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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茶、瓷是并肩的最具中华特色的三大文化瑰宝，源头都能在浙江找到。它们通过各个时代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流传到世界，成为全人类的财富。
丝路的形成与拓展
据考古学和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国丝绸远在公元前5世纪便对外输出，传至中亚乃至希腊。希腊人最初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这是由希腊语“赛尔”（Ser）演变而来，Ser意即蚕丝，Seres即丝绸之国。那时的欧洲人称中国为“赛尔斯”“赛里克”“赛里亚”“塞拉斯”“赛里克斯”等，其语源都来自希腊语。
中国史书上明确记载丝绸向边境地区输出的是《史记·货殖列传》。
汉代前期，丝绸贸易和输出空前繁荣，运销匈奴地区，还有西域、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匈奴是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到秦汉之际逐渐强盛。西汉立国后对匈奴采取和亲、馈赠和缔约等“怀柔政策”，馈赠礼品以丝绸为主，扩大了丝绸文化的传播。
向北方匈奴输出的丝绸，还有一种流通形式，即“关市”，相当于今天的边境贸易。“关市”也不限于匈奴，在东北部乌桓、鲜卑与中原之间也有这种“关市”。
汉代匈奴的疆域辽阔到贝加尔湖以北，20世纪以来，在南西伯利亚的奥格拉克、在贝加尔湖南面的伊尔莫伐亚、在现蒙古境内的诺因乌拉、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流域，都有出土汉代丝绸的遗址。
历史上中国丝绸向外输出影响最大的交通线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西汉初，匈奴崛起，横阻一方。武帝时期，通过张骞通西域和军事上的胜利，汉王朝开始与西域诸国交往。这条交通线经河西走廊，过天山南北到中亚，最远到达黎轩（当时属于罗马帝国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德国地理学家李霍芬第一个把这条最初以运输中国丝绸为主的交通线称作“丝绸之路”。
其实，丝路有多条，分广义狭义：狭义的，亦即上述一条，在广义中也被称为沙漠丝路；广义的，还包括西南丝路、草原丝路、海上丝路等。现在一般著作如非特别注明而单提丝绸之路，都是在狭义上使用。
沙漠丝路从长安（西安）出发，经敦煌分为南北两路，沿昆仑山北侧或天山南侧西行。南路到大月氏（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内）、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再往西可达条支（今伊拉克）、大秦（即罗马帝国）等国。北路到大宛康居（今独联体境内），再往西南经安息到达大秦。
到东汉时，匈奴分裂，南匈奴归顺东汉，北匈奴一度截断了丝路。班超和儿子班勇分别两次联合西域诸国击破匈奴，又一次打通了从洛阳到葱岭（今帕米尔）东西的道路。
沙漠丝路是中国丝绸输出的主要通道，但不是唯一通道。西南丝路从成都经大理，通往缅甸和印度。西汉元狩元年（前122），武帝采纳张骞意见，于元封六年（前105），在滇西开凿了博南道，大量的中国丝绸从这条商道流出。东汉时期，掸国（今缅甸东北部）国王雍由曾三次派遣使者沿西南丝路到洛阳来朝见，第二次还带来了乐队和杂技团。
草原丝路经蒙新高原到中亚的草原地带，一条至中亚的河中地区，一条至黑海、地中海。海洋丝路，一条由中国东南沿海至东南亚诸国，再渡印度洋或取道波斯湾进入伊朗，或进入亚丁湾，入红海，至地中海沿岸；另一条由中国沿海港口至日本；还有一条从中国出发，横渡太平洋，至美洲墨西哥。
丝路在汉唐时代最为辉煌。15世纪初西北和中亚地区地方割据和征战长达130多年，明嘉靖间又关闭嘉峪关，断绝贡道，通往西北的沙漠丝路由此衰落（并没有完全停止），代之而起的是随着造船术和航海术不断完善而发展起来的海上丝路。
横亘数万里、历经十几国、纵跨千余年的丝路，在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以及欧洲、非洲、美洲各国之间架起一座空前宏伟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和交流，极大丰富了东西方人民物质和精神的生产和生活，为人类文明和进步立下了丰功伟绩。
浙江对丝路的贡献
