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遗存的古代音乐一直是各地珍贵的文化资源，它们被以各种形式加以利用，“古乐之乡”称谓的出现就是这其中的一道重要的文化景观，为旅游资源的亮点之选。“古乐之乡”的称谓合适与否，甚至言过其实？是当下发扬优秀传统音乐文化语境中不可回避的话题。我以为，作为“古乐之乡”要满足一下基本条件，一是其地要有令人称道甚至令世人惊叹的古代音乐文化遗迹，二是其地上的人们对古乐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愿意为之持续建设，三是其地要有浓厚的古乐传承氛围并有令业界所知的传承人。
　　我观察了目前全国为人所知的几个“古乐之乡”，虽然无法知晓他们是否获得了国家或业界的明令认可，但都或多或少地满足上述条件，并在当地文化建设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78年发掘出土的曾侯乙墓出土乐器震动了世界文化，尤其是65件青铜乐钟构成的一套编钟被认为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被誉为“国之瑰宝”，还有32枚一套的编磬、数量不等的建鼓及琴瑟等，共9种125件乐器。由此遗迹而提出的“古乐之乡”已经使湖北随州市的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伴随有古乐器复原、古乐队演出、书籍出版等文化事业发展。但随州本土并未有只有的演奏、研究等专业化人才为之承续“香火”，“借鸡下蛋”式的后续推动常使这一“古乐之乡”的文化氛围浓淡差别巨大，是最令人质疑的诟病之一。
　　云南丽江纳西地区的《白沙细乐》、《洞经音乐》和《皇经音乐》构成的古乐据说起源于14世纪，它们保存较为完善并有艺人演奏为继，是最接近唐宋原型的古代音乐遗迹（何倡林《国宝藏在喜马拉雅深处》），自1980年经宣科挖掘整理、宣传推介，它已经成为丽江古城中一道为人所知的文化景观，有曲目古老、乐器古老、乐人高龄的三老特点。但也有吴学源等学者对这些音乐的源头、形式、内容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有过多的商业炒作行为而脱离了音乐本原。这其中暴露出来的争议，也是后续其它地方“古乐之乡”的常见问题，即古的时间源起，乐的内容构成。
　　陕西省周至县南集贤以西安鼓乐为契机而提出并构建“古乐之乡”，西安鼓乐被认为是有唐宋遗音风韵的古代乐种，甚至认为就是唐代大曲的民間遗存，但褚历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河北廊坊固安县礼让店乡屈家营村以其地曾是“大治晋国”的春秋晋国乐师师旷的故乡而提出“古乐之乡”，师旷精通音律，善弹古琴，尤其是辨音力极强而被后人称为“师旷之聪”，善弹的《阳春》、《白雪》、《玄默》（明朱权《神奇秘谱》中刊载有谱）等曲是影响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经典，尤其在这片土地上现在仍在传、演的屈家营音乐会是冀中笙管乐中代表性一支音乐会。但也有人认为师旷为晋国羊舌食邑（今山西省洪洞县曲亭镇师村）人，仅以乡人为名而定义的“古乐之乡”名实待考。以冀中屈家营笙管乐为活跃地的河北固安县、霸州市、涞水县，其南、北高洛村也以其地盛传笙管乐而提出“古乐之乡”，笙管乐流传于冀中平原，即北京以南、天津以西，沧州、定州一线以北近三十个县市，相传源于元明之际的寺院佛教音乐，据说兴盛时有47个音乐会在活动，有活态发展所需的民间传承人，有张振涛、（英）钟思第等学者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对其进行了长时间跟踪调研。
　　近年来，还有些地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在不断提出“古乐之乡”的称号。这是华夏文明经典受推崇的好现象，是发扬经典优秀文化的好举措。但牵强附会的理由，言过其实地渲染，商业炒作的利用，硬性与旅游资源的挂钩，反而会戕害大众对古代音乐文化的热情，并不利于古乐本身的传承发展。究其原因还“利”字当头的短视之举，某些不合史实的“抢”古乐现象，更是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与热情，对古代音乐文化本身也是有害的。以我观察，因势利导的借用遗存古乐文化资源，积极营造古乐赋予的淳厚文化氛围，巧妙地发展活态化的古乐传承态势，才是古乐源起之地的民众之福，古乐之幸，安徽淮北以桓谭、嵇康、桓伊、戴逵等汉晋时琴人的故乡之地，经充分的文史论证、琴论辨析与琴技实践而提出“古琴之乡”，就是一个可资借鉴的好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