向现代化。广东在经济上记住了邓小平，或许在文化教育上更需来一次教育上的特区实验。
参考文献
[1]韩昌黎文集校注（卷8）：潮州刺史谢上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韩昌黎文集校注（卷4）：送郑尚书序.
[3]陈文海.试论韩愈对潮州的文化影响[J].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