汉、唐的丝路起点在长安，后来又逐步东移到洛阳、大都（北京）。其实这都因为它们是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自然便成为商业包括丝绸贸易的集散地。在汉代，丝绸最发达的地区第一是山东，第二是四川。至于江浙，虽然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人已经懂得纺织，五六千年前杭州湾以北的马家浜人已懂得种桑养蚕，4700年前湖州钱山漾人已经织出较高水平的绢片丝带，但在魏晋之前，中国蚕丝生产仍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大约从南朝起，丝绸生产中心才开始向长江下游流域转移。清《同治湖州府志》载：“蚕丝如《禹贡》《豳风》所陈，多在青、兗、岐、雍之境，后亦渐盛于江南，而湖人尤以为先务。”这个记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汉书·地理志》说，南方人民“好桑茧织绩”。《志》中还提到一条海路，从徐闻、合浦船行五月，可到都无国（今马来半岛），又船行四月到邑卢没国，再船行20多天到谌离国、夫甘都卢国（以上皆为今缅甸）、黄文国（今印度建志补罗附近）。汉武帝在位时，这些国家都来朝贡过。有个黄门官，招募了一些水手，入海去做买卖，一直航行到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才转途回国。唐宋以后，包括江浙、湖广在内的南方平原水网地区，蚕桑业发展日盛，对丝路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所以，陆上诸条丝路的起点，虽然可以算在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中心，但其源头却来自全国，而最主要的三大源头是山东、四川、江浙（主要在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和苏锡常地区），至唐以后，则主要是江浙和川蜀了。以浙江湖州为例，在唐代向朝廷进贡的丝绸名品有“湖丝”“丝布”“吴绫”和纱、绢、纤、缟等，吴绫中的高档产品有“御服乌眼绫”“玄鹅天马盘条缭绫”“桷豹盘条缭绫”“柿蒂花纹绫”等。这些丝绸产品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自然也会成为对外输出的主角。在繁忙的丝路上，浙江丝绸直接或间接地融入其中，烨烨生辉。
自唐“安史之乱”后，经五代、宋、元末明初三次大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不仅“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宋史·范祖禹传》），对外交通和贸易也逐渐转移到南方的海上丝路。南宋时，由福建泉州外销的丝织品中有五色缬绢、皂绫等，其染色“缬红”即为湖州所创，时称“湖缬”，绫绢则盛产于湖州双林。明代海上丝路进一步拓展，与郑和下西洋有直接关系。郑和船队以刘家港为起航点，正便于集中江南繁华。明代江南繁华集中在苏、松、杭、嘉、湖五个州府，而杭嘉湖三府正是浙江盛产丝绸特别是上等丝绸的地区。
明都迁北京后，江南经济和丝绸业的中心地位并没有改变。南京设有专门存放蚕丝的丙字库，当时“湖丝之贡，湖郡独良”。明嘉靖元年（1522）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乌程、归安、德清三县每年要进贡良丝60万两。一到湖丝、湖绉、杭纺、濮绸、双林绫绢等名品上市时，大批丝绸商人便蜂拥而至，贩往八方以及日本、朝鲜和南洋各埠。明《郑开阳杂著》卷四记载，仅运往印度果阿和陈可的就有431200磅，其中湖丝为多。日本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载，万历四十年（1612）七月廿五日，中日商船共26艘，赉丝26万余斤入长崎，其中湖丝居多。
清初，朝廷实行广州一口贸易，对丝绸出口管理极严，浙江丝绸大多由广商、闽商贩往广州，通过公行售与印度东印度公司。但实际上宁波、黄埔、厦门等港口仍有通商，陈忠倚《清朝经世文三编》卷三十一说，康熙十一年（1672），海运初开，番舶取头蚕湖丝运往外洋，主要有英、美、法、瑞士、荷兰、西班牙、意大利、丹麦、日本等国。康熙帝曾感叹道：“朕巡省浙西，桑林被野，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惟此一区。”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西方领袖、英国的首相万尔木则在世界的另一头说：“没有（中国）生丝，我们这一门极为重要的、迅速增长的制造业将会瘫痪。”
中国丝绸大量输入欧洲，引起欧洲主要产绸国—法国的不安。里昂商会委托当时拥有清政府海关大权的总税务司罗伯特·赫道进行调查。海关四等帮办E·罗契受命调查苏浙各地丝绸生产情况。1880年，他从苏州启程，历时37天，耗银千两，仅浙江就调查了湖州、菱湖、杭州、绍兴、宁波等地，最后编撰了各地所产茧、丝、绸、缎、绫、罗、纱、绢、锦等多达400个品种的总目录，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丝绸史上的重要文献。
