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夜书》是韩少功一部非常深刻、厚重、思想性极强的作品，书中刻画的人物众多，每个人物都极富个性和极具人性深度。《日夜书》中关于知青那一部分非常生动活泼，但到后知青时代普遍枯萎了，“日”象征着“知青时代”，“夜”象征“后知青时代”，知青们在“知青时代”的回忆和当下“后知青时代”的境遇交叉进行，构成一种相互参照的关系。
　　韩少功的《日夜书》从基调上来说是非常沉重的，小说以主人公陶小布的视角，讲述了马涛、郭又军、小安子、马楠、姚大甲等众多知青在“知青时代”和“后知青时代”的精神轨迹与生存状况，展现了他们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里所呈现出的迥异命运与性格。这些知青无论是在知青时代的艰辛悲苦，还是返城后在“后知青时代”的平庸生活，抑或是知青子女的脆弱悲哀，都呈现出沉重的命运悲剧。《日夜书》与传统知青自我表达有着不同的方面，可以看作是知青一代人的命运史。但它不仅仅是对“知青时代”这一段时间的历史的呈现，表达了对过去历史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它延伸并观照了人们今天的生存困境。因此，可以说知青在“后知青时代”的现实生活是《日夜书》的重心所在，马涛、陶小布、姚大甲、小安子、马楠等在“后知青时代”的生存状态呈现出全面溃败的迹象。
　　马涛在“知青时代”是知青中的启蒙者，后被捕入狱，六年后出狱，此时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革。为了救马涛，妹妹马楠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不知回报，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应当。马楠为了保护马涛而烧毁了能证明他最早提出“民族与法制”“改革开放”等理论的“黑皮笔记本”，为此他大发雷霆，“让我回监狱！让我回监狱！”，“我真的不在乎监狱，不在乎死。唤醒这个国家是我活下去的唯一意义。你们不知道，我病得一头栽在地上时也没灰过心，哪怕被五花大绑拉到刑场上陪斩也绝不灰心”。此时，马涛的思想已极度偏狭。日后，他将这种自负、执拗、敏感、乖戾、多疑的性格越演愈烈。
　　马涛本是自学成才，却觉得记者蔡海伦胡说八道冒犯了自己，破口大骂，将她轰出门，甚至与名流老教授因一个观点不合就与其翻脸。“自从他的冤案故事和英雄事迹见诸媒体广为传扬，他的脾气到越变越坏。对他的关心涉嫌居高临下，对他的亲热涉嫌轻佻不敬，对他的规劝涉嫌好为人师，对他的回避则是卑劣的冷漠无情……连拍个马屁都可能是冒犯，不是明褒暗贬就是避实就虚，是可忍孰不可忍。条条大路通罗马。个个话题通愤怒。”已处于“后知青时代”的马涛总是以代表社会的良心自居，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批判所有人。他抛家弃女，另寻新欢，对牵肠挂肚的母亲不闻不问，一切交由陶小布照料。但马涛出国之后颇受冷落，在国外的生活并不如意，他时常发牢骚大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等到回国探亲时，马涛却又大力吹捧西方的制度与文化优势，对国内各个領域的状况表现出极度不满而且冷嘲热讽，极端尖酸刻薄又故作清高。处于“后知青时代”的马涛早已逐渐从追求革命变革与真理的理想主义者转变追求名利的市侩之人。
　　马涛作为当年启蒙主义的时代英雄而成为新时代自我膨胀的代表，他虚伪与自恋、庸常与市侩，被包裹在君子而优雅的外壳之下，以一种非常高贵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一种掩体，实际上却是抛弃女儿、母亲、妹妹，亲人、朋友、恩人的伪君子，因此以马涛为代表的这种虚伪具有丰富而尖锐的现实批判性。他从真理的拥护者到名利场的投机者所源自的冲动与热情是一致的，在没有信仰的时代里，激情既可以献给革命，也可以献给欲望，这种转变是很容易产生的。知青在当下生活的溃败马涛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郭又军在“后知青时代”的生存轨迹与命运遭际也有着极大的代表性。天性老实的郭又军没有高远的理想，只是安分守己地想过平凡的生活。