鸦片战争后，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丝绸文化领域“中国风”与“西洋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丝绸文化以其特有的魅力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的纺织文化，同时，自身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丝路的形成与拓展
据考古学和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国丝绸远在公元前5世纪便对外输出，传至中亚乃至希腊。希腊人最初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这是由希腊语“赛尔”（Ser）演变而来，Ser意即蚕丝，Seres即丝绸之国。那时的欧洲人称中国为“赛尔斯”“赛里克”“赛里亚”“塞拉斯”“赛里克斯”等，其语源都来自希腊语。
中国史书上明确记载丝绸向边境地区输出的是《史记·货殖列传》。
汉代前期，丝绸贸易和输出空前繁荣，运销匈奴地区，还有西域、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匈奴是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到秦汉之际逐渐强盛。西汉立国后对匈奴采取和亲、馈赠和缔约等“怀柔政策”，馈赠礼品以丝绸为主，扩大了丝绸文化的传播。
向北方匈奴输出的丝绸，还有一种流通形式，即“关市”，相当于今天的边境贸易。“关市”也不限于匈奴，在东北部乌桓、鲜卑与中原之间也有这种“关市”。
汉代匈奴的疆域辽阔到贝加尔湖以北，20世纪以来，在南西伯利亚的奥格拉克、在贝加尔湖南面的伊尔莫伐亚、在现蒙古境内的诺因乌拉、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流域，都有出土汉代丝绸的遗址。
历史上中国丝绸向外输出影响最大的交通线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西汉初，匈奴崛起，横阻一方。武帝时期，通过张骞通西域和军事上的胜利，汉王朝开始与西域诸国交往。这条交通线经河西走廊，过天山南北到中亚，最远到达黎轩（当时属于罗马帝国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德国地理学家李霍芬第一个把这条最初以运输中国丝绸为主的交通线称作“丝绸之路”。
其实，丝路有多条，分广义狭义：狭义的，亦即上述一条，在广义中也被称为沙漠丝路；广义的，还包括西南丝路、草原丝路、海上丝路等。现在一般著作如非特别注明而单提丝绸之路，都是在狭义上使用。
沙漠丝路从长安（西安）出发，经敦煌分为南北两路，沿昆仑山北侧或天山南侧西行。南路到大月氏（主要地区在今阿富汗境内）、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再往西可达条支（今伊拉克）、大秦（即罗马帝国）等国。北路到大宛康居（今独联体境内），再往西南经安息到达大秦。
到东汉时，匈奴分裂，南匈奴归顺东汉，北匈奴一度截断了丝路。班超和儿子班勇分别两次联合西域诸国击破匈奴，又一次打通了从洛阳到葱岭（今帕米尔）东西的道路。
沙漠丝路是中国丝绸输出的主要通道，但不是唯一通道。西南丝路从成都经大理，通往缅甸和印度。西汉元狩元年（前122），武帝采纳张骞意见，于元封六年（前105），在滇西开凿了博南道，大量的中国丝绸从这条商道流出。东汉时期，掸国（今缅甸东北部）国王雍由曾三次派遣使者沿西南丝路到洛阳来朝见，第二次还带来了乐队和杂技团。
草原丝路经蒙新高原到中亚的草原地带，一条至中亚的河中地区，一条至黑海、地中海。海洋丝路，一条由中国东南沿海至东南亚诸国，再渡印度洋或取道波斯湾进入伊朗，或进入亚丁湾，入红海，至地中海沿岸；另一条由中国沿海港口至日本；还有一条从中国出发，横渡太平洋，至美洲墨西哥。
丝路在汉唐时代最为辉煌。15世纪初西北和中亚地区地方割据和征战长达130多年，明嘉靖间又关闭嘉峪关，断绝贡道，通往西北的沙漠丝路由此衰落（并没有完全停止），代之而起的是随着造船术和航海术不断完善而发展起来的海上丝路。
横亘数万里、历经十几国、纵跨千余年的丝路，在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以及欧洲、非洲、美洲各国之间架起一座空前宏伟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和交流，极大丰富了东西方人民物质和精神的生产和生活，为人类文明和进步立下了丰功伟绩。
浙江对丝路的贡献
汉、唐的丝路起点在长安，后来又逐步东移到洛阳、大都（北京）。其实这都因为它们是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自然便成为商业包括丝绸贸易的集散地。在汉代，丝绸最发达的地区第一是山东，第二是四川。至于江浙，虽然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人已经懂得纺织，五六千年前杭州湾以北的马家浜人已懂得种桑养蚕，4700年前湖州钱山漾人已经织出较高水平的绢片丝带，但在魏晋之前，中国蚕丝生产仍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大约从南朝起，丝绸生产中心才开始向长江下游流域转移。清《同治湖州府志》载：“蚕丝如《禹贡》《豳风》所陈，多在青、兗、岐、雍之境，后亦渐盛于江南，而湖人尤以为先务。”这个记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汉书·地理志》说，南方人民“好桑茧织绩”。《志》中还提到一条海路，从徐闻、合浦船行五月，可到都无国（今马来半岛），又船行四月到邑卢没国，再船行20多天到谌离国、夫甘都卢国（以上皆为今缅甸）、黄文国（今印度建志补罗附近）。汉武帝在位时，这些国家都来朝贡过。有个黄门官，招募了一些水手，入海去做买卖，一直航行到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才转途回国。唐宋以后，包括江浙、湖广在内的南方平原水网地区，蚕桑业发展日盛，对丝路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所以，陆上诸条丝路的起点，虽然可以算在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中心，但其源头却来自全国，而最主要的三大源头是山东、四川、江浙（主要在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和苏锡常地区），至唐以后，则主要是江浙和川蜀了。以浙江湖州为例，在唐代向朝廷进贡的丝绸名品有“湖丝”“丝布”“吴绫”和纱、绢、纤、缟等，吴绫中的高档产品有“御服乌眼绫”“玄鹅天马盘条缭绫”“桷豹盘条缭绫”“柿蒂花纹绫”等。这些丝绸产品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自然也会成为对外输出的主角。在繁忙的丝路上，浙江丝绸直接或间接地融入其中，烨烨生辉。
自唐“安史之乱”后，经五代、宋、元末明初三次大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不仅“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宋史·范祖禹传》），对外交通和贸易也逐渐转移到南方的海上丝路。南宋时，由福建泉州外销的丝织品中有五色缬绢、皂绫等，其染色“缬红”即为湖州所创，时称“湖缬”，绫绢则盛产于湖州双林。明代海上丝路进一步拓展，与郑和下西洋有直接关系。郑和船队以刘家港为起航点，正便于集中江南繁华。明代江南繁华集中在苏、松、杭、嘉、湖五个州府，而杭嘉湖三府正是浙江盛产丝绸特别是上等丝绸的地区。
明都迁北京后，江南经济和丝绸业的中心地位并没有改变。南京设有专门存放蚕丝的丙字库，当时“湖丝之贡，湖郡独良”。明嘉靖元年（1522）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乌程、归安、德清三县每年要进贡良丝60万两。一到湖丝、湖绉、杭纺、濮绸、双林绫绢等名品上市时，大批丝绸商人便蜂拥而至，贩往八方以及日本、朝鲜和南洋各埠。明《郑开阳杂著》卷四记载，仅运往印度果阿和陈可的就有431200磅，其中湖丝为多。日本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载，万历四十年（1612）七月廿五日，中日商船共26艘，赉丝26万余斤入长崎，其中湖丝居多。
清初，朝廷实行广州一口贸易，对丝绸出口管理极严，浙江丝绸大多由广商、闽商贩往广州，通过公行售与印度东印度公司。但实际上宁波、黄埔、厦门等港口仍有通商，陈忠倚《清朝经世文三编》卷三十一说，康熙十一年（1672），海运初开，番舶取头蚕湖丝运往外洋，主要有英、美、法、瑞士、荷兰、西班牙、意大利、丹麦、日本等国。康熙帝曾感叹道：“朕巡省浙西，桑林被野，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惟此一区。”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西方领袖、英国的首相万尔木则在世界的另一头说：“没有（中国）生丝，我们这一门极为重要的、迅速增长的制造业将会瘫痪。”
中国丝绸大量输入欧洲，引起欧洲主要产绸国—法国的不安。里昂商会委托当时拥有清政府海关大权的总税务司罗伯特·赫道进行调查。海关四等帮办E·罗契受命调查苏浙各地丝绸生产情况。1880年，他从苏州启程，历时37天，耗银千两，仅浙江就调查了湖州、菱湖、杭州、绍兴、宁波等地，最后编撰了各地所产茧、丝、绸、缎、绫、罗、纱、绢、锦等多达400个品种的总目录，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丝绸史上的重要文献。
鸦片战争后，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丝绸文化领域“中国风”与“西洋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丝绸文化以其特有的魅力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的纺织文化，同时，自身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