在知青时代，由于“他的工人家庭背景和学生党员身份”，郭又军能够成为红卫兵司令，进入学校的革委会，下乡之后又凭借根正苗红的优势很快就招工去了县城。但郭又军的这种工人家庭背景和党员身份的优势在“后知青时代”已完全消失，他本来想考大学，但因领导的空头支票似的承诺而放弃了。郭友军就这样安心地过着自己舒适的小日子，“一直忙到自己所在的国营工厂破产，他才发现那个许愿的厂长不知去向，自己也突然一下变老，脸上多出了深深的皱纹”。“时代已经大变，工人老大哥的最新称呼是打工仔，他眼下被人们的目光跳过去，如同一块嚼过的口香糖只配粘在脚底。”郭又军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怜又可悲的下岗工人，只能靠摆水果摊维持基本的生活，还要被城管刁难，始终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妻子小安子也抛弃郭又军以及女儿去了国外追求自己的幸福与自由，而女儿丹丹也只知道一味地索取，学习成绩一塌糊涂，频频在外惹是生非、制造事端。最后，郭又军发现自己患了绝症，肝癌晚期，面对这样千疮百孔的生活，郭又军选择以上吊自杀的方式离开世界。有着极好人缘的“微笑哥”郭又军总是以一种充满善意以及乐观向上的姿态对待生活和周边的人，但最后只换来了生活与社会给予他的悲惨结局，体现着韩少功对不合理时代的控诉。
　　陶小布也从当年的热血革命青年转变为环保厅的厅长，他在后知青时代里充满困惑、身心俱疲。妻子马楠总是疑心他有外遇，为此纠缠不清，令他痛苦不堪。马涛身在国外，陶小布既要替他照顾母亲，还要照顾女儿笑月。家庭琐事上的疲惫只是一小部分，而精神上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官场黑暗，到处充斥着勾心斗角的权力争斗，陶小布身边布满了重重利益链条，处处具有潜规则。陆学文虽身为副厅长，办事却是一条虫，批文件批不出任何具体的想法，更谈不上任何具体建议，哪怕只有两分钟的发言，也离不开手下人的发言稿。但他深谙为官之道，“他对很多大人物的姓名、履历、爱好、人际关系、家人状况等等都如数家珍”，使得他官运亨通，仕途一帆风顺。陶小布决心剔除这样一个社会毒瘤，但因官场内部那只无形的手操控着，最终从与陆学文的博弈中败下阵来，不得不提前退休，他的为官清廉与救世理想无疾而终。陆学文这样一个人能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作威作福，隐含了韩少功对官场腐败的讽刺与无力感。
　　马楠、小安子、姚大甲、贺亦民等知青在“后知青时代”也纷纷遭遇生存危机和精神困境。善良懂事的马楠为家人辛苦操劳了大半辈子而无怨无悔，为了救出哥哥，她失去了自己的贞操;为了满足二姐出行舒适的无理要求，她在寒夜里冻得瑟瑟发抖地找到了在火车站工作的熟人，终于将硬座改成了卧铺;为了救大姐，胆小瘦弱的她甚至同人打架……马楠为这个所谓的家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并没有人能去理解、关心呵护这个家里最小的女儿，使得马楠极度缺乏安全感，终日郁郁寡欢，过得并不幸福。小安子为了追逐虚无缥缈的远方，抛夫弃女，一辈子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终客死他国。姚大甲虽在艺术界小有成就，但他只是把艺术当作玩具的“伪成年人”，四处漂泊。
　　这些人在“知青时代”的富有生命力的生活激情与大无畏的反抗精神在“后知青时代”普遍枯萎，取而代之的是时时被利益所支配的虚无与颓废的精神图像。爱情、亲情、友情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盛行的“后知青时代”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异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金钱利益的腐蚀下也变得岌岌可危而难以维系。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依附于物质而存在的人们精神无所依托，总处于一种茫然焦躁的状态当中，没有人能摆脱这一巨大的现实生活逻辑。他们在“后知青”时代破碎的生活以及种种不堪的现实，让人读起来悲凉彻骨。
　　（湘潭大学）
　　作者简介：周日平（1994-），女，广西桂林人，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